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化思想——纪念毛主席 114周岁诞辰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把从欧洲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进程。但后者是以资本主义发展为中介的无产阶级革命，前者则是通过武装割据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革命。两者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根本上是由中欧经济社会结构及其演化规律的不同造成的，换句话说，中欧革命的不同是由中欧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决定的。

　　

　　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最深刻的科学认识。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正确的解读这一伟大思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受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影响形成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框架，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仿佛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使用手册。这是一种教条主义态度，它把欧洲和俄国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普遍化为一般规律，硬套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五十年代甚至从党章中一度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苏联在40年代就有人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存在质疑，王明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早在延安他就发现毛泽东已经背叛了列宁主义。1950、1960年代，在费正清开拓的中国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队伍，例如许华茨[1]、施拉姆[2]、迈斯纳[3]等人，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继承关系和理论上具有的独创性，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认识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就必须要继承毛泽东的遗产，从研究毛泽东思想开始。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虽然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却又受到了欧美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和海外长期反共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李泽厚[4]、金观涛[5]在80年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命题，把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的研究加以推进，把毛泽东思想和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是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的，因此，他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儒学的继承关系，目的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传统的复活一起打倒。从海外传入的保守主义新儒家也是信奉欧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欧洲激进主义异端在中国的传播，东欧共产主义运动在九十年代瓦解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合法地位就消失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理论也应当彻底否定。这些研究虽然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带着错误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却也有一些贡献。首先是寻找到了一些文献，也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关系以及毛泽东思想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异同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向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和中国发展未来的方向的争论中，毛泽东思想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就成为回答中国改革开放前途问题的前提条件。

　　

　　在中共的党史研究机构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中共理论权威人物胡绳在中共十五大期间，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看法，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显然，他认为九十年代的中国退回到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在解放以后放弃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对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是错误的，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的表现。[6]在党史研究中，杨奎松是中青年一代中成绩突出的代表，他用手里掌握的大量文献分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动机，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没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下来，随着形势的转变，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不再重要的时候，中共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提出了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任务，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7]。

　　

　　我在这里将在上文比较中西方革命的特点以及中国近代史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解读。为回答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问题作好铺垫。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就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只具有偶然性的意义，是灵机一动的结果。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问题。并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和欧洲存在着道路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利用本文所揭示的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特点，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可以对问题的实质一目了然。这也算是对我本文主要理论观点的一次检验。

　　

　　党史研究表明中共在大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国际才是中共政策的制定者，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失败应当由共产国际负主要责任。共产国际的决策为什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国际的政策也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但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制定政策时依据的理论和经验却是欧洲特有的，并不适合中国实际。

　　

　　中国近代历史中，虽然存在着西方列强的半殖民主义的口岸经济体系，却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现代产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支配，成为传统经济的破坏力量，而没有和传统经济构成互补互动的良性关系。（这种良性互动是在政府调控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是近代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实现对经济发展的调控。西欧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达几百年，其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规模要小得多，并且可以在贵族统治的乡村与市民阶级的城市之间的冲突和妥协中获得互动和解决，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这是中西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所在，西欧是经历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进入现代的，中国和东方国家则是在国家资本垄断和国家的调控中实现现代化的。）这就造成了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对立，和占中国经济绝大部分的内地、乡村、传统产业的破产，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总体的破产。中国现代产业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发展起来的，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时期，国有现代产业一直在发展中，然而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一直受到西方资本的殖民主义支配性影响，没法建立独立的军工等战略产业和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以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支配的中央政府，是一个软弱的政府，不能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元化治理，这样就会出现地方分权的局面。但是，由于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基本上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贵族和其他社会中间力量，在国家政权崩溃之际，社会就进入无序状态，暴力成为无秩序中的秩序。这就是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天下大乱的局面。欧洲历史上没有经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长期统治，因此存在着和国王对立的贵族阶级和市民资产阶级的社会中间力量，当国王的政府倒台以后，贵族和市民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独立的力量达成妥协，以阻止社会无序化引起的混乱进一步蔓延。但是在中国，贵族阶级早已消失，资产阶级也没有形成，取代贵族的是官僚，和资产阶级相当的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乡绅。官僚和乡绅在清末都有过势力扩张，前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后者在清末新政的时期，都获得了扩张力量的机会。但是，他们都是依附于中央集权的社会力量，不能在中央政府崩溃之后维护社会秩序。军阀混战就是无秩序中的秩序。

　　

