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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真实与传说
“大跃进”是一个困难的话题。
它之所以难以言说，就在于那是一个传说与事实相混杂的时代。“大跃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物质证据。我曾经在一处深山中，看到一个架在山谷间的渡槽。在山下远远地往上看，它简直像一座铁路桥。有人告诉我，那正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至今仍然在发挥着造福庄稼的作用。
这是“大跃进”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存在于一种更为微妙的层次上，无法在当年“大跃进”最热烈的田间地头见到，却是一些人最喜爱的话题。这就是所谓的“饿死**万人”。
那些喜欢谈论“饿死**万人”的人士，绝对不会在看到那座石彻渡槽时绽现出惊喜的微笑，但都无一例外地会因为想象中的“冻馁遍野”而显得无比惊诧和愤怒。我不太愿意追问他们为什么对那座铁路桥似的渡槽无动于衷。这种同时性的对比没有多少意思。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历时性假想：如果这些人生活在1930年代或者1940年代，看到当时诸多的大面积饥荒，他们还会表现出在对待“三年自然灾害”时那种惊奇和愤怒吗？
我很自信地回答：不会。
使我如此自信的，是文学家们留下的文字记述。请翻开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中国文学家所写的反映饥荒和死亡的作品，看看他们留在白纸上的黑字，然后回答：对于六十多年前那些有外国道可查、有诸多照片可证的严重饥荒，当时的文化人们是否像我们一样认为“不可能”、“不应该”？
我们将发现：那个时代有着与我们这个时代非常不同的思维。
朱自清先生给出了一个例证。朱先生的夫人死于肺病。她得病的缘由乃是经常与生了肺病的孩子接触。你可知道，当她含着眼泪抱抚病孩的时候，朱先生是怎样的想法？你绝对不会想到：一副柔肠慈心的朱先生，在《给亡妇》一文中回忆起当时对爱妻的劝诫：“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
这是一段令我等当代人震惊的记述。但是，这绝不是由于朱先生无情无义，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于灾病和死亡的普遍观念！当时，朱先生的境况还很好，属于其时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阶层，尚未陷入1940年代晚期的困顿。这样的上层人士对于灾病尚且如此冷漠，普通老百姓又能如何呢？
五千多年来，中国人显然就是这样冷漠地看着灾害和疫病，直到某个时候，灾害和饥荒才第一次成为令人感到莫名惊诧的东西。
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1980年代初期。当时，舆论界首次出现了“饿死**千万”的说法。我还想得起经过达“大跃进”的长者们在听到这个数字时流露出的不相信表情。当然，这并没有妨碍精英人士们及时在脸上泛起的惊诧表情。我觉得这种惊诧或许有些发挥过分。因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表现出对于灾荒的惊诧，第一次显示出“灾荒可以避免”的观点。
惊诧是什么？惊诧是常识感对某种罕见事情的反映。鉴于在整整五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饥荒已经表现出见惯不怪的态度，因此这种惊诧的首次出现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在我看来，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灾荒惊诧论只能说明一个道理：毛泽东时代已经使得饥荒成为了罕见之物，使得饥荒成为可以避免的问题。否则，在一个饥荒横行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会对饥荒感觉奇怪，也就不会惊诧和愤怒。
所以，当非洲发生持续多年的干旱和饥荒时，当地的精英们并没有表现出中国精英似的惊诧和愤怒。
事实上，如果不是精英们的诱导性提问，其实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三年自然灾害”的坏形象。毕竟，经历过“大跃进”的人们都还普遍保留着对于饥荒的清晰记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灾荒仍然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仅仅十年前，很多人更习惯于无尽头的饥寒交迫。况且，“大跃进”时候的事态已经与民国时代截然不同，至少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初期八年的人们，都普遍持有一种希望，相信那些突然出现的困难只是一段探索时期的挫折而已，不必为此号啕大哭；就算他们相信当地政府做错了什么，他们也不会因此滋生出反政府的情绪，相反，他们认为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汲取经验，就能重新开始新的征程。
