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旧文]
张三按：这是发表在四年前（应该为2003-2004年间——嘉林注）的文章，是系统揭露方舟子所作所为的开山之作，分析深刻，影响很大。当时，尽管国外不少同学已经勘破了真相，但方氏在国内的影响力还如日中天。查了一下国内似乎没有完整版本，特从我博客上搬来。请忽略其中一些比较激烈、以牙还牙的语言，看其基本事实和逻辑。在今天方氏及其拥趸如摧枯拉朽之际，重读这篇在学术打假历史上有着里程碑贡献的文章，有其特殊意义。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
野鹤
目录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 1
一有恃无恐的打假英雄 1
二学术打假的实质 1
三反腐的标准 2
四历史的教训 3
五反腐与国情 4
六总而言之 5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二）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 6
人类的起源 6
达尔文进化论 7
探索与实证 8
总而言之 10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三）为辩而辩的偏执狂 11
不计目的的辩论狂 11
运用自如的诡辩术 12
一、武断霸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12
二、偷换概念，胡搅蛮缠的诡辩术。 13
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矫情。 14
四、死不认帐，恐吓谩骂扣帽子 14
五、偷梁换柱，实用主义地引经据典。 14
总而言之 15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四）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 16
神创论 16
基督教 17
实证主义 19
小结 20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五）科学霸权主义 21
科学理性 21
科学无禁区 22
还原主义 24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六）反思之后的反思 26
官本位 26
生物学霸权主义 26
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 28
啖饭之道的背后 28
“武林霸主”梦 29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七）终于露出了文痞的马脚 31
英雄末路亮出王牌 31
依然是诡辩连篇 32
终于赤膊上阵 33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八）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34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 34
不择手段，沽名钓誉 35
拉大旗，作虎皮 35
见人是鬼，遇鬼是人 37
唾面自干，厚颜惑众 37
要而言之 38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九）方舟子与新语丝 39
野鹤声明 39
以“反腐”为名，行抹黑之实 40
一味横扫，不改初衷 40
如蝇逐臭，涣散人心 41
打着不问政治的旗号，偷贩亲美反华的私货 43
宣扬强科学主义，竭力诋毁人文学界 44
张扬痞子习气，鼓动浮躁之风 45
要而言之 46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野鹤
要解剖方舟子现象，自然不得不从方舟子谈起。
方舟子确实在学术范畴打了一些假，也确实称得上是英雄，有“新语丝”网上的“立此存照”和他的《溃疡——直面中国的学术腐败》等书为证，白纸黑字，是谁也无法抹杀的。但是，却需要对这些事实加以分析，不仅要去伪存真，而且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需要核对事实，非我所能及。我只能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有恃无恐的打假英雄如果将文革时期的那些所谓革命造反派的行为，也视为一种对于“假革命”、“伪革命”的“革命打假”活动，他们似乎也同样称得起那个时代的“革命打假英雄”。当然，只能是按照那个时代革命主旋律的逻辑和标准。现在，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时代变了，主旋律也就从“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变成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逻辑和标准自然也就跟着变，革命的打假活动，也就转化为科学的打假活动，革命打假英雄理所当然地也就化为科学打假英雄。这叫做时势造英雄。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脱颖而出成为英雄，虽非易事却也似乎并不太难，例如舍身去救落水儿童、孤身与匪徒搏斗、数十年如一日地舍己为公或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但要成为打假英雄，可就难多了。因为，前者主要是舍己，只要豁得出去，便十有八九会众口交赞；后者却主要是伤人，打得越多，伤人越众，被打者的社会地位越高，打假者的政治风险便越大，闹不好就会身败名裂，落得个众口铄金的下场。所以，要想成为打假英雄，单是豁得出去还不够，必须有过硬的政治背景或靠山，先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例如，古代的官员要想在官场惩贪（官）打假（忠臣），必须有皇帝的默许，获得御赐的一个专用奏章匣子（匣子虽不上锁，却除了皇上谁也不敢私自打开），有了直接向皇上汇请示的特权，才敢放手去干。文革时期，之所以“遍地英雄下夕烟”，也并非是由于大家都突然抛弃了“不为最先”、“出头的椽子先烂”一类的祖训，全都豁了出去，而是因为有毛泽东号召和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等于是奉旨造反的缘故。
