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抗战

　　

　　那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廿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廿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佟、赵诗。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

　　

　　由此可见，汪、蒋两个人是一致。

　　

　　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

　　

　　蒋觉得抗日与他没有利益，不论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只要与他自己不方便，他总是不痛快。

　　

　　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用大锅做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上海附近雨水很多，稻草一湿点不着火，就没有法子做饭。做饭的地方，距离前线远了，饭没法子送；靠得前线近了，一轰炸做饭的地方，前线的人就吃了亏。最困难的，做饭的炊爨兵没有军事训练，用他们去送饭，就没有人做饭，不用他们送饭又叫谁去送？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谁也没法子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不能持久而失败。这是谁应当负的责任呢？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不打算真正抗日得到的结果；处处都没有准备，完全是去送命的。

　　

　　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号码，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部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

　　

　　还有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的特务，不许进去，不准同受伤的官兵谈话。这种防备人民的办法，使一切慰劳品被这些特务们偷的偷了，拿的拿了，既见不着面，更提不到鼓舞士气，安慰伤兵的心了。

　　

　　有几个受重伤的连长，从上海附近爬出来上了火车，一直到南京下关车站，六天六夜没换药。到了车站，伤兵们看见有人来，他们说：“我们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连口水都喝不着，你们把我们枪决了，比这样活着还好。”说着说着，一面大声骂着蒋介石，他们主要地说：“蒋介石若不是卖国贼，绝不会这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受伤的官兵。”

　　

　　司令长官对于前方的敌情一点也不知道，想着派几个侦探出去，蒋介石是一文钱也不发，他好像是说：“你要抗战，你派侦探，为什么向我姓蒋的要钱。”这是当时的实在的情形。我真不知决心抗日的人们，有了什么罪过，必要遭受蒋介石这种待遇。

　　

　　常说的话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今天看蒋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不打败仗呢？

　　

　　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我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谁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希特勒勾得非常紧密，上都嚷着说，日德要订攻守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派德国顾问到前方来，蒋到底是什么心肠，谁也不明白。

　　

　　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有一个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李文田说：“不能再走！”黄维纲问：“为什么呢？”李文田说：“冯长官的命令，不能不听，咱们出来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够了。”黄维纲军长说：“你是副总司令，一个是你应当确实服从命令，一个是公开反对命令，你怎么说敷衍敷衍呢？”李文田说：“我是副总司令，我知道得比你的多，蒋总司令是不主张抗日的，我们打胜了，他也不喜欢；冯长官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出来敷衍敷衍，他是不愿意我们的。”因此黄维纲和李文田大吵特吵。鹿钟麟就回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给蒋介石，到底没有回来消息。

　　

　　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不会巴结，弄得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

　　

　　有一次我和蒋介石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竟被坏小子欺骗。”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样子；过去了，他还是被他那一班坏小子蒙蔽他，愈蒙蔽他，看他愈高兴，因为他心里是不喜欢真正主张抗日的人指挥作战的。

　　

　　在南京要投降

　　

　　蒋介石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后来知道蒋找的人没有我，那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的调停和议。蒋介石就沟通了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梁鸿志、吴光新，这一些都云集在上海沧州饭店、哈同花园，忙个不了。

　　

　　蒋介石派的人是姓吴的和姓翁的和他们接洽，提的条件：

　　

　　一、实际承认满洲国；

　　

　　二、恢复“八·一三”的现状；

　　

　　三、山东事件；

　　

　　四、共同防共；

　　

　　五、华北中日双方均不驻兵；

　　

　　六、经济提携。

　　

　　这是他们提出来的灭亡中国的勾当。

　　

　　陶德曼提出来的议和条件，据甘介侯致国民参政会的电说：德大使第一次调停之条件为：

　　

　　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驻兵；

　　

　　三、扩大淞沪停战协定，非武装区以国际警察代替中国保安队；

　　

　　四、中日经济合作；

　　

　　五、中日共同防共；

　　

　　六、根绝反日运动。

　　

　　德大使第二次调停之条件为：

　　

　　一、中国政府应抛弃联共政策和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满共同反共。　

　　

　　二、在必要区域内设立非武装区并成立特殊政权。

　　

　　三、日、满、中缔结密切经济合作之协定。

　　

　　四、中国对日本作必要之赔偿。

　　

　　以上这些事是徐谟外交次长告的。

　　

　　徐说：“在南京是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在座者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长（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

　　