他们的信心是正确的。如果我们都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是一场饥荒，那么它的结果却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消灭了饥荒。在“大跃进”之后，中国没有再发生过较大面积的饥荒。旨在抗击自然灾害的农田水利设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政府内部的灾情告和防范救济机制迅速完善，使得大面积饥荒成为历史。1970年代初，甘肃省因干旱而出现粮荒，也因为宋平等人的及时反映而得到中央的大量救济，并没有导致死人事件。这足以说明“大跃进”产生的积极结果。从此以后，“共产党不会让人饿死”就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民间信念。
“大跃进”是一个极端事件，它根本不能代表毛泽东时代。那种声称毛泽东时代“常常有人饿死”的说法更是明目张胆的谎言。在这种谎言遭遇毛时代亲历者的阻击时，其散布者就会退一两步，改口说：“不管怎样，毛泽东时代经常没有肉吃，这说明那个时代的经济是失败的”。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能否吃肉难道竟然是衡量经济建设成败的唯一标准吗？
九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我的家境不算差，但一般是三天才吃一顿肉，每顿只吃二两饭！其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多个年头，这是否说明当时的经济非常失败？这不是瞎扯淡么。要知道，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吃喝玩乐上付出代价，实现资本的积累，才能跳出发展的陷阱。
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住在银行里，常常见到银行印发的鼓励储蓄的传单，上面写着“积极参与储蓄，支援国家建设！”之类的字眼。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各位同胞请吃少一点，穿差一点，拿出余钱来存进银行里！
这看起来有点过份：国家不仅通过低工资压缩居民的消费水平，而且希望居民们自觉减少消费，把手中的钱送到银行里。但这却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于资本积累的迫切渴望！钱到银行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很简单：除了保留一部分用于支付储户的提取申请外，其余的都被计委纳入投资计划，安排到经济建设中去了，拿去盖工厂、修铁路、搞农田水利建设。
当时的银行，不过是第二财政而已。所以在我的童年时代，财政与金融虽然分设，但业务却是统一的，其行政管理机构就是“财政金融局”，简称“财金局”。
所以，那个时代的“全民经济”是名副其实的：每个人都像国家这个大家的家庭成员一样，通过省吃敛用，向国家贡献经济建设所需的资源。这种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比现在所谓的“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体谅老一代对于国有资产的深厚感情。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争论中，千万不要责怪老一辈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所持有的“陈旧观念”。在你看来，那只是一些企业。但你错了！其实，在某种更为深刻的层面上，那不是工厂，而是老一辈当年从嘴里省下的肉、从身上省下的衣服！或者说，那是从他们身上掉下的肉！
有谁有资格责备他们“思想不解放”？又有谁有资格“处置”掉他们身上的血和肉？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开拓奠基的时代。发展总是需要牺牲即期消费的，特别是在一个积累极度薄弱的时代，吃不好、穿不好必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忘记这一点，就等于丧失常识感。有人动辄拿今天与三十年前的那个时代相比，这其实是暗示着一种可能性：如果当年让他们来执政，那么早在1976年，就不仅能够使中国人天天大鱼大肉，而且可以天天上网聊天，天天用手机联络。
可能吗？
我告诉你：你只是吹牛皮而已，你的吹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说到玩，当时连全球领先的美国人也还没有玩上网络，甚至连个人电脑都还没有问世。说到吃，当时的“四小龙”们也还没有实现天天大鱼大肉的梦想。我看过一篇新加坡学者写的文章，叫做《当自由到了尽头》，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979年9月，我到恒春参加受训。当抵达高雄小港机场时，随身带着没吃完的新航餐点苹果入境，却当场被台湾海关人员拦下，要求我立刻把苹果吃完。我这才意识到新加坡人眼中不起眼的苹果，对当时还生活在戒严时期的清贫台湾人而言，竟是十分昂贵的进口水果。台湾小说家黄春明曾就这个课题写了一篇小说《苹果的滋味》，叙述值四斤米一个的苹果如何美味，后来小说还改拍成票房不错的台湾电影。”
听说过吗：在1979年的新加坡人眼里，台湾人的生活是“清贫”的！但在那些未曾到过台湾的中国先进分子的臆想中，当年的台湾已俨然成了可以傲视大陆的“丰裕社会”了。
