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

　　

　　‘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

　　

　　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

　　

　　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话说1967年7月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向建工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交出了一份检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负责人看了刘少奇的检查，认为“刘贼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竟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真乃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此前，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八一’战斗团”、“前锋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大西门、西北门3个大门外高呼口号。7月4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

　　

　　此时“新‘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范兴慧、陈朝安、任润玺、蔡海康、孙再权、杜崇凯；“‘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贾健、董临平（她在1970年“清查516集团运动”中被审查，８月４日上吊自杀）、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前锋红卫兵”的负责人是艾青玉。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都是高干子弟。其中“‘八一’战斗团”的贾健还是保皇派“一司”副总指挥，他曾被周恩来派去上海处理过北京红卫兵事宜，任“南下兵团”的“作战部长”，从南方撤回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表扬。方迪在一篇歌颂“一司”的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客观上成了周总理的灭火队，哪里有过激行为，周总理就首先想到派‘一司’去，‘一司’也绝对服从，从未讨价还价。”

　　

　　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明确表示：

　　

　　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调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7月13日上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7月5日的批示，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明确要求全国各地要坚决制止塑像风。

　　

　　7月13日午后，毛泽东要去参加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卫士们替他换衣，沉浸在思考中的毛泽东伸胳膊蹬腿，任凭卫士们“摆布”。他吩咐秘书说：

　　

　　“给杨成武挂个电话，下午的碰头会他要参加。”

　　

　　下午3点，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林彪、周恩来、杨成武、萧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汪东兴都到齐了。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扫视了一眼在座者，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我和张春桥到武汉、长沙去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他转对汪东兴说：

　　

　　“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

　　

　　周恩来说：

　　

　　“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毛泽东说：

　　

　　“我不怕乱，我去。”

　　

　　林彪说：

　　

　　“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由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考虑到安全问题，也不主张毛泽东去南巡。毛泽东吸着烟不说话。周恩来又说：

　　

　　“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毛泽东一摆手，说：

　　

　　“我哪里都不去，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非子龙不可行也，让杨成武陪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就对杨成武说：

　　

　　“成武同志，你的任务有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告，由你转主席。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杨成武说：

　　

　　“请总理放心。”

　　

　　毛泽东朝着少言寡语的杨成武说：

　　

　　“风流不在谈锋胜。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他又转对大家说：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3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山西还在乱？要给69军和陈永贵打个招呼，刘格平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

　　

　　7月13日晚，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说，要他第二天赶到武汉，执行紧急任务。他没有说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说，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和他一起去。周恩来同意了。谢富治立即把周恩来的决定告诉了王力，王力说：

　　

　　“我在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

　　

　　谢富治说：

　　

　　“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多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

　　

　　“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7月14日凌晨3点，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80多名卫士，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一行出发后不久，周恩来也乘飞机出发了。他是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的。

　　

　　毛泽东在凌晨出行途中，在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谈话时，了解到他的妻子在新华社工作，俩人参加了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的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来不在一个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泽东笑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与毛泽东一门之隔的杨成武的车厢内，对杨成武说：

　　

　　“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话。”

　　

　　杨成武马上叫人去请郑维山，他端着茶杯先来到毛泽东车厢内，见毛泽东正在沉思，就不声不响地坐在毛泽东的一侧。另一侧的不远处坐着汪东兴。

　　

　　“告主席！”

　　

　　郑维山在门口立正敬礼。毛泽东“噢”了一声，示意他进来在身边坐下，郑维山就坐在靠近毛泽东的沙发上。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问郑维山说：

　　

　　“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郑维山答道：

　　

　　“转了几个地方。”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

　　

　　郑维山就把他和陈伯达了解到的河北的各派矛盾，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太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

　　

　　天快亮了，毛泽东才躺下休息了一会儿。

　　

　　7月14日早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周总理已经到了武汉，要见你。”

　　

　　陈再道听说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自己竟然事先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顿时火了，张口便骂：

　　

　　“娘卖匹的吴法宪！也不给老子打个招呼！”

　　

　　这陈再道骂吴法宪，是因为中央要员出行的飞机，都是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安排的。火是火，骂是骂，周恩来还得见。陈再道急忙招呼政委钟汉华，二人驱车匆匆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周恩来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正在用早餐，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来了，就招呼他们一起用餐。二人也不推辞，坐下便吃。