　　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只是按照欧洲和俄国的革命经验来制定中国革命的政策。欧洲革命的一般规律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暴力革命是议会政治的延伸，是议会中各阶级无法达成妥协的结果。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中，都是因为国王和贵族资产阶级无法在议会中达成妥协，冲突才出现在首都的街道和广场上。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议会中的统治地位，需要发动和自己有着相当共同利益的平民阶级的支持。东欧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和西欧的革命相比带有更强烈的暴力色彩，是因为东欧的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无法控制自己发动起来的平民无产者的革命力量。这样，在俄国成立不久的资产阶级政府就被工人、士兵组成的平民阶级苏维埃推翻了。十月革命就这样在首都城市取得了胜利，在进入农村之前就建立了国家政权。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国王、贵族、资产阶级依次获得领导权，最后工人和无产者获得领导权使革命达到激进化的最高潮。和国王产生矛盾的最初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对国王的优势，就要动员和自己利益相关的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而资产阶级一旦被动员起来，就要追求自己和贵族大资产者不同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和一般平民有关，于是进入议会的资产阶级就要动员一般平民来支援自己，平民阶级要动员无产者加入革命以获得自己的利益。俄国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但那时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已经成为第二政府，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下发动武装暴动，资产阶级的政府就垮掉了。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工人阶级最初是由资产阶级动员起来，跟随资产阶级，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所以，共产国际要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据说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中共加入国民党就是加入了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国民党在1927年清除共产党之后，共产国际根据俄国的经验，认为资产阶级走向背叛革命的妥协，革命就应当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即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共产国际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为中共制定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革命分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清末新政到五四运动，历史教科书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个时期类似于欧洲革命的进程，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各省宣布独立，并召开国会。但是，这一时期只有分裂的力量没有联合的力量，大官僚、乡绅都没有在国家崩溃之后保留独立的力量并且维护社会的秩序，整个变迁是走向了没有秩序的秩序，即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在这个一元化国家崩溃之际，既没有贵族也没有资产阶级组成的会议可以维护社会的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也没有前者为了获得稳定秩序而发动的平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出现。俄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革命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但是，中国没有任何组织起来的力量，既没有贵族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甚至没有平民阶级的力量被组织起来，可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大一统国家曾经把一切置于自己的一元化控制之下，一旦这个一元化控制崩溃，就陷入天下大乱。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当时中国已经成为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通过支配军阀而瓜分中国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再出现欧洲革命式的不断激进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不会遇到革命不断激进的机会，因为中国的大城市里没有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来等待无产阶级把它推向最高潮。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要把城市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应当到革命的力量最集中，而敌人的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去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武装割据，从而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军阀的统治实际上是无秩序的统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军阀统治的农村是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只存在着农村宗法势力的薄弱的统治。城乡的对立，是现代产业在城市发展的结果，农村的旧乡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利用自己的土地租金投资新产业，把子女送进现代学校接受西化教育。这就造成了对农村的极大的剥夺。土地租金和乡绅的入城，更使得受到地方政府削弱的农村宗法自治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在一些地区，乡绅入城后农村变为土豪和恶霸横行的无序状态。这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告中发现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前景的所在，只要提出打土豪的口号，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就有了革命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欧洲的俄国革命根本不同，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驱，然后自己在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进程中把革命推进到自己领导的阶段。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刻，出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军阀割据。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把国民党当作资产阶级是共产国际按照自己的革命公式推导的结果。国民党也是争夺天下的军阀之一，和其他的军阀不同的是，国民党存在着有组织和有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作为指导的领导核心。其他军阀可能得到地方上乡绅和民众的拥护，而国民党在全国都有信徒和追随者，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国民党在孙中山死后仍然能够在蒋介石时代建立全国政权。但是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也只是实现了表面的统一，在它领导下的各级军阀仍然可以脱离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控制，随时发动和中央政策相左的政治军事行动。南京政府实际上是不能实现对各地军阀的控制的。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的三十年代初，就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大军阀领导的反对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中原大战。以后，也经常出现对抗中央另立旗帜的事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算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是最有组织纪律的政党，在没有合法秩序和合法手段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把自己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军事武装的优势。不是不可以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不可以放弃机会发展壮大自己。共产国际作出的和国民党合作的决策应当说是正确的，合作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力量都有好处，但是两雄不能并立，这是中国一元化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国政治和欧洲政治的最大不同就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很少的妥协。共产国际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中共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而企图依靠国民党推进革命的进程。错误的关键在于俄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俄国的苏维埃革命是推进了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的激进化。中国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相互竞争的革命，彼此之间不是继承关系。把自己不看作一个独立的力量，这是中共在大革命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广州甚至反对国民党注重军事，而把自己看作工会、游行等社会斗争的力量。中共和共产国际都没有认识到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形势下，没有军事力量就没有一切的道理。在大革命时期，正是革命战争的推进和势如破竹，才引发了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而当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革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低潮。而俄国的政策制定者，却根据俄国的经验认为资产阶级的保守和反革命转向，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个公式统治中共接近十年时间，使得中共灵机一动开创的农村武装割据局面遭到毁灭。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都是从农村发动的，对中国历史有深入认识的人不难从中国传统的历史演化规律中找到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开始是不存在所谓革命高潮的，革命高潮是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刻才发生的，那时革命的军队已经取得力量对比上的优势。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欧洲革命不同，革命高潮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出现在革命者和革命的对象军事力量对比优势逆转的时候。俄国革命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革命高潮，“列宁曾对托洛斯基说：‘你知道，从被迫害、地下活动发展到突然夺取政权，……真是令人目不暇接。’相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没有经历这种令人振奋的、戏剧性的形势转变。”[8]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是欧洲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们都是具有革命理想和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团体。所不同的是，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而国民党则在中小地主和资产者之间寻找群众基础。如果没有俄国传来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存在着革命高潮的错误判断，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就不会认为1927年以后的中国能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这就是1927年以后三次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