那时候，有人批评毛时代的经济说：“这十年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啊？害得我们竟然连台湾也赶不上”。发出此言的诸公，当时无疑是深度昏迷的，因此不记得早在1949年，大陆就已经赶不上台湾了。那一年，台湾的人均GDP是大陆的数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已然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文盲率低至10%以下，恰与大陆高达90%的文盲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不是你想快速发展就可以快速发展的。如果单凭决心就可以实现超现实的发展速度，那么全世界如今将充斥着发达国家。发展是需要诸多客观条件和前提的，特别是需要资本技术积累，需要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需要友善的国际环境。在资本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如果再加上外国的封锁，发展经济面临的障碍是非常可观的，根本不可能通过“四小龙”式的出口替代战略实现数量型的快速扩张。——反正你不可能在铁匠铺里用榔头砸出集成电路块，也不可能让文盲劳工组装超级电脑，更不可能轻松地把产品推销到那些用军舰封锁你的国家去。
发展不是一个可以取决于主观意志的过程。确实，在毛时代，我们的发展速度确实缓于“四小龙”。但是，在我们决心以赶超“四小龙”为目标，并且经过了三十年据说是举世无双的超高速发展之后，我们现在赶上甚至超过“四小龙”了吗？
很遗憾，没有。
但这可以用来说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失败吗？答案仍然是两个字：扯淡。
结论是明确的：没有任何超人，能够在毛泽东时代实现超越其具体国情的“经济奇迹”。无论谁在毛泽东时代主政，都不可建立一个遍地电脑手机、满街麦当劳德克士的经济体系。不过我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让我的思维再回到那座巨大的渡槽上来。如今，它以一种物质成果的形式证明着“大跃进”的另一面，但它却也否认不了“大跃进”的另一面，即“五风”所导致的生命和物质损失。
最后不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无意否认“三年自然灾害”中确实死了人。我母亲全过程亲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尽管她没有“大量饿死人”的印象，但确实说起过当时的浮肿病。那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这看来将是一个长期的悬疑，只得耐心等待有关统计资料完全解密，只有到那时，很多事实才会逐渐显露出来。为什么现有的资料尚不足以说明问题？这可以通过分析下面这张中国历年人口结构表来理解这个问题。在读这张表格之前，先说明一个常识：在一个严重灾荒时期，死亡率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是最老和最小的两个群体。
根据这个常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观察这张表格：第一，请注意1964年我国年龄结构中的3-5岁人口比重，这部分人是1959—1961年（亦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将这部分人的比例与本年度的大龄组比较，可以推出该年度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是否异常；第二，本来也可以将1964年3—5岁组与后面年份的同龄人群比例进行比较，但由于198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纵向比较需要相关的资料支撑，不易操作；第三，分析1959—1961年前出生的人口在历年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重，如果其比重偏小，也能够证明当时出生率下降和婴儿死亡率提高；第四，从理论上讲，还可以分析几个年度“老龄人口”比重的变化，但1964年至1999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较多，这个比较存在一些不可比性。
因此，可以进行第一和第三项分析。结论是明显的：
在1964年的人口结构中，看不出3—5岁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尽管该表并没有提供该年龄组的精确数据，但如果当时发生了大灾荒，则可以预期该年0—4岁组的人口比重应该小于5—9岁组。原因很简单：一对育龄夫妇一年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灾荒导致人口减少，则1962年—1964年年均人口增长数不会显著高于“三年自然灾害”前的1958年，否则，1962—1964年必须净增育龄人口30%以上，但这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因此，该项数据并不支持出生率大幅下降和婴儿死亡率大幅提高的结论。
第三项分析比较有意思。我们看到，在1987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中，25—29岁年龄组（亦即1958—1962年出生）的比重小于相邻的两个年龄组，不过，看来这属于正常的人口波动，因为如果这属于异常，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1999年的20-24岁年龄组（即1975—1979年出生）在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何以降到更低的水平！可见，这个数据同样不支持关于1959—1961年间出生率大幅下降和婴儿死亡率大幅上升的假设。
最后，尽管1964年以后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甚多，但1964年的老龄人口比重并不显著低于1987年的水平。
