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绩效评估

　　

　　东方评议

　　

　　【这个系列文章研究企业的产权问题——产权是企业研究的首要问题，而要讨论产权问题，会遭遇“公有制发展绩效究竟如何”的无休止争议。对此作纯理性探讨几乎毫无意义，因为肯定与否的论证已经堆积如山。脱离现实讨论这个问题等于没有建立共同标准，任何人都可以自设一个封闭体系，进而给出与别人不同的评价结论。这就提示一个道理，公有制绩效的评价必须回归经验范畴，以实践结论为通用的标准体系。这时，中国社会30年的公有制实践，就是公有制绩效评价的一种真实的范本。】

　　

　　对中国社会曾经的公有制实践，现实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实践，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人民生活逐渐改善，科技进步明显。所以，公有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票据供应年代，人民处于极度匮乏中，甚至有饿死上千万人的恶性事件演绎。晚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所以，公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历史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后一种观点逐渐成为了主流观点，并且以其为依据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随后，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嫁接了西方经济学的“产权”观念，延续斯密、哈耶克等人学说，将“产权私有制度”看作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
两种观点同样有着雄厚的理论背景，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双方各执一词的状态，构成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也就是说，“公有制实践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已经演变为了政治问题。好在历史的发展为今天的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与经验，只要清醒地、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不难得出科学的结论。评价公有制的绩效问题的最佳方式，不是采用惯常的政治言说方式，而是建立一套科学分析框架对客观现实进行真实地描述。不能真实地认识历史，也就无法科学的规划未来。
1956年开始的公有制，有两种具体的实现方式——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主要适用于农业经济，以公社化为其标志。而全民所有制主要适用于工业经济。在这两种主流模式之外，农业经济中也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成分，比如大型国营农场；而工业经济中也有集体性质的经济成分。为简化讨论，下面提到公有制时，将集体所有制等同于公社化，而将全民公有制等同于工业化。对两种实现形式进行绩效评价，会产生三种不同结果——两者兼优、两者兼劣或者一优一劣。假如，两种所有制的绩效评价出现一优一劣甚至两者兼劣的情况，就基本可以认定公有制的绩效较差。而若两者兼优，则就强烈地说明公有制的绩效是显著的。

　　

　　
公有制绩效评估之一：农业生产资料公有化实践的绩效评价
农业生产的发展，概而言之就是农产品总量的增加。这里我们主要用粮食总产量进行表征。这个表征方法比较具有可比性，也有比较充分的数据。翻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粮食产量数据一直存在较大波动。这种波动受当年粮食价格、政策选择、自然灾害、以及前一年丰歉程度的影响，粮食总产量随着种植结构调整而变化较大。比如种植棉花、油料、蔬菜、乃至于枸杞、党参等非粮食作物时，粮食产量就减少。在统计历年粮食产量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前一年粮食歉收，后1、2年的增长就很大。这说明当时如果所有土地用来种植粮食，生产能力相对还有一定富裕。为了消除这种形式的影响，我们采用移动平均线的方法，用较长时间数据的平均，可以有效剔除种植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参照毛泽东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的观点，可将决定粮食总产量的要素归结为土地数量、水浇地比例、耕作技术、工具进步、化肥供应、种子单产、劳动投入、生产协作八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且仅只是上述八个要素自身发展以及相互协调的结果。农学家袁隆平认为“农时”也要编入八字宪法，实际上对农作物生物节律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适时耕作可以归入耕作技术要素。
根据对粮食总量影响的方式，上述八个要素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粮食总量产生直接影响的要素——有土地数量、水浇地比例、化肥用量以及种子单产四项。另一类是间接影响粮食总量的要素（剩余四项）。这里所指“间接影响粮食总量的涵义是——对产量的影响难于直接用定量数据进行描述，且其对农产品总量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改善第一类要素的质量和数量的方式来实现。比如，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可以显著增强生产系统应对自然的能力。这种组织方式的效益表现为修筑大型水利工程、抵御百年一遇的干旱等能力。这些不能直接统计为粮食产量，但水利条件的改善可以统计为水浇地比例（包括用水量）的变化。两类要素的上述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评价方式——第二类要素的效益可以用第一类要素的改变给出评价。最终都体现为粮食产量的增加。任何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都体现为对上述要素的影响。

