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

　　

　　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

　　

　　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话说1967年10月8日下午，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率党政代表团到武汉进行访问。武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奉命前往机场欢迎。

　　

　　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周恩来乘专机先期到达机场，钢工总、钢二司、钢‘913’、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7个群众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杨道远、李想玉、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等前去迎接。在休息室里，在等待谢胡飞机的时间里，周恩来同迎接他的群众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的中心就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迎接周恩来的只有7个群众代表，其他都是军队干部。周总理嫌人太少了，周问曾思玉、刘丰，准备了几桌？刘丰说，准备了两桌。周恩来说，范围要扩大，各组织都要多来些人。周恩来看到来的代表都是男的，就对这些群众代表说，困难的时候女同志跟你们一起战斗，现在一个女代表都没有，如果江青同志知道了，非批评你们不可。”

　　

　　“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顾建棠在《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写道：“那天周总理在机场……只见到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7个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张立国、龙铭鑫、高玉泽（新华农一号勤务员）、谢华之（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总理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这样，工造总司、新一冶、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市直红司、中学红联、新中原和公安联司等组织的代表才受到补充邀请，都成为迟到的被邀请者。”

　　

　　杨道远在《奉献》中写道：“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着重是讲武汉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说到了省革委会的人选问题，周恩来问朱鸿霞：你当省革委会主任行吗？朱鸿霞连忙说，不行。周又问，杨道远当可以吗？我说当不了。周恩来听了回答后说，不是说你们不行，而是说你们现在还不行。接着周恩来背诵了毛主席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周说，李进就是江青同志。你们都是幼松，要长成劲松才能担当大任。”“谢胡来了，在机场稍事休息，准备去东湖宾馆。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沿途夹道欢迎。车队刚出机场就走不了啦，欢迎人群秩序混乱，道路被拥挤的人们堵塞，车子无法通过，车队又转回了机场。刘丰把我们喊过去，说我们的人不注意影响，要我们去整理队伍。我去了现场，机场门口那一段队伍根本不是钢工总、钢二司的人，是中央表态时没有点到的那些组织故意想闹出点影响，所以提前抢占了机场门口这段路，有意拥挤起哄，显示他们的存在，希望在武汉造反派阵营中争得一个位置。刘丰批评我没有把队伍组织好，在外宾面前出乱子，刘丰说总理要批评你。我去见了总理，总理毫无责怪的意思。谢胡到中国几个城市访问过，他总结评价说：上海秩序好，武汉热情高。”“晚上在东湖宾馆举行宴会，各个组织都增加了人数，还请了7大组织之外的造反派代表来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的勤务员毛远耀也出席了宴会。”

　　

　　据曹承义在《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中记载：“晚上19时30分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军区曾、刘首长，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913’、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的红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据杨道远记载：“晚上的座谈会人比较多，钢二司有我和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还有些中学生。钢、新两派头头都去了。周恩来、康生还有同来武汉的其他中央首长出席了座谈会。康生很朴素，很和蔼，像个教书先生。我们都围坐在他们身边，没有太多的讲究，很随便的。”

　　

　　据顾建棠记载：“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我们这次陪同谢胡同志来汉，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革命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实现革命大联合，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接着就到每一桌给大家敬酒。周总理来到我们这桌时我们都站起来，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叫——’，我说：‘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10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做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

　　

　　据杨道远记载：“座谈会开始时，谢胡在座。有人提出，谢胡是外人，我们自己人是不是要单独开座谈会。周恩来说，谢胡是自己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大联合的，有什么话都当着谢胡说。”“座谈主要是讲怎么实现大联合，中心议题是联合起来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我递了两份材料给周恩来，都是关于干部的，一份是钢二司武大总部为李达（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杨道远原注）翻案的材料，另一份是张群英（武测钢二司战士）和新华工一起搞的姜一的材料。周恩来说，这次本来打算想要姜一和孙德枢出来工作（接待外宾），现在你们送了材料，我就不说了。座谈中我们有人谈及‘720’前的形势时说，武昌是解放区，汉口是游击区，汉阳是白区。周恩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如何实现大联合，钢、新两派分歧很大，都想以自己为核心。特别是成立工代会的问题，周总理故意问大家：成立个钢工代会好不好？钢派使劲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总理又问：成立个新工代会好不好？新派拼命鼓掌，钢派不鼓掌。钢派要学上海工总司，搞一个组织，就是要以钢工总为核心，提出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新派则要组织新武汉与钢派抗衡。周总理说：武汉不走北京道路，也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不要钢工代会也不要新工代会，成立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大家热烈鼓掌。”

