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09年扩大信贷、增加政府投资不同，2010年的时尚热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009年春风得意的厉以宁挥舞着凯恩斯大棒砸向楼市，让房价一飞冲天，算是对多年鼓吹两套房的答，只是苦了80后，造就了一代剩男剩女。

　　

　　风水轮流转，现在到了市场派登场了，吴敬琏掌门早在2006年5月举办的的《中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高峰论坛》上指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嗅觉灵敏的吴老先生向来与时俱进，2010年两会前夕又指出：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和地方推出10万亿投资计划救急，这类救急方案，没有与货币相对应的物质做支撑，容易出现货币超发、滋生泡沫，处理不好的话，不仅对根本解决危机无益，相反还蕴含了二次危机的风险，因此需要长远之计来彻底解决危机。长远来看，投资拉动的需求是粗放型的，普通居民收入增加形成的需求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让普通居民收入增加的方式则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普通居民所从事的职业的地位。

　　

　　“而且，我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蕴含极大风险。”他提到，为了保持出口的动力，外汇存比要大量增加，迫使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大量购买外汇保持低汇率，用低汇率支撑出口。如此一来，大量虚拟资产产生，泡沫形成。一旦虚拟资产在某个环节爆破，就会形成资产负债表危机，进而反映到整个经济层面。

　　

　　如何实现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吴敬琏认为，台湾从代工工厂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要推动我国制造业从加工、组装等技术和知识含量低、利润薄的“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以研发、设计和品牌、渠道为代表的两端服务业延伸。

　　

　　吴老先生好像说了两层意思：一要分配领域要提高居民收入；而是要提高产业链条地位。传统的吴市场主张以市场换技术，汽车产业是典型代表，结果是自主品牌、技术都没有了，市场也送给外企了。我总结了郎咸平的理论主要是这两层意思，80高龄的吴老先生真是朝闻夕死，好学之风令我辈惭愧。

　　

　　郎的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有一位A先生他挖金矿赚了100块，他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他给他10个矿工每个人1块钱，10×1＝10块，他还剩下90块揣在口袋里，因此他很富裕，这1块钱是什么意思呢？这1块钱仅够温饱之用。第二个选择是给每一个矿工5块钱，5×10＝50块，他只剩下50块揣在口袋里。但是一旦做了第二个选择，矿工花了1块钱仅够温饱之外，他还剩下四块钱，而这个4块钱他又会拿出其中1块钱去买奢侈品，例如皮包、运动服、运动鞋……A先生突然发现，他多了一个投资的机会，他可以开一个大卖场，专门卖这些东西，比如皮包等等。为了卖这些产品，他还得聘10个女性的售货员，这10个男矿工和10个女售货员会结婚、生孩子。然后他们就需要购买婴儿用品，又要花1块钱买婴儿用品。A先生这个时候发现，他多了第二个投资的机会，那就是生产婴儿用品。矿工夫妇已经花了3块钱了还剩下2块钱了，他们准备住房子了，A先生突然发现他有第三个投资机会，那就是做地产开发，一栋房子多少钱呢？2块钱！等到A先生金矿挖完了，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市镇，自然而然的成长了。”

　　

　　从收益率分析，A先生的第一种方案的利润为90金币加上出卖温饱商品的收益10，共计100；第二种方案的利润为50加上后来生产温饱商品、婴儿实施、盖房收益50，共计100；总收益都是100，但显然后者需要付出更多，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后者不符合这一逻辑。事实上A先生的收益决定不在于他怎么分配，而在于他怎么得到外界新的货币注入，亦即系统外的价值补偿。 第二种方案的好处是矿工的福利水平得以提高，但这不能依靠A先生的道德自觉，而取决于矿工工会与政府的强制。 如果没有系统外的价值补偿，A先生的总收入不大于100，经济效率最高的当然是第一种方案，因为它利润率最高。 为了使A先生的赚钱过程能继续下去，一种方式是让矿工借贷，这样A先生的账面利润会增加，但实际现金流仍是100；另外一种是政府向A先生借贷，结果同上；三是生产产品卖给外面的世界，获取新的金币，这就是出口，但这必然导致与A先生同样处境的B先生的不满。

　　

　　至于提高产业链条地位，各位一定如同春晚本山小品熟知——芭比娃娃的故事。即不要在产业的低端，要占领品牌、设计、销售等高端环节，如此即可救万民于水火。

　　

　　这个故事显然没有第一个故事值得推敲，因为上面的故事中所有产业链条都被A先生垄断，也即制造的微小利润都没有放过，但依然难逃困境。

　　

　　问一下老郎，产业链的高端安全吗？通用、两房、雷曼、日本航空都是顶级企业，有举世无双的品牌、技术、销售渠道，但为什么会破产呢？为什么经济危机首先爆发在产业链条的顶端国家——美国、日本？

　　

　　让我们设计一个宏观模型：世界只有一家顶级公司，一流的企业家组织了顶级的技术、销售、管理团队，可以生产全能的最终产品，其余企业均为它的下级供应商。它从世界银行贷款1万亿，购买各种原材料，招聘劳动力 组织生产。如果顶级公司的供应商们共获得4千亿利润，则全部居民获得6千亿工资收入，也即最终购买力只有6千亿，而该顶级公司期望销售额为1万2千亿。显然，即使居民当期全部消费，也只能实 现销售收入6千亿，物价水平为50%，企业亏损4千亿，无法进一步投资，并留下4千亿的银行坏账。