同样，方舟子之所以“敢把皇帝拉下马”，也并非他的骨头比我们13亿同胞都更硬，而是由于他定居加利弗尼亚，背靠当今科技第一强国，有了立于不败之地保证，你能奈他何？所以，拥有13亿人口、人才济济的中国，只能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因此，尽管方舟子的英雄事迹叩人心弦，却注定后继乏人，就连他的追随者们，也大抵只是托庇于新语丝，跟着鼓噪，鲜有敢于挺身而出传其薪火者。俗话说：“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那么，这等孤胆英雄，除了名扬天下，又能奈中国的腐败何？
二学术打假的实质方舟子在名义上是在进行学术打假。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是具有深厚官本位文化传统的国家，学术腐败从来是政治腐败的副产品，所以，方舟子的所谓学术打假，归根结底也就是政治反腐，其矛头之所向，最终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点，方舟子是清醒而又自觉的。例如，江晓原教授在为方舟子的《溃疡——直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一书所写的序中，将他称为“少侠”，方舟子也当仁不让地以侠客自居，认为“这段描写不错，有声有色，这个称呼也比较对我口味”，并且谦虚地说：“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体制不健全，像古代的江湖，所以还是需要侠客的。等到体制健全了，侠客也就该退隐江湖了。”（方舟子《以“科学”和“爱国”的名义——学术腐败在中国》，【新语丝电子文库】，2001.11.19）然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在夸耀了“美国已有程序化的正规渠道来处理学术腐败问题”之后，却又断言：“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不仅起不到打击学术腐败的作用，说不定还被用来保护学术腐败”，“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在另一篇文章中则说：“中国社会科学早就烂透了，管又有什么用？”（方舟子：《现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难当》，【新语丝电子文库】，2002.1.17）
更有甚者，在“9.11”事件发生后，他竟断言：“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为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叫好”（方舟子：《多少中国人在幸灾乐祸？》，【新语丝电子文库】，2001.9.14），宣称：“如果说恐怖主义袭击可以动摇美国的大厦却不能动摇美国的根基的话，对恐怖袭击的欢呼却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已腐烂到了何等程度。”（方舟子：《比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语丝电子文库】，9.12）中国历来以道德立国著称于世，现在连道德根基都腐烂透了，岂不腐败到了不可救药个地步？那口吻，比当年的造反派仅仅宣布中国的党政机构统统烂透了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仅如此，他还倡议建一个民间的“科学道德全国委员会”，来取代或监督腐败的官场。甚至还“在国内与几位院士商量了一下”。不难想像：这个“全国委员会”一旦成立，就必定是或不可能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其斗争范围或打击面也绝不可能限于学术范畴。而且，按照方舟子的狂妄性格与斗争资历，即或不出任主席，至少也铁定是主席团成员。这显然超出了学术或侠客的范畴，其“武林霸主”政治抱负与权力欲也就跃然纸上。可见，他的所谓学术打假活动的实质，归根结底也就是权势二字，与当年的造反派先打倒、后取代的行为又是何其相似乃尔！大有“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味道。
事实上，他所采取的打假方式，大抵也与文革造反派同出一辙——大鸣、大放、大字、大批判、大辩论，大民主，只不过将那一套搬到网上，将舞台扩展到了国外。甚至连辩论的手段与口吻——诸如口含天宪，武断专横，上纲上线、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全盘否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也皆与当年的造反派肖似（在下面还要具体分析）。
什么叫做沉渣泛起？这就是。
但在这沉渣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文化渊源，那就是早已成为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根深蒂固的权势情结，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替天行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诸如此类的格言所浓缩的那种权势观。难怪一位西方传教士感慨系之地说：“中国人人都是政治家。”若用我下放农村时所遇见的一位年轻的民间“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俺们村呀，就是一个木头撅子，只要给他扣上顶干部帽，也得发疯。”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权势有一种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嗜好，无论是干什么的，也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或文化程度的深浅，只要有条件和机会，便要过一把权势瘾。而“受招安”也无非就是“优则仕”的变种，同归“权势欲”的殊途罢了。
这是中国的“家国同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并且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或集体无意识。所以，无论方舟子的观念多么西化或美利坚化，骨子里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不过是个假洋鬼子耳。
