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劳动观的历史生成及其当代价值

　　

　　尚庆飞 张明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0期，

　　

　　摘自2011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劳动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西方无政府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劳动思想是毛泽东劳动观形成的理论“支援背景”，必须历史地、全面地解读毛泽东的劳动观，它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理论景观。青年毛泽东即对劳动问题加以关注和思考，青年毛泽东的劳动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政府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劳动思想的糅合。在接受马克恩主义之后，他将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用于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仍将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重视劳动、尊重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围绕劳动重要性和劳动者地位的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也在局部范围出现了鄙视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底层劳动者收入偏低的现象。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劳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劳动创造世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让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都懂得并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的真理。”本文尝试通过对毛泽东劳动思想的当代解读，梳理和概括出其劳动观中的合理成分，以期为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青年毛泽东的劳动观
毛泽东的劳动观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正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晶一样，他的劳动观也深受中西文化中相关劳动思想的强烈影响。同时，毛泽东的劳动观又是动态发展的，在不同时期向我们展现出不同的理论景观。而且，即使在同一时期，他的劳动观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种思想的“合金”。特别是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前，青年毛泽东关于劳动的思想是混杂的，其中既明显保留着西方无政府主义劳动观的痕迹，又刻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国外思潮涌入中国。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主要活动家托尔斯泰关于劳动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较大。托氏认为，劳动符合人的最高道德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途径。一切乐境都可以从劳动中获得，一切苦境都可以在劳动中获得解脱。从本质上说，这是泛劳动主义与道德苦行主义的结合。克鲁泡特金呼应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如果劳动者一生只做一种同样的机械的工作，便会失掉他的智力和发明的精神；反之，一人如果兼做几种不同的职事，其结果便可以增加国民的生产力。”他反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应该分离，二者合一才是劳动的最佳状态，才是真正愉快的劳动。不仅如此，他还主张机器与手工业相联合，农业与工业相联合，农村与城市相联合。受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内高呼：人类生而平等，劳动乃人生之最大义务，反对不劳而食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一时间，国内尊劳主义、泛劳动主义思想相互鼓荡，占据了思想界的半壁江山。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尊重劳动，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做法，沉重地冲击了延续数千年的抬高“劳心者”、贬低“劳力者”的不良风气。返回田野、与农民群众相结合成为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与信念。
毛泽东也是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一员，在整个社会风气的熏陶下，其早期思想也必然带着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痕迹或共同特征，必然浸染于那样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这一时期，毛泽东虽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养料有限，所以在思想上他还是处于不断地比较、探索之中。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计划在附近寻找一块地，以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自由的新社会。但是由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毛泽东的“新村计划”被暂时耽搁下来。在赴京组织勤工俭学之事期间，毛泽东接触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其中，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日本的新村》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工读主义和新村计划思想与他的“小团体大联合”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在回湘以后不久，他就亲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章发表在 1919年12月1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以期得到社会的认同。
首先，毛泽东认为“新村”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有其可行之处。“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其次，毛泽东极力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模式，认为应减少学校教授时间，多使学生自动研究及工作。在他的“新村计划”中，每天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之一个要素”。他所言之工作，并非学校中手工练习，而是在农村中从事直接生产符合社会实际生活需要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主张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使家庭、学校、社会合而为一新村。后来随着北京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在1920年6月7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也承认：“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简言之，毛泽东的新村计划、工读互助思想，幻想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建立一个人人劳动、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是对残酷现实的反抗，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一种尝试。但是，其所勾勒的美好图景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注定了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概而言之，青年毛泽东劳动思想显现出以下特点：重视劳动，尊重体力劳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贬低体力劳动、抬高脑力劳动的不良风气，批判不劳而食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主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重申了“劳工神圣”的伟大意义。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青年毛泽东的劳动观还潜在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农家劳动思想的影响。农家是先秦诸子学派中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的一派。农家代表人物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农家站在小农生产者的立场上，反对“胼手胝足，以给公上”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在其原始平等观的驱使下，反对“劳心者”、“劳力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强调每个人都不能脱离劳动生产，幻想一个没有剥削、自食其力、人人平等的“理想国”。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从小参加劳动，中国农民传统的重农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毛泽东。另外，早年的劳动生活也锻造了其亲近体力劳动者的阶级情感。加之后来接触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观的强烈影响。所以，以上这些方面共同形塑了青年毛泽东的劳动观。后来毛泽东与斯诺的一席谈话，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上述观点：“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的劳动观