我不能说从这里发现了什么真理。我只想说：这些人口统计表是一盘迷糊账，充满了矛盾和疑点，它们并不能证明或者证否“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员损失规模。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附了一幅图片，其中有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结构分布图。使我惊骇的是，它竟然是一个标准和完美的正态分布！在经历了连续的战争之后，这种结果是可能的吗？我感到困惑。然而，所谓的“饿死**万人”的观点，却偏偏就是根据这盘迷糊账推论出来的惊人结论。由于原始数据的可疑，这个结论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在这些令人迷惑的数据面前，我宁愿停住推理的步伐，等待来自政府方面的可靠分析。与诸多基于不可靠数据的传言相比，我更相信那座架设在高山之巅的石制渡槽。它是一座真正的纪念碑，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使得一切不实之辞像冰激淋一样显示出水的原形。
附表：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年龄 1964 1964 1987 1987 1999 1999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80 + 0.15 0.32 0.18 0.39 0.37 0.5
75-79 0.47 0.51 0.40 0.55 0.59 0.71
70-74 0.73 0.79 0.74 0.83 1.05 1.09
65-69 1.00 1.11 1.10 1.12 1.55 1.51
60-64 1.34 1.46 1.51 1.43 1.85 1.83
55-59 1.61 1.76 1.89 1.75 2.01 1.95
50-54 2.05 2.10 2.23 2.02 2.52 2.50
45-49 2.48 2.38 2.39 2.06 3.42 3.33
40-44 2.73 2.70 2.57 2.39 3.75 3.58
35-39 3.12 2.97 3.49 3.18 4.16 4.07
30-34 3.50 3.41 4.27 4.05 4.87 4.76
25-29 4.13 3.96 3.75 3.37 4.75 4.78
20-24 4.67 4.69 5.89 5.51 3.53 3.55
15-19 5.39 5.41 6.44 5.85 3.93 3.59
10-14 5.76 5.69 5.44 5.04 5.05 4.68
5-9 5.34 5.14 4.75 3.77 4.32 3.82
0-4 5.58 5.52 5.00 4.41 3.22 2.74
帖子附图：
它之所以难以言说，就在于那是一个传说与事实相混杂的时代。“大跃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物质证据。我曾经在一处深山中，看到一个架在山谷间的渡槽。在山下远远地往上看，它简直像一座铁路桥。有人告诉我，那正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至今仍然在发挥着造福庄稼的作用。
这是“大跃进”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存在于一种更为微妙的层次上，无法在当年“大跃进”最热烈的田间地头见到，却是一些人最喜爱的话题。这就是所谓的“饿死**万人”。
那些喜欢谈论“饿死**万人”的人士，绝对不会在看到那座石彻渡槽时绽现出惊喜的微笑，但都无一例外地会因为想象中的“冻馁遍野”而显得无比惊诧和愤怒。我不太愿意追问他们为什么对那座铁路桥似的渡槽无动于衷。这种同时性的对比没有多少意思。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历时性假想：如果这些人生活在1930年代或者1940年代，看到当时诸多的大面积饥荒，他们还会表现出在对待“三年自然灾害”时那种惊奇和愤怒吗？
我很自信地回答：不会。
使我如此自信的，是文学家们留下的文字记述。请翻开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中国文学家所写的反映饥荒和死亡的作品，看看他们留在白纸上的黑字，然后回答：对于六十多年前那些有外国道可查、有诸多照片可证的严重饥荒，当时的文化人们是否像我们一样认为“不可能”、“不应该”？
我们将发现：那个时代有着与我们这个时代非常不同的思维。
朱自清先生给出了一个例证。朱先生的夫人死于肺病。她得病的缘由乃是经常与生了肺病的孩子接触。你可知道，当她含着眼泪抱抚病孩的时候，朱先生是怎样的想法？你绝对不会想到：一副柔肠慈心的朱先生，在《给亡妇》一文中回忆起当时对爱妻的劝诫：“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
这是一段令我等当代人震惊的记述。但是，这绝不是由于朱先生无情无义，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于灾病和死亡的普遍观念！当时，朱先生的境况还很好，属于其时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阶层，尚未陷入1940年代晚期的困顿。这样的上层人士对于灾病尚且如此冷漠，普通老百姓又能如何呢？
五千多年来，中国人显然就是这样冷漠地看着灾害和疫病，直到某个时候，灾害和饥荒才第一次成为令人感到莫名惊诧的东西。