　　

　　10月9日上午，谢胡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了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测绘学院。

　　

　　据杨道远记载：“我们得到通知后，在武汉测绘学院作了迎宾布置，到处张灯结彩，红旗招展，钢二司的人在大操场整齐列队，等待国宾到来，在外宾要经过的道路两边夹道欢迎。听到消息的革命群众也都拥进了操场，操场四周，道路两旁，校园内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7252部队派了一个团在那里警卫，门口站岗的士兵手里抱着冲锋枪。我在钢二司司令部楼下大马路上等待着。车队来了，在1号楼背后我接到了周恩来，周总理对我说，到你这里了，你是主人，你去陪谢胡同志。我把柳英发介绍给周总理，我去陪谢胡同志，周总理拉着柳英发，沿操场外围大字区走了大半圈。我陪着谢胡一边走，一边指点大字介绍情况。拥挤的人们争相目睹首长，大字栏中伸出了大片的热情的脑袋。看完大字，宾主一起上了主席台。谢胡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谢胡称赞说：‘钢二司是真钢！’操场上掌声雷鸣，一片欢腾。谢胡热切希望我们赶快搞好大联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谢胡说，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只要我还在中国，就一定来参加；我如果回国了，一定发电来祝贺你们。谢胡讲话以后，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还没唱完，周恩来要我送谢胡离开会场。我送谢胡回来时周恩来已经到了钢二司司令部办公室。

　　

　　周恩来总理在钢二司司令部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钢二司在场的有我和方保林、柳英发、王笑林、张良栋、赵日萍、李莉、曹福泉、熊志伟等，还有几个中学生。7252部队孙树仁主任在场。在场的还有周总理的随行人员。谈话开始总理要求不要录音，并说，要录音我就不好讲了。周恩来总理讲要克服派性，尽快实行大联合。在谈到武汉实行大联合的方式时，周总理问柳英发有什么想法，柳英发回答说：以钢派为核心，就跟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大组织。周总理说：你人小派性大。周总理说要克服派性，还批评说各组织的头头派性都比较大，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承认山头，尊重山头，联合起来了，最后达到消灭山头。周恩来口渴了，想喝水，可是钢二司司令部里没有开水。我们司令部的办公室简陋得很，一张桌子，两把旧藤条椅子，几个木凳子，连个开水瓶都没有。司令部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也都差不多，整栋楼找不到一瓶开水。本来没有安排首长视察钢二司办公室，总理突然到了司令部办公室，我们没做接待的准备，连开水都没有，真抱歉！在场的一位女同学（中学生）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还很客气地让大家吃，在场的人都说不吃，要总理吃，周总理才把那个苹果吃了。周恩来还谈了教育革命，谈到测绘学科的情况，问我学了几年，我说5年，总理说测绘专业要学5年，太长了，学制要缩短。”

　　

　　“在谢胡访问钢二司司令部的同时，阿尔巴尼亚的另外一些外宾在李富春陪同下去了水运工程学院，访问了钢二司新水运总部，到了‘624’百万雄师攻打水运的现场，特意看了百万雄师进攻时在大楼墙上打的洞。丁家显代表钢二司出面接待。

　　

　　当天下午，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大会，周恩来和谢胡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0月9日晚，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告的批示中写道：

　　

　　“所引材料，要核准属实。”“《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香烟请谢胡、阿利雅抽烟。谢胡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我们都不抽烟。”

　　

　　毛泽东打趣说：

　　

　　“你们都讲卫生，我不讲卫生！”

　　

　　周恩来插话说：

　　

　　“霍查同志抽烟。”

　　

　　“那就是我的同志！”

　　

　　毛泽东话音一落，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周恩来又补充说：

　　

　　“霍查同志抽的是中华牌香烟。”

　　

　　毛泽东说：

　　

　　“雪茄烟比较好，抽了不咳嗽。”

　　

　　说罢，他从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划着火柴点燃了，津津有味地抽起来。谢胡看着缭绕的轻烟，恳切地说：

　　

　　“为了主席的健康长寿，建议主席戒烟。”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戒烟不行！我没有那个硬气。”

　　

　　谢胡说：

　　

　　“如果医生要你戒烟的话，你一定会戒！”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道：

　　

