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
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一份来自鲁西南H村的田野告*
郇建立**
引 言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户口制度的松动，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现象。众所周知，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处境却让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新闻工都开始关注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和社会保障。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农民外出打工对留在家里的那些人——“留守家人”——产生了哪些影响？换言之，外出打工如何改变了家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如何影响了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
为了从经验层面上了解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2006 年8月，我们进入鲁西南H村进行田野调查。H村所在的C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鲁、豫两省八县交界处，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大县和林业大县。根据C县人民政府网提供的资料，全县目前有剩余劳动力30万人，其中，常年在外打工人数有20万人。一位被访者说，C县在鲁西南这一片最穷，而H村所在的Y镇在县里也是“倒数的”。根据村主任和村会计的估计，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左右。村主任说，H村有160多户，700多人，1/3的人在外打工，主要是在北京、胶东地区搞建筑，留下的老人妇女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和棉花。
我们的访谈对象包括15 位“普通村民”和15位“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其中，“普通村民”有三类：第一类是“儿子出去打工，妻子和老人在家里”；第二类是“子女出去打工，老人带着小孩在家”；第三类是“子女带着小孩出去，只剩下老人在家”。 “重要他人”分别是村干部、村里有影响力的人、乡村医生、乡村教师、当地商人和邮局工作人员。在访谈中，我们主要关心三方面的问题：（1）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哪些影响？（2）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3）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因此，本调查告主要有三部分构成，我们依次考察了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它们大体上分别属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一、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村民外出打工给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哪些影响？宽泛地说，外出打工会对留守家人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包括收入与支出、消费水平、娱乐方式、居住条件、医疗条件、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劳动和休闲状况、社区参与、社会保障，等等。这里，我们从仅仅以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留守子女”的教育状况、“留守女性”的劳动状况为例，来说明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所产生的复杂影响。[①]
1．外出打工与家庭收入/支出的增加
在外出打工之前，村民的收入主要是种地。村民外出打工之后，打工变成了家庭最主要的收入。一位男性村民[②]说， “刨去化肥、农药、种子方面的开支，每亩地的收入大约二、三百块钱”（访谈记录H2006SBS）[③]。一位女性村民同样认为，“地里收不了多少钱”，她告诉我们，“看样子玉米不孬，后来生芽了也没卖多少钱”（H2006SCA）。H村每人只有一亩多地，我们不妨按一亩半进行计算。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口人的地，那么，四亩半地的全部纯收入也就是一千多元，很难超过两千元。如果外出打工，村民一般每月就能挣一千元左右。即便一位村民一年只有半年的时间在外打工，他的收入也是六七千元，显然，打工收入是种地收入的好几倍。
村民普遍说，子女或丈夫外出打工后家里的收入增加了。一位50 多岁的女性村民说，以前家里孩子多，都不够吃的；孩子外出打工后，收入增加了许多。她还告诉我们，她家的房子是九八年盖的，钱是闺女打工挣来的，“要是不出去打工，我家的房子还盖不起来”（H2006HCL）。另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在一家沙发厂打工，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块，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小学，每个孩子一年的费用大约是两千五百块，她说，“扣除各种开支，每年能剩下一万多块”（H2006JGH）。
村民收入增加之后，各项开支也随之增加。除去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开支，村民的花费主要是“油盐酱醋”方面的日常生活开支。村里商店的店主告诉我们，商店营业额最多的是农资方面的，如化肥和农药；其次是食品类，包括奶类和烟酒。他还指出，在消费品种方面，打工的家庭和不打工的家庭有很大差别，“打工的家庭买的东西相对比较多，比较高档，比如奶类、饼干、方便面和烟酒等”（H2006SJH）。村民外出打工后，许多家庭都买了彩色电视、DVD、洗衣机和电冰箱，而且还安装了电话。在Y镇，一位家用电器商店的老板说，“这几年电器的销量很不错，家家都买一千四五的纯平彩电（25英寸），小的、比较便宜的都卖不动。冰箱早几年一年也卖不了五六台，现在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卖三、五台”（H2006LSL）。在镇邮电所，我们访谈了负责H村的工作人员，他说，“这几年电话普遍装得比较多一些，孩子在外面打工，家里人都想安个电话，联系方便”（H2006WMQ）。他进一步指出，90%的家庭都有电话，这跟村民外出打工有直接关系。
