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何错之有（一）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治山治水、改土造田、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大打农业翻身仗的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它历时十多年之久，在全面改变农业生产落后条件、实现农业升级改造、初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在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当主流媒体在大讲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时，是否应该知道，为此提供生产条件和物质基础的，却正是上一代人的那场改天造地、艰巨豪迈的创业运动。正是在那时，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走过了最具有攻坚性的一段路程。
长期以来，所谓“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左的产物”、“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改革前“农业长期发展缓慢”、“没有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等等各种非议、谣言不绝于耳，严重地歪曲了新中国的历史。好在历史总在人民之中，如今再让我们看看，上一代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到底干了哪些事情，它给中国农业带来什么变化吧！

　　

　　什么是真正的创造，什么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大寨人作出的生动回答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大寨的贫穷可用过去的一个民谣加以说明：“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解放后的贫穷主要是由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造田的一条道。
自从互组合作化以后，大寨人就开始了治山造田的状举。1955年冬首先对一个被称作“狼窝掌”的荒山野岭开战。一个冬季58个劳动力筑成了38道堤坝，填了上万方黄土，造成了30多块粮田。第二年播下种子，长出禾苗。但是，当人们看着流出的汗水既将换来丰收的果实的时候，一个黑夜、一场暴雨，堤坝、土地、禾苗大部分被冲垮！一年的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然而，大寨人并不气馁，第二年冬季他们又继续开战。筑起了更坚固的石坝，又造出了20多亩梯田，种上了禾苗。……然而，在一年夏天里，又是一个黑夜，又是一场暴雨、洪灾，造成的又是一场垮塌。……到1963年，大寨就遭了七次灾。这年八月份最肆虐的一次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冲毁了四百多亩粮田，冲塌了一百一十多眼窑洞。面对灾害，有的人真的灰心了，怀疑人是否能够同老天争斗。这时，带头人陈永贵并没有向困难低头。当他从县里开会回来，看到田地里、村里一片狼藉，他对大家说：我们要重新开始！他连续几天呆在冲垮的梯田前思索，还与干部群众共同商讨，寻找失败的教训。终于，石桥和砖窑的构造给了启示：它们之所以坚固，因为是拱形的，这在修建梯田、石坝中岂不是同样可以采用吗？当教训和新的希望找到之后，他们又投入了新的奋斗。

　　

　　大寨受灾后，外地的慰问不断，上级救济和援助的物资和款项也是一次又一次，但是大寨人一概拒绝。有一次，上级已经把一马车援助的物资送到了家门口，结果，陈永贵把赶车的人招待一顿饭后，车都没卸，就让他原样拉回去。那时正如陈永贵所说：“大寨的困难，完全能够靠自己来克服。”
1963年冬，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上山开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但是风雪严寒丝毫没有影响大寨人的热情和斗志。那时全村劳动力总共不足60个，可是经常上工地的却有70多人，因为有些是夫妻上阵、全家出动。筑坝所用的石头，要到三里地外的山上去取，用锤砸、用钎开，而后再靠人抬到狼窝掌。饥饿了，人们就在工地上啃“冰碴饭”（一种被冻成了冰的玉米饼）。他们白天上山治“坡”，女人孩子齐上阵，修梯田或一株一株地扶苗、补苗；晚上还要回村治“窝”，建造新房。工地上经常彻夜灯火，打石声不断。
大寨人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终于让老天低头，很快就获得了丰收的回。原计划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可实际上仅两年就恢复了土地，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粮食亩产量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1962年774斤，就在受灾的1963年，大寨的亩产仍达到704斤，卖给国家24万斤粮食，比上年仅减产4%。大寨在解决本大队吃粮问题的同时，从1952年至1963年11年间共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平均每年每户交售7000斤。为国家做出了莫大的奉献！1963年年11月《人民日》在刊登的长篇通讯中所说：“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 — 大寨大队受灾严重但红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后期，大寨人硬是靠人力，打石筑坝、填土造田，把荒山改造成了新的“大寨田”。共整修良田800多亩，植树造林1000多亩，修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修盘山水渠28华里。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能灌溉，旱涝保收，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个劳动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其中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人们都把中国的长城称为世界的奇迹，那是经过上千年中国人建成的；而如今的大寨梯田石坝，几乎可以与长城比美，然而它却是靠只有几十个劳力的大寨社员仅用几年的功夫建造的！，

