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　2010-8-28　）　　

　　造假造到联合国　楼盘尽是野鸡奖　　

　　

　　通街皆是博士生 真才实学有几个　　

　　央媒道泄密:宏观调控要弃房价保增长　　

　　

　　北京常住人口即将突破2000万 不堪重负　　

　　山东“撤村改社区”之忧思　　

　　

　　地下水每年被抽走4个西湖 杭州要地陷　　

　　菩提明镜：深圳三十年炒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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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假造到联合国　楼盘尽是野鸡奖　　

　　东方日　　

　　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用这句话形容当今神州，可谓恰如其分。继早前假洋文凭事件之后，内地地产界近日又爆出假洋奖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各地至少有超过两百个楼盘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而这些所谓的「联合国人居奖」，没有一个是联合国相关机构直接评选出来的，而是花钱找一些中国机构买的野鸡奖。买一个奖项，需要花费三十六万元。　　

　　众所周知，货真价实的联合国人居奖创立于一九八九年，为确保人居奖的权威性，联合国人居署聘请了一批资深的官员和专家组成评委会，对所有候选者的申材料进行严格的评审和筛选，最后选出获奖者。每年的获奖数量视情况而定，一般在十个以下。而该奖项从创立至今，中国总共才获得十九项奖，其中没有一例是商业开发楼盘，但各地打着「联合国人居奖」旗号的楼盘，已经超过两百个，比全世界所获人居奖的总和还多，这显然都是蒙骗公众的水货人居奖。　　

　　假冒「联合国人居奖」满天飞，奖项造假居然造到了「联合国」的头上，不得不让人惊叹内地开发商无所不用其极的欺骗手法。很多看上去很美的地产广告，往往暗藏玄机——「远离闹市喧嚣，享受静谧人生」，其实就是偏远地段；「东方威尼斯，演绎浪漫风情」，其实就是挖个水池子；边上有家银行，就敢说「紧邻商务区」；要是有个居委会，就成了「中心政务区核心地标」。　　

　　

　　愈骗愈狂 无人监督　　

　　当这些骗人花招被买房人识破之后，开发商又搬出种种联合国野鸡奖来骗人。有内地媒体揭发，有的地产公司在举办开盘或者奠基礼时普遍租用洋人，一些在中国的留学生、游客或落魄汉被请来撑门面，扮演外资代表、国际传媒机构人员和联合国代表，演出一幕隆重的剪綵仪式，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一亮相，便凑足了国际化元素。如果再加上媒体放大道，一个普通楼盘便跟国际接了轨，成为身份的象徵，售价自然扶摇直上，远超老百姓的承受力。　　

　　必须指出的是，内地地产界的欺骗式营销相当普遍，而且具有系统性。为了使造假更逼真、更形象，一些地产协会甚至在国外举办各种活动。去年，印度新德里举办「人居企业论坛」，印度和中国很多地产商都获得大奖，但事后有人踢爆，举办者居然是中国某个地产商协会。将玩笑开到世界上，将骗术延伸到外国，中国的骗子们真是愈来愈疯狂。　　

　　这些骗术之所以屡屡得逞，主要是骗徒们利用国人的崇洋心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只要一打上洋招牌就高人一等。但奇怪的是，为何这些一眼就可拆穿的骗术，当局居然无人监督，放任不管，任由地产商们为所欲为呢？工商部门、国土部门难道都是开发商养的看门狗吗？　　

　　

　　通街皆是博士生 真才实学有几个　　

　　

　　太阳　　

　　本文重点　　

　　 * 权贵充数 文凭腐败　　

　　近日，内地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出版《中　国　博士质量调查》，显示二○○八年中　国　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最牛的一个导师最多同时带四十七名博士生，有导　师更把　博士生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　　

　　中国大批量生产博士，但真材实料的博士生又有几个呢？中国掌握了多少核心知识产权呢？博士浪得虚名，根子在教育体制上。如今大多数博士生称导师为「老闆」，很多导　师则把　博士生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调查显示，六　成　博士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一半以上的课题任务，有些导师承担的课题甚至百分之百由学生完成。博士生导师成为赚钱的「老闆」，哪有心思去指导学生完成学业呢？而博士生成为高级农民工，又有何心思去鑽研学业呢？　　