当然，在这些开支之外，许多家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支出，包括医药费、学费、结婚费用。一位年轻的女性村民说，“丈夫外出打工后，收入比以前多，但花销也大了，闺女上学要花钱，自己看眼病也要花钱”（H2006GAF）。子女外出打工后，尽管家里的收入增加了，但盖房娶媳妇的费用上涨得更快。一位古稀之年的男性告诉我们，“儿子结婚盖房欠了七八千元的账” （H2006CMW）。另一位年过半百的女性说，“儿子还没结婚，春节前订得婚，见面礼是六千六。在结婚前，不知道女方还要要多少钱，我估计还得花七、八千块”（H2006HCL）。这个数目在农村并不算多，村里的一位知情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她说，“小孩订婚结婚花钱很普遍，见面礼就一万多，盖房还要四五万，结婚前再要万八千，都下来要十来万”（H2006JYM）。显然，在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多块的村子里，彩礼的确有些高昂。
2．外出打工与留守老人医疗状况的改善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村里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从生理学意义上说，他们是疾病的易感群体，因此他们的健康状况应值得我们注意。在此，我们先介绍H村的常见病，然后再讨论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的健康所产生的影响。[④]
据镇卫生院院长和村医介绍，村民的常见病是感冒、胃肠炎、支气管炎和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脑溢血），而且老年人多得心脑血管病，小孩主要是腹泻、感冒。赵医生告诉我们，村民来卫生室主要是看小儿科、流行感冒、心脑血管疾病。他还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负担较重。这病能治疗好，但是老人花不起钱。轻度的花费三百多块，重度的就不好说了，特别严重的就得去大医院”（H2006ZJ）。
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笼统地说，外出打工不仅间接促进了留守老人的健康，还直接改善了他们的医疗状况。首先，外出打工促进了打工者卫生习惯的改变和保健知识的提高，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里的留守老人。镇卫生院的李院长说，“原来农村三个月也不洗个澡，打工带动了我们这里卫生习惯的改善”（H2006LJD）。其次，村民外出打工改善了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后，不仅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生活条件，花在老人看病上的钱也相应增加。曹院长指出，“打工之前，看病相对花得少啊，没有打工的家里他没钱，一般病就是到下边卫生室随便拿点儿药应付应付就算了”（H2006CYC）。赵医生说，子女打工回来后，基本上都带老人去县医院检查，因为那里有很多仪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在子女外出打工后及时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就医状况。一位老人略带伤感地说，“我现在腿不行，腰也不行，没钱，没吃过药，有病忍着”。随后，她又补充说，她有时也会在村卫生室拿点儿药，“我欠卫生室的钱，没钱给”。老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病在家，小儿子外出打工，两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太好。“小儿子出去打工后，家里还是不行，他还在我盖的坯屋里住，一下雨就漏水”（H2006YXL）。可能是由于经济拮据，两个儿子对老人的照顾不是很多，老人只能自食其力。
3．外出打工与留守女性劳动负担的加重
如果说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医疗状况改善都是外出打工的积极作用，那么，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教育和留守妻子劳动负担的影响则更多是负面的。尽管丈夫外出打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留守妻子和留守父母的劳动负担，这里，我们以前者为例来说明外出打工对留守女性[⑤]的影响。
H 村的田地不是很多，机器耕种与收割也很普遍，但许多活还得由人工来做。许多女性都感觉到，丈夫外出打工后自己变得更累了。换言之，丈夫外出打工加重了女性的劳动负担。“男人出去打工，当然女人在家负担更重了，还有孩子和那么多地呢”（H2006JYM）。“丈夫出去后，什么苦活你（我）都要去干，如果他在就不用这样了（H2006LFL）。“（妇女）既要种地，又要接送孩子上学，家里有老人还得照顾老人，村里得脑血栓的比较多，一个人伺候不好老人，负担很重”（H2006ZHQ）。
上面的访谈资料表明，男性外出打工显然已经增加了留守女性的劳动负担。[⑥]尽管如此，妻子还是愿意让丈夫（老伴儿）外出打工，因为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挣来钱，才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有位50 多岁的女性哭泣着告诉我们，两年前她家里因为给大女儿看病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万多块钱（医药费花了两万多），现在小女儿上大学每年要花一万多块。为了还债、交学费，她的老伴儿外出打工了。她坚定地说，“只要丈夫能打工挣钱，我在家里再苦再累也不怕”（H2006SCA）。另一位老年女性因为儿子结婚要花钱让老伴儿也出去打工了，她说，“钱不紧能让他出去打工啊！”“我在地里多干点儿，虽然自己累些，但买肥料的钱有了”（H2006HCL）。就受惯了苦、习惯了累的农民而言，再苦些再累些也没什么——只有能挣来钱！
4．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双重影响
如果说外出打工对留守女性的影响——劳动负担的加重——是单方面的，那么，它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则是双重的。一方面，父母打工挣钱后，留守子女可以上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不管是由单独由母亲教育孩子还是由隔代的爷爷奶奶教育孩子，这都会对留守子女的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⑦]H村没有小学，村里的孩子一般去邻村上学，上小学去C村的卓越小学（民办学校），上初中去Z庄的育才中学（民办学校）。当然，村里也有不少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让子女去县城上学。
一位30 多岁的女性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学，闺女上小学四年级，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每个孩子每年的花费大约是两千五百块，两个孩子的费用加在一起就是五千块（H2006JGH）。如果说在县城上学费用比较高昂的话，那么，在村里上学的费用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但仍然有些高。据张校长介绍，在卓越小学，学生费用包括学费、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孩子一年的所有花销差不多是1500元左右。其中，学费是400元/年，住宿费是100元/年，书费是100 元/年，生活费是700元/年（H2006ZMS）。显然，要不是家里有人在外打工，村民都很难支付这些高昂的学习费用。
