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父亲　　

　　

　　晓冬　　

　　2001年下半年，闲暇之余想起父母的一生，感慨颇多，就提起笔写下一篇散文叫《无钱老板》，一篇叫《郝老板离婚》，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中华工商时》，就算是对父亲的感触吧。　　

　　

　　第一篇《无钱老板》是这样描述的：　　

　　

　　郝老板和革命先驱李大钊是一个村的，李大钊牺牲后他那视死如归的事迹被故乡人民广为流传，可能是从小受李大钊英雄事迹的熏陶，郝老板在刚满十四岁的时候就背着父母在姐姐的帮助下于1947年参加了解放军。当时是姐姐把他送到队伍上，临走时看着还没三八大杆高的他千嘱咐万叮咛“要听党的话，别想家。”　　

　　

　　郝老板很争气，在同去入伍的人中他最小，当解放战争在最艰苦的时候，有开小差的，有泡病号的，唯有他从东打到西，从北打到南，在战斗中炼就一副“乐天派”性格，而且个子长了一尺多。美帝国主义挑起朝鲜战争后，他为保家卫国，又扛起枪跨过了鸭绿江。　　

　　

　　打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郝老板这兵一当就是二十多年，在六九年的时候，因受妻父历史问题的牵连离开了部队，又回到了故乡。当他踏上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时，他已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了，而是有家有口中年人了，且手里还有一万元的复员费。在那时手中有一万元已是一个大大款了，所以乡亲们不管他爱听不爱听，都把他称为老板。当时他很着急，老板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味道，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叫老板呢？于是他几次对叫他老板的乡亲进行校正，无奈“瞎子点灯——百费劲”，乡亲们不听他那一套，见面仍是老板长、老板短，无奈之下，他也就默认了。　　

　　

　　郝老板从部队回来手里有一万块，又被安置在公社医院，真是令家乡父老乡亲羡慕不已，可面对家乡的穷，郝老板也的确想出点力，干点什么，可就是不知干什么。恰巧有一天村支书来到他家，一进门先排排辈，而后大队书记脸一抹，干咳两声清了清嗓子说道：“郝老板同志，经党支部研究决定，大队向你暂借4000元钱办一个厂子，你是一个党员，虽然在公社工作，但这也是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你要经得住考验，明天把钱送到大队去。”　　

　　

　　支书的话把郝老板着实逗乐了，向这样做工作的还真少见，不过他没丝毫反感，只是对书记说：“借钱的事我得和妻子商量一下，明天给你个回话行不。”支书可能没听明白，先是一楞，而后一想也再理，于是也就回家了。　　

　　

　　郝老板的妻子和他是一起参军的，同在一个部队，战斗的友情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妻子从部队转业后被安置在唐山市邮电局，62年大精减时局里让她下放到华新去当纺织工去，当时她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郝老板又在部队工作，蒋介石天天叫着反攻大陆，两口子根本帮不上忙，这对这个从战争走过来的军人也真是着难了，无奈中她向局里提出照顾一下的请示，因为当纺织工三班倒，实在无法照顾孩子。可邮电局没一点怜悯之心，态度很坚决：要下去。没得办法，老板妻子听说按当时政策办了退职孩子大了还可以复职，这样她就打了退职告，并请假到部队休假去了。可邮电局也不买帐，不但未给办理退职，反按自动离职作了处理。对邮电局的做法，部队也不理解，在战备紧急的情况下，仍给郝老板七天假期专程到唐山处理这事，郝老板来到唐山邮电局，被人呛了一顿，他也发起犟来竟质问起邮电局负责接待的人“你们就这样对待一个军属、一个转业军人。”说完一气之下扭头就走了，老婆的工作就这样丢了。二十年后，唐山邮电局承认此事处理错了，按当时政策可复职，可邮电局在处理结果上却来了一句“按退职办理不复职。”一句话，让这个身经百战的女战士的心更冷了，知错为什么不改呢？至今谈起这事郝老板的妻子仍是耿耿于怀。当然这是顺便提的一句。　　

　　

　　支书的话代表的是一级党组织，郝老板送走了支书就与妻子商量，妻子听后一字也没反对，借!明天就送去。　　

　　