　　西方国家的大学体制是宽进严出，博士研究生淘汰率约达三成，而中国则相反，严进而宽出，淘汰率为零。在招生环节，导师的态度决定一切，至于考试，绝大部分考生都能达到十拿九稳的水准，前提是要帮助导师打工赚钱。在西方，导　师与　博士关係是严肃的学术关係，一切按学术能力进行评估，而在中国，导　师与　博士关係是赤裸裸的金钱关係，博士生成为导师的摇钱树，甚至家庭奴僕。　　

　　

　　权贵充数 文凭腐败　　

　　博士学位本来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尖端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但现在内地「读博」目的已经发生异化，很多人不是为了做学问而「读博」。国务院学位办负责人曾经透露：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现在半数以上博士进入公务员队伍。而很多官员为了表示自己「有文化」，利用权力与　金钱买　博士帽。有网友戏谑道：「官员博士帽，博士乌纱帽，博导戴绿帽。」　　

　　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曾经上交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桉，称在校生十年寒窗才　能拿到　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官员凭藉手中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煳涂就能溷到文凭，这很不公平。博士帽向权贵大批发，成为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　　

　　事实上，　权贵考　博士往往是瞒天过海，名义上考统一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有些甚至考试舞弊，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由秘书代替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至　于完成　博士学业所必需的撰写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环顾神州，博士部长、博士省长一大堆，但并没有使中国政治变得更加清明、高效，反而使得贪官遍地，庸官氾滥。那些滥竽　充数的　博士官员，不过是中国学术之耻。　　

　　

　　

　　央媒道泄密:宏观调控要弃房价保增长　　

　　近期，关于“第二波”楼市调控到来的声音再次引起市场热议，作为政府喉舌的人民日也连续发文指出“应坚持调控不动摇”。然而，面对打压楼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博弈，究竟是继续加强调控力度，置高房价于死地？还是缓解市场矛盾，以大局平稳？央视媒体近期的几篇道似乎泄露了政府调控的真正目的。　　

　　空置率难揭晓为保投资打掩护　　

　　近期，两大媒体新华社及《人民日》分别发文质疑空置率“难统计”这一说法，直接向管理部门声讨楼市数据得不到统计的罪责。表面看来，此举应了广大购房者的心思，可谓顺民意，然而“自导自演，不打自招”的戏码似乎在平复购房者愤怒心态的同时，更为之前的调控未凑效找了个好借口。　　

　　从核心城市上演“空城计”开始，住房空置率问题就成为了楼市的一处伤疤，伤疤背后是难以揭开的血淋淋真相。首先，空置率不出，楼市就无法明确暴露出投资投机性购房的比重，没有权威的数据证据就无法给空置房正式判刑。其次，中央媒体的质疑着实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在响应广大购房者要求的同时，缓解了宏观调控和市场反应之间的矛盾，不仅巧妙的把调控不利的罪名转嫁了出去，更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为保市场投资成功的打了掩护。　　

　　政府权衡利弊 为保经济暂舍楼市　　

　　此番人民日发文探讨楼市调控进退的问题，其实是在为政府下一步动作做出舆论铺垫。在人民日的道中，一再强调“房地产调控本身是要减少而不是增加经济波动，调控的目标不是打压市场，而是要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任何形式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都以抑制泡沫、防止对经济波动带来过大冲击为目标，从而避免泡沫崩溃引发的经济震荡，至少以不伤害经济为底线”。　　

　　与此同时，在谈及房价问题时，道内容一边强调政策显效确实存在滞后性，一边对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遭受立竿见影的重创大吐苦水。不难看出，在楼市调控进退两难中，政府似乎选择了保护经济发展放弃楼市打压的退路，只不过在走出退路之前要吐一番委屈罢了。　　

