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周年。众所周知，在这30年里，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这30年的发展经验，从战略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充分学习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并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还应该继续坚持这一战略，并且在具体战术上（如：管理制度、金融体制、社会民生等）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学习和借鉴。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凸显出来，而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单纯地继续坚持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遭受到和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经济发展困境。这对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将会是非常危险的，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予以解决。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战略主要要解决以下四大问题：1、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问题：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中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其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危害都极为巨大。中国经济如何能够依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解决这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减轻或消除经济危机的危害，是经济发展新战略最重要的课题。2、贫富悬殊的问题：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不仅表现为国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表现出城乡收入、地区收入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等特点。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是非常不利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发展和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发展新战略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3、市场的公平和合理性问题：市场的公平和合理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民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将指明，如何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建立一个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从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进行政企分开、关停并转、剥离不良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整合上市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与民营企业相比，仍然存在着管理、效率、服务、分配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企中大多也同样存在，那么，中国的国企改革如何能在借鉴对象失去参考价值的情况下，解决上述问题，这同样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战略所需要涵盖的课题。　　

　　

　　以上四大问题，从表面上看，好像彼此互不相关，每一个问题处理起来都非常棘手，但只要我们能够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对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规律能够进行更深刻和正确的理解与研究，那么，就会发现这四大问题其实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的，需要在一个统一的战略层面予以解决。那么，这一战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依据和现实合理性又是什么呢？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战略的具体内容与依据及合理性必然来自于我们对市场经济基本特性和规律更深刻的理解与研究。　　

　　

　　我们必须承认，市场经济是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其表现就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经济危机，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之一。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资本的扩张与资本牟利之间的矛盾。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为什么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随便开个餐馆都能赚钱，而现在不行呢？这是因为那时投入到餐馆行业的资本少，竞争不大。可是，随着社会劳动的不断进行，劳动中产生的利润不断转化成资本，社会的资本就在不断地增多。这样，社会生产的竞争就加剧了，利润就下降了，而风险就上升了，投射到餐饮行业当然也是如此。社会资本的增多对全社会所有行业的牟利都是一种打压之势，而这种打压之势是伴随着人们的劳动不断加深的。当资本增长到社会生产的风险预期高于盈利预期时，也就是当资本在社会生产领域陷入牟利困境的时候，或许这时经济危机的表征还没有显现，但爆发的阀门已经开启了。因为资本的天性就是为了牟利，牟利的天性促使资本面临两种选择：1、继续投入到社会生产之中，继续打压全社会生产的利润，于是就发生了马克思那时以生产过剩为表征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则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2、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也就是进入股票、期货、债券等金融市场领域进行所谓的博傻游戏，于是最终就发生了1929年和现在以金融危机为表征和开端的经济危机。因此，市场经济特有的经济危机无论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其根源都是因为其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资本的扩张与资本牟利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造成的。不承认市场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不承认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之一，都是对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规律缺乏基本的认识。　　

　　

　　现在，有很多学者将美国这次由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归结为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严和国民过度消费等表面现象，甚至宣称什么百年一遇，这只能证明这些人要么是想掩盖市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要么就是对市场经济缺少基本认识的彻头彻尾的“南郭先生”。美国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战后六十年经济的基本繁荣所聚集的天量资本缺少了牟利之所。为了维护经济的增长，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神话，美国政府只有鼓励国民透支消费、盲目投资；只有降低监管，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为什么华尔街会玩起了空中游戏，根源就在于传统的业务利润太小。如果没有美国国民的透支消费和金融市场高杠杆的牟利效应，美国经济早就陷入衰退了。只不过美国政府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加深了危机的严重性。　　

　　