　　第二天，郝老板下班后从信用社取走4000元钱，到了大队部，把钱交给了大队。大队用这4000块钱把大队部重新建了一下，又办起一个米面加工厂。当米面加工厂开张那天，全村老少竟象过节一样云集到大队门口去看加工厂那磨米磨面的新玩意，人们从此再不用碾子碾米碾面了，就要和城里人一样吃“洋米洋面”了，人们怎能不高兴呢？高兴之余人们不禁向大队上门哪来这么多钱又修房子又办厂子？灵通人士说：“是从郝老板那儿借来的”。于是郝老板的名声就更大了。　　

　　

　　大队办起了米面加工厂，附近村里也来磨米磨面，小生意倒也红火，大队的年收入在1300到1500元左右，这样挣大队工分的一个工就到了2角左右，比生产队每个工高出一毛多钱，人们又开始羡慕挣大队工分的社员来，羡慕归羡慕，还是第九生产队的队长精明，郝老板的哥哥在九队，就让他哥哥去借钱。　　

　　

　　哥哥说起借钱的事，郝老板手中也就剩二千元了，因为从部队回来时拿出一千元接济困难的战友，帮助大队办起米面加工厂后又拿出二千元，帮助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一千元给自己盖了个窝。面对哥哥的借钱，郝老板也痛快地答应了，把仅剩下的二千块全拿出来，帮助九队又建起了一个米面加工厂，这一年九队的社员分红一个工竟达到5毛钱，成为全村最富的生产队。　　

　　

　　连郝老板也没想到，这一万块钱办了这么多事，从此郝老板在村里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可就在这时，郝老板姐姐找到他，要借一千元钱，翻缮一下房子，说儿子要找对象，没房子没人给媳妇，这下着实给他出了难题，郝老板两口子把全部家当拿出来也不到二百元钱，姐姐一看心里好大不快，说：“你们有钱几千几千地借给大队小队，家里人用就用这百八十块打对叫化子”。说完钱也没拿，甩手走了。看着姐姐的背影，郝老板很伤心，他很想找大队要回一千元给姐姐，但几次到大队也没开开口，最后姐姐再也没踏他的门。　　

　　

　　十年后，郝老板落实政策，在县城安置了工作，这时的大黑坨村也富余起来，万元户也不是稀罕事了，当大队和第九队把钱还给他时，也正赶上孩子上学的上学，结婚的结婚，六七千元一花就没多少了，看看剩下的钱，他拿出1000元来到姐姐家，姐姐一见弟弟的面，眼泪一下子流出来。郝老板说明来意，姐姐说“钱不用了，孩子的大伯怕自己拖累孩子，一时想不开就吃药了，没抢救过来，没人给媳妇，就换了个亲。”姐姐的话，在郝老板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看着手中的一千元钱，他才知道了钱的份量，临走时他把钱放在了坑沿上，他想这样才能挽回些什么。　　

　　

　　在离休的头一年，他患了癌症，虽然是公费医疗，但平时的积蓄也都花了进去，可郝老板仍觉得自己很有钱，因为每逢村里的乡亲来看他仍叫他老板，自然不自然中也就觉得自己有钱。乡亲们来了也是好吃好喝招待，可乡亲们不比从前过日子肚里没油，虽然饭菜丰盛，但往往剩下很多，老俩口子把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自己慢慢的打扫也就成了常事。　　

　　

　　村里人富了，都比着盖起了北京平，每家少说有100多平米，城里的人富了，也都买下了大居室，而郝老板仍旧住在那栋单位分的旧平房，单位要出售公房，郝老板需要交7000元，于是他回到家里对老伴一说，老伴却犯起愁来，郝老板看后不解地问，愁什么，不就7000块吗，给他们就行了。没想到老伴第一次吼起来“用什么给，你以为人家都叫你老板你有钱，你以为你真有钱？什么老板，是假的!”说完老伴啪地一声摔过去全家唯一的一个存折，郝老板拿起来一看，存折上清清楚楚地写着1056.17元。　　

　　

　　最后这房钱还是孩子们交的。　　

　　

　　编辑是这样点评的：郝老板本来是在福中的，因为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他都不看重钱。可惜现实听残酷的，他的两个亲人----姐姐和妻子分别让他知道了钱的份量。随着郝老板那手中1万元的缩水，我们仿佛看到了这几十年的世事沧桑。　　

　　

　　第二篇《郝老板离婚》叙述的是这样一件事：　　

　　