毛泽东并非一名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劳动观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一旦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其劳动观便发生了质的飞跃。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基本原理，重视劳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规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劳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人类历史需要确认的第一个事实。劳动是承载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深知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这不仅与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关，而且，毛泽东早年的劳动生活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这种观点的形成。所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他都十分重视劳动生产。“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久性的根据。”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深知革命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实现部队的自给自足，维持部队的日常生存。井冈山时期，他创造性地提出，土地革命不仅是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和保证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他还强调，根据地建设的主体不仅是根据地人民，而且人民军队也应承担起根据地建设的任务。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人民军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的观点。1939年2月，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造成的根据地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在1943年10月1日为党中央写的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劳动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农业劳动生产上，那么在党获得执政地位后，毛泽东对劳动的重视就不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劳动上，而是拓展到包括农业、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重视劳动是为保证革命胜利提供坚实基础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劳动的重视可谓与整个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劳动生产的重视直接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目标相挂钩。实现工业化是毛泽东始终追求的一个奋斗目标，而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是工业化的目标，又是工业化赖以实现的手段与途径。
其次，重视体力劳动者与重视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相结合。重视体力劳动、尊重体力劳动者的思想，不仅与毛泽东同情农民有关，也与革命斗争中体力劳动者的忠诚性有关。然而在对待脑力劳动者的问题上，党在幼年时期犯了严重错误，片面追求党内干部在出身成分上纯之又纯的做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1942年5月28日做的《文艺工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告中，承认十年内战期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关门主义”错误。“那个时候，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过错误，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毛泽东认识到，知识分子也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必须大量使用知识分子、大胆任用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延续了其重视脑力劳动者的政策，强调“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由此可见，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否正确，是事关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同时，毛泽东也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立场问题。
再次，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要素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也就是说，劳动赖以进行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要素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劳动的主体－－劳动者。毛泽东认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每个劳动者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是平等的一员，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也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发家致富。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曰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不是竞争，而是竞赛。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必须破除劳动生产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创造一个平等、互助、合作的劳动关系。后来，毛泽东对“鞍钢宪法”大加赞赏，并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方法大力推行，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上述思想的表现。（2）把科学技术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重视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毛泽东就把科学视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他认为，社会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于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而在他看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方面的因素，是直接作用于劳动者身上的因素。毛泽东把物质技术视为劳动要素中的重要因素，注重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针对当时我国手工业劳动还占有很大比重、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的情况，他提出“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在他的理论逻辑中，”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而生产力水平低下，根本上是与社会主义本质的优越性相违背的。所以，他提出必须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科学技术这一战，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最后，重视体力劳动在锻造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中的作用。毛泽东不仅注重劳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即客观物质层面的作用，同时也十分强调劳动在人的精神层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党员干部在劳动中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去除自身的官僚主义倾向。如何保持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如何防止党员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毛泽东一生都在思考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消除身上的官僚主义气息，做到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在体力劳动中与群众打成一片，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深刻明白自己只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颗螺丝钉，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消除官僚主义不良作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有效途径。（2）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团结、教育、改造”是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态度的一个凝练和概括。随着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即在社会转型后，原有的社会各阶级、阶层地位发生了变更，因此在思想观念上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改造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毛泽东主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参加体力劳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与工农相结合。他认为：“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然而，毛泽东晚年违背了其一向主张的实事求是原则，在劳动观上也犯了一些错误。诸如，他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了“世界观标准论”和“皮毛论”，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倡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城市向农村看齐，人为地取消农村与城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主张取消城乡差别、消灭脑体分工是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而毛泽东在当时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基础上，人为地消除这些差别，反映了其急切地希望进入人人平等、消除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但是这与中国的国情是不相一致的，最终只能是落入空想之中。
三、毛泽东劳动观的当代意义与价值归宿