　　

　　首先，考察公社化运动四项直接要素的影响——
对土地数量的影响——公社化时期，中国的耕地总数大约增加到了近20.9亿亩『1』的水平（统计误差3千万亩）。由于建国后实行军垦等政策，从1949年开始土地数量一直在增加。到1953年为建立税收制度统计的土地数量是16.77亿亩，这个数量比清末民初大幅度增加。而公社化之后，耕地数量的增加更为迅速。这主要体现为大寨经验的推广和普及，平整土地、开垦荒地、整治下湿地、修筑水利工程等群众运动，几乎农村20年公社化农闲时的主要活动。有数据显示，单只各类水利工程的修筑，就使约4亿亩低洼易涝地、盐碱浸害等无法耕作的土地变为优质农田。而其它形式的垦殖、山地改造活动所取得的成效也可能更大。清末民初耕地数量的统计偏差较大，不同资料提供的数据在9亿亩到14亿亩之间。公社化运动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近21亿亩耕地。与民国初年最大值（14亿亩）相比较也增加了大约40％；而与最小值（9亿亩）比较则增加值在2倍以上。
二是水浇地比例的影响——公社化时期大量兴修水利的现实大概是没有异议的。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水利设施都是七六年以前修建的。比较著名的有淠史杭灌区等近四百项大型灌溉工程。而向县乡举办的水库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设施使得水浇地面积从建国初期的2.4亿亩，发展到1980年的7.3亿亩，增加了大约两倍，使水浇地达到了总耕地面积的40％左右『2』。全国灌溉增产效益没有资料，可以用淠史杭灌区历年统计的灌溉效益进行估算。考虑淠史杭灌区面积较大，这个数据替代全国数据接近程度较高。按淠史杭分摊系数0.365『3』估算，意味着水浇地相对非水浇地增产36.5％，4.9亿亩土地的粮食产量增加大约36.5％，数据也是客观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今天，水浇地面积也没有超过40％多少。这说明针对农业进行的水利建设的工程，在七十年代基本成型。
三是化肥的影响——按照一般的统计，依据地区不同，土地自身的肥力不同，每公斤化肥增产的效果不同，大约4～10公斤粮食『4』。中国社会的化肥施用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但产量微乎其微。依据1952年的统计，化肥使用量只有7.8万吨『5』。到1962年化肥施用量达到63万吨『5』。中国社会化肥的生产能力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这从化肥产量的跃升可以看出：1971年的化肥生产量是229万吨（施用量350万吨），而到1980年化肥产量已经达到1232万吨（施用量2590万吨），翻了2番还多『5』。这个大跃进，一方面是引进技术建厂的结果，同时也是县级政府大量举办小化肥厂的结果。整个七十年代，中国农业的化肥施用量都大于生产量，这说明当时不仅自己生产，还大量地进口化肥。由此可粗略估算该项因素增产的粮食最少在5000万吨以上。
四是种子增产效果评估——解放初期的粮食单产大约3、4百斤。此后一直维持这个产量水平到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一批良种出现。在当时没有良种的情况下，粮食增产的唯一途径就是种植高产作物，比如玉米。北方人大概会有六七十年代主食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玉米面的记忆。这是保证不发生粮荒的唯一选择，除此没有别的办法。种子改良的第一个成果就是水稻的大幅度增产。其后玉米、小麦的单产也迅速提高。几乎所有比较著名的种子改良计划都肇始于公社化运动，其成果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产生大田效益。这个结果曾经误会为单干导致了农民积极性增加的结果。
