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2章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出现了割据局面也没啥大事嘛！跟蒋介石不也

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共产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

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话说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知》。

9月25日，《人民日》发表通讯，道了毛泽东南巡视察的消息。

9月26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会议的人民解放军三军全体成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先后登上主席台，会场里900多名部队干部全体起立，鼓掌声、欢呼声如雷震耳。毛泽东频频招手，他等众人稍一安静下来，突然问道：

“陈再道来了没有？”

台下应声立起一人，大声告说：

“主席，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朝着陈再道一摆手，说：

“好，好，来了就好，你坐下吧。”

会场里不少人悄悄议论：

“这是怎么回事？”

“乱了半天，原来主席是保陈再道的？”

“陈大麻子这回腰杆硬了！”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中说：

“现在我要老老实实的承认，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嘛！我至死不能攻击和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确是一个无私的伟大领袖，他的每一个行动不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是从他的个人利益而出发的，都是出自一种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他是为了主义而得罪一些人的，包括我，而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伟大和渺小的根本区别所在。我还记得林彪摔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过去的东西不要忘记，忘记了不好。那次事件，有人要往你头上栽，我就看出他们居心不良。不到一个月，那些要将你致死的人倒台了。我是杀鸡给猴看，不这样，那股风刹不住。但是你不吃点苦也不好呢。太顺利了不好，自己应该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群众，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有怨气，不好。’这些话都是语重心长呀！可惜，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终于走了，而我们还在。我们总想选择一个类似毛主席那样的领袖。”

后来，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陈再道。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批准，陈再道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且说在9月底，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人开会，召来傅崇碧，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的住处。

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傅崇碧回忆说，‘七二〇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

董保存在198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杨余傅亊件真相》一书中，记载了傅崇碧提供的关于此次谈话的回忆材料：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

“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傅崇碧说：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

“朱德同志的大字还有没有？”

傅崇碧答道：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毛泽东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

“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利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陈毅的夫人张茜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又说：

“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机把周恩来命令他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对秘书说：

“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

“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

“为转移老同志的亊，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

“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去年上半年到今年2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1967年9月，中央军委办事组由杨成武出任组长，成员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后来在10月，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为办事组成员。

在国庆节前夕，江青提议由张春桥替林彪起草讲话稿。后来周恩来看了张春桥起草初稿，他对张春桥说：

“是否把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过林彪同志的讲话传达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啊！”

张春桥说：

“那就突出主席讲的‘斗私批修’。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纲。我陪主席视察中，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的含义。”

周恩来同意后，张春桥在林彪的讲话稿里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的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的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写的这篇讲话稿，很高兴，他批示道：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1967年10月1日，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4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这一天，张治中也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参加观礼。此时的张治中，已经是久病缠身，体力不支，由警卫人员用手推车把他送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动来到张治中身边，与他亲切握手。张治中直言不讳的对毛泽东说：

“你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呢？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

毛泽东听后，因话不投机，也没有言语，随后就走开了。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张治中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政治风暴的影响，他非常感激毛泽东。1969年4月6日，张治中逝世于北京。他在临终前，写了一份遗嘱，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10月2日，《人民日》道了《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国庆节过后，《人民日》发表了题目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

“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做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10月3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驽马扎莱，他在谈起文化大革命时说：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的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国内干部——笔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1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他还说：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

驽马扎莱插话说：

“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

“乱了一会儿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理好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中共中央的转发通知及记录稿的全文如下：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谈话内容主要有：

1、关于形势：

七八九3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2、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都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3、关于对待干部：

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评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正确的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的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的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4、关于红卫兵：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10月8日下午，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率党政代表团到武汉进行访问。武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奉命前往机场欢迎。

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周恩来乘专机先期到达机场，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武汉造反派自1967年“二八声明”后分裂成了“钢、新”两大派——笔者注）、三司革联7个群众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杨道远、李想玉、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等前去迎接。在休息室里，在等待谢胡飞机的时间里，周恩来同迎接他的群众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的中心就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迎接周恩来的只有7个群众代表，其他都是军队干部。周总理嫌人太少了，周问曾思玉、刘丰，准备了几桌？刘丰说，准备了两桌。周恩来说，范围要扩大，各组织都要多来些人。周恩来看到来的代表都是男的，就对这些群众代表说，困难的时候女同志跟你们一起战斗，现在一个女代表都没有，如果江青同志知道了，非批评你们不可。”