　　蒋介石委员长表示：

　　

　　（一）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

　　

　　（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蒋介石找军人开会商讨事情，他为什么不找我？我也用不着说，明眼人都清楚。因为我绝对不答应他投降；他不抗日，我一定要抗日到底的。

　　

　　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在铁道部开最高国防会议。蒋介石是这个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是这个会议的副主席，那天到的有二十位。

　　

　　会议刚开，林森主席就来了，林说，他要上兵舰到重庆去，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兵舰是没法子走，现在向大家告辞，十点半钟就可以开船。

　　

　　林刚说到这里，蒋介石说：“主席走吧，这是没办法的事。”蒋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嚷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天开会时蒋介石涨红了脸，脖子的筋都涨起很高，那真是把他良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现出来很多。

　　

　　撤出南京跑到武汉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离着南京近了，唐生智首先将南京城外的许多房子烧掉了，为了免得被敌人利用。结果敌人来了，队伍全都垮了，有的军队投降日本。不到三天，日本鬼子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那就不要说各界的人民了！受日本的奸杀淫掠，无所不为。无论什么人看见，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这种兽行，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的。

　　

　　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地洞的旁边。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不应当用宪兵开枪把他们打死。武昌街上，宪兵打死了好几个伤兵，若是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

　　

　　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主席是汪精卫，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

　　

　　由徐谟次长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廿八日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廿九日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

　　

　　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又引希特勒之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说，在希特勒看，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

　　

　　拿这段事情看，蒋介石找汪精卫召集的会议没有找我，为什么？他们是为秘密。为什么秘密呢？他恐怕我反对他们这种出卖抗日的辱国行为。

　　

　　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查半点都没有做。很多人都说，国民党把好话都说完了，把坏事做尽了；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作，不说一句空话。”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因为蒋的脸上的细纹都表现出来：绝对不赞成我说的这些话，后来果然没有消息了，可叹不可叹呢？

　　

　　蒋介石找我到鄂东一带查看阵地，并到九江以下查看马当堵塞长江的办法。我先到了鄂东田家镇附近，看见那里把海军的炮从兵舰上搬下来，造的有坚固的炮垒。我到炮垒附近看了一遍，我问炮兵的指挥官：“你这炮打多么远？”他说：“打五千五百公尺。”我说：“日本海军炮打多么远？”他说：“七千公尺。”我说：“这可坏透了。你这炮位设在小山头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了，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你的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使敌人的炮不到四千和五千公尺他看不见你，那样你打他不是很方便么？”炮兵指挥官回答说：“这是德国顾问叫这样办的。”我说：“你还能改做不能改做呢？”他说：“都是洋灰铁筋做的，没法子改造。”我说：“你们要知道德国顾问是德国的希特勒派来的，希特勒是和日本勾结一致的。他有什么意见对你说，万不可全听他的。”过了不大的工夫，炮兵的指挥官小声问我：“德国顾问是真坏，他就希望我们打败仗。可是蒋为什么还用他们当顾问呢？”我说：“一定有原因。”

　　

　　我到了马当附近，在长江右岸的山顶，那天我们在山顶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吃我们自己带的饭，喝我们自己带的水。九江的文武官吏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吃东西，我对他们说：“不论走到哪里，我不主张吃人家的饭，喝人家的水。若是奉公出差，到处骚扰人，那是一种最坏的风气，我是反对的。”

　　

　　就在这几天，张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真勇敢！正从日军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紧接着就是孙连仲的军队，池峰城在台儿庄苦战十几天，结果把敌人打死的很多，并且把敌人打退了。

　　

　　论说张、孙这两部军队至少也应当扩充到每一部十五万人或者是廿万人，因为他们不怕死，敢找着敌人打仗。实在怎么样呢？张自忠称为卅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一个兵、一杆枪、一门炮全没给补充过，就给他一个总司令的空名义；孙连仲的军队不但没有扩充，他指挥的马安邦军长在豫西被日本飞机炸死后，就被蒋介石把他这一军的番号取消了。为什么这样办呢？就因为他们打日本打得太厉害，这是什么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嫡系的军队枪炮是最好的，人数是充足的，饷项是一点不缺的，都秘密地调到陕西北部归胡宗南指挥着包围共产党去了。在哪一方面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说的话，总是说精诚团结，实际上宁自打内战，不愿意打日本。一些朋友看见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和他的言论，一点都不一致，就说：“蒋介石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从此可知全中国人对蒋是什么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