　　

　　今天到大寨参观游览的人们，看到大寨已经是一个繁荣富裕的村庄。村里己建起了许多楼房，还有企业、公司、商业街，据说全村年产值己超过一亿元。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人们产生多么大的感动。而当面对半个世纪前大寨人战天斗地所留下的遗迹：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般的农田、绿森森的树林，以及人们为陈永贵修的那高大的陵墓和纪念碑时，游人却由衷地产生出崇敬、感动之情！

　　

　　在当时生产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大寨人之所以创造出了那样改天造地的宏伟业绩，完全靠的是农民组织起来、集体经济的力量。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在那狂暴的自然灾害面前，如果没有集体的力量，人们只能是无能为力、任其肆虐。在私有制和分散经营下，劳动群众只能是个人顾个人，似一盘散砂，就象旧社会的大寨那样，四处逃荒要饭、给人扛活打工、甚至卖儿卖女度日。更不可能形成改天造地的智慧和力量、真正实现翻身做主人的愿望。

　　

　　大寨人之所以形成那样一种高度后凝聚力、意志坚强的集体，其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有陈永贵、贾进才、贾承让这样的好干部、好领导。他们大公无私、一心为群众、带头吃苦实干，真正是农民的优秀代表。在成立互助组时，陈永贵并没有考虑自已的致富，而是自愿地同村里那些缺少劳力、无依无靠、生活困难，被称为“老少组”（即多是老人和孩子）的农户在一起，并担任他们的组长。完全以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为己任。在任大队支书时期，陈永贵白天带领大家上山劳动，拣最重的活干，晚上与干部们开会商量工作或到各家问寒问暖。大队干部每年参加劳动在300天之上。后来陈永贵兼任昔阳县工作时，也特别要求县、社里的干部们全年参加劳动必须在100天之上。他一直认为：干部坐办公室工作或开会都不算劳动，而只有到生产第一线同群众一起干活才算劳动。在生活上陈永贵总是同那些困难的农户在一个标准上，从来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在赴外地出差时，在招待所住一宿听说要一元二角钱，他扭头就走，去拣那最廉价的小旅店住。后来到北京进党中央政治局工作，他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仍在大寨拿工分。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每月就享受国家36元的补助。吸的香烟一直是从太原买来的每包一角九分钱的香烟。……那个时代的干部们，真正实践了毛主席关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教导，这正是当时干群一心、各项事业兴旺发展的重要原因。可以设想，如果那时有人提出所谓“党员干部也是人”、“干部要带头富起来”的号召，整天吃吃喝喝、酒场不断，拉关系、跑门子，甚至泡歌厅、搂小姐、包二奶等，那么还会有广大群众那种团结奋斗的志气、那种战天斗地的威力吗？还会创造出那种宏伟业绩吗！

　　

　　大寨的经验，其实正是当时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体现。经过互助合作化运动，在解决了束缚中国千百年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之后，如何进一步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迅速发展生产力，这成为新中国农业发展的迫切任务。毛主席在1956年之后就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957年党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明确提出了农业发展的十二年奋斗目标等，都反映出当时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1958年“大跃进运动”，由于急于求成，缺乏经验，不仅没有发展，而且还造成了很大损失，教训深刻。然而在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中国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落后。因而必须更加札实地在加强农业基本建设上下大功夫，使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从六十年代开始，党中央更加把农业发展放在重要的地位。

　　

　　现在的人们，每谈到发展、开发，必定把资金问题、招商引资放在首位，没有钱是什么也干不成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是真正的“一穷二白”，如果按照这种思路，那就无异于放弃发展、放弃社会主义。与其不同，毛泽东给人民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依靠广大群众解决创业和发展问题。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还说：“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尤其是经过“组织起来”、走上集体道路的劳动群众，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雄厚力量。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拜倒在金钱物质面前、“少了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论形成显明区别。没有资金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性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侯有了钱再搞。因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证供应”的新经验,。