由于上述四项决定农产品总量的要素在公社化时代有了大幅度改进，中国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值是十分明显的。考虑1956～1959年正处于浮夸风盛行时代，其统计数据有超出现实的可能，且在当时消费水平下，农田绝大多数用来种植粮食，粮食总产量虚高。此后随着工业需求的增加，农田种植结构中非粮食的经济作物比例加大，影响到粮食产量。建国初期的统计系统，缺乏严格科学的规范，可能导致信息失真。1958、1959两年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被解释为大跃进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在当时人地关系紧张的状态下，有了粮食过剩的担忧而生产被轻忽（农田种植比例调整幅度过大）。对公有制绩效的考察用五年移动平均值进行，建国最初五年是1.4395亿吨，到1980年达到了3.053亿吨，是建国初期的2倍以上，年均增产5％。
从近代历史就可以看出，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两次大的社会动乱——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国共内战。对此，可以用各种具体原因进行解释。而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条就是“人地关系”紧张。粮食供应不足，意味着粮食会以高价形式搜刮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由此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度贫乏，彻底堵塞了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路径。具体说就是即缺乏资本，也缺乏消费。这就是西方工业品在早期中国难以找到市场的原因。粮食不够吃，意味着不可能有工业化的进展。1959年的饥馑伴随着经济的大幅度回落，就证明了农业与建立其上的其它产业的关系。
以1976年为界限划分两个发展阶段，分别评估上述四项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现，前一个阶段，土地数量是更加敏感的因素，具有控制性和基础性的价值。没有土地数量和质量的成倍增长，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粮食总产量的成倍增长无法实现。后一个阶段，则种子提供的增长因素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升级成为控制性与基础性因素。以人均土地计算，今天已经到了1.4亩的水平，依然能够满足基本粮食供应，可以看作是种子增产导致的结果。这两个阶段的存在等于说，如果不是由于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以及公社化的水利建设以及计划生育、供应制等措施，中国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如果在时间上无法坚持到七十年代中期后期种子技术时代的到来，或者这个接续过程存在几年空档期，社会动荡将无法避免。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公社化运动，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改革开放也不复存在。这里控制性的含义是——与其它因素比较，一个因素的影响水平更加显著。在杂交水稻问世前的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基本不决定于单产的增加，而决定于土地数量。种子时代来临之后土地数量退居其后，良种推广的增产效益成为主导因素。其它如水利条件改善、化肥施用量增加的效果，不能造成粮食成倍增长的现实。所谓基础性就是说没有这个因素的改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任何可能与前提。比如水浇地比例、耕作技术有大的提高，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也不会达到两倍以上。而这两个因素的改进，都可以看作是公有制的产物。