“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顾建棠在《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写道：“那天周总理在机场……只见到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7个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张立国、龙铭鑫、高玉泽（新华农一号勤务员）、谢华之（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总理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这样，工造总司、新一冶、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市直红司、中学红联、新中原和公安联司等组织的代表才受到补充邀请，都成为迟到的被邀请者。”

杨道远在《奉献》中写道：“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着重是讲武汉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说到了省革委会的人选问题，周恩来问朱鸿霞：你当省革委会主任行吗？朱鸿霞连忙说，不行。周又问，杨道远当可以吗？我说当不了。周恩来听了回答后说，不是说你们不行，而是说你们现在还不行。接着周恩来背诵了毛主席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周说，李进就是江青同志。你们都是幼松，要长成劲松才能担当大任。”

“谢胡来了，在机场稍事休息，准备去东湖宾馆。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沿途夹道欢迎。车队刚出机场就走不了啦，欢迎人群秩序混乱，道路被拥挤的人们堵塞，车子无法通过，车队又转回了机场。刘丰把我们喊过去，说我们的人不注意影响，要我们去整理队伍。我去了现场，机场门口那一段队伍根本不是钢工总、钢二司的人，是中央表态时没有点到的那些组织故意想闹出点影响，所以提前抢占了机场门口这段路，有意拥挤起哄，显示他们的存在，希望在武汉造反派阵营中争得一个位置。刘丰批评我没有把队伍组织好，在外宾面前出乱子，刘丰说总理要批评你。我去见了总理，总理毫无责怪的意思。谢胡到中国几个城市访问过，他总结评价说：上海秩序好，武汉热情高。”

“晚上在东湖宾馆举行宴会，各个组织都增加了人数，还请了7大组织之外的造反派代表来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的勤务员毛远耀也出席了宴会。”

据曹承义在《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中记载：“晚上19时30分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军区曾、刘首长，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的红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据杨道远记载：“晚上的座谈会人比较多，钢二司有我和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还有些中学生。钢、新两派头头都去了。周恩来、康生还有同来武汉的其他中央首长出席了座谈会。康生很朴素，很和蔼，像个教书先生。我们都围坐在他们身边，没有太多的讲究，很随便的。”

“座谈会开始时，谢胡在座。有人提出，谢胡是外人，我们自己人是不是要单独开座谈会。周恩来说，谢胡是自己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大联合的，有什么话都当着谢胡说。”

“座谈主要是讲怎么实现大联合，中心议题是联合起来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我递了两份材料给周恩来，都是关于干部的，一份是钢二司武大总部为李达（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杨道远原注）翻案的材料，另一份是张群英（武测钢二司战士）和新华工一起搞的姜一的材料。周恩来说，这次本来打算想要姜一和孙德枢出来工作（接待外宾），现在你们送了材料，我就不说了。座谈中我们有人谈及七二0前的形势时说，武昌是解放区，汉口是游击区，汉阳是白区。周恩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如何实现大联合，钢、新两派分歧很大，都想以自己为核心。特别是成立工代会的问题，周总理故意问大家：成立个钢工代会好不好？钢派使劲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总理又问：成立个新工代会好不好？新派拼命鼓掌，钢派不鼓掌。钢派要学上海工总司，搞一个组织，就是要以钢工总为核心，提出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新派则要组织新武汉与钢派抗衡。周总理说：武汉不走北京道路，也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不要钢工代会也不要新工代会，成立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大家热烈鼓掌。”

据顾建棠记载：“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我们这次陪同谢胡同志来汉，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革命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实现革命大联合，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接着就到每一桌给大家敬酒。周总理来到我们这桌时我们都站起来，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叫——’，我说：‘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10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做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

10月9日上午，谢胡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了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测绘学院。

据杨道远记载：“我们得到通知后，在武汉测绘学院作了迎宾布置，到处张灯结彩，红旗招展，钢二司的人在大操场整齐列队，等待国宾到来，在外宾要经过的道路两边夹道欢迎。听到消息的革命群众也都拥进了操场，操场四周，道路两旁，校园内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7252部队派了一个团在那里警卫，门口站岗的士兵手里抱着冲锋枪。我在钢二司司令部楼下大马路上等待着。车队来了，在一号楼背后我接到了周恩来，周总理对我说，到你这里了，你是主人，你去陪谢胡同志。我把柳英发介绍给周总理，我去陪谢胡同志，周总理拉着柳英发，沿操场外围大字区走了大半圈。我陪着谢胡一边走，一边指点大字介绍情况。拥挤的人们争相目睹首长，大字栏中伸出了大片的热情的脑袋。看完大字，宾主一起上了主席台。谢胡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谢胡称赞说：‘钢二司是真钢！’操场上掌声雷鸣，一片欢腾。谢胡热切希望我们赶快搞好大联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谢胡说，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只要我还在中国，就一定来参加；我如果回国了，一定发电来祝贺你们。谢胡讲话以后，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还没唱完，周恩来要我送谢胡离开会场。我送谢胡回来时周恩来已经到了钢二司司令部办公室。