　　

　　大寨的经验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观的一个生动、真实的体现，因而它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告中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把大寨的经验推向全国。
“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广大干部群众齐上阵，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的群众战争。

　　

　　“农业学大寨”何错之有（二）

　　

　　——什么是奇迹，什么是辉煌，试看古今何时能与之相比

　　

　　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始，至1978年后被否定，历时十几年的时间。其间党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一系例决议和举措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总体部署中实施的。如何认识这段时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这不能不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历史的重大问题。
现在的人们都以所谓GDP的增长来说明发展问题。改革以来，GDP每年增长动辙在百分之十几之上，发展之快，甚至中央政府压都压不住。然而人们都明白：如果除去其中的虚假成份、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腐败成本等因素，其中真实意义还有多少！而这种现象在改革前却是无有的！当时的各级政府、干部工作中压根儿就不知道GDP为何物，也全然没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种概念，只知道多生产出产品、多办事情、以解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问题。因而如果去查找那时GDP是多少，以说明发展问题，那无异于画蛇添足、舍本求末，故意把问题搞乱！
好在那个年代的人们还在。那么就让我们说说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农业发展上究竟办了哪些大事情，发生了什么大变化吧！

　　

　　1、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上控制了水患，变水害为水利
几千年来中国农业都是靠天吃饭，洪涝和干旱是威胁农业安全的最大的自然灾害。为此，从五十年代初，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号召下，就开始对一些水患严重的江河进行治理，并结合兴修水利。至六十年代，各地治水、兴修水利更成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并逐步产生了显著效果。到了七十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国江河、湖泊的治理，并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其中包括对海河、淮河、黄河、辽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不仅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除弊兴利的巨大效果。例如：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建蓄滞洪区20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以及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及大、中、小型水力电力工程，灌溉面积达到800多万亩。1971年全流域粮、棉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79%和137%。从此再无水害，并且变害为利。

　　

　　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至1972年，共完成土石方180亿立方米，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使长江中下游的灌溉总面积达到1.5亿多亩，其中建成的旱涝保收农田1.1亿亩，沿江平原可以排泄5年到10年一遇的渍涝，丘陵灌溉区可以抗御持续50天到70天或更长时间的干旱。长江经过治理疏浚，改造了航道条件，长江航运货运量比解放初期增长约8倍。

　　

