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

　　

　　杨培雷

　　

　　内容提要20世纪是大转型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充满着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美国在整个20世纪经济变迁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的经济变迁中，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最显著也最具有对未来影响力的变化，就是美国已经由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转变为军事凯恩斯主义。本文尝试着分析这种转变，探讨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剖析军事凯恩斯主义对于未来可能带来的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
　　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不久，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从此，凯恩斯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开出了一剂药方，主张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赤字预算为内容的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改变因“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灵活偏好规律）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提出了“逆经济风向而动”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在经济衰退时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在经济繁荣时期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用繁荣时的盈余来弥补萧条时的赤字，从而熨平经济周期，维持经济长期增长。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与萨缪尔森等人的观点不同，以海勒为代表，他们提出了增长性财政政策思想，主张在经济繁荣时也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减税、赤字预算等方式刺激总需求，挖掘生产潜力，减少产量缺口。然而，面对“滞涨”，无论是补偿性财政政策，还是增长性财政政策，都无济于事。凯恩斯主义失灵了，一种新型的凯恩斯主义即军事凯恩斯主义不断地滋生起来。如果说冷战时期，军事凯恩斯主义还只是美国政府在特定时期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是凯恩斯主义的辅助手段，而冷战后，军事凯恩斯主义已不再是一种辅助手段，更不再是间或使用的一种调节手段，而是美国政府所采用的主要的、常规的手段，已经成为美国政府进行经济增长驱动的主导政策。
　　二、凯恩斯主义向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主要工业国都遭到了战争的毁坏，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居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大国。战后头20年间，美国经济非常繁荣，美国的制成品、农产品和资本输出到世界各国。美国不仅在世界贸易领域而且在世界金融领域都居于主导地位，从而确立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但是，美国的经济霸权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削弱，丹尼尔•福斯菲尔德在《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一书中将原因归结为“储蓄率降低”、“资源耗竭”、“大规模军事支出使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转移到非生产性的军事用途上……迫使私人部门的工资和薪金上涨，削弱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受保护的市场使美国的产业免受竞争的压力，……当世界贸易增长以及来自国外生产者的竞争加强时，那些产业便沦于弱势地位”、“旨在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高利率导致了投资减少，并使企业管理人员将目光转到短期利润而不是长期发展上”、“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抬高了生产成本，同时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这些情况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基础结构的变化，面对这种结构性交化中的问题，“自动调节的市场理论没有多少作用，因为这一理论只强调在边际上发生的微小调整。”“凯恩斯主义的预算管理与货币政策没有被看成是治疗经济中所发生的基础结构变动的良方。”事实上，在变化了的经济结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有效性假说的依据已经不复存在。
　　凯恩斯主义者根据IS－LM模型，推倒出总需求曲线，即：
　　Y=α•A十β•M／P
　　其中，Y为名义产出；α为财政政策乘数的为自主性支出，包括自主消费、自主投资、政府开支和转移支付等；β为货币政策乘数；M为名义货币供给；P为一般价格水平。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当执行财政政策时，也就是A发生变动，会引起总需求水平变动。由于存在着价格刚性，可以假设P是不变的，则P•M/ P不发生变化。A的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影响产出水平Y的变动。因此，财政政策是有效的。
　　然而，仅仅从上述凯恩斯理论模型来看，理论的假设前提已经脱离了现实经济背景，一方面，价格刚性的假定是不成立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转而强调价格“粘性”(sticky price)。因此，由于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影响，财政政策的效应会被大大地抵消；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乘数α的效应大小基于自主性支出A的大小，而A的各个组成部分会发生此长彼消的排挤效应，从而使财政政策应有的效应丧失了。经验事实已经证明，政府开支上升，而私人开支下降。
　　我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开支的失效，其核心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开支一定程度上排挤了私人消费；另一方面，过去的政府开支往往过度分散于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不足，从而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功能也消散了。针对以上两个核心原因，采用军事凯恩斯主义，增大军事开支是可以奏效的。
　　设想，一国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外国军事威胁（或其他外部武力因素）的非线性函数。一国存在威胁而无军事支出会降低经济增长；不存在威胁的军事支出也降低经济增长；只有面对着巨大的威胁，军事支出才能提高经济增长。
　　根据丹尼尔•福斯菲尔德的分析，“冷战期间美国经济的几段重要的扩张时期是建立在军事支出基础上的，这是按照NSC68备忘录所提出的思路而行的。这一政策在其充分发展时被称为军事凯恩斯主义他还具体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四次实验：第一次实验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第二次实验是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第三次实验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期间；第四次实验是在里根政府时期。他指出，“肯尼迪与约翰逊两届政府与里根政府所实行的军事凯恩斯主义都成功地引发了长达7～8年的强劲的经济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军事凯恩斯主义已经不再是某些重要扩张时期的政策基础，而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政策基础。
　　三、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根源及其表现