　　

　　陈再道汇说，现在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武斗事件频频发生。周恩来指示说，请你们立即亲自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的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自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周恩来又问道：

　　

　　“东湖那边怎么样？”

　　

　　陈再道说：

　　

　　“东湖宾馆乱得很，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说：

　　

　　“那就把它打扫出来。”

　　

　　陈再道说：

　　

　　“打扫？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周恩来说：

　　

　　“我去看看，你们吃过饭也去一下。”

　　

　　周恩来到了东湖宾馆，把服务员们召集到一起，他说：

　　

　　“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陈再道见这些琐事也要由周恩来做，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

　　

　　“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娘……”

　　

　　周恩来以手势制止陈再道，低声说：

　　

　　“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说：

　　

　　“我就是顾虑文革小组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再说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河南，毛泽东再次召见郑维山，说：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专列驶上黄河大铁桥，毛泽东看看郑维山，问道：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

　　

　　毛泽东所说的“二七公社”，是在1967年2月7日由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州印染厂“八一”、第二砂轮厂造联、新乡“818”、洛阳“816”、南阳“二七公社分社”等全省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左派群众组织。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窗外，说：

　　

　　“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浑水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专列进入郑州市区，毛泽东指着窗外的标语说：

　　

　　“你看，有‘二七公社’！”

　　

　　毛泽东在专列上会见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等人，听了他们的汇，说道：

　　

　　“‘二七公社’就是好！”

　　

　　毛泽东又吩咐杨成武说：

　　

　　“你记。”

　　

　　毛泽东看杨成武做好了记录的准备，就接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据纪登奎后来在1988年自述中说：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

　　

　　纪登奎所说的是指省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成了“走资派”，“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镇压，军区支持的“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喊出了“打倒刘、文、纪”的口号，文敏生称病住院，纪登奎被“省委造总”软禁起来，多次批斗，扭住胳膊架飞机。纪登奎还说：

　　

　　“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应该是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笔者注）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

　　

　　毛泽东之所以称纪登奎是老朋友，据纪登奎说：

　　

　　“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纪登奎还记述了毛泽东这次接见他时的情况，毛泽东问：

　　

　　“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说：

　　

　　“大有好处。”

　　

　　毛泽东问：

　　

　　“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

　　

　　纪登奎说：

　　

　　“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弯着腰，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还学着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都拿纪登奎作为例子说：

　　

　　“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像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纪登奎在回忆中还说：

　　

　　“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7月14日中午，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住在“百花二号”。陪同人员中还有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以及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没想到在武汉航空测绘学院门口就被群众认了出来。测绘学院的群众组织立刻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马上把这个情况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猜测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

　　

　　7月14日晚9点零8分，南巡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内。毛泽东下了车，看到迎面墙上的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杨成武立即去见住在“百花一号”的周恩来，向周恩来告了一路上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都一一询问了一遍。他听完杨成武的汇，说：

　　

　　“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说：

　　

　　“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周恩来说：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

　　

　　杨成武回到“梅岭一号”住处，立即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告诫他们说：

　　

　　“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纰漏，我找谁算账。”

　　

　　从7月15日开始，周恩来、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每天上午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级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

　　

　　关于武汉地区和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还须从1967年1月中旬讲起，那时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00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工人总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不久，武汉的“工人总部”联合“钢二司”、“913”、“后字248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长江日》毛泽东路线战斗兵团”以及在武汉的“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群众组织在2月8日发表了一个“28”声明，进行反击，指责“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这时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到了陈再道，对陈再道说：

　　

　　“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28’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陈再道问道：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林杰？”

　　

　　谭厚兰说：

　　

　　“是的。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28’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

　　

　　此后，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2月18日，陈再道等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即《218声明》，矛头直指“28”声明。3月17日，陈再道命令8201部队先后逮捕了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沈复礼、王屏、李洪荣、李承弘等工总领导人。3月21日，陈再道等人又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即《三二一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并公布其10大罪行。据徐海亮编著的《东湖风云录》中称：“全省300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传说6000多人被逮捕、拘留”。4月6日，《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的形势立刻出现了大反复，“钢二司”、“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6月4日，陈再道等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承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个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已经予以纠正”，“在处理‘工人总部’过程中被错误的批判斗争的革命群众，我们诚恳地向他们道歉”。但《公告》同时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