如果说父亲或父母双方的外出打工为子女教育提供了经济支持，那么，它对孩子教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卓越小学的张校长指出，“要是父母双方都不在家，把孩子交给他的爷爷奶奶，这样的小孩很难管，学习成绩通常也比较差”（H2006ZMS）。育才中学的王校长同样认为，外出打工尽管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不可避免地对学校教育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H2006WZ）。他说，没有外出打工的家庭对孩子的管理比较到位，但家庭经济条件落后，上不起学；有外出打工的家庭经济上比较富裕，但由于管理不到位，孩子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显然，这是农村教育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挑战。在我们的访谈中，上面的两位校长都提到，如果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的话，这将对孩子教育产生恶劣的影响。
幸运的是，在H 村，夫妻双方都出去打工的很少。卓越小学的一位老师说，“我班里的孩子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里照理家务”（H2006ASH）。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父亲在家庭中的缺位对子女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孩子的成长毕竟离不开父亲的管教与呵护。父亲的长期缺位不仅会影响子女的学习成绩，也会影响到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⑧]
二、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人际关系的变革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关系，它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外出打工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来考察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村落范围内，人际关系主要涉及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在此，我们试图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邻里关系来说明外出打工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1．外出打工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亲子关系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人际关系。这里，我们试图通过两方面来探讨外出打工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一是外出打工者同其父母之间的关系，二是同其子女之间的关系。在这两种类型的亲子关系中，外出打工者分别扮演了“子女”和“父母”的角色。
首先，我们从“赡养老人”的角度看外出打工者同其父母的关系。许多老人都表示，尽管子女外出打工后没寄过钱，但“过年回家时会捎些吃的”。从子女给钱、买东西的角度看，子女外出打工后对父母更孝敬了。为什么子女外出打工后变得更加孝敬？除了我们很容易想到的经济原因外，村民指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子女出去打工后，都是“老人帮助照看孩子”。一位老年女性说，“儿子、儿媳走时，孙子还不到俩岁，我们整天抱着跟着她，整天喂他”（H2006YAR）。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子女外出打工后对老人更加孝敬，但这并不是因为老人的权威在发挥作用。事实上，它在衰弱。一位老年男性指出，“现在普遍老人说话不算数了”，因为“孩子出去打工，见了世面，吃穿好了，见社会上人也多了”。“村里有了矛盾、冲突，以前是老人家长说了算，现在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H2006SXG）。[⑨]
其次，我们从“抚养子女”的角度看外出打工者同其子女的关系。如果说打工者出去以后，他们作为子女对父母更加孝敬了，那么，他们作为父母对子女则更加疼爱了。这种疼爱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他们在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情况下尽量让子女接受较好的学校教育。在探讨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的影响时，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农民为什么愿意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打工经历。农民外出打后，增长了见识，解放了思想，他们日益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教育子女的情况下，他们愿意把子女送入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学校。其二，他们在外出打工之后，不仅更愿意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而且，即使子女犯了某些错误也不加批评。育才中学的王校长说，“外出打工的父母经常和孩子分开，一旦寒假、暑假见到孩子，总想着很长时间不和孩子生活在一块，很愧疚似的，孩子有些错误也不愿意去批评了”（H2006WZ）。父母疼爱子女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要把“疼爱”转化为一味的“溺爱”。
2．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丈夫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是哪方面的影响？被访女性普遍表示，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没有影响。一位结婚5 年、分家单过的女性说，“丈夫外出打工对家庭没什么影响”（H2006LFL）。另一位结婚10多年的女性也说，“丈夫外出打工对婚姻关系没有影响”，因为“一年回家三次，春节、种麦、收麦都回来，忙过之后再出去”（H2006JGH）。还有一位年轻女性指出，“因为现在都是机器收割”，所以丈夫出去打工对婚姻关系没有什么影响（H2006SJM）。村主任同样认为，丈夫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几乎没啥影响”，“他出去挣钱也是为家里嘛” （H2006RAS，男性）。一位知情者进一步说，村里“没有因为打工闹矛盾的”（H2006JYM）。上面的访谈资料表明，“机器收割”、“外出挣钱” 是夫妻关系不受影响的重要原因，而“夫妻之间没有因为丈夫外出打工而闹矛盾”是夫妻关系不受影响的证据。