　　威廉姆•D.哈通在《军事工业联合体再考察：武器制造商是如何影响美国外交与军事政策的？》一文中指出，美国是一个最具武力的国家，美国的大武器制造商对华盛顿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整个后冷战时期，他们促使美国拥有大约3 000亿美元的惊人的军事预算。在美国，主要军工生产商拥有CBA（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这是美国最大的两家媒体。关于军工的广告常常见诸各种媒体。这里列举几则广告：“有了和平的感觉，就意味着美国人没有了工作”；“F22战机是反对战争的飞机”；“性能优良的战机保佑你心爱的人儿回家园”；“购买F22战机，纳税人付出了，敌人便消失了”。我们看到，波音公司（Boeing）和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等军工生产商是主要的广告主，同时，它们也是主要的军品供应商。美国军事工业集团在推动美国政府扩大军事支出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它们是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在军事工业集团的推动下，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事预算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呈现下降的趋势，反而居高不下，且逐年有较大幅度增加（见表1）
　　　　 表1 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预算
财政年度 军事预算（单位：10亿美元）
2000年 288.8
2001年 305.0
2002年 343.2
2003年 396.1
2004年 399.1
2005年 420.7
　　资料：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除了上述原因，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冷战以后，军民一体化成为美国的经济体制的突出特征，军民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是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基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对关系国家安全与军事优势的军工产品生产和尖端军事技术的研制给予高度重视，大量的国家资源被用于支撑军用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而军用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也为民用技术的开发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与发展（如飞机制造业、核能发电业、计算机与集成电路产业等）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一方面，民用技术和产业向军用技术和产业渗透；另一方面，军工产业大举进入商业市场，从而形成了美国军民一体化的经济体制。就民用技术与产业介入军事工业领域而言，后冷战时代，民间资本大量进入信息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的开发，而信息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装备到军事系统中去，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特别是软件技术、网络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民间资本开发的高新技术，这些技术与产品都是军工产品高级化所必须吸收的。因此，民用技术和产业渗透到军工产业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事实上，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武器系统已经表明了为民用目的生产的组件和子系统在军工系统中的运用。就军工产业进入民用市场而言，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推动措施，最明显地表现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颁布法令）并进行国防采购改革，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同时满足国防和商业两方面需要的共同的工业基础。在这一策略指导下，美国开始对军工企业进行大规模调整，到1999年，原来的70家主要军工企业已合并成6家军工巨头，这几家军工巨头在若干武器系统的研发和生产中位居世界前列，例如，雷神公司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夜视系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喷气式战斗机和军事卫星、通用动力公司的军舰和常规武器制造系统、波音公司的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制造系统，等等。同时，这些军工企业也广泛参与商业领域的国际竞争。目前，波音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民用远程大型客机制造商；隶属于雷神公司的休斯空间和通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商业通讯卫星制造商。
　　美国军工技术拉动型的经济结构客观上也要求美国政府实施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集成制造技术等对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有着重大影响的技术，被称为“战略技术”。为了不断获取新的战略技术，美国历来重视对战略技术的研究、开发、发展与应用活动，尤其是冷战后，美国进行战略技术研发的“R＆D强度”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仅从1996年的情况看，美国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为27.9%，其中，航空航天制造业为38.7%，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为43.l%，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为21.3%，医药制造业为21.1%。为了保持强大的国力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一方面率先把战略性技术运用于军事工业，另一方面加强对战略性技术的保护、控制与独占。为此，一方面以保密和国内立法的方式禁止或控制敏感战略技术知识的扩散；另一方面又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强行列入国际贸易组织（原GATT，现在的WTO）多边谈判议程。其中必然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如果一味地进行保护和控制，战略技术与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就不能保证厂商的产品销售和利润实现，就会抑制战略技术的进一步研发和使用。这个矛盾的解决途径，只有通过政府大量采购来保证战略性技术与产品的利润空间，才不至于对战略技术的发展形成压制。而且，在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军工生产恰恰处在整个产业链条的前端，大量的战略技术体现在军工产品之中，因此，大量的政府采购集中于军事采购，不仅可以拉动军工产品的升级，而且可以拉动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巨额的军事预算和军事支出。前述表1所列美国近年来军事预算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美国军事预算不仅额度巨大，而且存在着逐年增加的趋势。2005年度，美国军事预算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军事预算的总和，是被美国称为7个“流氓国家”或潜在敌国（包括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苏丹和叙利亚）预算之和的29倍，这7个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仅为144亿美元。而上述7国加上俄罗斯和中国，军事预算总和也只有1160.2亿美元，也仅仅相当于美国军事预算的27.6%。美国高额军事预算可以通过下表（表2）反映出来：
表2 排名前25位的国家（地区）军费支出额比较表（单位：10亿美元）
美国：420.7
中国*：51
俄罗斯*：50.8
日本：41.4
英国：41.3
法国：34.9
德国：27.4
意大利：22.3
沙特阿拉伯*22.2
印度：16.2
韩国：14.8
以色列：9.9
澳大利亚：9.9
巴西：9.7
土耳其：9.2
加拿大：9.1
西班牙：8.5
荷兰：7.2
中国台湾6.8：
希腊*：6.5
墨西哥*：5.6
瑞典：5.2
伊朗*：5.1
乌克兰*5
朝鲜*：5
　　注：表中所列数据一般为2003年度的数据。其中美国的数据为2005年财政年度数
　　加*号的数据为2002年的数据。
　　资料：World Military Spending,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Feb.2004.