　　

　　后来陈再道在谈话中回忆了这一个时期的情形，他说：“徐向前跟我说：‘毛主席如果只是依靠那些秀才们，一定要亡党亡国。江青他们怎么能掌握领导权呢？’我说：‘不是还有林彪同志吗？’徐向前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要让他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坚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周总理的精力。其他的人就难说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究竟想的什么，你能知道？有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培植个人的势力，搞个人的山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徐帅讲了以后，我们也讨论了，这可是大事呀，都在为中国的命运担心，这就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工总那一派的事件。我们以军区名义发出《二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谭厚兰的影响。现在就看得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

　　

　　再说7月17日早晨，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吃过早饭，对两天来一直忙于在长江上看水的杨成武说：

　　

　　“今天你也参加汇会，去听听。”

　　

　　周恩来、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来到“梅岭一号”，杨成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几天？”

　　

　　毛泽东将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指头拎起来，轻轻抖动，不无抱怨地说：

　　

　　“一百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杨成武说：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整天听到的都是安全问题，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可他一路上一个也没遇上，就说：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

　　

　　杨成武说：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问：

　　

　　“要推后几天？”

　　

　　“或许要一个星期。”

　　

　　“那好吧，只好如此了。”

　　

　　周恩来赞许地看了杨成武一眼，走到毛泽东身边坐下。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也陆续来了，准备向毛泽东汇武汉的情况。毛泽东吸着烟，望着谢富治问：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你还讲了话？”

　　

　　谢富治说：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非常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他在听了回答后，又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问省会和主要城市有没有相当于京津沪卫戍区的独立师，问张国华等人有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他还说：“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插话说：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说：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有人插话说：

　　

　　“群众抢枪是个大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毛泽东说：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意思是谭震林式的人物——笔者注），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

　　

　　他以拿着烟的手，指着郑维山说：

　　

　　“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支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

　　

　　谢富治根据这两天在武汉摸底的情况，汇说：

　　

　　“我们上街看大字，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三钢’即钢工总、钢二司、钢‘913’，‘三新’即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笔者注）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他还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毛泽东说：

　　

　　“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要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笔者注）都不要打倒。”

　　

　　谢富治说，湖北省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毛泽东说：

　　

　　“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谢富治请示毛泽东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

　　

　　“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告，就是有问题么。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工人总部要平反，抓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毛泽东最后说：

　　

　　“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7月18日，毛泽东已经听了3天的汇，经过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该对湖北问题下结论了，他决定晚上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7月18日晚上8点钟，周恩来引着陈再道、钟汉华走进“梅岭一号”客厅。毛泽东的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张春桥、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周恩来说：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啊。”

　　

　　毛泽东说着，依然坐在沙发上，向陈再道、钟汉华伸出手。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向毛泽东立正敬礼，然后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指指沙发说：

　　

　　“坐，坐这里。”

　　

　　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坐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神态十分拘谨。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说：

　　

　　“你们怎么样啊？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说话不会拐弯抹角，有点气呼呼的。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这个陈司令，真利害呀，抓了那么多的人，把‘工总’打成反动组织，我可是没有你这个胆子。蒋介石在这里镇压过工人，你也要步人家的后尘呀。”

　　

　　陈再道急忙说：

　　

　　“主席，我错了，我们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毛泽东“呵呵”一笑，点着烟吸了一口，说：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你就承认个路线错误嘛。”

　　

　　陈再道说：

　　

　　“我坚决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要坚决改正。你让我给军区的同志们做一下工作，我保证转好弯子。”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这好，你比蒋介石进步，懂得改正错误。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

　　

　　陈再道赶紧说：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作检讨。”

　　

　　毛泽东说着瞅瞅陈再道和谢富治有点小动作，就疑惑地“嗯”了一声。陈再道指着谢富治说：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

　　

　　谢富治向毛泽东解释说：

　　

　　“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陈再道争辩说：

　　

　　“主席问我，我不讲啊？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

　　

　　毛泽东看着陈再道抿嘴笑笑，接着陈再道前边的话说：

　　

　　“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了。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因为冲击得厉害，2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取缔了些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了，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河南还在打。”

　　

　　毛泽东吮吮嘴唇，接着说：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3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都是工人，这一派就这么左，那一派就那么右？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招待所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是否能够合起来？将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恩来插话说：