　　1970年深冬的一天下午一下班，郝老板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到家还没暖和过神来妻子却向他提起离婚的事。他做梦也没想到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的妻子竟在自己“落难”的时候提出离婚。　　

　　

　　他听后难以理解，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妻子说：“在部队几次晋升职务都因孩子老爷的历史问题而没提成，当时你没提过离婚，清队时咱们一起回乡你也没说过离婚，为什么回家了，也远离了那些提职当官的烦心事啦，你怎么竟提起离婚了？”　　

　　

　　郝老板一席话并没有打掉妻子离婚的念头，只见妻子眼泪噼噼叭叭地掉下来，叹口气说：“不是不想在一起过啦，过去孩子们小，可现在一天天大起来，将来入团入党，当兵、参加工作都讲社会关系，在部队我就把你给耽误了，现在又要影响孩子，我对这个家不成罪人了？还是离得好，免得给孩子们在今后的生活中留下遗憾。”　　

　　

　　郝老板听后气不打一处来，这日子过得好好的，说离婚就离婚，也不容商量，他大吼道：“咱家也没搞文化大革命，你离啥婚，我看你是发昏了。”　　

　　

　　这火一发，郝老板便觉得态度不对，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一会儿在桌旁坐下，用缓缓的口气说：“你还记得肖岚吗？她牺牲时怎么说的，难道你忘了？”　　

　　

　　“怎么不记得。”妻子叹了口气，在朝鲜战场上肖岚牺牲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她自言自语道：“那是　一九五二年腊月初八　，一场大雪把野战医院周围的山山岭岭盖了个结实，满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出于防空，没有清扫医院周围的积雪，上午医护人员和往常一样为伤员们处理伤口，大约11点左右，防空警响了，医护人员紧张地疏散着伤病员，伤病员安全地进入了防空洞，大家刚喘口气，敌机来了，随即便是轰隆隆的爆炸声，敌机投下的炸弹、凝固汽油弹在医院周围燃起了一片片火海。就在这时，一辆刚从后方运送给养的车正驶到医院附近，驾驶员见遇敌机空袭，急忙地把车向隐蔽地带开去，敌机发现了汽车，有两架敌机咬住正在行驶的汽车轮着轰炸、扫射，一枚燃烧弹在车后爆炸，引燃了汽车尾声部，驾驶员见状不顾天上的敌机把车停在一片小树林里就急忙扑打车上的火，口里还大声叫着‘潘尼西林，潘尼西林’。车距防空洞口只有三十多米，大家看得清楚，听得也清楚。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当时是很珍贵的药，一箱子潘尼西林就能挽回几十名战士的生命。医护人员见状谁也不顾敌机空袭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涌向正在燃烧的汽车，当肖岚抱着最后一箱药品跑向防空洞时，被美国飞贼的机枪弹击中了，肖岚倒下去了。见肖岚中弹，我俩不顾一切扑向肖岚，她用身体遮住了药箱，鲜血从药箱顶部向下面流淌着，把地上的雪染红了，我抱起她，看着她那如雪似的脸简直不敢想下去，我大声地叫着‘肖岚，你醒醒，你醒醒啊……’，她慢慢地睁开眼睛，用手指了指防空洞，无力地说‘快把药搬进去’。之后又说‘你们俩是很好的一对，如果有哪一天别忘了在我坟前放一束金达莱……’肖岚牺牲了，当时才十七岁。”　　

　　

　　躲在床边的孩子们，望着母亲那满脸泪水，听者母亲的回忆，由开始的怕到随着母亲一起流泪，当母亲讲完使他们扑在母亲怀里大声叫道：“妈妈不能离，我们不当红小兵，也不入团……”　　

　　

　　郝老板妻子想离婚的消息被谷连长知道了，上午一出工他就找到郝老板，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地先来一顿：“郝老板你这二十多年兵白当了，你是离拿家子的婚，不就是孩子当个红小兵、入个团吗？当不当、入不入有什么用？”　　

　　

　　乡亲们的话不拐弯抹角，虽然直了点，郝老板听起来还是感到亲切，便把老婆为什么想离婚，又为什么不离了告诉了他，谷连长听后才感到自己的冒失。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郝老板每当想起这一幕，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酸楚……　　

　　

　　小时后感到父亲很伟大，和父亲也特别的亲近。父亲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恢复的，先是安排在公社卫生院，而后抽调卫生局到汤家河分院搞系统整顿，再到海河指挥部医院任院长，最后不愿当官的他被安置到县工业局。离休时只是一个副县级待遇。　　