　　淮河流域的治理，到1972年，共开挖了11条大型骨干河道，总长达1000多公里，兴建了30多座大型水库及2000多座中小型水库，兴建了大型灌区及大量的机电排灌站，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全流域有20多个县、市和1万多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超过《纲要》指标。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例如，令人震惊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达140华里，干渠长203华里，还有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建成后使林县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络，全县水浇地面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仅1969年的小麦产量就比1968年增加三成。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不过十几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
2、治山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大部分农田实现灌浇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脊薄荒凉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绝大部分不能水浇，正常雨量下高处旱、洼地涝，好年景产量不过二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打机井二万多眼，数量增长了935.89%。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不自由”。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铺就了最坚实的路基。
3、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提供了充分条件
当时的农业学大寨被当作全党全国各个方面的一项重大任务，各条战线都要支援农业，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工业，更是一个重要方面。
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如果没有相关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贯彻党中央“调整”方针,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包括困难时期下放的一些项目也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这对农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大庆以及胜利、大港等许多新油田的建立，逐渐使我国石油达到基本自给，加上这时大批新煤矿的建立，这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笨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在七十年代先后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油田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大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使中国化肥、化纤、人造棉等产量在七十年代末期有了迅速增长。如：1973年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1970年至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成套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化肥400万吨。化肥产量1978年比1977年以66%的速度增长，到1979年达1065.4万吨，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纤产量1979年达32.6万吨，比1965年增长550.7%；棉布产量1979年达121.5亿米，比1965年增长93.5%。这些都直接为八十年代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充分条件。
七十年代农机制造业发展很快。1976年又一新的大型拖拉机制造厂-山东拖拉机厂建成。到1978年，全国有拖拉机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这时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相当多的大队有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那种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现象这时就消失了。
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一些大型发电站如：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唐山陟河发电厂、山东莱芜发电厂等都是这时期建立的。同时各地都兴建了许多中小型发电站。到1977年仅全国农村就新建了中小型电站多座，农村80%以上的公社、60%以上的生产大队通了电。与1965年相比，农业用电增长了470%，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数字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页。）
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和支农工业、电业的发展，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生了重大改变：198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474.6亿瓦特，比1965年的109.9亿瓦特增长1341.7%；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83.7万台，比1965年的7.2599万台增长1152.9%；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187.4万台，是1965年0.万台的倍；大中型机引农具136.9万部，比1965年的25.8万部增长530.6%；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63万台540亿瓦特，比1965年的55.8万台66.7亿瓦特分别增长1009%、809.6%；联合收割机台，比1965年的6704台增长343.5%；农用载重汽车辆，比1965年的辆增长877.5%；机耕面积4099.0万公顷，比1965年的1557.9万公顷增长263.1%；机电灌溉面积2531.5万公顷，比1965年的809.3万公顷增长312.8%；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56.4%；是1965年的比重24.5%的2.3倍；化肥施用量1269.4万吨，比1965年的194.2万吨增长653.7%；农村用电量320.8亿千瓦小时比1965年的37.1亿千瓦小时增长864.7%。（资料《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这就充分说明，农业的主要生产环节开始采用机械和机动力，千百年来农业完全靠天吃饭、靠人们肩挑手掘方式和畜力耕作的历史基本结束，中国农业开始迈进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新阶段。
4、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
中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进入六十年代，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李振声研究杂交水稻和杂交小麦，从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七十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产量提高了25%以上，水稻亩产达1400多斤，小麦亩产达700多斤。与此同时，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 。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尤其是消灭了数千年来危害中国农业安全的蝗灾，取得了重大成果。从七十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对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正是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成为中国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取得上述几方面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农业在七十年代就进入大发展局面。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粮食产量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减产、滑坡，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万吨增至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六、七十年代的农业发展的肯定虽然是低调的，但这里仍然使人们看到：粮食产量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从此,中国农业基本上摆脱了靠天吃饭、受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历史。
请问否定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人：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国人干出了那么多的大事，中国农业有那么大的发展变化，古今历史上何时能与之相比？所谓“发展缓慢”之说何据之有？

　　