三反腐的标准所谓打假，归根结底是制止腐败。所以，与其说方舟子是位学术打假英雄，莫如说是位反腐英雄。
何谓腐败？归根结底乃是一种文明病，一种文明社会才有的巧取豪夺的痼疾，一种中外古今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皆概莫能外的社会癌症。迄今为止，除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一切文明社会中，找不出一个能够治愈这个顽疾的先例。所以，如果有一位美国的什么“圆大副”，也像方舟子似的定居深圳，专门从事反对美国腐败的“学术打假”活动，其成果与名头也肯定不会让方舟子专美于前。
就拿癌症来说吧，据《自然》杂志在线新闻道，一项新的研究表明，相同的蛋白质控制着干细胞和癌症细胞的增生。也就是说，癌症乃是由于蛋白质的控制出了问题，致使癌细胞大量增生的结果。由此可见，癌变细胞也就是或可能是人皆有之的，只有当癌变细胞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是癌症。而且，患了癌症也并非没有痊愈——即将癌变细胞重新抑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可能，只有当细胞癌变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时，才意味着死亡。
从哲学的角度说，癌变细胞的泛滥主要是内因造成的，同样，癌症的治愈也主要靠内因。内因的作用如果小于或低于一定限度，再好的外部治疗也无济于事。反之，内因的作用在一定限度之上，再加上外因的作用，使内因作用不断增强，抑制住癌变细胞的泛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腐败亦然。即腐败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只有腐败到了一定程度才能称之为腐败的社会，只有当社会自身已然无力遏制腐败的泛滥之时才会崩溃。所不同的是，人死便不能复生，而社会则可以通过改朝换代，从头再来一遍——从一定意义上说，无非也就是从携带“腐败细胞”开始，直到再次改朝换代。有的朝代抑制腐败的内因作用较强，存在的时间就相对长久，有的则相对短暂。只有连改朝换代也遏制不了腐败之时，这个文明才到了寿终正寝之日。
明乎此，便有了一个腐败标准或程度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现在的中国究竟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内因作用或自疗机制究竟在一定限度之下还是之上？已然达到崩溃的边缘还是正在向内因作用不断增强方向发展？这是任何一个正直、善良、严肃、负责的中国人，特别是致力于反腐倡廉事业的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大夫治病，必须先望闻问切，对病情作出正确判断，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只有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的造反派英雄，才会无视或回避这一望闻问切的前提，甚至故意耸人听闻，制造混乱。
那么方舟子现象属于前者乎？抑或后者？用哈姆莱特的那句名言来说：“这是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最后解答者也正是他们自己。
四历史的教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反腐最激烈的大约就是贫民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一登上皇位便告谕群臣说：他对贪官污吏“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贪官污吏蠹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洪武四年十一月立法，下决心肃清贪污。洪武二十五年又颁布《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不但要砍头，还要剥皮楦草——活生生地将他的皮完整地剥下来，塞以稻草——立在衙门公座旁示众。以致从明朝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杀的人很多，很少有人能做到任满”……正如吴晗先生所说：“洪武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结果又如何呢？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贪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以上引文均引自吴晗《朱元璋传》，P196，北京，三联书店，1965）即或如此，也依然没有改变随杀随犯的现实。朱元璋一死，不但他的激烈反贪政策也跟着寿终正寝，而且贪污腐化、骄奢淫逸几乎成了明朝终其一代的主旋律。
其次大约就数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了，他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不在朱元璋之下，为了惩贪反腐，纯洁革命队伍，开国之初，便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晚年，为了防修反修，他不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发动全党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几乎所有的“当权派”，统统拉下马来进行审查、甄别，并试图在斗争中发现和提拔新生力量，重建新型的政治体制和干部队伍。这想法不错，却依然是以失败告终——先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倒，后来又不论真伪优劣一律复职。在这里，且不去关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失败原因或功过得失，单就反腐这一点而言，最大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恰恰是腐化大普及！