　　

　　当国民党开始屠杀中共和工人农民运动领袖的时候，中共才认识到军事武装的重要性。愤怒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激烈的反抗。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是从一个错误的形势判断出发的。他们想当然的认为“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时，就是革命高潮到来之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对苏维埃的领导权之前，工人士兵的苏维埃已经在资产阶级的动员中产生了。当动员起来的工人士兵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才从一个革命的阶级变为反革命的阶级。而在中国的1927年，中共在那时还没有组织动员起革命的力量，也没有资产阶级为中共动员起革命的力量。亨廷顿曾经比较过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认为中国革命是夺取政权难巩固政权容易，而俄国是夺取政权容易巩固政权难。中共在军阀统治的边界地和其统治薄弱的地方才有发展的空间。历史上农民起义都遵循着这个规律。中国因为没有和国王相对立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也没有他们之间斗争妥协的议会舞台，也不存在这个议会妥协机制失灵而引起的首都街道上的激进化革命。因此中国革命从来不是城市中心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社会的一元化结构和其演化规律所决定的。

　　

　　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长期受到从俄国留学归来的学生的排挤，在中央苏区时期，从上海来到苏区的凯丰曾经嘲笑毛泽东只会按照孙子兵法来指挥红军作战，可见当时的洋学生是怎样心存对中国传统的贬低。他们自然不会理解，在70多年以后，美国的大兵会在海湾的战场上演习孙子兵法的战术。列宁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在毛泽东那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毛泽东虽然还保留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两阶段论的框架，但是，在毛泽东这里，民主革命已经失去了资产阶级性质，已经变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对中国实际的理论认识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区分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要消灭所有资本，只是要消灭官僚资本而建立国家资本，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如果资产阶级革命要其他阶级来领导，这个革命还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吗？如果我们肯定中国社会在今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期间的一段曲折作一个新的认识。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段过渡时期；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改造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作为探索阶段存在在中国历史中，并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成果。中国革命开拓的中国建设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在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理论。中国革命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样当我们摆脱了俄国的经验教条，落实到中国历史实际中来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历史实际上是没有革命阶段论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不存在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只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进程。这样，我们就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了对孙中山革命理论的继承。孙中山主张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而否定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两个阶段的理论。而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中国在经历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艰苦探索以后，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从这个基本事实开始我们的反思，我们就知道，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都是不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因为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集中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革命摆脱了俄国的教条，即放弃了俄国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激进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而成功地推翻了国民党军阀政府，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达到了极为深刻的地步。这个深刻认识就是资产阶级要划分为不同成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革命的对象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而只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划分，实际上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同步的。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没有确立起来之前，中共还陷在共产国际革命阶段论和不断激进论的陷阱里，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确立起来以后，也就不再出现打击一切中间力量的决策，必然会出现最大限度的分化敌人，孤立和打击最少数的敌人，而团结和争取中间力量合作的新策略。这种从打击中间力量到争取中间力量的政策转变，是中共经历了大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内战失败的血的教训后实现的。这个对待资产阶级政策的转变之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长期以来也没有获得深刻的认知。必须在经历了后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建设的曲折以后，才可获得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关于资本的认识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遇到的问题。对于资本如何认识？经典作家认为资本是一种对人的异化力量，这种异化以拜物教的形式出现。实际上资本的异化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是西欧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决定的。中国历史的特点是一元化社会，即国家和社会互相建构，彼此合一。黑格尔认为在中国精神还没有分化，还处在没有实体和功能分化的阶段，而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则实现了这个分化，他认为通过这个分化才有历史进步。