　　政府不再出手逼降危害国计民生的高房价，将可能导致国家在经济增长下越来越富，百姓在高房价面前却越来越穷。到那时候，即使国家的富足也唤不回人们的幸福感，高房价与高经济可能将进入背道而驰的怪圈，因此，从广大民众的利益角度出发，真心的希望之前的揣测是误读。　　

　　文章：中金在线 　　

　　

　　北京常住人口即将突破2000万 不堪重负　　

　　

　　瞭望 2010-08-27 13:56:40　　

　　1953年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看到产业工人的人数较少，当即对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首都是不是要搬家？”　　

　　刘仁深受震动。随后，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北京要不要发展现代工业，牵涉到对首都城市功能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京，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1949年进入北平之前，毛泽东作此表示。　　

　　“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1956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提个意见，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这是大势所趋，势所必至，不是我们想不想要这么多人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递交《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北京市总人口现在是六百三十万人，将来估计要增加到一千万人左右”。　　

　　这1000万人的人口规模，以实际常住人口计算，1986年已经实现。尽管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一千万”，终未能拽住这个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　　

　　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总体规划确定的2020年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以近两年北京市每年增加逾60万人的速度来看，这个城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2000万人已在须臾之间。　　

　　面对北京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今年7月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提出，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议政府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下决心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小食品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调研组重点介绍了北京市顺义区调控人口规模的做法。调研显示，顺义区到今年3月底，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为14.4万人，与其他几个区位、面积、经济总量、本地人口数量大体相当的远郊区比，其流动人口数仅有其他区的1/3或一半左右。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通过规范开业标准，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　　

　　调研组认为，顺义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发挥房地产业对人口规模调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经验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广。　　

　　上述意见引发媒体热议。“北京不只是精英们的北京，这个城市今日的繁荣离不开每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包括在某些人看来很‘低端’的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或许卑微，但正是这样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新华每日电讯》刊载署名文章称，“一味地片面强调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低端劳动者对城市生活的负面影响，对他们的贡献只字不提，甚至想尽办法‘排挤’他们，无疑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洁癖’。”　　

　　这次不同意见的交锋，让人想起2005年关于北京人口规模控制的“舆论风暴”。彼时，一位北京市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并在网上访谈中认为“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而且外来人口无序地涌入这个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时间长了生存成了问题，有的还会铤而走险，还包括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旋即引来社会评论的“口诛笔伐”，被认为是“对外地人的歧视”、“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违反宪法，是制度的倒退”。还有网友称：“北京市的市政建设里有多少是国家的财政支出，国家大剧院是北京市出的吗？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钱啊，他们想独享。”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表示，希望今后从这里向南望去到处都是烟囱。　　

　　彭真向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传达了这一指示。梁思成不甚理解，他在晚年回忆道：“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当时的北京，是一个大学与名胜古迹云集的文化城，它所在的华北地区发展工业的职能，近代以来主要由邻近的天津承担。1930年，梁思成与好友张锐参加了当时天津市政府举办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桉”投标竞赛，获得首奖。他们提出天津城市发展的首要基础是“鼓励生产培植工商业促进本市的繁荣”。显然，在梁思成的眼中，北京与天津的城市功能应该是有所分工的。　　

　　他的想法，遭遇苏联专家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后，来华援建的苏联专家把“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带到北京这个文化古都。其内容一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主导思想是，为了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数量，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特别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与首都的地位相称。　　

　　1949年11月，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向北京市政府递交《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告》：“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原文如此——引者注）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　　

　　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桉的要点》提出：“我们的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　　

　　此后，北京的工业建设突飞勐进。至1990年代，全国统一划分的工业部门有130个，北京就占120个，为世界各国首都罕见。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仅次于重工业城市沉阳。与此相对应的是，到1980年代，北京的各类烟囱已达1.4万多根。　　

　　京津二市的经济同构发展，引发与冀北地区的资源争夺。　　

　　“主要是水资源争夺。”2003年，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文杰、邢天河主编的《河北省环京津区域城镇协调发展规划研究》称，“河北省京津区域本来就缺水，还必须为北京提供水源。同时，由于还需保护北京水源，使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张家口北京水源地一带，很多对水源有影响的工业则必须下马”。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2006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指出，京津冀三地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等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270万贫困人口，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存在着一种“孤岛效应”，拉大了贫富差距。　　