　　市场经济的这种结构性问题虽然会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伤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存在致使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成为一种谁也不能阻挡的客观要求。因为维护市场经济稳定的方法从大方向而言只有两种：1、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带来新的需求，为社会剩余资本创造新的牟利之所；2、尽可能地扩大社会需求。只有尽可能地扩大社会需求才能使社会具有最大的资本容量。这就需要全民的消费，这就要求社会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均富”的体制，从而使“均富”体制成为一种客观要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废待兴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只用了11年的时间，而至二战以来至今已60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呢？原因从宏观上看是很清楚的，那是因为：1、科技的迅猛发展与运用：自二战以来，汽车、电视机、冰箱、空调、手机、网络、电脑等多种具有革命性改变人们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科技产品，相继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之中；2、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实质就是通过国家手段建立起来的一种相对“均富”的体制，并由此直接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因此，西方社会二战后制度的改变并不是解决了市场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而是顺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延缓了危机的爆发。承认市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是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至少在现在的科技水平下还没有一种经济形式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功效。），而是可以从中得到三点启示：1、必须勇敢地承认，在一定的社会体制和科技水平及运用的条件下，市场容纳资本的能力是有限的，经济是不可能无限制增长的。2、当前的这场危机，如果没有科技革命性的发展和运用，那么单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可能很快就结束的，必须做好经济长期低迷的准备。并且，就算是有科技新的带动，以现今如此庞大的社会资本总量和社会生产能力，新的危机将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再次爆发，而不是什么百年一遇，市场经济正在用危机邀请人类社会整体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此无法详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写的《终极社会可行性思考》一书）。3、就当前情况而言，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均富”体制，扩大社会需求，减轻或消除经济危机的危害。这种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就是下面所要谈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战略。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战略的核心就是要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福利社会体制且更加公平、合理的“均富”体制。一谈到“均富”体制，或许有的读者就会联想到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均富”，实践证明，它只会带来“均贫”，而不是“均富”。“均富”一定是要建立在社会财富公平和合理的分配之上，才可能实现的。西方福利社会体制的“均富”形式主要是通过税收手段和福利保障平衡社会财富，但这存在三大问题：1、对收入高的人收高税，虽然谈不上合不合理，但肯定有损社会人人平等的理念。2、政府包袱过重，尤其是当社会经济不景气和老龄化严重的时候，就显得尤为突出，现在西方某些国家的福利体制已经濒临破产。3、这种 “均富” 形式的效应已经不能满足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市场经济需要更广阔的“均富”体制配搭其所激发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资本。那么，什么样的均富体制才能更加公平、合理地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公众的利益归还给公众，从而建立一个私人的利益归私人、公众的利益归公众、政府的利益归政府（也就是税收）且完全摆脱封建社会国家理念的工业文明社会。现今，封建社会国家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延续表现为公众利益归私人所有，而在前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公众利益归政府所有。每个国家都不自觉地拖着封建社会的尾巴，导致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不能真正满足工业文明的发展需要。　　

　　

　　那么，什么是属于公众的利益？1、国家的土地和资源收益。工业文明在国家政治理念上的最大成就是：国家是由全体公民在自由、平等的状态下共同缔约创建的，因此，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土地和资源应该为全民所有，而不是政府或私人。政府和私人只能拥有管理权和使用权，而不能拥有所有权，因此，土地和资源的收益应分为使用者的劳动收益、政府的管理收益（即税收）和公众的出让收益（即地租）。公众的收益应放在全民基金中，由全民平等分享。形式可以是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全民的民生福利保障，也可以是一部分或全部定期发放给全民，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国家理念。2、国有企业的收益。国有企业是政府利用全民税收为社会经济发展开办的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就应该是属于全民的，全体公民都平等地是企业的股东。工业文明的政府与封建社会的政府最大的区别就是封建社会的政府是社会的统治者，而工业文明的政府按卢梭所说是实现主权者（即：全体公民）意志的机关，是由全民授权的，为全民服务的机构。因此，为全民开办的企业就应该归还给全民，将国有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公有制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收益归全民所有，这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形式同样是放在全民基金中，由全民平等分享。　　

　　

　　将国有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公有制企业，不仅仅是为了顺应市场经济对社会“均富”体制的客观要求，而且从经济的宏观战略层面而言有两大重要意义：1、建立一个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2、完成国有企业的现代化改造，消除现有国有企业的弊病。　　

　　