　　“农业学大寨”何错之有（三）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的落后生产条件进行全面改造的关键时期，国家在基础建设和长远效益上投放多、发展步子大，可想而知在改善人民生活上投入不会很大。这也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起步发展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共产党不关心人民生活或者说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人民生活没有改善、没有提高。右派们在讲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时，总是说“长期没有变化”，统统说成是“挨饿、吃不饱”的历史。有人竟还说“学大寨越学越穷”等。在他们眼里，历史成了被任意涂抹、扭曲的面人。
事实是，在党中央“调整”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在“三年困难”之后就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城乡居民吃不饱饭、挨饿的状况就逐渐消失。到196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万吨，比1960年增加了5000多万吨，接近了195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产品如棉花、油菜、甘蔗、考烟等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棉花总产量达4195万担，比1957年增长了22%；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供应增长30%以上。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57年增长28%。（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第235—23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当时市场供应显著改善，城乡生活大大好转。难道有谁记得在那时之后生活仍处于“饥荒挨饿”之中吗？
此后不久，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1977年被宣布结束。那么在“文革”十多年间，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下降了还是继续提高了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拿“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生活状况究竟是好起来了还是更差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正直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比1965年的3890.5亿斤增长71%，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甚至比改革至今的2003年(人均670斤)还高，粮食达到了高度自给。1979年全国猪牛羊肉产量10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263.18%。说明粮食安全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解决，绝大多数人实现了温饱，中国从总体上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
诚然，从统计数字来看，当时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并不高，增幅也不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统计数字所能完全说明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看到：
第一，当时实行的是计划供应制度，城乡对职工、社员的分配含有很大的实物供给的成份，产品计价都很低，甚至有的是不计价，而且公共福利、救济的成份很大。因此说用货币价值表现的增长数字远远不能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例如：很多单位对职工的住房、水电是不收费的，或者收费很低；农村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蔬菜、果瓜、糠壳、柴草等往往就是按“堆”估，每堆就只算1角钱，有的不计价、不进入决算。就是当时的粮、棉、油等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计划供给，价格很低，远远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更不用说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有很大免费的成份，个人开支很少。
第二，农村社员的收入过去的统计数字只反映的是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部分，而对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是不计在内的，而这部分在社员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并不是很小，一般要占在30%-40%之间。
第三，对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只从职工人均工资多少也是不能完全说明的，还必须考虑就业的多少，以及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救济等多种因素。
因此，从全面综合情况看，六、七十年代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及其提高速度要大大超过统计结果。这里仅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1、就业人数大量增加
“文革”期间虽然职工十年没有增加工资，但那时国家采取广泛就业的方针。由于当时全国工业、交通等事业发展很快，新建企业很多，因而增加的新职工特别多。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到1978年，仅“三线”地区，职工人数就由1965年的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是原来的3.47倍。全国职工人数则达到近1亿人（9967万人，其中包括全民和集体分别是7693万、2274万），比1966年增长70%。“文革”前入校的大、中专生（“老五届”）一百多万人，在1968年后全部分配，还有全部退伍军人、部分城市青年等都安排了工作。仅上海市1965－1976年职工（全民、集体）人数就由272.13万人增至399.27万人，增长47%。1977-1979年全国安置就业人口达750万人。这种就业速度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收入增加了。“文革”刚结束，1977年10月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成为建国以来增加工资总额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这难道不是六、七十年代所积累的财富吗？
2、食品供应逐渐丰富
“文革”期间，全国对“大串连”的红卫兵实行“吃饭不要钱”。红卫兵到了哪里，如果没有钱和粮票，在当地接待站打个条就可以吃饭、住宿。这也说明当时的吃饭问题已不是困难的事情。“文革”期间，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大批“三自一包”、“资本主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国家从政策上取消了自由市场、家庭经营之类。相反，城乡的集市贸易、农贸市场等形式的自由市场始终存在。包括全国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其划定的以经销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自由市场区。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后期，这种自由贸易逐渐发展。1978年全国仅农村集市就达个，与1965年相当。
农村自从六十年代初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以来，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家庭饲养等到1965年之后经营已十分稳定，在整个“文革”中除了个别地方之外大都没有改变。社员的自留地、小片开荒因地区不同每人面积在二、三分以上不等，产品完全归家庭所有，并且不交税。这对社员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补充。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社员的自留地经营普遍很好，家庭副业和家庭饲养也大有发展。其产品除部分自用外，有些就拿到城乡自由市场去出售，这大大补充和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些人讲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只讲从集体分配的部分，而不讲自留地、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收入，似乎是把当时的增长数字贬得越低越好，然而事实岂能掩盖得住呢！