　　针对“环京津贫困带”，蓝皮书指出，“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　一百公里　的区域内，像这样在首都周边还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2009年，北京市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河北省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同年环京津贫困地区的24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在不少县，“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　1983年7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桉》的批复中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后不再发展重工业”。　1993年10月6日　，国务院在对北京重新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再次重申：“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　　

　　尽管如此，北京市仍不可避免地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其保障首都职能的物质基础。　　

　　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包括中央单位众多人口在内的粮油肉蛋等各种消费品财政补贴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大量资金投入，主要由北京财政负担。首都事权，包括大量的中央事权，和中央事权与北京事权难以分割的共同事权。建立与首都事权相一致的首都财政，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次呼吁，至今未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必然倾向于做大经济规模以获取财政收入，确保中央高层要求的“更好地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服务和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目前，中国尚未开征统一的不动产税，城市之间难以实现水平分工，地方收入过度依靠工业税、营业税及土地出让，这导致各个城市经济同构。在资源条件并不宽松的京津冀北地区，对经济发展权的争夺使得北京“大树脚下不长草”。　　

　　北京也在享受另一种非常态“补贴”——将惠及这个城市的南水北调工程，投资即由中央预算内拨款或中央国债、南水北调基金和银行贷款三个渠道筹集。　　

　　“南水北调实施后，能使北京供水范围扩大700多平方公里，将解决京西南和京南地区严重缺水的问题，一些以前不能上的有产出的项目可以上了，这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老百姓提高生活用水量的需求可以满足，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而这些都有利于北京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一五”规划项目的一项研究作此表述。　　

　　看来，北京的人口规模还会被继续突破下去。　　

　　

　　山东“撤村改社区”之忧思　　

　　　2010年08月26日　 22:05 ：侨 ： 钟海之 【大 中 小】　　

　　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主要目标是现实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和享受国家各项制度、福利权益的平等。要防止借城市化和现代化之名，简单粗暴地赶农民进城居住，侵蚀农民的权益。　　

　　【侨8月27日中国时评】山东诸城率先撤销全部行政村，几个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农村社区成为诸城新的社会基层组织。除诸城外，该省的淄博、临沂、济宁、德州、聊城等地都推行了“撤村改社区”。　　

　　此举引发舆论热议，专家呼吁不能强制农民“被城市化”，要警惕撤村后产生大量的“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农民。　　

　　近年来，北京最高当局一直在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并确立了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农民和城市市民两种身份的差别之改革目标。而随着农村市场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富裕以及大规模农民工涌入城市，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大势所趋。　　

　　从表面上看，山东一些地区撤村改社区，似乎顺应了城市化发展的要求，但从地方政府提出的工作目标和实际操作中，外界不难看出，农民的土地才是要害——不论是“以土地换保障”、“以房换宅基地”，还是“集中居住”的形式，言外之意却不外乎是要打土地的主意。　　

　　以诸城为例，见诸媒体的公开道就曾做出测算，如果农民全部实现集中居住，则可置换出8万亩旧宅基地，对于这部分土地，诸城考虑复垦或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城市化的加速，工业扩张以及城镇建设用地紧缺，都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大打农民土地主意”的动因，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农民的土地权益必然面临更多、更为严峻的挑战。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26日在向全国人大告中国粮食安全情况时就呼吁，要最高立法机构制定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和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农村改革应当以实现农民的最大福祉和农业生产的最大效益为出发点，是要让民众得到实惠，使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要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并发挥其最大效率。　　

　　而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主要目标是现实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和享受国家各项制度、福利权益的平等，让所有中国公民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他们的国土上，让他们自由选择职业、自由流动。防止由官方甚至是某些官员为满足政绩之需所发起的新一轮运动，防止借城市化和现代化之名，简单粗暴地赶农民进城居住，侵蚀农民的权益。　　

　　（编辑：习文周）　　

　　