村民为什么会极力表明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影响”都是不好的方面。尽管如此，他们的话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未必是消极的。一些女性村民表示，丈夫外出打工后对自己更好了——这可能是因为两地分居产生的思念之情。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产生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是，女性的家庭地位开始上升。男性外出打工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开始变得独立。一位年轻的女性说，“丈夫不在时，家里的事自己说了算；丈夫在时，他说了算”（H2006JLY）。尽管上面的访谈记录表明 “男性依旧是家里的主人”，但在“谁当家作主”问题上，老人的看法有别于年轻的女性，他们大都认为现在是媳妇说了算。一位老年男性指出，“现在一般是女的说了算，男的当不了女的家，80％是这样。（因为）这会儿男的娶个媳妇不容易，不让当家她就会操秧子（吵架）”（H2006SXG）。
3．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的影响
在传统乡村社区中，邻里在生产互助、日常照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至于人们会说“远亲不如近邻”。伴随着大量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进一步说，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居住地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复杂化，传统的邻里关系是否受到了影响？村民在接受访谈时普遍认为，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没有影响。在村落范围内，邻里依旧是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源泉。需要指出的是，在村庄范围内，邻里关系、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在很多时候重叠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邻里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
那么，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影响呢？我们从一位老年女性村民的话中找到了答案。她告诉我们，“（村民）打工对亲友关系（邻里关系）也没有大影响”（H2006JYM）。 “没有大影响”并不意味着“没有影响”。她接着说出了我们随后要探讨的“种地和种树的矛盾问题”：一些外出打工者在自家田地里种上了杨树之后，紧挨着的庄稼受到了影响，从而引发了邻里之间的矛盾。一位老年男性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现在农村种地和种树的矛盾有一点，有本事的出去挣钱去了，没本事的就种地” （H2006SXG）。当然，这种邻里矛盾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外出打工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三、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价值观念的转变
价值观不仅反映了人们的行为取向，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价值观的变化既是社会变革的前提，又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从文化层面看，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宽泛地说，他们的行为准则、婚姻观和生育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行为准则的变化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村民的个体意识在增强，他们开始在违反其他村民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我们在访问村会计时了解到，许多外出打工的家庭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杨树，然而问题是，树一旦长大，两边的地就无法种了。因此，许多留在家里的村民都反对这种做法。这就是H村比较突出的“种田和种树”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被访者都对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表现出严重的不满。那些留在家里的村民说，“你年轻力壮出去打工了，你不回家把地里都栽上树，可我出不去啊，我得种地吃饭啊。你挨着我的地种树了，那我庄稼咋长啊”。一位老人以类似的口吻说，“现在年轻人把地都栽成树，老婆子老头子还指望着地呢；如果地里都栽了树，他们还不饿死！”更糟的是，“如果你找栽树的讲理，他会说，我也没栽在你地里，你管得着嘛”（H2006CMW）。面对这种强硬态度，留下的人说，“你栽树，我就给你砍了”。
为什么H 村会出现在田地里种树的现象？毫无疑问，外出打工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如果村民不外出打工，如果家里有充足的劳动力，谁都不会在自己的田地里种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C县既是一个农业大县，也是一个林业大县，县里一方面提倡种粮，另一方面也鼓励植树造林。问题是哪些地方种田，哪些地方栽树？进一步说，田地里该不该种树？政策并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村民告诉我们，在田地里种树的事儿，上级没有布置，大队也不敢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你栽我也栽”。
那么，田地里究竟该不该栽树？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上面提到的，哪些地方该种田，哪些该造林。一位老人的话反映了许多村民的心声，他说，“在沟啦、壕啦、坎啦，咱该栽树就栽树，大田地（即大块的田地）不能种树”。“20 年、30年以后，（如果）地里都成了树了，你再有钱上哪买粮食去？”（H2006SXG）其实，老人的话指出了农业对于人口大国的重要性。因此，县政府和镇政府应该明确哪些地方能够种树哪些地方不能，以便村委会在调解村民矛盾时有章可寻。
