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外资？ 农业产业急需“补牢”



：屈丽丽原载：中国经营

　　

　　

　　编者按
　　8月4日，本道《高盛养猪 外资偷袭中国农业》后，不但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及政府高层的重视。而此前，本于2008年6月30日道的《三倍价差催生投机 中国粮食警惕热钱》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本道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博士的内参文章《国际热钱进入与国家粮食安全》获得了中央领导层的签批，要求国家粮食主管部门立刻部署相关调研。
　　外资进入中国粮食领域，国际投行也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收购养猪场，这究竟是农业产业转型的一次机会还是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威胁？我们该如何防范风险？本邀请了几位嘉宾对此进一步进行探讨。

　　

　　
“高盛养猪”暂时不可怕

　　

　　
　　《中国经营》：高盛等国外资本斥资进入养猪业，有观点认为这是外资企图控制中国农业的前奏，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姜华：尽管高盛斥资2亿～3亿全资收购养猪场，但这一行为本身还不至于对肉类安全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个行业集中度还很低。据我了解，高盛目前在上游控制的养猪总数量不过150万头，而我国每年猪肉的消费量足有6.8亿头，影响还不大。
　　在猪肉的养殖、屠宰、加工产业链上，养殖环节利润最高，屠宰的利润是最低的，基本上只有3%到4%的样子。而在养殖环节，成猪的利润会有40%到50%。当然，养殖环节的风险也很高，如蓝耳病以及各种猪瘟都是养猪场巨大的威胁，所以高盛出手收购时，大部分本土养殖场还是愿意出售的。
　　现在猪肉产业链上的许多企业，开始出现上下游一条龙的产业链运营模式，如天津宝迪等，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集养殖、屠宰、加工于一体的十大产业园已经呈现一定的规模效应，新希望集团也在向上游延伸。
　　中国的猪肉市场，迟早要像国外一样走“绿色猪肉”，“健康猪肉”等品牌路线，而要走这样的路线，企业必须搞一条龙的生产，从良种到养殖到屠宰到加工，才能建立系统的质量控制标准。另外，像我们公司这样的，不单纯的搞生猪养殖，是种养结合，即苗木与养殖结合，通过循环经济搞生态农业的企业，已经吸引了很多外资投行的关注。
　　应该说，“高盛养猪”，意味着相关产业规划化、专业化发展的机会。
　　辜勤华：凭我的判断，我觉得外资对中国养猪的看好，是基于对国际上养牛经验的复制。中国是猪肉消费大国，如果能把国际上养牛的经验成功复制到中国，那么，外资就可以在整条猪肉产业链上获得充分的“话语权”与“控制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控制肉食品的流通领域，其实这是利润最大的一块。龙头企业通常会把最好的销售渠道控制在自己手里，进而引领市场，控制定价权。我担心的是，猪肉有一天也会像国际上的牛肉一样产生巨大的差价，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国内必须出现能够与沃尔玛抗衡的本土流通企业，才不至于丧失对价格的话语权。

　　

　　
国家密切关注基础产业链

　　

　　
　　《中国经营》：“粮食需要警惕国际热钱”以及“高盛养猪”这两篇道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其实可能并不是偶然，外资进入中国农业，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需要从哪些方面警惕风险？
　　吴军：外资进入中国农业，在大豆领域给中国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所以，在猪肉领域，国家绝不允许再出现同样的问题。目前的形势是，由于人们餐桌食品结构的改变，粮食米面的消耗量开始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肉蛋奶，所以这几个基础产业链的安全是国家密切关注的。
　　尤其是猪肉，不但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同时又是中国餐桌上的主要消费食品，而且养猪的饲料又与外资控制的大豆、豆粕有密切关系，这使得猪肉对于产业安全的敏感度大为增加。
　　郭永新：外资进入中国农业的事情值得关注，而且越早越好。总结既往的经验，很多产业安全的问题都出在最初时没在意，对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状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对产业体系的监测、预测和预警导致的。
　　在我看来，“高盛养猪”可能会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效果是帮助中国的养猪产业实现规模化、科学化养殖，进而提高猪肉供应量，改善百姓生活，平抑物价，避免出现像去年因猪肉供应紧缺价格陡涨带来的CPI的上涨。
　　另一种效果，有可能会走向一种区域性的垄断。这是因为虽然我国农业产业目前较为分散，集中度不高，但是与工业品相比，农业更讲究地域性与季节性，在某个区域，如果其他的养猪户都很零散，缺乏集中竞价的能力，那么，对养殖市场10%的控制就能实现当地价格的引导与操纵，而在工业领域，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可能需要30%甚至更多。这也是我们需要对农业更为敏感的原因。
　　资本的本质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帮助我们平抑物价。我们需要判断，外资进入中国农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恰到好处，外资既扶持了弱势产业，获得了合理利润，同时又不至于形成垄断或价格操纵。这需要进一步的定量研究。