　　

　　“后来推迟了3个月。”

　　

　　“不必忙，世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说罢，又指指陈再道说：“不是打倒。‘三新’就那么利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绞死、油炸，逐步升级，全线出击哟。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懂政治。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3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怎样做就怎么说。讲出来有好处。要人家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广大的干部战士也是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陈再道说：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王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插了一句：

　　

　　“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说：

　　

　　“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

　　

　　谢富治、王力立即表态。毛泽东又对他俩说：

　　

　　“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414’，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毛泽东还说：

　　

　　“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否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时刻。从地区看，现在已有7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有8个省市，包括安徽。安徽的问题前一段也是阶级斗争很激烈。中央决定一个省一个省的来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或决议，还有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甘肃，以上共15个省市。今年还有差不多半年，经过努力，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还能解决10个单位，那么今年25个单位的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决定下来。困难问题基本解决，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嘛。我到了各地都喜欢问大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看看群众是否真正的发动起来了。这次革命是一次反复辟的大预演，很有好处。中国的地盘很大，就是乱也乱不大，天下大乱那是极而言之的话。但是这次运动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在家庭里都展开辩论了。”

　　

　　他说到这里，又转对陈再道说：

　　

　　“你们家几派？你大概是一言堂吧？一言堂可是不好呀！”

　　

　　毛泽东接着说：

　　

　　“群众发动得这样广泛，是历次运动都没有的。整个形势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次教育干部，我们发明了办学习班的方法，就是把干部们请到北京来，学习路线和政策，这个方法很好。军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取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好的形势。当然，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部分省军区、部分县市的人民武装部的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这也不奇怪。我到一地，都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怎么犯错误的，为什么犯错误？我看，最重要的一条是军队干部没有经验，没有教育，这是根本的一条。因为没有帮助，没有训练，所以要进行训练。像今天这样的会，各个省市都可以到北京来开。当然，就是开了会，也不一定完全思想通，回去还会有反复。所以，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训练。用这种开会学习的方法，对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这个方法是肯定了的。犯了错误的来学习，没有犯错误的也要来学习，一块讨论，总结经验，不只是军队干部这样，地方干部也应该这样。对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也要办一些学习班，帮助提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受到教育。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一时想不通，还是让他多想想。这些干部想通了，还是好同志。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打人、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还是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内部的矛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得到提高。

　　

　　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打人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你们需要研究一下。依我看，这里有个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一个无非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对待干部，对待群众。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碰到战士还是经常的，一当了营长就和战士距离远了。从一个老百姓看，当一个连长那就是很大的官了，这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要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注意。”

　　

　　毛泽东有点累了，身子往后一仰，说：

　　

　　“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过去，我就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谢富治向毛泽东告了一个消息：

　　

　　“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他说就在这一天，各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在首都中南海的西门口，召开了要将刘少奇揪出来批斗的誓师大会。毛泽东说：

　　

　　“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200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

　　

　　他说着，用手扶着沙发站了起来，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

　　

　　“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已经10点钟了，毛泽东结束了这次谈话。他破例送陈再道、钟汉华出门，向走廊里的几名服务员招招手，笑着说：

　　

　　“都过来。”

　　

　　然后指着陈再道对服务员们说：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他的。和你们司令员握握手，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

　　

　　几个服务员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又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笑着说：

　　

　　“不打倒了。”

　　

　　周恩来就要回北京了，他问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我在延安就说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说：

　　

　　“在象鼻子沟。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毛泽东说：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杨成武说：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

　　

　　后来不久，也就是在1967年夏，林彪一伙打探到了贺龙在京西山区的住所，背着毛泽东、周恩来，加紧对贺龙进行迫害。贺龙在给他女儿的信中说：“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此是后事。

　　

　　再说7月19日，陈再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给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又用吉普车将他们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了。

　　

　　这天上午，谢富治和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向武汉部队一些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和要释放“工总”那些群众头头的指示。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立时在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代表团的这一指示，还把斗争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等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欲知武汉事态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运动，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这个战略部署，的的确确按照他的愿望实现了！文革就是3年，10年说可以休矣！

　　

　　另：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谈话中说：“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斯言极是！不管是爱“出风头的人”，还是“现在大吵大闹的”人，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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