“种田还是种树”引发的矛盾表明，村民的行为准则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村民的行为在过去以社会/村落/他人为中心，那么，在现在，至少有一部分村民开始以自我为中心。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中心观（social- centricity）正在让位于自我中心观（egocentricity），村落道德正在受到个体私利的威胁。[⑩]
2．婚姻观念的改变
村民外出打工后，留守家人的婚姻观念正在变得包容和开放，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婚前同居的看法上。尽管他们普遍看不惯婚前同居，但并没有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事实上，他们大都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做法。
当我们问“你对结婚前住在一起有什么看法”时，村民比较普遍的回答是，“我看不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无奈地接受了。一位年轻的女性说，“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接受也得接受”（H2006JLY）。一位老人也说，“这会儿这个事不好说，看惯也得看惯，看不惯也得看惯”（H2006SZX）。当然，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也有个别人赞成婚前同居，例如，有对老年夫妇就属于这种情况。这对夫妇都60多岁了，他们的儿子尚未结婚，对于老两口来说，儿子如果能同女友住在一起，那再好不过了，这样的话，他老两口就有可能省下巨额的彩礼，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当我们问“村里没有这种现象”时，所有人都说“村里没有这种现象”，“村里不兴这个”。至于原因，除了上面的“看不惯”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全村都姓 “宋”。一位留在村里的宋氏女性说，她之所以还能留在村里，是因为丈夫家里穷，入赘到了这里。她告诉我们，“村里都是一个姓”，“闺女必须嫁在外村，儿媳也必须是外村的”（H2006SCA）。
3．生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四世同堂”、“五世其昌”，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农民一直坚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认为“多子必然多福”。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希望多要几个孩子，而且至少要有一个男孩。然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伴随着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外出打工，留守家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们不像以前那样，一定要要几个孩子。在性别观念方面，年轻的父母与年老的爷爷奶奶有一定的差别：许多年轻人依然认为要男孩好，而老年人尤其是比较贫困的老年人则认为要女孩好。
一位30 多岁、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说，“我愿意要男孩，一个就够了”，因为“家里穷，孩子多了养不起”（H2006LFL）。另一位中专毕业的女性的看法较为开通，她说“男孩女孩都一样”（H2006ZHQ）。而更多的年轻女性在接受“男孩女孩都一样”的同时，又坚持认为“还是男孩好”，因为“有了男孩儿没有人敢欺负自己”。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尽管有些年轻的女性认为“男孩女孩都一样”，但第一胎是女孩的，家里都有两个孩子，这表明，她们还是希望要一个男孩的。
如果说大多数年轻女性还认为男孩好的话，那么，已经当了公公婆婆的老人则普遍认为“男孩不如女孩好”。当然，这种看法是同年轻女性地位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一位70 多所的老人说，“我觉得，男孩还不如女孩。家里有几个闺女，老头儿老婆儿就享福；有几个儿子，老人就受罪了”（H2006SZX，男性）。另一位将近70 岁的老人说，“年轻人觉得儿子好，叫我说还是小闺女好，现在儿子不当家”（H2006YXL，女性）。需要补充的是，在我们访谈过的老人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要女儿好。刚才提到的“赞成同居”的那对老年夫妇明确表示，他们喜欢男孩。他老俩口之所以这样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还没结婚，他们还没有切身感受到年轻媳妇地位的上升，还没有经历过婆媳冲突带来的苦恼。因此，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依旧把“传宗接代”视为“神圣使命”。
结语
综上所述，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在生活质量层面，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改善了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与此同时也加重了留守女性的负担，影响了留守子女的教育。在人际关系层面，外出打工改变了既定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邻里关系。其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有三点，一是老人的权威正在下降，二是妻子的地位逐渐上升，三是村民更加注重自我利益。在价值观念方面，村民的行为准则、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传统的集体主义受到了利己主义的威胁，社会中心观正在让位于自我中心观；留守家人的婚姻观念正在变得包容和开放，许多村民都无奈地接受了 “婚前同居”这样的现实；传统的生育观念受到了冲击，许多老年村民认为，“要男孩不如要女孩好”。