　　首先谈第一点。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对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促进效应体现在卖方之间的竞争。然而，在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着一大类庞大而特殊的行业。这类行业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在市场上缺乏自由竞争的要件，很容易就形成垄断或卖方强势。这类行业就是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涉及到基础民生和公共资源的基础类和资源类行业（如：金融、石油、电信、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电力、自来水、房地产等等）。由于这类行业的特殊地位，如果像西方国家一样，由私人掌握，那么，就会演变为私人对公共利益的巧取豪夺。同时，由于这类行业又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如果掌握在私人的手里，私人就掌握了全社会的命脉，那么政府就会被绑架，政府就会成为私人的代言人，公众的利益就会被欺压进一步欺压，社会也就会失去了公平和正义。而如果像中国现在这样绝大多数由政府掌握，市场的效应同样不能得到发挥，国有企业天然的弊病同样有损公共的意志和利益。因此，对于这类在市场上无法发挥自由竞争效应又与重大的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业，无论是私人所有还是政府所有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病，都不能有效地引入市场化机制。只有为公众所有，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从而建立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公有制企业如何引入市场化机制呢？下面我们就要来谈第二个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造和公有制企业的市场机制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现代化企业的改造和探索，并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但是，由于天生的缺陷，政企不分家的现实，导致始终存在三大问题无法解决。1、经营地位问题：国有企业是政府为社会经济发展开办的企业，而政府又是由人民授权的公权力机关，是社会规章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如果国有企业由政府所有参与商业活动，那么国有企业岂不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了吗？这显然有损市场经济公平的原则。同时，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既会成为政府的负担，也会不利于自身的发展。2、经营和管理问题：国有企业由政府所有，实际经营和管理者的地位、自主性和责任心就无法保证，同时也无法避免裙带关系和人浮于事的现象，很难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管理。3、腐败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收益与公众利益无直接联系，缺乏公众的有效监督，所以难以解决腐败问题。　　

　　

　　国有企业的这三大问题，不仅有害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在管理、效率、服务等多方面都难以满足公众的需求。而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就必须实行彻底的政企分离。考虑到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和市场经济的特点，我认为应该把国有企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数量庞大规模较小，可以在市场上实现自由竞争的企业；另一类是规模庞大数量较少，与公众重大利益密切相关，在市场上很难实现自由竞争的企业。对于第一类企业，应该将企业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作为公有资产按市场方式租赁给企业员工，将其改造为集体企业或民营企业。这样才既能保证公有资产不流失，又能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并且，在改革初期，为了更好的转型，还可以给予一定的租金和税收优惠。而对于第二类企业，也就是与公众重大利益相关，涉及基础民生和公共资源的基础类和资源类企业，则应该实行彻底的公有化，并按照现代企业的通常做法，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经营权实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按市场化方式招募经营团队和确定薪酬标准。形式为：任何经营团队都可对相应的公有制企业提交经营方案（包括：目标、规划、管理、薪酬等等），然后由各级人大投票表决（全国性的公有制企业由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地方性的公有制企业由地方人大投票表决），授予经营权。经营团队拥有绝对的经营权，向全体股东（即全民）负责，需定期向全民汇经营状况，并接受全民的监督。这样，一方面通过经营权的市场化机制，将在市场上容易形成垄断或卖方强势的行业纳入到了公平、自由的市场机制之中，从而完善了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又使这些企业摆脱了原来国有企业经营和管理上的束缚，可以进行现代化企业的改造。并且，由于企业利益和全民利益直接相关，经营者肩负着全民的期望，实际上就是将自身能力和信誉做公开宣示，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同时，全民的监督又可以有效地防治腐败问题。至此，政府就可以专注于公权力范围内的宏观事务，而无需参与到微观、具体的企业管理之中，既减轻了负担，又摆脱了即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尴尬。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大事，因此，其战略方向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下，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建立一个以公众利益为重相对“均富”的社会体制。这不仅有利于社会长期的经济发展与公平，而且在政治上将实现社会体制由封建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升级，为保障民生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重大的作用。以上就是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战略的一点拙见，恳请各位学者、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