那时期，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主要生活必须品，如面粉、肉、油、糖等都实行按人凭票供应的办法，这其实是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确保公平、避免任何人多吃多占和搞特殊的有效措施。凭票供应，并不等于限制人们的消费。因为，如有不足，还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当时实行的就是两种供应渠道。自由市场上的商品比国家供应的物品虽然贵一些，例如，小麦、大米每斤在二、三角之间，肉每斤在1元左右，鸡蛋每斤在五、六角之间，但却是公平的市场价格，而且数量充足，可任意挑选。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千斤的也不乏其例。有人每讲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吃不饱饭”，其实那只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而决不符合整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实际。
有人每讲到六、七十年代的生活，脑子里还总存留着买东西排队的印象。其实，买东西排队并非是什么不文明的现象，即使在目前国外的发达国家，购物排队也是常有的事情。在计划供应时期，在国营商店买东西之所以排队，那是因为凭票证供应的物品价格很低，含有国家的补贴。不然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自由市场去，那里不仅无需票证和排队，而且还可以讨价还价，同目前购物方式并无什么不同。然而，目前对于广大低收入的居民来说，如果再想享受那种国家补贴的低价物品，即使宁愿再去排队，但哪里还找得到吗？
当然，在某些从城市下乡的“知青”的体验中，农村生活始终是苦，这说明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在当时农村，大多农民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玉米粥，就的是瓜菜罗卜，而只有在过节、待客时才能吃上白馍和鱼、肉，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解放前富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即使一般的地主家庭，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3、服装和家庭用品的变化
七十年代后期，居民棉布的计划供应量人均增至20多尺，家庭中大人、儿童均起来，应该说数量基本够用。由于当时国家引进了一批化纤设备以及轻纺工业的发展，各类人造棉、涤纶之类的棉布、针织品、服装产量增长很快，开始大量投入市场，并且不凭票供应。这就使城乡人民的穿衣问题基本解决。197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6%。据当时的调查，农村每百户社员家庭拥有的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钟表的数量分别达到36辆、23台、26台和55只，比上年增加分别是16.1%、15.0%、44.4%、5.8%。其中既有凭票供应的，又有市场价的。城乡居民实际拥有的数量都比1966年前大大增多。
4、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广泛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有病看不起、孩子没钱上学的现象反而增加了，有些家庭因此而负债累累，出现“一人得病，全家返贫，几代人还债”的现象。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农民靠卖血维持开支的事情。在议论这个问题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六、七十年代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宝贵经验。
那时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学杂费、书费低得无法想象。中小学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每学期不过2元。大中学生在校住宿、吃饭，每月只需6-8元钱。其中家庭有困难的，学校还发助学金、减免学杂费等。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学的。
城镇职工全部是公费医疗，看病吃药、住院费没有哪个单位是不能销的。甚至连子女看病都能销。在校学生看病、住院都由学校承担。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的治病问题，党中央提出把卫生医疗的重点放在农村，大力推进合作医疗制度。196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药品全面大降价，一次降价幅度就达37%。那时社员看病花钱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几角钱。到1978年，全国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有82%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初步形成了从县、公社到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制度。为了加强农村医疗，大批城市医生下放到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都面向农村。各地共培养“赤脚医生”160多万，这大大加强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有许多寄生虫、传染病被消灭。1977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66岁，比1949年提高了31岁。
1970年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曾来中国考察，他说：“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农村的实际变化。
那时期党和政府虽然不让“少数人富起来”，但对于困难群体和灾区的扶助、救济措施却是非常强有力的。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都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例如像发生唐山大地震那样的特大灾难，几十万受灾人口没有出现一人挨饿、受冻和流离失所的现象。
那个年代在城镇工作的有些老职工，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但却赡养着包括老人、孩子在内的五、六口人之家，并供子女们上学，有的直到大学。而在目前城市里，即使每个家庭2000元的月收入，谁能养得住这同样多的家庭人口吗？
的确，如某些人所说，在六、七十年代有些农村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工值每天就只二、三角钱，然而正是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农民却能维持全家正常的生活，人人得到健康地发展。而且全国人口还增加了几亿，人均寿命增加了十多岁。这在现在的人们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我国著名的农民作曲家史掌元老人，在一次参加央视台的采访节目中曾提到：他所在的家乡，过去的生产队每天工分值就只有三角钱；然而在当时情况下他却供养着全家十口人（其中包括七个子女、一位老人）的生活！还使个个孩子上了学、成了家、有的参加了工作。如果拿在今天，就是每月三、四千元的家庭收入，谁能够维持住十口之家的最低生活吗？能供得起孩子个个上学、有病能正常医治吗？可见，无论有人把当时的生活说得多么贫苦，然而却无可否认正是在那种条件下养育了一代人并使人人得到健康发展这一铁的事实。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毛泽东时代的分配制度的成功！
人们在讲改革前中国经济和生活的较好时期时，公认是五十年代中期和1965年前后。其实，无论就生产条件改善、生产力发展还是农产品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各方面来看，七十年代都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是农业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从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铣剜地的状况到拖拉机田间跑、电动机、柴油机普遍使用；从土地坑洼不平、旱涝灾害频发、靠天吃饭到畦田成片、普遍用水灌溉、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从饥荒、挨饿到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初步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的中国，这完全是上了一个历史大台阶。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走过的一段最艰巨豪迈的路程。这个时期人民生活虽然没有达到小康，更无人富裕，但那一代人却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他们的历史奉献无以能与之相比！