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1980年代初期。当时，舆论界首次出现了“饿死**千万”的说法。我还想得起经过达“大跃进”的长者们在听到这个数字时流露出的不相信表情。当然，这并没有妨碍精英人士们及时在脸上泛起的惊诧表情。我觉得这种惊诧或许有些发挥过分。因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表现出对于灾荒的惊诧，第一次显示出“灾荒可以避免”的观点。
惊诧是什么？惊诧是常识感对某种罕见事情的反映。鉴于在整整五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于饥荒已经表现出见惯不怪的态度，因此这种惊诧的首次出现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在我看来，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灾荒惊诧论只能说明一个道理：毛泽东时代已经使得饥荒成为了罕见之物，使得饥荒成为可以避免的问题。否则，在一个饥荒横行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会对饥荒感觉奇怪，也就不会惊诧和愤怒。
所以，当非洲发生持续多年的干旱和饥荒时，当地的精英们并没有表现出中国精英似的惊诧和愤怒。
事实上，如果不是精英们的诱导性提问，其实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三年自然灾害”的坏形象。毕竟，经历过“大跃进”的人们都还普遍保留着对于饥荒的清晰记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灾荒仍然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仅仅十年前，很多人更习惯于无尽头的饥寒交迫。况且，“大跃进”时候的事态已经与民国时代截然不同，至少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初期八年的人们，都普遍持有一种希望，相信那些突然出现的困难只是一段探索时期的挫折而已，不必为此号啕大哭；就算他们相信当地政府做错了什么，他们也不会因此滋生出反政府的情绪，相反，他们认为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汲取经验，就能重新开始新的征程。
他们的信心是正确的。如果我们都承认“三年自然灾害”是一场饥荒，那么它的结果却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消灭了饥荒。在“大跃进”之后，中国没有再发生过较大面积的饥荒。旨在抗击自然灾害的农田水利设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政府内部的灾情告和防范救济机制迅速完善，使得大面积饥荒成为历史。1970年代初，甘肃省因干旱而出现粮荒，也因为宋平等人的及时反映而得到中央的大量救济，并没有导致死人事件。这足以说明“大跃进”产生的积极结果。从此以后，“共产党不会让人饿死”就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民间信念。
“大跃进”是一个极端事件，它根本不能代表毛泽东时代。那种声称毛泽东时代“常常有人饿死”的说法更是明目张胆的谎言。在这种谎言遭遇毛时代亲历者的阻击时，其散布者就会退一两步，改口说：“不管怎样，毛泽东时代经常没有肉吃，这说明那个时代的经济是失败的”。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能否吃肉难道竟然是衡量经济建设成败的唯一标准吗？
九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我的家境不算差，但一般是三天才吃一顿肉，每顿只吃二两饭！其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多个年头，这是否说明当时的经济非常失败？这不是瞎扯淡么。要知道，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吃喝玩乐上付出代价，实现资本的积累，才能跳出发展的陷阱。
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住在银行里，常常见到银行印发的鼓励储蓄的传单，上面写着“积极参与储蓄，支援国家建设！”之类的字眼。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各位同胞请吃少一点，穿差一点，拿出余钱来存进银行里！
这看起来有点过份：国家不仅通过低工资压缩居民的消费水平，而且希望居民们自觉减少消费，把手中的钱送到银行里。但这却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于资本积累的迫切渴望！钱到银行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很简单：除了保留一部分用于支付储户的提取申请外，其余的都被计委纳入投资计划，安排到经济建设中去了，拿去盖工厂、修铁路、搞农田水利建设。
当时的银行，不过是第二财政而已。所以在我的童年时代，财政与金融虽然分设，但业务却是统一的，其行政管理机构就是“财政金融局”，简称“财金局”。
所以，那个时代的“全民经济”是名副其实的：每个人都像国家这个大家的家庭成员一样，通过省吃敛用，向国家贡献经济建设所需的资源。这种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比现在所谓的“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体谅老一代对于国有资产的深厚感情。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争论中，千万不要责怪老一辈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所持有的“陈旧观念”。在你看来，那只是一些企业。但你错了！其实，在某种更为深刻的层面上，那不是工厂，而是老一辈当年从嘴里省下的肉、从身上省下的衣服！或者说，那是从他们身上掉下的肉！