中国从古代到现在，国家既是政治的最高权威，也是道德的最高代表，二者没有分化。西欧则是另一个极端，在那里基督教的宗教权威和国王的世俗权威是分裂对立的。这个分裂对立贯穿在整个中世纪西欧的历史之中，是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摇篮。资本只是这种二元化分裂在社会生活中的最深度体现而已。资本是劳动和劳动条件彻底分离的结果，也是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的前提。资本只是在二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和演化方式中才起到使人与人、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分裂对立的异化作用。这一点，只有在西欧以外的文明中才成为可以理解的。西欧对于资本的拜物教之所以是拜物教，就是因为在那个文化环境中，人们不会想得到资本失去异化功能的可能性。在经典作家中就体现了这么一种认识，导致了对资本的两种错误对策。一种就是认为资本具有异化功能，通过资本的异化功能，造成劳动者和劳动结果的分裂对立，即造成了社会的阶级大分裂，社会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从而造就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是由机器化大工业的纪律组织而成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没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也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另一种就是对资本的拒绝，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人为自由的人，也就是使资本的魔咒失效。经典作家认为，使资本失效就是不再出现资本，这就要从没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到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实现转换。在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要排除资本。我们如果现在总结一下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我们发现经典作家的这两个策略都是需要修改的。第一点，革命的条件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被动的造成，这是肯定了资本的异化作用。但是这只是逻辑推导而已，到十九世纪末，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产生了福利政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大为缓和。伯恩施坦根据这个局面的出现，开始修改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于是在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下，欧洲出现了主导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实现其政治上的目的，即通过议会获得执政党地位，在执政以后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和为工人争取更多的福利。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则是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出现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部分地摆脱了对资本的依赖，创建了具有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可以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革命条件的成熟。俄国的经验还是离不开资本的作用，列宁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相当程度的发展仍然是革命的必要条件。这就使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把中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在农村开辟的革命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可以不依赖资本的异化功能，而自主地通过宣传组织获得革命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并且通过阶段性胜利的积累，创造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在排斥资本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上，中国遇到了挫折，毛泽东开始探索一条和计划经济不同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的最大贡献就是改变了对资本的态度，主张通过利用资本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资本是工具而已，资本家可以用，共产党也能用。在二元化欧洲社会以外，特别是在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治的中国，资本失去了异化的功能，可以被人所利用，而不会造成异化的后果。在当代中国文化一元化社会结构的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只要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不动摇，资本就可以被用来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而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危险。可见只要人与自己没有产生二元分裂，社会没有二元化分裂的结构，资本就不会具有异化的功能，因此排斥资本也就是没有必要的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区分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把前者控制住了，后者也就被控制住了，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后来抛弃了这个思想，在苏联的影响下又搞起了计划经济。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这是因为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已经走得更远。在我们的探索有了结果以后，再来回顾探索的过程，也要理解前人探索过程的艰辛。

　　

　　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其探索先驱就是毛泽东。在经典作家那里，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短期的过渡，然后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最后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典作家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消失。毛泽东发现，这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以后还要保留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也存在着被外部的资本主义所颠覆的可能性，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还要国家存在。[9]这个思想后来在邓小平那里继承下来，那就是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见邓小平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时代没有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仍然是没有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结果。

　　