周恩来总理在钢二司司令部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钢二司在场的有我和方保林、柳英发、王笑林、张良栋、赵日萍、李莉、曹福泉、熊志伟等，还有几个中学生。7252部队孙树仁主任在场。在场的还有周总理的随行人员。谈话开始总理要求不要录音，并说，要录音我就不好讲了。周恩来总理讲要克服派性，尽快实行大联合。在谈到武汉实行大联合的方式时，周总理问柳英发有什么想法，柳英发回答说：以钢派为核心，就跟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大组织。周总理说：你人小派性大。周总理说要克服派性，还批评说各组织的头头派性都比较大，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承认山头，尊重山头，联合起来了，最后达到消灭山头。周恩来口渴了，想喝水，可是钢二司司令部里没有开水。我们司令部的办公室简陋得很，一张桌子，两把旧藤条椅子，几个木凳子，连个开水瓶都没有。司令部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也都差不多，整栋楼找不到一瓶开水。本来没有安排首长视察钢二司办公室，总理突然到了司令部办公室，我们没做接待的准备，连开水都没有，真抱歉！在场的一位女同学（中学生）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还很客气的让大家吃，在场的人都说不吃，要总理吃，周总理才把那个苹果吃了。周恩来还谈了教育革命，谈到测绘学科的情况，问我学了几年，我说5年，总理说测绘专业要学5年，太长了，学制要缩短。”

“在谢胡访问钢二司司令部的同时，阿尔巴尼亚的另外一些外宾在李富春陪同下去了水运工程学院，访问了钢二司新水运总部，到了‘6.24’百万雄师攻打水运的现场，特意看了百万雄师进攻时在大楼墙上打的洞。丁家显代表钢二司出面接待。

当天下午，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大会，周恩来和谢胡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0月9日晚，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告的批示中写道：

“所引材料，要核准属实。”“《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香烟请谢胡、阿利雅抽烟。谢胡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我们都不抽烟。”

毛泽东打趣说：

“你们都讲卫生，我不讲卫生！”

周恩来插话说：

“霍查同志抽烟。”

“那就是我的同志！”

毛泽东话音一落，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周恩来又补充说：

“霍查同志抽的是中华牌香烟。”

毛泽东说：

“雪茄烟比较好，抽了不咳嗽。”

说罢，他从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划着火柴点燃了，津津有味的抽起来。谢胡看着缭绕的轻烟，恳切地说：

“为了主席的健康长寿，建议主席戒烟。”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戒烟不行！我没有那个硬气。”

谢胡说：

“如果医生要你戒烟的话，你一定会戒！”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道：

“医生比我抽得利害！卫生人员才不那么卫生呢！”

众人闻言，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过后，谈话这才切入正题。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

“从9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3年，到今年6月1日算一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

“现在我们有计划的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

“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在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告中写道：

“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处理的党、团员，有的需要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告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划了横线，他批示道：

“应当这样做。”

有关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批示，他们在给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起草的回电稿中写道：

“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的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吸收新的血液，等等。”

这个复电内容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第二天就被通知作废，不准发出。

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问题，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告问题，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11月3日，陈伯达将总参写作班子写出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以杨成武的名义在《人民日》上发表。

据陈伯达后来在回忆中说：“看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文章，我对姚文元说：‘没有一点点理论色彩，尽是空头口号。’我让姚文元帮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说：‘这样的文章，我没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写，我现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重新写文章呢？要不就压一压再说。’于是，这篇文章我们压了1个多月。但是，杨成武几乎天天催，问这篇文章怎么还没有发，甚至说：‘一个总长要发表一篇文章怎么这么难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声音呀。’直到我们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

“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1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

“我赞成康生同志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内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刘少奇、邓小平互相配合，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是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

《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联合发表了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一篇题目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发表前，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说明中写道：

“关于主席思想6条，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6条，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6条是：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可用，同意发表。

1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康生谈起《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这篇文章，他说：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