一位西方学者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千百年来广大人民对于父母官的迷信，树立了广泛的民主意识。我认为纯粹是皮相之见。早在两千年前，陈胜吴广起义时，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汉代就有了相传为唐尧时期作品的《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一世做官，九世变牛”……一类的民谚也流传了上千年，中国百姓对于当官的要么趋炎附势，要么敬而远之，哪里存在什么迷信？十年浩劫所真正打破的其实是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理想与信仰。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旦丧失了理想和信仰，也就丧失了理性和自律，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里没好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一类的破罐子破摔心态。于是乎，便形成了今天的腐败大普及或腐败习俗化。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引出这样一条历史教训：腐败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根源，单是靠揭露和惩治是不够的，一味地揭露和惩治，就像单凭开刀不但治不好癌症，反而可能刺激癌细胞的扩散一样，往往会导致民心涣散和道德失衡——既然“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咱们还清高个什么劲儿呢？从而适得其反地助长腐败的普及化和习俗化。
换言之，揭露和惩治只是治标，必须与治本相结合，而且，更重要的是治本。一味地治标，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那么，以方舟子先生为代表的反腐英雄们，如果是真心实意地为了振兴中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式地趁火打劫，是否也可以借鉴一下诸如此类的历史教训呢？尤其是对于明史情有独钟而且是在“文革”后才出国的方舟子先生。
五反腐与国情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老专家曾对我说：好多病是治出来的。例如，按照西医的理论，胃全切除的标准可以接近90%。但中国医生发现，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术后的死亡率很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不同。西方人以肉类和乳制品为主，胃消化功能强，留下一点胃就能生存；中国人以五谷杂粮和蔬菜为主，吸收营养能力差，就需要留更多的胃才能活下来。而且，中国人生活节奏慢，不着急，愿意养，也有条件养，所以我们以后对于胃病主要采取保守疗法，实在必需切除时，一般也只切除50%左右。
可见，文化不同，科学的标准也就会有所不同。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也绝不能照搬。
腐败不仅是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便具有不同的腐败主因与次因，腐败的标准也就相应地有所不同。例如，中国文化传统有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官本位，因此各个方面的腐败便都必然与官僚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像西方那样，各界皆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最近发生的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超导论文造假事件，就与官场没有什么关系，大抵也是由贝尔实验室自己进行调查和处理的。而中国的所谓学术腐败，则不仅是政治腐败的产物，而且还是文化传统——即形形色色的长官意志、官僚作风——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必须严格区分政治腐败与官僚主义的界限，切不可将官僚作风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传统，也当成政治腐败。因为，政治腐败可以整治，而文化传统则有如一个人的个性或中国人的黄皮肤、黑头发一样，乃是民族的特性或根性，无法整治，只能一点一滴地改良。又如，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主要是权力上的腐败，而今天的腐败则主要是权钱交易的腐败。也就是说，腐败因文化和时代而有所不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
言必称美国的方舟子先生及其追随者，无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国情，一味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然会得出中国的学界、官场乃至“道德根基”皆已腐败的结论。若让他们来当政，他们就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动大手术，将中国的“胃”切除90％以上，中国不亡才怪。
更何况，西方社会在资本积累的初期，同样是腐败成风（这是但凡知道一点欧美近代史或近代文学的人都了然的），而且到处掠夺和殖民，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用英国非洲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的话来说，“抢劫是这样的公开和普遍，似乎并不因此玷污人的品德，也没有人把这样的行为当作错误”，“当他们变得比较富有的时候，欧洲人就以为他们向来就具有一种高于印度或非洲的文明。他们忘记了过去。而他们过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P289－290，北京，三联书店，1973）。
