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终结有关中国业广告的两大神话

　　

　　导言:近四十年来,在中国新闻界流传着两个大神话:一个是:“文革期间的中国纸没有商业广告”;另一个是“中国纸的商业广告首创于1979的解放日”。

　　

　　现在应该是终结这两个神话的时候了。

　　

　　我在美国旅游探亲期间,收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扬清同学一封电邮,问我文革期间解放日到底有无商业广告。返沪后,他又发了两封电邮给我。经过思考,现简要答复如下:

　　

　　1、上海解放日成立之初就有商业广告。1949年5月上海汉口路309号的申馆被上海军管会接管。申是中国现代业的祖师爷、标干。它有发达的广告经营系统。在申馆废墟上建立的解放日,在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范长江主持下,没有摒弃它的商业广告传统，而是加以扬弃。最重要的,从根本上来说,作为商业大都会的新上海的新社会新市场，亟需纸上的商业广告。这是社会与时代的双重需求。

　　

　　2、解放日的广告管理系统。解放日社开始实行社长兼总编辑管理体制。中层主要三个部门:编辑部;工厂部;管理部。广告一块属于管理部,全称经营管理部。管理部下设:发行、广告、后勤等三块。发行科,实际上也是做广告的科,——做纸自我推销广告。

　　

　　3、解放日文革期间有广告。文革期间的解放日革命委员会,是根据中央中央八届委员会一系列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建立的。我作为解放日革命委员第一召集人,从未接到过中央关于废除纸广告的通知。相反,还接到国务院支持纸广告的文件。故而坚定承续了纸广告的传统。同时,因为文革期间纸发行量比文革前激增了两倍到三倍，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激励发行和广告的措施。

　　

　　4、解放日文革期间到底做了多少广告这个我没有统计过。扬清同学说发现了两批(1968.10.2和1971.1.1)。我印象绝不止两批。我建议,你们既然做专题研究,不妨发动同学查一下文革十年三千六百张解放日。

　　

　　5、文革期间的解放日广告,主要是社会需求,而不是出于社创收。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省、市一级纸,绝大部分是吃公粮的。即靠国家财政补贴生存的。解放日是一个例外。

　　

　　1960年,我被市委宣传部分配到解放日工作时,它的日发行量是三十五万份。(文汇是十九万份)这个发行量的经济收入,不仅可自给自足养活自己,每年还可以上缴市财政一些利润。

　　

　　文革期间,由于解放日成了毛泽东主席的新闻纸实验田,并多次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与表扬,同时也由于当时解放日全体职工的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拼命办,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故发行量激增，日发行量高达六十六万至八十万份。其发行量是史无前例的,其经济效益是可观的。社除经济自给自足外,每年还上缴市财政数百万元。数百万元,合现在多少人民币你们可折算一下。相比之下,广告一块收入是微不足道的。

　　

　　文革期间,每年末期经济补助一大批职工。都是我最后看过、批准的。但我十年没要求对自己补助一分钱。我的月工资六十人民币,十年未变。

　　

　　6、关于解放日文革十年没有广告的传言。据我看来,多数传言者,没有仔细看过纸,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但始作俑者是谁呢是个别了解内情的人,故意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有人在文革中丢掉了一点个人利益,因而把文革期间的纸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好像文革期间的纸没有广告,没有文字，没有存在过。连毛泽东的对解放日的肯定与表扬也不敢一提。一提,他们就无主锥之地了。文革后他们以反文革起家,掌握权，极力抹杀历史,同时,极力为自己脸上贴金,吹嘘是他们开创了解放日业广告史，开创了全国的业广告史。历史与事实是严厉、终极的审判者。假的就是假的,伪言终究被戳穿,神话终究要破灭。

　　

　　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并严厉批评歪曲、丑化党史的错误行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史研究者应以此为圭臬。

　　

　　中央党史办曾在北京日发过一文,指出,文革应当否定,但文革十年的工作不能否定。文革纸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毛泽东亲自指点下的纸,不是汪伪纸。研究者应当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评判。那些所谓彻底否定----一古脑儿否定文革纸的人,已经走到非毛反共的邪路上去。那些以业、媒体广告中饱私囊的人,纷纷落马。有目共睹也。

　　

　　7、商业广告自古就有。古代生产力发展,物质有盈余,需要交换,就产生商业广告。渔民树枝挂一条鱼干,山民用竹干挂一块兽皮,即商业广告也。

　　

　　现代业一产生就有纸广告,而且竞争激烈,美国上世纪普利策业与赫斯特业的黄孩儿广告大战,就是个经典型例证。

　　

　　现代纸广告,不是资本主义纸的专利。当代中国特色的纸也应亟待发展广告业，实行业的市场化管理,才会有生存之路。

　　

　　8、时下解放日发行量是多少经营状况如何每年国家补贴多少千万你们可去调查。只有通古博今,纵览世界,才会写出优秀的可行的研究文章。

　　

　　长江后浪推前浪。愿中国新闻界的后浪能在中国新闻改革的大潮中大展鸿才。

　　

　　赵元三

　　

　　2014.7.19于上海绿洲书屋

　　[附来信]:

　　

　　赵元三先生：

　　

　　您好!我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系2011级本科生周扬清，正在从事“计划经济时期解放日经营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近日，在无意中翻到一张“文革”时期的解放日，发现一些与学界普遍说法不一样的现象。《解放日》1968年10月2日第五版底部通栏，出现一则“上海遵义电表厂”的产品介绍，这与学界说“文革”时期没有商品广告的共识不同。

　　

　　根据文献资料，您当时是解放日的总编辑，对此应该十分了解。不知您是否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谈谈这则“商品广告”刊载前后的一些往事。

　　

　　周扬清2014.6.6

　　我在美国，7月中返沪，到时再联系。

　　

　　Zhaoyuansan

　　

　　2014.6.9

　　赵元三先生，

　　

　　您好!6月初有联系过您，那时您在美国。昨天，看到您新浪微博上有了更新，想必已经回到国内，不知什么时候方便见面，向您讨教关于"文革"时期的纸广告工作。

　　

　　根据我现在掌握的材料，在文革时期，上海两解放文汇都有登载商业广告(见附件)(如果把中国唱片的广告也算作商业广告的，那数量会更多。)因此，一些新闻史教科书和回忆文章(包括解放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撰写的文章突破在1979：解放日"文革"后率先恢复商品广告)说文革没有商业广告，这一事实错误应该澄清。但是，70年代后，确实在纸上找不到商业广告(可能百密一疏还有遗漏)。不过，在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我意外发现一则解放日的广告刊例(1971年刊出，新刊例调低了戏目广告的价格。)，其上明确写着”工商营业“类的广告价格。(见附件)

　　

　　基于以上查证的史料，觉得很有必要去探究一下文革时期的刊广告工作，无论其是正常的还是”非“常的。您是当时解放日的主要负责人，故而想向您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以补充史实。

　　

　　此致

　　

　　敬礼

　　

　　学生

　　

　　周扬清

　　

　　2014年7月16日

　　扬清同学:

　　

　　您好!两次来信及附件,我都看了。你的基本问题也提出来了。还有什么问题,请一并提出。我可以一并给你一个书面答复。

　　

　　因我在美国旅游探亲三个月,积下一大堆各类事务要急于处理,时下暂无时间面叙。尚希鉴谅。

　　

　　赵元三

　　

　　2014.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