杨成武不安地说：

“主席，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的过程，你是知道的。”

毛泽东说：

“这是陈伯达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这是陈伯达他们整你。”

杨成武说：

“主席，这事我还是应该检讨，最后我还是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了。”

“这不是你的事情。”

毛泽东说完，叫汪东兴把这一表态传达到中央文革会议上。

11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们。

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她说：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为什么要清理阶级队伍？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是因为‘大联合’搞不起来，‘大联合’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队伍里有坏人作祟。”

1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他在谈话中说：

“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给康生写了一个批语：

康生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泽东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中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党支部和小组，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6日，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12月12日，《解放军》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告》上作了批示。因为此份告中引用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中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些词句，他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2、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的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4、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5、我们不要题字。6、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办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讲了关于筹备九大、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接着说到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的问题，他批评陈伯达说：

“权威是靠人树起来的吗？书越读越蠢！”

陈伯达检讨说：

“我是糊里糊涂啊，没把好关呐。”

毛泽东说：

“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在上海拿给我看，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叫你把关，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

陈伯达说：

“我吃了安眠药，糊涂了。”

毛泽东继续批评说：

“中国的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们的，读书越读越蠢。有些语言不是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哩！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毒甚广！说过提法不对，韶山通车的告又这么搞，还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一套。”

杨成武建议说：

“京西宾馆住了很多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这篇文章的过程和原话同他们谈一下，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周恩来点头说：

“打个招呼好。成武啊，这事就你去最合适。陈伯达和姚文元已经不适合讲，你去比较好。”

第二天，杨成武到京西宾馆将毛泽东的原话和批示进行了传达。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写道：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同时写道：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月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及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代表，共计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1月12日晚，戚本禹从钓鱼台办公室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他进入怀仁堂会议室，见里面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汪东兴向戚本禹宣布，对他实行“请假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我心里明白，他们4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总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这也就是向我表明，对我的处理是经过了这4个人的同意批准的。”“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诉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随后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的双手被用手铐整天整夜的反铐着。我心里知道，这一定是汪东兴使的坏，其他人是不会来管这个事的。而汪东兴只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为由就行了。”“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3个人就都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监狱。”“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汪东兴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许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同时，我那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后来知道，主席在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吟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1月16日，毛泽东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他马上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对“启事”问题予以澄清。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党和军队领导人接见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英模人物，首都警卫战士300余人参加了接见。

孔祥秀坐在前排右侧座位上，他此刻已经接受了抗美援越的战斗任务，即将带领179名解放军指战员赴越南凉山地区参加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斗。

毛泽东在接见中向指战员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接着与大家合影留念。摄影结束后，他起身与前排右侧的所有战士们握手告别。孔祥秀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呀，我们明天就要去抗美援越了，我一定要把所有战士都安全的给您带回来。”

毛泽东微笑着使劲的又握了一下孔祥秀的手，高兴地说：

“好！好！”

　　后来孔祥秀在越南境内参战近400天，坚持做战时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抓战场纪律，防止非战斗减员，在1969年4月归国时，连队里果然无一人伤亡，人人都评为“五好战士”。

且说在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8）17号】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1968年1月18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9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55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禹、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41名担任常委。”

后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于1月27日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任副主任。在上述革委会40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20人，其中有大中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8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王传禹（郑州大学附中红旗）。

1月26日，北京卫戍区正式将王力送到秦城监狱关押。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作出了一个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在《请示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175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100名，占57%（工人35名，贫下中农30名，学生25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10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7%；解放军25名，占14%；留作机动20名，占11%。

常委会由37人组成。革命群众17名（工人9名，贫下中农2名，学生5名，其他1名），地方革命干部11名，解放军9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鸿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棠（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写道：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37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2月13日，在外交部的大字栏里，张贴了一张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中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2月1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参加接见的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2月26日，谢富治在“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份告上批示道：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告江青同志。”

2月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告》，毛泽东在为这个调查告撰写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要求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告上批示道：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3月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人参加了接见。

3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告时，删去了其中的“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针对准备滥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和像章”一事，作出批示：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3月14日，林彪一伙给傅连璋扣上“走资派”、“出卖毛主席健康情况”的罪名，将傅连璋逮捕入狱，代号是6847。傅连璋被捕后竭力争辩，一直闹着要给毛泽东打电话。3月19日，傅连璋又被戴上了手铐。3月29日晚8时，傅连璋气绝身亡。

傅连璋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也受到了冲击，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当即批示道：“傅连璋同志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