　　

　　其次，公有制对其它要素的影响——

　　

　　公社化运动对耕作技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先进耕作方式的大面积推广和群众性技术活动的开展。公社化时期不仅县乡都有农科站，比较好的生产队都会设立科技活动小组。这种具有普及性、大众性的科技活动，是杂交水稻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现象，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过的。没有公有制提供的这种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科研背景，良种成果取得的可能性不大。仔细看待李振声、袁隆平之科研过程看出，专家型科学家大多能发表文章成为院士，就是不能产生出改善国人生存质量的成果。与欧美等国的比较也可知，脱离了公有制提供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背景与环境，中国绝对不会产生类似的成果，因为这样的成果即使欧美也没有几项，崇洋媚外的心态下，更难有几项会超越发达国家。
公社化运动对劳动投入与生产组织方式的的最显著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是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项内容，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者，都加入了具有大生产特征的生产队。生产队是一种劳动协作组织，与企业形成利用规模效益具有同样的价值。其内部开始产生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分工，这是效率产生的第一原因。从协作效能的角度看，个体性质的劳动不可能对大河大江进行治理，也不可能用大型工程的形式进行盐碱低洼地、荒滩荒地的开垦。公社化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无须细致论述，直到今天农业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水利设施，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建设的。由此，不难想象得公有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多大。有资料显示，土地承包之后的第一个结果是5千万亩水浇地退化为低质量的、靠天吃饭的土地。这正好成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说明农业生产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协作本身就是效率。
在人地关系紧张状态下，生产组织模式是否先进，有一个唯一性的评价标准：劳动组织的人口吸纳效率。在人地关系紧张的状态下，只有能够有效地将人口纳入经济组织内部，使其成为正常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才能避免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因素。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的整理，社会动荡的起因就是许多人倍排斥在了经济循环之外。公社化时期，农村劳动力是100％有效使用的，他们被集中起来平整土地、开渠、打井、积肥等相关事务上，甚至妇女参加劳动，也是一个突破传统束缚的创举。由此产生了红旗渠精神、大寨精神等一类农业生产的典型事例。这种组织甚至是58年饥馑状态下没有发生流民、暴乱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社会至今维持稳定的有效因素。
劳动者的劳动投入水平也是大有不同的，有一件事就可以证明之：北方传统农业生产一般都有农闲时间。在公社化时期，农民与工人一样过年也仅有几天休息时间，从初五甚至初三就开始干活。我曾经参加的这种农闲时间的排涝渠劳动，使得一大片盐碱下湿地变成了今天的良田。有人认为公社化时期，劳动者都出工不出力。这纯粹就是想当然的言论。实际上，所有农村土地都有效耕种完成，没有一年土地撂荒，这就是农民劳动投入量达到了农业生产需求的标志。参加过耕种土地的人知道，要在劳动中偷懒，意味着将自己的劳动量推给了别人，在共同劳动者的关注下，那基本是不可能的。比如人工翻地，有两种分配工作量的方式，一是划定地块，承包制。另一种叫“拉骆驼”。这些形式下，偷懒意味着评工分少。从整体上看，农村土地格局的形成，就是大量劳动投入的结果。
束缚于农业经济的中国社会，最后大多会由于民众生存问题凸显，反复演绎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故事。中国近代两次社会动荡之所以在相隔不远的时间内发生，是由于太平天国没有象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产生了消灭百分之六七十人口的结果。由于近3亿的人口压力一直存在，社会财富极度贫乏的状况也就一直延续，最终导致了从吃大户开始的红军起义。这象一个注满了水的葫芦，水线总在瓶口波动。由粮食短缺导致的社会秩序危机处于短周期、高频度的临界爆发状态。民国政府的倒台，为此提供了一个最为鲜明的例证，其说明的问题是奉行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发展理念，就必然性地处于治乱周期的规制之下无法自拔，走向最终覆灭是再所不免的结果。接连两次巨型的社会动荡，为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毛泽东的答案就是公社化运动。共产党政权的成功，是公社化运动提供了摆脱治乱周期制约的历史机遇，并且引领中国社会打破了延续两千年的治乱周期铁律。同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成一败的鲜明对比，只源于一个根本的不同点——所有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异于民国政府的公有制实践，在1958年或者其后不久，共产党将面临与民国政府倒台时同样的问题。还可以推论——国民党在其执政初期的新农村运动中，如果实行了公有制，则维持其统治而免于外敌入侵、国共内战的结局也是可以预期的。毕竟普通民众起义不是人性偏好，那是要赔上身家性命的选择，没有逼不得已的原因，起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增加到了约8亿人。在人口数量增加2倍的情况下社会仍然能够维持稳定，这就充分证明了公社化运动作为一种应对人地关系紧张的治措施，具有高度的有效性。
总而言之，公社化运动建立的水利、种子、土地、化肥、劳动、组织、工具、耕作八项要素的改善，直接和间接地促成了粮食的成倍增长。而计划生育、供给制等农业经济发展的外围措施，也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状况。任何政策的评价，必须深入这个层次，观察其对第一类要素的影响程度。如果是负面的影响，最好不要用政治性的套话歪曲事实。合理地评价公社化运动的意义，不难得到的结论是——这项伟大举措，使得中国社会成功走出了“治乱循环“周期铁律的制约。这是可以永载史册的丰功伟绩，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奠基工程。与留诸历史的长城修筑、统一度量衡、开掘运河之类的事件相比较，这个伟大功绩的价值不仅空前而且注定绝后。在这项伟业的功劳薄上，毫无疑问地将会刻写三个人的名字：毛泽东，以其推行公有制的伟大贡献，排名第一。陈永贵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创造了大寨精神，激励了两代中国农民改天换地的精神，以此排名第二。袁隆平，作为科学家的代表，以其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贡献，排名第三。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上，将再难有人与此三人齐名。从绩效的角度看问题，除公社化运动外大概没有任何其它办法能够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时代，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生产秩序与生存条件。除了公有制改造，也几乎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可能汇集起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各种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