毛泽东的劳动观对当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和谐社会建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召力。易言之，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有着重要不同，但是毛泽东的劳动观不仅对于解决当前国内面临的新问题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际范围内各类左派运动的开展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尊重劳动、保护劳动、发扬劳动精神，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竭的动力源泉。不管是在青年时期还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抑或是和平时期，重视劳动生产是毛泽东一生不变的主题。在新村计划、工读互助团中劳动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在革命战争年代劳动生产是保证革命胜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劳动生产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赖以实现的途径。在毛泽东眼中，劳动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更是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劳动生产，离不开每一个劳动者。人类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自我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党的任务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毛泽东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明确提出：“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党的先进性的主要表现就在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这同样也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而所有这一切，脱离了劳动生产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然而，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资本逻辑充斥着人们内心世界的今天，却逐渐产生了贬低劳动、鄙视劳动者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现象。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地抵制并加以深刻批判。
其次，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思想对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在劳动关系上却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劳资关系对立、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收入偏低、贫富差距未呈现明显缩小的趋势等。如何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如何避免两极分化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解决。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方法和立场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毛泽东认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地位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劳动是竞赛而非竞争。劳动者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在劳动产品分配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公平分配，防止两极分化现象发生。他主张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扩大再生产，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他强调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领导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地推广，都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的运用。而这些对当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将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当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重视劳动，尊重劳动者，进一步扩大劳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稳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努力做到“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毛泽东时代“劳动光荣”的理念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核心概念，劳动优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核心价值。人人参与劳动，共同为社会创造财富，共同分享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重要精神实质和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剥削制度对社会造成的最大的祸害，就是在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过程中使劳动成为奴役人的手段，使鄙视劳动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虽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未变，但按要素分配的比重大幅度提升，管理型、经营型和科技创新型的劳动者，相对容易得到价值体现，而从事简单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分配中则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现象值得重视。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以辛勤劳动为荣”，将辛勤劳动提升到先进价值观的层面，这是毛泽东时代党在全国人民中间提倡“劳动光荣”理念的当代延伸。重视劳动的价值，既应体现为劳动者对于劳动的自我认同，同时也应体现为全社会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和认同。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管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皆应得到相应价值体现。因此，可以说，能否在价值观领域抵御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很重要的一点就反映在国家和社会对于劳动和劳动者地位的价值认可上。
最后，毛泽东关于劳动锻造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开辟了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左派运动“症结”的新途径。20世纪20年代，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并非如同俄国革命一样取得胜利，促使欧洲无产阶级理论家诸如青年卢卡奇等开始展开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反思。青年卢卡奇认为，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物化观念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因此，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物化观念的笼罩，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总体性的自觉运动中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输入”获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不断以新的形式克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物化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欧洲无产阶级理论家面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已无能为力，他们不得不转向对社会生活、文化、意识形态等微观层面的批判。而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工人阶级已经“碎片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已经不是所谓的阶级意识缺失的问题，而是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无产阶级本身已成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问世160多年后的西方，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丧失甚至连无产阶级本身也不复存在的理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沉重打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时至今日，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关于阶级问题研究中，其研究主题也发生了相应置换，即对阶级的关注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斗争，亦非如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所推崇的阶级意识，而是围绕新的中间阶级展开的带有显著“去阶级化”色彩的探讨。而毛泽东关于劳动锻造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思想，则在另一维度上为这一问题开启了新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不可能从天而降，也不可能仅仅凭借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灌输”就能形成，而必须以参加革命实践、参加劳动生产，作为从中获得自己的阶级认同感和升华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革命意识的现实根据。毛泽东的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处于低谷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总而言之，毛泽东劳动观对当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进一步发扬尊劳主义传统，努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