　　其次，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由运用一般性政府支出杠杆向军事支出杠杆转变。传统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增大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约束，实现充分就业。而这里的“政府支出”可以看成是一般性政府支出，尽管其中也包括政府的军事采购，但是，军事支出仅仅构成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只占部分权重。然而，冷战后美国政府为了提升其武力以及适应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客观要求，越来越依赖军事开支作为其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杠杆，军事开支已经在政府开支中占有绝对权重。以美国国防科研的经费投入为例，近年来，美国政府每年以巨额资金支持国防科技发展，国防科研经费在政府科研经费中占有的比例相当大，一般均在50%以上。“美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的份额较其大多数主要国际竞争对手都高。国防费用对研究与开发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约有46%是联邦政府投入的，而联邦政府研究与开发经费中约三分之二用于国防科研”。
　　第三，美国政府已经由武器出口控制转向扩大军品贸易政策。扩大军事产品贸易可以保证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的稳定发展，同时，不仅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军工产品与民用产品的关联性，拉动整个产业出口增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为此，近年来，美国政府一方面为扩大军品贸易制造环境，如制造“假想敌”、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直至寻找各种借口，发动对外武装干涉或对外战争，从而制造局部地区紧张局势，增进国际市场对军事产品的需求，促进美国军工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冷战后世界并没有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从战争与动荡走向和平与安宁，因为，美国“世界警察”角色与行为受其经济利益的决定与支配。另一方面，美国在维持其军事优势地位与扩大军贸之间寻找均衡点。近年来，美国政府的武器出口控制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转让、出售过时、落后、退役的武器，而是将更多的高技术军事装备销往国外，并对武器出口实行高额补贴，“美国政府每年约有60亿～70亿美元用于补贴武器出口。”美国的武器出口，减轻了美国国内武器采购的压力，为军工产品生产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利润空间，提高了军工企业进行军工技术开发与利用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整体发展。
　　四、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可能后果
　　冷战结束后，对于美国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威胁已经消除，过去的敌对国或敌对集团已经不再对美国形成任何军事威胁。事实上，美国的“单极”地位使其完全不存在任何军事上的威胁了。如果说还有某种程度的威胁，已经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威胁，而只是来自于恐怖主义者的威胁。但是，美国军事开支的绝大部分已经超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需要，其实质在于内在的经济动因。为了达到经济目的，美国需要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干涉行动和国外军事运作，推行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将导致以下可能的后果：
　　1、世界相对均衡的格局将不复存在，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得以确立。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它所拥有的一支具有全球性进攻能力的军事力量，保证了它的对外战争的内在冲动随时可以得到释放，对外战争的客观要求随时可以得到满足。近年来，美国“维持着平均2 700多亿美元的高额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总额的1／3以上，相当于英、法、德、日、俄、中六同类开支的1.7倍。其现役部队为140万人，加上文职人员和预备役部队，总数达310万人，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具有全球快速投放和打击能力。”美国正在实行“前沿存在”战略，将全球划分为五大战区，在世界各地保持着400多个军事基地以控制战略要点，扼守全球海域的16个咽喉要道。这样，美国保证可以随时发动战争，并以绝对优势，战而胜之。在外交方面，美国极力推行单边主义，甚至推行以战争为手段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中暴露无遗。美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使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立即进行劝阻，但是，国际社会的努力都告落空，战争继续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这说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为了自己国家利益，不会认真遵守国际准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框架已经被打破，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已不复存在，美国正在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格局。
　　2、美国推行决定着未来战争的利益导向，而战争的“外在成本”会引发新的世界经济矛盾。美国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必然形成美国的“对外战争周期”，这一特征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周期的历史所证明。战争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战争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内库存得以消耗，从而扩大了有效需求，拉动经济成长。历史表明，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之后，美国经济都出现了较长的经济增长周期；“9•11”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如此看来，伊拉克战争尽管短期来看使美国经济成本上升，政府费用增加，但较长时期后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期。但是，美国对外战争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带来了巨大的“外在成本”。所谓外在成本是指某种交易所产生的成本，这种成本落在第三方身上而交易当事人并不承担的成本。美国对外战争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同时，却把外在成本转嫁给了其他国家，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经济中的新矛盾。这次伊拉克战争中，法、德等国与美国的矛盾突显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3、世界经济前景具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对外战争固然对美国经济有利，但是，战争可能诱发的负面影响也可能给美国经济、进而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美国对外战争存在着导致地区性冲突或战争的危险，也存在着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的风险。一世界大战对世界经济的破坏力是有目共睹的，这种结局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其次，美国对外战争将使国际社会的反恐怖斗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9•11”事件人们仍记忆犹新，它对美国经济的破坏力乃至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沉重的。最后，美国对外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形成的国际社会准则的践踏，有可能动摇战后世界经济的四大支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根基，使国际社会陷入无序状态，给世界经济蒙上一层阴影。

　　

　　（2004卷第11辑《海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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