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对中国人民并不陌生。1936年，他穿过国民党封锁区，到延安红军根据地进行采访，以记者的视角，真实记录了红军的战斗和生活，并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这篇不朽的著作，宣传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来华访问。1970年10月1日，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一起观看国庆庆典。在华访问期间，因记者职业的驱使，走访了许多地方。时值文革，以美国记者这个局外人的身份，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之后，成为那个非凡岁月历史见证。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毛主席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劳动，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避免和消除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牛棚，在农民眼里不过是关牛的棚子，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然而，“特别是”年代以来，一些曾经下放到农村的少数读书人和干部，在摘下委屈的帽子，洗去身上的泥土后，端坐在久违的书斋里和惬意的办公室内，饮茶、赋诗、读，远离尘嚣，远离劳作，重又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想起下放劳动受的那份教育和遭的那份罪，顿生伤痕，不禁感叹：那时的干部学校哪是人待的呀，形象地说，就是牛棚，蹲在那里受迫害，遭磨难。于是，一己之狭隘，一己之私见，一己之能事，背信弃义，端出污泥浊水，狂泼起来。

　　

　　历史果真是如此吗？

　　

　　很巧，在斯诺访华的一篇文章里，发现有一段当时关于“牛棚”的客观记述，不妨我们大家一起走进斯诺，这个高鼻梁美国记者笔下的“牛棚杂忆”，明辨一下是非。

　　我们来到陕西省的南泥湾，它在西安以北二百公里，在延安东南九十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总部，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于全民所有），由解放军农垦四十团管理。　　

　　

　　南泥湾最有趣的事还是前西安市共青团委员刘雨生所领导的党的干部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都建在中国的农村，是根据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的指示建立的。　　

　　

　　这样，在文化革命期间作为权利机构而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输送了“大批”党员到农村“下放劳动”。现在，南泥湾“五七干校”有二百一十六名“毛的战士”，大多数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只有少数是老年人，有男有女，最高年龄是六十一岁。这些“学员”都是来自西安党的机关和这个地区的农村公社。包括七名医生在内，他们都是自己申请的，经他们的上级批准，来学习和再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过去他们“脱离群众”，而现在他们正在通过学会同农民和士兵一起劳动，通过“改造世界观”再重新同群众结合起来。　　

　　

　　在参加农场的活动时，大家都干活，开垦新耕地，建造新住房和窑洞，农闲时在班排长的领导下学习和讨论。经过半年或一年之后，他们能够成为“毛的积极分子”，同时，他们仍然拿原来按干部级别定的工资。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肯定不是所有的人，对于由城市生活换为这样一种新鲜的生活是很满意的。　　

　　

　　尽管如此，有些党员仍然对于文化革命摧毁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之后军队继承的领导作用感到不快。过去，农民追求的是，孩子们能够上学，希望能看到他们成为富人和有权的人；今天，人们希望成为“想当高官厚禄的干部”，这种希望不仅经常受到谴责，而且也是把干部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的原因之一。　　

　　

　　（摘自《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