访谈资料表明，不管是“普通村民”还是“重要他人”，他们都知晓外出打工带来的好处和负面影响。[11]他们不仅切身感受到外出打工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还清楚地意识到外出打工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方式。一位年轻的女性告诉我们，“外出打工带来了很多不方便，如果条件允许还是不出去的好”（H2006LFL）。尽管村民外出打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但这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他们宁愿留在家乡。在此，我们由衷希望他们早日实现这个并不算奢侈的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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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哈佛－清华合作项目“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的子告。项目负责人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吕文江、郇建立、张军、张玉萍、刘文俊、许晶。课题组成员在景军教授的指导下共同拟定了访谈提纲，H村田野告的访谈资料由郇建立和崔闻达搜集。此外，本告的总体框架和研究内容都受到了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和叶志敏教授撰写的研究方案的影响（Kleinman & Yep, 2006）。在此，我对上述师友深表感谢，当然，文中的错误应由本人承担。
** 本文系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这里提到的“留守家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体包括“留守老人”、“留守子女”、“留守妻子”三类人。所以，在探讨“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时，我们除了宽泛地考察家庭的收支状况，还分别考察了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留守子女”和“留守妻子”的影响。
[②] 为了保护被访村民的隐私，我们尽量不使用村民的姓名；而且，出于行文的流畅，我们没有把引用的访谈资料单独列入一个段落，而是把访谈资料有机地融入了文章之中，并在相应的地方指出了访谈资料的出处。
[③] “访谈记录H2006SBS”表明，访谈资料来自访谈个案“H2006SBS”。其中，“H”代表村庄，“2006”是资料搜集的年份，“SBS”是访谈对象的代码。为了方便起见，下文中的访谈资料“出处”都略去了访谈个案前面的“访谈记录”。
[④] 需要指出的是，子女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不仅是后文提到的“卫生习惯的改变”和“医疗状况的改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杜鹏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 子女外出打工后，（1）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呈现出空巢化和隔代化；（2）留守老人的家务负担和劳动负担都有所加重；（3）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孤独感有所加重。
[⑤] 这里的“留守女性”主要指“留守妻子”，不包括外出打工者的母亲。在此，我们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考察男性外出打工对女性的影响。
[⑥] 黄平等人通过对8村280户农民的实证研究后指出，中青年男性外出打工后，女性变得更加忙碌和劳累，因为男性外出后，妇女们就得做更沉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他们的研究数据表明，在八个村的1022名村民中，完全或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只有389人，而在389人中有240人是妇女；换言之，在1022人中只有不到38％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而其中竟有60％以上是妇女（黄平主编，1997：67）。
[⑦] 这里的“留守子女”实际上就是学界关注的“留守儿童”。尽管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包括他们的生活状况、行为方式、内心世界和学习状况（叶敬忠、莫瑞主编，2004），但在这里，我们仅仅关注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
[⑧] 最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调查告指出，亲情的抚慰与关怀有助于孩子的成长，而我国的留守儿童缺乏起码的同父母交流的机会，这非常不利于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2007）。《瞭望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我国有将近2000万留守儿童面临心理困扰问题，他们独自承受着成长的烦恼和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文赤桦，2005）。
[⑨]一项将近1500份的问卷调查表明，子女外出打工前后，在大事上和老人商量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大事时从来不和老人商量的子女比例由外出前的17.3％上升为29.2％，而有大事时和老人商量的子女比例由52.3％下降到40.2%。这表明，老年人的家庭地位有所下降（杜鹏等，2004）。
[⑩] 阎云翔（2006）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的“中文版自序”中指出，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或者说走出了“祖荫”的个体，并未获得真正独立、自立和自主的个性，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
[11] 这表明，村民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行动者，他们对自身的行为以及周围的环境有清醒的认识。詹姆斯•斯科特在研究马来西亚农民的“日常反抗”时指出，“穷人有能力对富裕农场主的虔诚和道理背后的东西进行洞察，有能力对资本积累、无产阶级化、边缘化的更宏大的现实加以理解”（Scott, 1985: 304）。当然，正如安东尼•吉登斯（1997）在《社会的构成》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有意图的行动也会产生非预期的后果，而这种非预期后果又会成为行动者下一步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景军（2003）在一篇文章中用“未遇结局”而非“意外后果”来理解吉登斯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因为“未预结局”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已预”（intended）和“未预”（unintended）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意外”不能像“未预”那样明确地交待某一结局与某一行动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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