可惜，毛泽东最后还是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没能保护得了。

且说3月15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和驻军代表，他说：

“毛主席看了许多小。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3月15日这一天，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中写道：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现将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省革命委员会筹建工作的情况汇如下：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越来越好。”“毛主席关于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落实。全省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县、市已占90以上。杭州市和16个县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2个县正在筹建革委会。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干部已站出来的有6名，占43%。省级机关、厅、局、处、级干部已站出来的有557名，占48.7%。农业生产，战胜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丰收的1964年。工业生产，在缺电的困难条件下，不少产品的产量，都比1966年有所增长。市场供应情况良好。铁路运输、公路交通和内河航运畅通无阻。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秩序稳定。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综观全省大好形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殷切期望。全省军民决心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的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更大的努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用更新的成就迎接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150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28名，占19%；革命领导干部28名，占19%；革命群众组织代表94名，占62%（工人36名，农民21名，学生19名，一般干部12名，机动6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50名代表中，安排10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37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5名（工人7名，学生4名，农民3名，机关干部1名），包括“红暴派”代表3名；革命领导干部11名（暂安排6名）；军队干部11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滕　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周建人（原省长），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沈　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南　萍（20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空5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熊应堂（20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朱全林（20军副军长），孟昭玉（59师政委），白宗善（空5军副军长），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47号）中写道：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150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32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5人（以后逐步增补）共37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7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3月18日这一天，南京军区党委在《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中是这样写的：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和驻江苏部队的全体指战员，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就绪的胜利喜讯！

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各地一样，空前大好。

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和及时的具体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都及时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早在1966年6月，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起来造反，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中央文革又最先批准江苏成立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先后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江苏的每一个角落。一月革命风暴以后，中央召集两派代表去北京汇学习，在3月5日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纲领性指示。大大推动了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去年9月，中央决定江苏几个主要城市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到北京汇学习。在京期间，全体代表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中央、中央文革同志4次接见中，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江苏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江苏部队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今年2月份，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中央文革又决定各专、市、县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大大加快了各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

近几个月来，江苏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抓两条路线斗争，大抓“斗私，批修”，大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大好局面。江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遵照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教导，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已经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兴起。仅在部队主办的学习班学习的近200万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经和群众见面，有如春风化雨，迅速化为广大革命群众的自觉行动，有力的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展迅速，基础比较牢固。”

“目前，全省除徐州专区，徐州、连云港市外，7个专区、5个省辖市，全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盐城、六合、扬州专区，无锡、苏州市已成立革命委员会；60个县（市）中，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56个，占93%，其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21个，占35%。预计3月底，专区和省辖市可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绝大部分县（市）的革命委员会也可成立起来。”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斗号令下，全省工农业生产形势也是很好的。去年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今年三麦长势尚好，可望丰收。工业生产正在积极恢复、发展，交通运输及市场供应正趋向正常。”

“根据江苏省当前的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千七百万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更好的领导全省人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关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意见是：

一、省革命委员会拟由165名委员组成（不包括徐州地区），其中10名作为机动。155名委员的分配是：1、革命群众代表95名，占57.5%。工人代表37名，占22.5%。贫下中农代表18名，占11%。红卫兵代表28名，占17%。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12名，占7%。2、军队代表30名，占18.2。3、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8.2%。

二、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由39名组成。其中：工人代表8名，贫下中农代表2名，红卫兵代表4名，机关干部代表2名，军队干部12名，革命领导干部11名（名单附后，暂缺11名）

三、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7名；由许世友同志任主任，吴大胜、杨广立、王珽、彭冲同志任副主任（另3名待补。）

附：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名单（28名，暂缺11名）：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杨广生，60军政委；王珽，27军副军长；钟发生，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杨新亚，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赵洪，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方敏，60军政治部主任；彭冲，省委书记处书记；黄以干，省农林厅厅长；朱辉，省监委书记；周泽，省委副秘书长；迟明堂：省贫协副主任；姜启彤，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李芸华，苏州专区副书记兼专员；陈烈，六合专区副书记兼专员；曾邦元，南京大学助教，南大八·二七负责人；文凤来，南京大学教员，南大红四联负责人、省红总负责人；顾阿桃（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曹莲凤（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章瑞英（女），劳动模范；吕志光，促联负责人；朱开地，新工总负责人；唐省智，新工总负责人；陈克兴，老工总负责人；薛德元，南京八·二七负责人；周锡禄，省大联总负责人；徐松林，省革总负责人。