　　“医生比我抽得利害！卫生人员才不那么卫生呢！”

　　

　　众人闻言，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过后，谈话这才切入正题。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99%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

　　

　　“从9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3年，到今年6月1日算一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

　　

　　“现在我们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

　　

　　“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在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告中写道：

　　

　　“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处理的党、团员，有的需要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告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划了横线，他批示道：

　　

　　“应当这样做。”

　　

　　有关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批示，他们在给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起草的回电稿中写道：

　　

　　“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的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吸收新的血液，等等。”

　　

　　这个复电内容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第二天就被通知作废，不准发出。

　　

　　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问题，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告问题，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11月3日，陈伯达将总参写作班子写出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以杨成武的名义在《人民日》上发表。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看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文章，我对姚文元说：‘没有一点点理论色彩，尽是空头口号。’我让姚文元帮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说：‘这样的文章，我没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写，我现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重新写文章呢？要不就压一压再说。’于是，这篇文章我们压了一个多月。但是，杨成武几乎天天催，问这篇文章怎么还没有发，甚至说：‘一个总长要发表一篇文章怎么这么难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声音呀。’直到我们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

　　

　　“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

　　

　　“我赞成康生同志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内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刘少奇、邓小平互相配合，‘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196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是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林彪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联合发表了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一篇题目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发表前，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说明中写道：

　　

　　“关于主席思想6条，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6条，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6条是：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可用，同意发表。

　　

　　1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康生、杨成武谈起《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这篇文章，他说：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

　　

　　杨成武不安地说：

　　

　　“主席，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的过程，你是知道的。”

　　

　　毛泽东说：

　　

　　“这是陈伯达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这是陈伯达他们整你。”

　　

　　杨成武说：

　　

　　“主席，这事我还是应该检讨，最后我还是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了。”

　　

　　“这不是你的事情。”

　　

　　毛泽东说完，叫汪东兴把这一表态传达到中央文革会议上。

　　

　　11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们。

　　

　　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她说：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为什么要清理阶级队伍？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是因为‘大联合’搞不起来，‘大联合’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队伍里有坏人作祟。”

　　

　　1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他在谈话中说：

　　

　　“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给康生写了一个批语：

　　

　　康生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泽东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中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党支部和小组，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6日，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12月12日，《解放军》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告》上作了批示。因为此份告中引用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中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些词句，他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2、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的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4、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5、我们不要题字。6、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办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讲了关于筹备‘九大’、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接着说到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的问题，他批评陈伯达说：

　　

　　“权威是靠人树起来的吗？书越读越蠢！”

　　

　　陈伯达检讨说：

　　

　　“我是糊里糊涂啊，没把好关呐。”

　　

　　毛泽东说：

　　

　　“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在上海拿给我看，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叫你把关，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

　　

　　陈伯达说：

　　

　　“我吃了安眠药，糊涂了。”

　　

　　毛泽东继续批评说：

　　

　　“中国的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们的，读书越读越蠢。有些语言不是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哩！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毒甚广！说过提法不对，韶山通车的告又这么搞，还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一套。”

　　

　　杨成武建议说：

　　

　　“京西宾馆住了很多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这篇文章的过程和原话同他们谈一下，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周恩来点头说：

　　

　　“打个招呼好。成武啊，这事就你去最合适。陈伯达和姚文元已经不适合讲，你去比较好。”

　　

　　第二天，杨成武到京西宾馆将毛泽东的原话和批示进行了传达。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写道：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同时写道：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月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及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代表，共计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1月12日晚，戚本禹从钓鱼台办公室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他进入怀仁堂会议室，见里面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汪东兴向戚本禹宣布，对他实行“请假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我心里明白，他们4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总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这也就是向我表明，对我的处理是经过了这4个人的同意批准的。”“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诉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随后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的双手被用手铐整天整夜的反铐着。我心里知道，这一定是汪东兴使的坏，其他人是不会来管这个事的。而汪东兴只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为由就行了。”“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3个人就都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监狱。”“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汪东兴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许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同时，我那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后来知道，主席在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吟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516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1月16日，毛泽东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他马上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对“启事”问题予以澄清。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在《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11月6日联合发表的经毛泽东审阅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一文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十分精辟的，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后人实有精研细察之必要。要继承毛泽东之遗志，要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势必会走上“新社会主义”一类的最坏的资本主义之歧路，祸国殃民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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