有谁有资格责备他们“思想不解放”？又有谁有资格“处置”掉他们身上的血和肉？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开拓奠基的时代。发展总是需要牺牲即期消费的，特别是在一个积累极度薄弱的时代，吃不好、穿不好必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忘记这一点，就等于丧失常识感。有人动辄拿今天与三十年前的那个时代相比，这其实是暗示着一种可能性：如果当年让他们来执政，那么早在1976年，就不仅能够使中国人天天大鱼大肉，而且可以天天上网聊天，天天用手机联络。
可能吗？
我告诉你：你只是吹牛皮而已，你的吹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说到玩，当时连全球领先的美国人也还没有玩上网络，甚至连个人电脑都还没有问世。说到吃，当时的“四小龙”们也还没有实现天天大鱼大肉的梦想。我看过一篇新加坡学者写的文章，叫做《当自由到了尽头》，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979年9月，我到恒春参加受训。当抵达高雄小港机场时，随身带着没吃完的新航餐点苹果入境，却当场被台湾海关人员拦下，要求我立刻把苹果吃完。我这才意识到新加坡人眼中不起眼的苹果，对当时还生活在戒严时期的清贫台湾人而言，竟是十分昂贵的进口水果。台湾小说家黄春明曾就这个课题写了一篇小说《苹果的滋味》，叙述值四斤米一个的苹果如何美味，后来小说还改拍成票房不错的台湾电影。”
听说过吗：在1979年的新加坡人眼里，台湾人的生活是“清贫”的！但在那些未曾到过台湾的中国先进分子的臆想中，当年的台湾已俨然成了可以傲视大陆的“丰裕社会”了。
那时候，有人批评毛时代的经济说：“这十年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啊？害得我们竟然连台湾也赶不上”。发出此言的诸公，当时无疑是深度昏迷的，因此不记得早在1949年，大陆就已经赶不上台湾了。那一年，台湾的人均GDP是大陆的数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已然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文盲率低至10%以下，恰与大陆高达90%的文盲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不是你想快速发展就可以快速发展的。如果单凭决心就可以实现超现实的发展速度，那么全世界如今将充斥着发达国家。发展是需要诸多客观条件和前提的，特别是需要资本技术积累，需要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需要友善的国际环境。在资本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如果再加上外国的封锁，发展经济面临的障碍是非常可观的，根本不可能通过“四小龙”式的出口替代战略实现数量型的快速扩张。——反正你不可能在铁匠铺里用榔头砸出集成电路块，也不可能让文盲劳工组装超级电脑，更不可能轻松地把产品推销到那些用军舰封锁你的国家去。
发展不是一个可以取决于主观意志的过程。确实，在毛时代，我们的发展速度确实缓于“四小龙”。但是，在我们决心以赶超“四小龙”为目标，并且经过了三十年据说是举世无双的超高速发展之后，我们现在赶上甚至超过“四小龙”了吗？
很遗憾，没有。
但这可以用来说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失败吗？答案仍然是两个字：扯淡。
结论是明确的：没有任何超人，能够在毛泽东时代实现超越其具体国情的“经济奇迹”。无论谁在毛泽东时代主政，都不可建立一个遍地电脑手机、满街麦当劳德克士的经济体系。不过我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让我的思维再回到那座巨大的渡槽上来。如今，它以一种物质成果的形式证明着“大跃进”的另一面，但它却也否认不了“大跃进”的另一面，即“五风”所导致的生命和物质损失。
最后不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无意否认“三年自然灾害”中确实死了人。我母亲全过程亲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尽管她没有“大量饿死人”的印象，但确实说起过当时的浮肿病。那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这看来将是一个长期的悬疑，只得耐心等待有关统计资料完全解密，只有到那时，很多事实才会逐渐显露出来。为什么现有的资料尚不足以说明问题？这可以通过分析下面这张中国历年人口结构表来理解这个问题。在读这张表格之前，先说明一个常识：在一个严重灾荒时期，死亡率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是最老和最小的两个群体。
