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与这个国家十多年来进行的医疗改革，早已密不可分。

　　他至今记得1996年的一个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前去求医的病人。

　　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

　　直到今天，想起这块石头的故事，朱幼棣仍然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专门跟在中央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新华社记者，还是后来进入官场，成为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的高级官员，他始终关注着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2009年，他终于决定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写进书里，他只想让老百姓看懂，那些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本质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曾经参与起草《政府工作告》的官员，一字一句地分析着那些连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也称“看不懂”的“医改征求意见稿”，解剖那些晦涩拗口的文字中隐藏着的含义。

　　最明显的就是，“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个“在中南海里天天写告”的官员却指出，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是“卫生部门指定配送商，垄断经营招标的药品”。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党的十七大告中确立了“政事分开、管办公开、医药分开、营利和非营利分开”等四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对此，朱幼棣本人就有着深切的体会。2002年，他的父亲因病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78岁的老人，每天还要经受十多个小时的输液，耗费巨资，却最终因用药过度，诱发心力衰竭去世。

　　与此同时，这个“爱较真”的官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大量医疗资源正在被肆意浪费。比如，吉林省一座规模不大的乡镇医院，却有100多名职工。原来，在乡镇体制改革后，原有的事业编制都被压缩，曾经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进入医院捧起“铁饭碗”。

　　但一些专家却将病人挤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现状，定义为“盲目、超前医疗消费”。他气得在书里写道：“真是岂有此理！”

　　“那里连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业，一些医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操作人员都没有，农民怎么能在这样的医院看病？”说到气处，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当然，不仅仅是批评，他也在为这个国家的医改寻找着出路。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品。因此，在国内的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可一位社保部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边境上的农民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向国外倒卖”。

　　他沉默了一会，告诉这位花白头发的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便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赶在退休的时间点推出这样一本颇具“噱头”的书，此前有媒体推测式地将朱幼棣描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但他本人却不同意这样的描述，“我从不谨小慎微！”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重。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佐证。2000年，朱幼棣调任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次，当时的省委书记就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发表讲话后，这位新上任的官员却当面告诉自己的上司：“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书记你来讲。”

　　而朱的一个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的朋友告诉记者，像他一样敢说真话的人在官场上并不多见，“更多人可能只是在心里说”。

　　不过，这个在《大国医改》中言语犀利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却语速很慢，声音很小。有时，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挤出一句话。但如果说到开心的事，他眼睛眯起来，头偏向一侧，咧嘴笑着，带着股孩子般的天真。

　　朱幼棣曾经在新华社的同事吴晓波，如今已经是著名的财经作家。他还记得，每当朋友们围在一起纵论天下时，“老朱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直到高潮将尽，有人提议，“听听老朱的”，他才开口。在吴晓波看来，“老朱”可是个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公认的全才”。

　　即便是“全才”，这也是段相当艰苦的写作历程。“涉及的领域太多，要研究的东西也太多。”以他“每说话前总要认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觉得写得“神魂颠倒”，“夜里写作，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本以为15万字就能打住，但最终却写出了近40万字，以至于出版时间也向后推迟了一年。

　　不过，正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仅仅出版后一个月，这本首印5万册的书就销售一空，加印了三次还不够。据说，就连卫生行业的某出版社向职工推荐书时，也推荐了《大国医改》。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他甚至担心，“没有超越部门、超越行业的东西，只让几个部门自己进行，恐怕做不成。”

　　他曾经见证过计划经济的尾巴。至今，这个前记者仍保留着一本泛黄的采访本，上面记录着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那时还很年轻的朱幼棣发现，当时“连一年要生产布鞋多少双，铁钉多少吨，都要由中央开会讨论，计划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啊！”

　　改革很快就发生了，在那些即将被压缩的部委里，朱幼棣不止一次听到部长们的叹息：“我成了最后一任部长，该怎么向这个行业的几百万职工交代啊？”

　　“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触犯任何人的利益。医改也是一样。”朱幼棣说。在他看来，改革必须“管办分离”，只有管办分开，原有的部属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它们才可能发展起来。”

　　但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医改问题，这个看来并不复杂的思路，却总是无法推行。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总有人以医疗的“公益性”为由，反对放开市场。

　　“公立医院垄断了85%的医疗资源，管办不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就没法推行，原有的问题还会一直存在。”他皱着眉头说。

　　事实上，朱幼棣打心眼儿里并不喜欢这个让他陷入舆论漩涡的医改话题，“特别累”。如果话题转到他喜欢的地理、历史、珠宝鉴定，甚至佛教流派，那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就会放出光彩，话也立刻多起来。

　　可眼下，他从这场正在进行的医改上，并没有看到太多希望。想要达到他心目中“穷人看得起病，富人看得好病”的目标，“还离得很远”。他甚至悲观地觉得，如果不按照“四个分开”的思路走下去，“没戏！”

　　其实，这些医疗乱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没什么关系，他如今“拿着医保蓝本儿”，享受国家给予的医药费全额销福利。但他从没有忘记，在他上个世纪70年代考入大学以前，他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品尝过社会最底层的艰辛，“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矿工的秉性。”

　　更何况，在朱幼棣看来，许多问题都“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只有“茧被撕破了，那只难看的生物才会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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