　　

　　
不仅仅是农业安全的问题

　　

　　
　　《中国经营》：现在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资本正在进入中国农业产业，是不是因为国家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存在一定的漏洞？
　　姜华： 去年从二级市场转出的数千亿资金有相当部分已摇身一变成为产业投资基金，在上海，现在随便一个写字楼里都遍布着各种私募基金。他们之所以进入农业是有原因的。
　　2006年商务部10号文实施后，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红筹上市大门被关闭，而我国能在A股上市的企业毕竟有限，所以众多私募只能寻找国家扶持的“两高五新”的上市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农业受到的扶持力度基本最大，国家限制的门槛又少。另外，农业又是资本密集型的，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同时又很脆弱，属于弱势企业，如山洪爆发、冰雹，气候的变化不时带来的风险，本土资金对农业的进入非常谨慎，所以国家才鼓励外资的进入。
　　曹建海：一般而言，农副食品加工业相对低的原料成本、规模化经营的优势，在市场上对上下游厂商拥有更大的定价权、话语权，容易受到外国资本的追捧。
　　中国农业主要实施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单位面积的化肥、能源消耗量均超过国外，粮食生产每年还有12％的损耗。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口惠而实不至，特别无视农民收入过低的现状，压低粮食这一作为农民主要经济的收购价格。为下游的农产品销售、农副产品加工提供了广阔的利润空间，外资和国际热钱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下游行业的龙头企业。
　　鉴于低价粮食政策的不可持续性，我认为外资将进入中国农业，通过控制农产品原料价格，控制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行业的命脉。
　　考虑到眼下直接控制农业的巨大困难，外资将通过控制化肥、农药、种子等上游产品价格的方式，使中国农村彻底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郭永新：外资进入中国农业产生不单纯是农业的产业安全问题，还包括轻工业中的食品加工业的产业安全问题。
　　举个例子就会很明白，我国制订的从2000年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可能通过耕地面积翻四倍实现，更不可能通过农产品产量或价格翻四倍实现，主要还得靠深加工，即农业产业化与大轻工，这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同时也是产业利润的关键环节。但是，对这个产业链产生控制力的却是在前端，猪肉的养殖与生产方面。

　　

　　根子在于提高粮价

　　

　　《中国经营》：我们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确保农业产业安全呢？
　　郭永新：事实上，产业安全以及产业健康发展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体，在信息多重交汇却不对称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官、产、企、研（学）、媒”五位一体的产业安全监督机制。这里尤其需要强调媒体的作用，现在，很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是由媒体深入调查，率先抛出来并引起广泛关注的。
　　有必要加强综合性的产业调控，建立对产业安全的科学的评估机制。现在我们的“外商投资指引目录”中对外商投资的行业都会有一个允许与不允许的规定，允许的还会有一个清晰的门槛要求，如产能要在10万吨以上等等，但是对于这样门槛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可能缺乏详细的评估。当然，还需要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能够对各个相关部委的产业政策或产业决策进行协调，提供宏观的统筹方案。
　　曹建海：政策调整的方式，一定要让农民通过种粮致富，哪怕牺牲CPI和下游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利益。实际上，CPI可以通过食品补贴（包括粮食票证）解决。
　　可行的对策建议是：参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提高粮食及相关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种粮养猪的积极性；适度放开国内粮食及其加工品的出口；严厉打击粮食投机行为；调整外商投资目录，限制和收紧外资进入农业及其上下游行业投资；在粮食生产的上下游培植国有控股企业，发挥国有经济的在稳定农业安全的主导作用。要在各地区培植种子、农药、化肥等上游行业的国有控股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其稳定粮价成本和价格的作用；加大国有企业向粮食销售网络、重要粮食加工等领域的投资。防止其被外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垄断。
　　辜勤华：国家还有必要仿效国外，建立专门用于农业支持与扶植的专业化银行，这个专业银行由国家补贴，其目的不但是支持农业贷款，扶持农业发展，同时，可以要求所有农业产业企业只能到此银行开户，这样国家就能对农业有一揽子一手数据，对外资进入农业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预警机制。现在我们虽然有农业银行，但农业银行的经营项目已经很商业化了。
　　再次，有必要建立专业化的农业保险公司。国家民政等相关救济部门对天灾人祸按照人头发补助，但这不能作为对生产力补救的一种长效措施，进而也就不利于提高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