　　地下水每年被抽走4个西湖 杭州要地陷　　

　　明 2010-08-27 14:07:52　　

　　 浙江杭州5万台「山寨水空调」狂抽地下水製冷，每台空调每小时最少要用一吨地下水，用完后直接排入下水道。虽可省电，却大量浪费地下水，这种「山寨水空调」一年将耗费4个西湖的水量。专家表示，杭州属于地下水相对匮乏地区，超量开採地下水，将导至地面沉降及引起水质变化。　　

　　 《钱江晚》道，在杭州城郊的五堡社区，街道两边民居的门口，很多都有两根塑胶管，一根埋进泥土，另一根则不停地往下水道排水，居民表示，这是「水空调」。据一间服装厂的老板　王　先生说，他们工厂两年前就安装了「山寨水空调」，原本的5台立式冷气机已被弃用。　　

　　 「厂里用了6台，一个月可以省下1000多元电费。」　王　先生表示，这里的水空调，是将温度较低的地下水，输送到空调机中，透过风扇将水的冷气吹出来达到冷却空气的效果，而被抽上来的地下水则排入下水道。　　

　　 真正的「水空调」并不用地下水，而是将河水透过机房压缩机製冷，再送到建筑物通风口，放出冷气，而水会流回到机房再排出。　　

　　 据杭州一间安装「山寨水空调」的公司负责人臧远生表示，杭州每年都要安装4000至5000台水空调。每台水空调每小时会抽出1吨地下水，目前杭州有5万台类似的水空调，以每日开10小时，每年用3个月计，每年要从杭州抽出4500万吨地下水，相当于4个西湖的蓄水量。这些水随后直接排到下水道，浪费惊人。而每台水空调每年可省电约720度，整个杭州城区每年省电约3600万度，也相当于一个小型火力发电厂的年发电量。　　

　　 据浙江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的专家表示，地下水是附存于地表土层或者岩石空隙裂缝中的水体。浙江的地下水资源常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杭州也属于地下水相对匮乏地区。　　

　　 超量开採地下水，一般可能导致3种问题：一是引起水位的下降；二是产生区域性的地面沉降；三是可能会引起水质的变化。专家还特别警告，沿海地区若地下水开採过量，还会引起海水侵蚀、地下水咸化等更严重的后果。　　

　　

　　菩提明镜：深圳三十年炒不起来　　

　　　八月二十六日　，被深圳定为立市三十年纪念日，深圳公务员有幸多了假期。不过，一场由深圳当局筹备了一年多的大庆，始终未能炒起来，在香港、澳门不起波澜，在首都北京也没有相关性活动，其他城市则早就不把深圳放在眼里，更是麻木不仁。深入观察，恐有文章。　　

　　也许，香港因为马尼拉人质惨桉冲澹了，港官都忙于处理无暇分心，就算中央批准了前海发展规划也未有反应。而深圳方面也大概理解这种局面，故不在周四当日麻烦香港当局。　　

　　当然，这绝对不是主因，观察当日深圳当局的纪念活动，也只是为多项工程奠基，并无惯例式的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纪念大会，更无未来发展路向的宣示。事实上，深圳发展到今天，对内地城市既无所谓官方的示范作用，更无吸引内地取经的优胜之处。深圳特区是靠特殊政策快速崛起，内地城市羡慕的是其特殊政策，但是特区早就「不特」，内地城市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深圳。另一方面，深圳市长许宗衡下台，深圳黄业全国闻名，而深圳新书记王荣到深圳才几个月，政府官员都未认识完，自然也没有甚麽大计。因此，深圳三十年炒不起来是必然的。　　

　　本来，前几天温家宝到深圳走了一趟，既为邓小平献花，又提到了政治改革，香港有人以为「有料到」，但是，实际上中央最高领导对此根本不呼应，温的讲话在中央媒体也不受重视，汪洋组织广东官员学习的新闻，根本就没有「政治改革」四个字。稍懂北京政治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微妙的口径差异大有文章，五中开过或见端倪。　　

　　

　　柳三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