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49号）中写道：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3月间，吴法宪向中共中央状告杨成武、余立金、傅祟碧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犯有“极严重错误”。

陈伯达在林彪那里，也对林彪说：

“杨成武这个人一旦感觉到他羽毛丰满的时候，他就会露出他的本相。现在他就想杀人了。我们就是要在他还没有杀人的时候，首先把他杀死。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

不久，毛泽东决定在他的住地游泳池召集会议。他让汪东兴通知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参加会议。

在毛泽东这里开会，除了极其重要的会议有记录外，一般都没有记录。这次会议连续开了两三次，研究和讨论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问题。与会者揭发了杨成武不少问题。江青在发言中也说明了杨成武不是一个正派人。毛泽东听说杨成武和关锋、王力、戚本禹都有勾结，有大量的信和文件可以证明，同时他和老帅们也来往密切，就说：

“杨成武这个人八面玲珑，和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都很好。叶剑英、聂荣臻那些人都建议让他当总参谋长，取消那个‘代’字，我就没有吐口。”

“这个杨成武，哪一头他都不想落下，他都要挂扯，谁得势谁都会要他，都让人说他的好话。这样的人最靠不住的。”

谢富治说了许多他听来的消息，证明杨成武和许多人都吹过毛泽东对他如何如何，要他担任什么样的大任，要把许多人都打下去，连谢富治都在他的排斥之外。这一下，毛泽东火了，他说：

“这个杨成武，的确不老实，背着我就要搞名堂。我料定他会打着我的旗号胡闹的。现在果然如此。他一有点资本，就得意忘形了。这个人不能重用。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验许多的干部，凡是证明品德恶劣的人统统都要轰出去。他这个位置尤其不能轻视，一定要选一个品德好的人来担任总参谋长。”

会议讨论了撤销杨成武的职务以后由谁来担任总参谋长的问题。林彪说黄永胜可以胜任。毛泽东看了看谢富治。谢富治说：

“黄永胜这个人打仗很勇敢，在广州工作时表现也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好多问题，可以。”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就黄永胜吧.。”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两项重要命令：

一、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1、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2、余立金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3、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二、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1、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全军指战员。

此前，温玉成担任副总参谋长职务。

余立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后任红18师政委。建国后，任空军政委，民航总局第一政委。

3月22日夜晚，人民大会堂积聚着80多名北京卫戍区团以上主要负责干部，他们奉命等待着传达一个重要文件。

晚8点整，林彪来到了会场，他宣布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调往外地工作，即刻启程，不得延误，其所犯错误俟后公布。

3月23日凌晨，傅崇碧被召到人民大会堂，林彪向他宣布了一个调令，调他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他的卫戍司令员职务由副总参谋长温玉成接替。还宣布不让他回家告别妻子儿女，准备派飞机直接送他到沈阳赴任。

3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邱会作对已经被控制起来的杨成武说：

“你去参加一个会，在福建厅。”

“等会儿我就去。”

杨成武说着就穿衣下床，去了一趟卫生间，随着邱会作来到了福建厅，在北面西头的一个空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从右边开始扫视了一圈，依次坐着谢富治、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叶群、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温玉成、李天佑、王新亭、曾思玉、郑维山、汪东兴、李作鹏。

会议由林彪主持。林彪首先讲了杨成武的3条错误：第一，搞华北山头，晋察冀山头。第二，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排挤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与其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三，搞大树特树，有个人野心，要把王飞、何汝珍、周宇驰等人打成反革命。

接下来，叶群、江青都发了言。江青说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周恩来接着说：“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他还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会议结束时，杨成武问周恩来：

“总理，我怎么办？”

周恩来说：

“你的事我前两天才知道。”

周恩来又转对大家说：

“刚才主席来电话说：不要揪斗杨成武。他身体不好，有病治病，有错误可以检讨，但任何人不许揪斗。”

3月24日晚9点30分，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公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数千名团以上干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坐在主席台上。林彪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它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同志。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4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卫兵立即将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3人带了下去，会场里响起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

林彪还在大会上说：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于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解决问题。”

叶群马上带头高呼：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讲话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讲了话。

3月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

3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办事组成员。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

后来在1969年1月，办事组又增补李天佑为办事组成员。

3月27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0余万人。林彪在大会上宣布：由黄永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温玉成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在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他说：

“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

3月29日，毛泽东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一般的来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3月30日，《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中写道：“现在，全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原稿上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3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欲知此后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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