　　

　　
“农业学大寨”何错之有（四）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难道一切实践都是错的吗

　　

　　
就是这样一部艰巨豪迈、可歌可泣的创业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却遭到了有些人的肆意攻击和否定。从此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就从官方历史和主流媒体中被抹去。
农业学大寨运动究竟何错之有？
有人说：“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后期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犯了极左的错误”。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进行讨论，看此论究竟能否成立！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六、七十年代全党工作曾经普遍实行的一个指导方针，它不仅存在于农业和农村工作中，而且同样存在于工业、科技、国防以及对外工作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任何工作和成就只要粘上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被否定的话,那么当时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和工业发展、“三线建设”、科技、国防、对外工作等等岂不是都可以被否定了吗？为什么单独是“农业学大寨运动”错了呢？即使当时“两弹一星”的研制以及整个国防科技建设岂不也是在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吗？难道说也错了吗？
人们知道，邓小平曾盛赞过“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他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里人们不免要问：“两弹一星”及其他国防科技上的伟大成就难道是孤立产生的吗？如果没有当时中国农业、工业上的伟大成就及其所提供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是中国整个科技水平的提高，“两弹一星”能够搞出来吗？
在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虽然曾经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对于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来说，绝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仍然是在搞生产、搞建设。设想生产队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开批判斗争会，那是十分离奇的。即使在“文革”运动的高潮时期，党中央也明确规定“必须坚持业余时间闹革命”、“八小时之外搞学习、搞运动”，不准占用生产时间搞运动。人们知道，农民群众向来都是最讲求实际的，不管上面讲以什么“为纲”或以什么“为中心”，但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也不同于工厂，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要想停止生产更加因难。这也决定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所受的干扰较之其他方面要小得多。尽管当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干部和群众实际上用在生产劳动上的时间和精力决不比目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少，劳动效率有什么低。仅从当时人们很少有过节放假、星期天休息的现象，每年就比目前多出两三个月的劳动时间吧！更不必说那时至少没有任何地方的干部和群众中有整天吃吃喝喝、酒场不断以及花费大量精力去拉关系、走后门等现象吧！也没有任何干部群众从昼到夜地打麻将、赌博以及泡歌厅、抱小姐、包二奶那种功夫吧！更没有任何群众经常上访，甚至开着拖拉机、汽车群体上访等事情吧！对比起来，那时与现在究竟何为生产积极性，何为劳动效率？这岂不是十分明白的事情吗？
有人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形式主义”、“搞花架子”以及不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盲目照搬的问题。的确，这种现象在个别地方确曾发生过。然而，当人们看看在目前“大开发”、“大发展” 、大搞“产业化经营”等运动中，“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各种“弄虚作假”的事情比那时有丝毫减少吗？有些地方搞的所谓“连片开发”、 “万亩试验区”、“万亩荷花”、 “万头养牛场”之类，使大量农田荒芜、农民的种植血本无收？许多坑农害农的“杰作”，岂是当时学大寨运动可比的？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吗？
有人对学大寨运动中提出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总是深恶痛绝。然而，当时的“资本主义尾巴”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极少数人脱离集体生产和管理、一心追求自己致富的一种经商谋利活动。自从六十年代以来，有少数人企图脱离集体生产和共同发展，想自己单独发家致富的要求就开始产生了。这无疑是对当时全面改造生产条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一种干扰。我们说，在私有制和个体经济中，个人的经商谋利活动无可非议，但在集体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消费品主要由集体供给的条件下，任何不受制约的个人发家自富和经商谋利活动必然是对集体成员的一种剥削和损害。当时大家都在为改变当前落后的生产条件而创业开发，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等，为共同发展和公益事业而出大力、流大汗，而有个别人却只想着自己外出挣钱发财，既不参加集体劳动，又不承担公共建设的投入，而却享受集体的生产成果。有人甚至连向集体的提成（或买基本口粮的工分）、管理费都不缴，这种行为难道不值得批评吗？即使在今天“分田到户”的情况下，对于村里组织的基本建设、公益事业或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建设，作为任何受益对象，如果既不出力、又不出资，难道能够允许吗？否则的话，为改善集体生产、生存条件的投入谁来承担？
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决非是禁止社员的正常家庭副业和合法的个人经营。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城乡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商品经济作为计划供应的一种补充一直是存在的，为政策所允许的。这在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中也有明确规定。当时在生产队管理下的集体和个人的工商副业、运输业、维修业以及劳动力外出承包工程等事情在各地都有，它不仅没有受到批判或禁止，而且在七十年代后期还发展得很快。
对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有些人很有疼痛之感，一直叫嚷不休；而在后来“改革”中，有些人对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进行疯狂侵吞、抢夺，公开进行私有化“改制”，完全称得上是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心脏部位开刀，有大量工人阶级和农民从中失去了生产资料，成为弱势群体。少数人先富终于导致了急剧的两极分化。对于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所受的剥削和疼痛，右派和精英们感觉得到吗？为何哑口无言了呢？这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现实如果说在当初有些人还有些看不清的话，那么在今天岂不是成为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了吗？