根据这个常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观察这张表格：第一，请注意1964年我国年龄结构中的3-5岁人口比重，这部分人是1959—1961年（亦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将这部分人的比例与本年度的大龄组比较，可以推出该年度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是否异常；第二，本来也可以将1964年3—5岁组与后面年份的同龄人群比例进行比较，但由于198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纵向比较需要相关的资料支撑，不易操作；第三，分析1959—1961年前出生的人口在历年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重，如果其比重偏小，也能够证明当时出生率下降和婴儿死亡率提高；第四，从理论上讲，还可以分析几个年度“老龄人口”比重的变化，但1964年至1999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较多，这个比较存在一些不可比性。
因此，可以进行第一和第三项分析。结论是明显的：
在1964年的人口结构中，看不出3—5岁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尽管该表并没有提供该年龄组的精确数据，但如果当时发生了大灾荒，则可以预期该年0—4岁组的人口比重应该小于5—9岁组。原因很简单：一对育龄夫妇一年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灾荒导致人口减少，则1962年—1964年年均人口增长数不会显著高于“三年自然灾害”前的1958年，否则，1962—1964年必须净增育龄人口30%以上，但这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因此，该项数据并不支持出生率大幅下降和婴儿死亡率大幅提高的结论。
第三项分析比较有意思。我们看到，在1987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中，25—29岁年龄组（亦即1958—1962年出生）的比重小于相邻的两个年龄组，不过，看来这属于正常的人口波动，因为如果这属于异常，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1999年的20-24岁年龄组（即1975—1979年出生）在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何以降到更低的水平！可见，这个数据同样不支持关于1959—1961年间出生率大幅下降和婴儿死亡率大幅上升的假设。
最后，尽管1964年以后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甚多，但1964年的老龄人口比重并不显著低于1987年的水平。
我不能说从这里发现了什么真理。我只想说：这些人口统计表是一盘迷糊账，充满了矛盾和疑点，它们并不能证明或者证否“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员损失规模。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附了一幅图片，其中有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结构分布图。使我惊骇的是，它竟然是一个标准和完美的正态分布！在经历了连续的战争之后，这种结果是可能的吗？我感到困惑。然而，所谓的“饿死**万人”的观点，却偏偏就是根据这盘迷糊账推论出来的惊人结论。由于原始数据的可疑，这个结论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在这些令人迷惑的数据面前，我宁愿停住推理的步伐，等待来自政府方面的可靠分析。与诸多基于不可靠数据的传言相比，我更相信那座架设在高山之巅的石制渡槽。它是一座真正的纪念碑，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使得一切不实之辞像冰激淋一样显示出水的原形。
附表：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年龄 1964 1964 1987 1987 1999 1999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80 + 0.15 0.32 0.18 0.39 0.37 0.5
75-79 0.47 0.51 0.40 0.55 0.59 0.71
70-74 0.73 0.79 0.74 0.83 1.05 1.09
65-69 1.00 1.11 1.10 1.12 1.55 1.51
60-64 1.34 1.46 1.51 1.43 1.85 1.83
55-59 1.61 1.76 1.89 1.75 2.01 1.95
50-54 2.05 2.10 2.23 2.02 2.52 2.50
45-49 2.48 2.38 2.39 2.06 3.42 3.33
40-44 2.73 2.70 2.57 2.39 3.75 3.58
35-39 3.12 2.97 3.49 3.18 4.16 4.07
30-34 3.50 3.41 4.27 4.05 4.87 4.76
25-29 4.13 3.96 3.75 3.37 4.75 4.78
20-24 4.67 4.69 5.89 5.51 3.53 3.55
15-19 5.39 5.41 6.44 5.85 3.93 3.59
10-14 5.76 5.69 5.44 5.04 5.05 4.68
5-9 5.34 5.14 4.75 3.77 4.32 3.82
0-4 5.58 5.52 5.00 4.41 3.22 2.74
帖子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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