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抢救中产阶级
克鲁格曼：抢救中产阶级
．郑俊平
一向在自己的《纽约时》专栏中，对美国共和党，尤其是对近年小布什执政政策直言冷谏，毫不留情面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日前在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举办的「均富议题论坛」中，发表了专题演说：《美国中产阶级消失的历史》。
在这篇事后经美国许多独立媒体及部落格转载的演讲中，如同其辛辣的专栏笔触，这几年克鲁曼的反动作风，也展露无遗；他毫不掩饰地指陈政治上的立场与核心理念实是造成美国中产阶级快速消失的原因，而他也觉得拯救中产阶级与社会公义等议题，说穿了就是要美国民众透过公民权力压制已经过度抬头的右翼思想。
事实上，克鲁曼对「中产阶级沦陷」这项议题的关注已经有些时日了，近来他的言论更显得急切与不耐，对共和党的主政更表现出露骨的厌烦；就像这位可说是「全面入世」的经济学家在这次演讲的结语中所说的，他希望美国能回到那个「他生长的时代的社会状况（即贫富差距及社会所得分配比例较为均衡的时期）。」
谈起「中产阶级的消逝」，克鲁曼显然有种甚是愤愤不平的「美好时代情怀」；他指出，在美国十九世纪末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美国的社会即已觉醒到：造出像钢铁大亨卡内基这样的「不可想象的一群富人」，将造成多大的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
职是之故，美国才有后来的罗斯福「新政」，以推动更符合公义的美国社会制度。
克鲁曼则强调，二战后的艾森豪威尔高票当选总统，固然是战后以至里根的右派抬头起源，但至少当年「新政」的基本精神，仍然为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的大同小异的理念，艾森豪威尔接任后，他也未全盘更张「新政」的措施。
潮流或是托词？
近年来，克鲁曼在多次的演讲中谈起美国贫富不均的景象与历史变迁，与他对当前美国社会因为中产阶级消失，而可能引起的群体不信任与中下阶层无力感至感忧心之外，或许更值得国内读者注意的是：打从2006年台湾也因一本畅销书《M型社会》而引起的「中产崩落」话题。
在著名日籍商管作家大前研一的笔下，似乎M型社会是势不可挡的趋势──但在美国克鲁曼可不如是想。
「官方版的经济故事把一堆理由兜在一起......；于是我们有了技能偏见，认为这是因为技术时代来临，使得人力需求导向转移至高阶的教育者......」 ；对于「中产阶级消失宿命」的说法，克鲁曼在演讲中并用了一个比喻诉说他的感觉，他谓此为「东方快车谋杀案」情节。
这个名字正是源于那部同名的推理小说早期经典，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最后破案的结局是那列车上接受讯问的12个不同乘客「都共谋犯案」。克鲁曼认为，现在流行的「是社会经济变迁使贫富差距加大，使中产阶级消失」的主要理由，都有点像「东方快车谋杀案」──全球经济的诸多理由让它们共同起作用，使得中产阶级不得不亡。
「但是，我们实在很难证实这么多因素间真的有那么深的关联......，」在克鲁曼的眼里，中产阶级下坠是否真有这么多共犯还待证实；但他研究后比较接近真实的美国社会是：小布什当政后，贫富差距比起以前各任政权（不论共和、民主党、左、右派）的速率是惊人地快......，而就算在「东方快车上的那些共犯」还没来临以前（当科技力量还没主宰经济、全球化的专业人力移转还没那么畅旺时）──克鲁曼说，那些以前保护美国中产阶级的制度工具，倒是已先阵亡殆尽。
谁让小民加速死亡
第一个克鲁曼主张要「复兴」的事，就是早已式微的工会组织。说到工会，在全球企业抬头的时代，早已成了过气的洪水猛兽。
工会的气数已尽，当前很多人归因为产业型态变异之故；但克鲁曼不同意这种说法，「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主力是从制造业转为服务及科技业......，因此工会无法再站上以前的位置......」，克鲁曼认为，这其中的谬误是，过去工会兴盛的时代，由然是以制造业的基层为多，但这是因为制造业的人数较多，工会较易产生组织的力量，而克鲁曼无法理解为何今日人数一样庞大的沃尔玛，它成立工会却是拖拖拉拉、要死不活。
当然，对于传统上工会与资方对立的问题，克鲁曼并没有提供乌托邦式的答案，有了工会，过往的抗争与企业劳工纠纷仍会存在；在克鲁曼没法接受当前美国「完全没有劳力的组织力量为他们争取权益，使得劳资地位完全一面倒的现状」。
除了工会以外，克鲁曼也点出美国的整个社会安全网从医疗到就业，几乎已经全面失能，这更使得已经被大环境夹击的中产阶级恐惧感日深。
急急呼喊与谆谆告诫
除了这次三月上旬的演讲外，克鲁曼对中产消失与社会不公议题的想法，已经多次地向美国民众呼吁，下一回的选举有多么重要。而美国的极右派抬头不可遏抑的未来，又会多么深切影响到每一个平民。
去年第三季，克鲁曼在一场纽约的户外演讲中也提及和他最新的「中产阶级消失史」相呼应的批判。
那次克鲁曼更直接地挑明以「美国新一场阶级战争」为题，指出美国「镀金时代」的丑恶与富贫差距在经过共和党执政的洗礼后，似乎又要复辟。
对这场「阶级战争」，克鲁曼有个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企业的明星CEO领取的咋人薪酬，这一件事，在美国为祸尤烈。克鲁曼当时说，高额的酬还不只是使得社会有个不公平的「标竿」；它更坏的影响是使得企业的经理人们腐化，只要他们能够在公司股东会上能言善道，就算事后被证实是争功诿过，其间所坐领的巨额金钱也实在值得「铤而走险」。
另外，克鲁曼也反证了这波中产消失论浪头上，主张「高教育者才能享有所得安全」的问题，他指出，这几年美国社会所得有实质提升的人口仅占1％，而「我敢说《财星》500大企业的执行长们与和他们一样具有高学历的其它美国人，有着相当不同的所得经验」，克鲁曼说，全美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人就集中在0.25％的人口──不管是75万美元太「高」了，抑或是0.25％的比例太「低」，就算是有良好的教育，美国的财富也没有实质性地让已有相当好工作条件者共享，而当然，这也使得过去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支柱开始愈来愈难看到未来。
就像台湾爱谈面对M型社会的论调，在全球经济发展国一片强调个人不断提升竞争力（好挤进那1％的人口？）的呼声中，克鲁曼着文立说猛力提醒世人政府维系社会稳固的角色；这究竟是时代路线的争议得失，抑或我们应该反思过去曾经抬头，现又江河日下的中产公民主张在现在这个社会被我们自己冷陌，或许值得好好深思。
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82─83年任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曾获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199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他率先将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概念，引进国际贸易理论，周全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Intra-Industry Trade）。在国际货币经济学方面，24岁时他就构筑出汇率危机的初步模型，成为该领域的开宗祖师。克鲁曼的文笔优美又有创意，被克拉克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足以媲美日本的徘句、狄金荪的诗和马蒂斯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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