　　

　　有些人总以为党的历史只要挂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就可以一概加以否定。然而现在我们不免要问：“以阶级斗争为纲”究竞何错之有？
其实，“纲”不过就是“方向”、“统帅”、“灵魂”的意思，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集体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官僚特权和少数人发家自富。实践证明，这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生命线问题，有何可非议的呢？
人们看到：正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充分调动，产生出群策群力、战天斗地的强大力量，在很短时间内全面改变了千百年来的落后生产条件，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为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并进一步向现代农业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用二、三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走了一、二百年的路程，取得了象制造“两弹一星”、电子计算机那样伟大的成就，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正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社会上的特权等级、贪污腐败现象基本得到遏制，坏人不敢兴风作浪，犯罪现象空前减少，党风民风是最好的时期，帮人助困行为到处存在，社会安定，甚至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象，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如此良好的社会局面，历史和现实中何时出现过？而如今在这被称作“阶级斗争不存在”的社会里，人们却到处看到的是贫富两极分化对立、社会凝聚力瓦解、阶层矛盾激化、犯罪现象丛生，老百姓连起码的安全感再也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右派和精英们还能够举出任何比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更加安定团结、阶级和谐的例子吗？

　　

　　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有人提出了一条“以经济为中心”的“务实”的路线。然而20多年过去了，人们看究竟“务”的什么“实”呢？的确，少数人富起来的梦想己经实现，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人农民群众来说，却再也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住房。由于基本生活必须品的涨价，肉目前涨到了每斤二十多元，普通蔬菜每斤两、三元。这对于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工人家庭来说，谁还能吃得起？有些人指责计划经济时期的凭票供应政策，然而目前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如果再想享受那种价格很低、人人得到公平保障的供应制度，难道还有吗？所谓“让先富带后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完全成了不可兑现的谎言。在所谓“务实”的路线下老百姓得到的完全是一场空！

　　

　　“以阶级斗争为纲”何错之有？说穿了就是因为那时期不让少数人发财自富、把公共资源据为已有，以及官僚权力阶层不能搞特权和贪污腐败而已。当时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对阶级斗争的反感和仇视人们毫不感到奇怪。而对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来说，却实在找不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什么害处。相反，正是这种观念和实践是维护本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最有利的法宝。正如毛泽东所说，它如同“布帛菽粟一样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如果丢弃了这一法宝、这把刀子，就只能任人宰割，其地位和命运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