　　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和毛泽东的理论创新的一脉相承。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90年代，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结束了。中国面临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的创新是在四十年代完成的，那个时候苏联开始和英美国家结成反法西斯主义同盟，共产国际也在这个时期宣布解散，在这个时候如何实现一个政策上变动的问题就摆在中共面前。这样，共产主义运动过时的教条在这个时刻就比较容易得到摆脱，从事实出发思考的结论和继承民族传统的思考方向就容易得到确认。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比较科学的世界观，在一般与个别的问题上形成了理（一般）事（个别）合一的思想认识路线。这和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国家社会一元化有关，一元化的社会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培养了中国人的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和人格结构。阴阳和谐的观念就是突出的一例。冲突是得到认可的，但是对立面的统一却是彼此相互依存的根据，也是最根本的。中华民族由于有着独特的人格结构和思维方式，解决资本问题本来是不难的。由于人是一元化人格，那么资本只能成为人们手中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人之所以受制于外物，主要原因在自己，在于自己不能维护人格的独立和自主。所以，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科学对资本异化的批判，以及当代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等的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都是出发点上存在着错误，属于睡不着觉怨床歪的情形。这样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在发展到东方，接受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滋养以后才发展到最高峰。既要坚持革命的独立自主，又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消灭最危险的敌人，是四十年代中共的正确决策。王明从俄国传播来的“真经”，即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思想路线，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危险境地，而从传统的思维方式得出的既要独立自主又要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力量的方针，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选择。在这个思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在中国连续性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庸之道”。九十年代，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从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也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推向新的阶段。

　　

　　我们如果承认上文的研究结果，即官僚资本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民间资本或民族资本也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策略，有一个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中国社会演化规律的深度认识。毛泽东的理论创新，不只是对普遍真理灵机一动的运用，它本身代表了更深刻的认识，具有更伟大的理论意义。

　　

　　从中国已经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实际回溯历史，我们就发现了一条党的历史中的一条红线，那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步步逐渐深入地实现了中国化。而掩藏在欧洲语言中的毛泽东思想的真实面貌，也只有在今天才可以得到深入的认识。

　　

　　[1] 本杰明，史华兹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B Schwartz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2] (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插图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乌托邦主义》 1991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4] 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儒家文化心理结构即实用理性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封建专制主义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参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1999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989 上海: 三联出版社。

　　

　　[5] 金观涛的思想和李泽厚的接近，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否定态度。参看金观涛：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深层原因, 新启蒙(第2 册) 1989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金观涛， 《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992 -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 - 百年来民族主义的结构演变， 《二十一世纪》(香港) 1993 年；金观涛， 刘青峰 -新文化运动与常识理性的变迁《21 世纪》, 1999；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总第5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意义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2，1999年12月；金观涛， 刘青峰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2000 -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金观涛， 刘青峰 ：从" 群" 到" 社会"," 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 第35期 民国90年6月。

　　

　　[6] 胡绳1999年提出了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作用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年5月）。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崇尚农民精神和道德上的纯洁性，从道德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企图在经济落后和不发达生产的基础上，一跃跳过工业化和社会大生产的阶段，直接依靠农民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体表现为，轻视商品生产和反对市场，崇尚农民平均主义。胡绳指出：毛泽东原先是反对民粹主义的，在四十年代后期曾有过相关的重要论述，但在建国后，毛泽东又陷入自己曾反对过的民粹主义，导致五十年代后期的“穷过渡”、“共产风”和持续不绝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7] 杨奎松 -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近代史研究》 1997年（4）

　　[9] 杨奎松 在《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讨论。“相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因为，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描述，他所设想的通向人类理想社会最高阶段的道路，是要经过三个阶段，即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首先是“革命转变时期”，这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中，丧失政权的资产阶级和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如此才可能完成改造所有制和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其次是社会主义社会，亦即所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彻底消灭了阶级存在的基础之后，人类将会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时通行的仍旧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以一定量的劳动交换同量的劳动。“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即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中。但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说法，在这个阶段，虽然阶级已经消失，国家作为阶级压迫机器的功能也已消亡，国家作为管理机关的部分功能还将要予以保留，因为还必须保卫这个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最后才是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即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迫使人们奴隶般以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高度发达，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已充分涌流，资产阶级法权不复存在，人们可以在各尽所能的基础上各取所需了。

　　

　　“显然，即使依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存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前，亦即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旦消灭了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存在的基础理应消失，阶级专政也应当归于消亡。对此，习惯于从经验出发的毛泽东明显地有所怀疑。只是，直到1958年底1959年初，毛泽东还无法解释这一切。他更多地只是在译文上寻找答案：会不会大家误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也许不是单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个阶段，而是包含着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最高阶段这整个历史时期？由于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是一个可以轻易完成的短暂时期，他无论如何看不出，他已经迈入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能够在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由于把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实现等同于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后国内国外发生的种种风波，只能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怀疑，即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充满阶级斗争，必须实行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是理应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