　　

　　父亲在部队的时候以不爱当官著称，其实这是无奈之举，因为外祖父的社会关系问题，父亲是几次升迁，几次失败，最后也就听之任之，只有一心为党工作了。1968年初，山东临沂武斗严重，父亲所在部队与68军住临沂的一个师换防，我们到临沂后父亲就被抽到武斗严重的沂南县支左，到那以后父亲积极协调两派群众，使激化的矛盾得到缓解，为此地方向部队提出父亲就地转业沂南县任革委会主任的要求。官职没有打动父亲。六九年初部队清队开始，父亲因外祖父的社会关系前途渺茫，战友们都劝他到沂南县任职，可父亲就是不去，说回老家也不当官，就这样他从部队回到农村。　　

　　

　　父亲到农村后，把家安顿好的第二天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夏天正是给大秋作物中耕时节，吃过早饭父亲拿着锄头出工去了，中午回来的时候爸爸说：干农活一点都不行，给苞米除草，草没锄掉却把苞米除掉了，再说干活也跟不上，还感到吃力，要不是大伙接着，那几个垄到现在也干不完。几天下来，父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人瘦了、黑了、肩膀上胳臂上都剥起一层皮，从他的举止中我感到他每天十分劳累，但是仍在坚持与锻炼着自己，因为他的后半生很有可能当一辈子农民，不去适应是不行的。　　

　　

　　到了秋天，父亲出工回来就不像刚回来那样显得疲劳，看来他已经适应了。其实父亲回来的时候，战友已帮他安置在公社卫生院，通知到大队后并没有转告他。因为父亲在部队当过军医，当时村里没有医生，村里想叫父亲在村里当医生。父亲知道这事后已过了道期。那时的工作不好找，面对得而复失的工作父亲很大度，没有责怪任何人。　　

　　

　　1969年10月的时候，父亲担任了村里的医生。农村卫生状况比较差，加上村庄较大，父亲建议成立医疗室，增加几个卫生员，一边培训一边服务社员。大队同意后组建了村医疗室。在医疗室工作比较忙，找父亲看病的也多，特别是冬天感冒的一多，白天黑天都忙个不停。父亲很体谅乡亲们，对病号的态度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轻病重病随叫随到，有时在家、在医疗室找不到就通过广播找，夜晚睡下起来两三次是常事。父亲的随和、耐心与认真得到了乡亲们的尊重，生产队分粮、分柴，我们拿不动的大家就帮忙送到家，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也让我深深的留恋在心中。　　

　　

　　1969年的冬天村里来了工作队，阶级斗争抓得挺紧。在社员大会上，伯父对工作队强制斗争、无情体罚的做法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工作队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勒令伯父作深刻检查，如不检查就要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这顶帽子着实叫父母吓了一跳，要是伯父定为现行反革命，将来对我们的前途影响就大啦，处于这一考虑，父亲急忙找到大队支书一起找到工作队的队长，才把这事平息下去。事后父亲对伯父说：“今后说话要注意场合”，可伯父满不在乎“打成现行反革命我也不是，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面对这个残疾而倔强的光棍哥哥父亲很是无奈，说归说，从那以后伯父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了。　　

　　

　　父亲刚恢复工作就住在单位，到周末没事就回家。所以每当周六下午六点左右我就到村外的小路迎接他。见到爸爸回来了，我就高兴地跑过去坐在他的自行车上，叫爸爸把我驮回去；爸爸没回来我像泻了气的皮球。要是夏天爸爸回到家过周日就喜欢到河里去打鱼，我也追着爸爸去。　　

　　

　　一次爸爸和韩成大伯到小黑坨河打鱼，我和智民也跟着去了。他们顺河一直向入海口打去，我和智民跟在后边，快到大海了，智民拉着我就向海边跑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海浪在凶猛地扑打着岸边，涛声淹没了一切声音，举目向大海的深处望去，收尽眼底的尽是碧波连天的海浪和白云，瞬间我的心胸突然豁亮、宽阔起来，一切一切的烦恼事都忘掉了，就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宽慰，不由自主地面对大海吼起来。从那天还是我喜欢大海了，只要有时间我总喜欢骑着自行车到海边去看看，去感悟大海的心胸，聆听大海的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