　　

　　在上面的生产过程中，商品总供给是逐步递增的，并大于1万亿，而总需求为居民的工资收入，它仅是企业的销售收入的一部分，小于1万亿，否则厂商亏损倒闭，却要求它实现全部的销售收入，这个逻辑悖论注定了消费不足。

　　

　　因此，经济危机来临倒下的那些顶级龙头企业绝非偶然，它的原因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宏观价值约束所致。原材料、能源、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决定的是商品的品质、供给数量，而货币才是决定需求的一方，是商品实现其价值的约束条件，而整个社会的所有货币都是从央行由顶级生产商借贷出来的，这些货币被下级供货商以利润的形式截留、消费者剩余储蓄沉淀，结果形成的有效消费需求必然小于本金，更何况利息？顶级生产商唯一的出路只有破产倒闭。

　　

　　以此提高经济效益，转变增长方式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尤其是下级供货商有一定意义，即通过提高自身竞争力打败其他对手，获得生存，但对于宏观而言，由于没有解决价值约束，结果只能是一个永远的传说。

　　

　　中国共产党从建国之日起就重视经济效益问题，1958年毛泽东提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一次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

　　

　　1990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又一次提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

　　

　　1995年9月，在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专门讲到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重申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江泽民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上提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

　　

　　2010年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以前转变成功了吗？是不够重视？还是体制不畅、能力不足？新一届政府十分勤政爱民，做了不少大事，512大地震，奥运会、南方雨雪灾害、接连不断的矿难、乌鲁木齐骚乱、拆迁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令人目不暇接，为了维护稳定，政治体制改革一拖再拖，机构越精简越膨胀，官员能上不能下，副职数不胜数，如此何能超越？

　　

　　即便我们排除万难，大幅提高了经济效益，占到产业顶端，竞争力无以伦比，那么外汇储备必将震撼世界，所有国家均将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引发贸易摩擦、战争。

　　

　　我们发展了新能源、风电、核电、多晶硅、煤化工，但仍遭遇了过剩；而传统产业的煤炭、石油却鲤鱼翻身；由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让垂死的长虹老树发新芽。由此观之，技术不能摆脱价值约束。

　　

　　1997年山西煤炭120元每吨，国际原油9美元一桶，它们远低于成本价却无人问津，甚至阻挡于国门之外；2008年国内煤炭接近1000元，国际原油则达到140美元！为什么不在低位买进储备？而国航、东航却在高位迫不及待的买进原油期货？不顾一切的增加煤炭开采，引发一个有一个的矿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出口创汇上取得了成功，为什么不能将其改造，取长补短，以储备劳动产品的方式替代它？

　　

　　即央行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经过国家权力机关批准，每年发行一定比例的货币，用于购买黄金、顶级艺术品、重大研发专利技术、重大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矿产、粮食等。央行的货币发行为增量，是社会主权货币，不产生社会债务，它永久解决了制约市场经济再生产价值实现的瓶颈。

　　

　　具体实施措施分为两个层次，央行负责全局性的非盈利性储备需求，它的资金来自新增货币；商业银行则为局部性的盈利储备需求，它的货币来自存款；各自组织仓储、物流、期货部门实施。

　　

　　储备需求的方式：

　　

　　一、普通消费品的适量购买，用于抢险救灾。

　　

　　二、央行与商行共同进行原材料、能源储备，低吸高抛，平抑物价。

　　

　　三、央行出资支持原材料、能源链条的前伸——勘探。

　　

　　四、央行出资进行人力资源知识教育、技能培训。

　　

　　五、专利的购买，用于优化生产方式。

　　

　　六、重大艺术品可以提高国民的审美情趣，愉悦心灵。古董、书画的购买并非局限于其本身外在形式，而是对创的价值承认。博物馆、科技馆国民免费参观。

　　

　　七、环境改善。国家无偿出让荒漠，央行溢价收购绿林。

　　

　　八、老幼扶助计划。小于20的未成年人和大于60的老人没有劳动能力，央行每年发给每人5000元，形成购买力。

　　

　　实施上述措施后，可以收到下面的显着效果：

　　

　　一、消除了政府赤字。

　　

　　二、消费债务没有了。

　　

　　三、实现了商品的宏观定价，平抑了物价的暴涨暴跌，有效缓解了通胀通缩，使生产平稳，利润可期。

　　

　　四、央行走出了低息鼓吹泡沫，高息刺破泡沫的困境，从容调控物价。

　　

　　五、八种储备需求方式极大改善了传统市场对消费需求的简单依赖，让企业的利润空间变为无限，工人不再失业，将市场经济的闭环系统改造成了开环系统。

　　

　　六、由于储备需求是价值补偿的自我实现，因此能让外贸回归到技术交流，互通有无，而不是寻求顺差，有效避免了贸易战。

　　

　　顺便说一下吴老先生的逻辑漏洞，数量型外贸出口效益不佳，其积累起的外汇储备催生的泡沫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那么集约式经济增长会使出口减少？技术进步了，反而经济力下降了？岂不滑稽!呵呵，看来不能人云亦云，轻信他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