西方人健忘是他们的事，我们不便干涉（更何况还有一批戴维逊先生这样并未健忘的文化精英），但毕竟还是炎黄子孙的方舟子及其追随者，总不该健忘吧。不过一个世纪之前，“当天津被八国联军攻占之后，一封告诉上海纸此条消息的电描述了北方事态的惨状：天津6月15日电——大街上几千具尸体在炎炎烈日下腐烂，城市的大部分还在燃烧……接到这封电后，当成千上万的腐尸还在眼前晃动，英国人及在其领导下的上海工部局便决定，打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骑自行车举行火炬游行，以表达对北京事件的庆贺”（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P223，海南出版社，1996）。现在你们竟然用那些强盗们的后裔建立在掠夺和殖民基础之上的文明标准，来称量多灾多难、刚刚起步的中国，并且将中国描述得如此不堪，且不论良心或良知的有无，起码是太不公平了吧？
中国学者曹锦清说：“工业发展需要积累资本，问谁要？西方国家好解决，向海外贸易要，向殖民地要，而我们只能向占人口多数的、最贫困的农民要。”（曹锦清《“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东方》，2002年第8期）补充一点，就是还得向“拉动内需”要。脑白金、核酸营养品一类的保健品虽然与广告宣传不符，的确是商业炒作。但毕竟不是毒药、害药，还多少有些诸如安眠或心理安慰之类的保健效果，其社会危害，并不比那些昂贵而且具有一定毒副作用的特效西药更大，却有利于拉动内需，积累资本，缓解下岗职工的失业压力……总的来说，恐怕还是利大于弊。方舟子及其追随者却要摆出一副道德家和卫道士的面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就像卫生主义者要用手术室的灭菌标准来规范国民的卫生，并且将所有的不卫生现象统统视为“腐败”似的，要求中国的商界或政界纯洁清明如婴儿一般，否则就是腐败。且不论是何居心，古今中外又有哪个国家或社会能够符合这等高标准？美国能吗？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们自己能吗？
六总而言之方舟子及其追随者的打假或反腐，如果确是为了振兴中华，那么就应该像大夫一样，首先对病症和病人作出正确判断——是一般的伤风感冒？是疑难重症？还是不治之症？病人的体质和心理状况如何？有无其他病史？是遗传还是传染？家庭条件和环境如何？……然后再对症下药——是采取保守疗法并向病人推荐其他病人痊愈的经验教训？是动大手术？还是让家人准备后事？然而，从方舟子及其追随者的架势和口吻来看，不知怎么的，总给我以要大家“准备后事”的感觉，不知是我神经过敏？还是情况真是严重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抑或是造反派阴魂不散、权势情结沉渣泛起所制造的喧嚣？
望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们三思。
2002年12月10日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3期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二）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野鹤
方舟子及其追随者的另一大社会活动，就是宣扬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所谓绝对真理观，就是将一些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共识的理论或观点，当成不可动摇或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并以此划线，将所有试图质疑和挑战这些理论或观点的人，不分清红皂白地统统斥之为“不懂装懂”、“无知无畏”、“狂妄”、“骗子”、“神创论”、“反科学”、“反人类”……似乎，他们所坚持和维护的不但是绝对真理，而且在中国也唯有他们掌握了绝对真理。
人类的起源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最早提出了非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假说。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特别是东非考古人类学的丰硕成果，使这一假说获得越来越多的实证；但另一方面，从它提出伊始，也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质疑，并提出相应的欧、亚起源说或多地区起源说。而且，形形色色的挑战和质疑，同样也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不断发展。中国古人类学学者周国兴就指出：“我国人类化石某些形态特征的相承性，也支持了多地区论。例如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上门齿舌面呈铲形，这一特征在后继的北京人、丁村人直至东亚地区现代人中均有体现……在古文化方面，主要是石器制作技术上承袭了祖先的技术，而看不见来自非洲的因素。这也是对多地区论的支持。”（周文斌：《古人类学家周国兴评柳江人》，新语丝，2002年12月2日）最近，生物学权威杂志《分子生物学和进化》发表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于宁等人的文章也说：他们“通过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62个个体样品，对人类X染色体中的个碱基对的非编码区序列做了序列分析和物种系统发育研究，证明人口的扩张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亚洲和欧洲人种并非来自早先科学家们所认为的非洲某个小部落人群”（《科学时》2002年12月2日）。
也就是说，人类起源的问题始终是个假说，从未形成过什么“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正如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家们所指出的：“人类起源与演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化石证据不足的问题，光靠一两个学科、一两种方法是无法弄清的。任何时代取得的科研结论都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我们是土著还是移民的后代》，《科学世界》2002年第11期）
方舟子却断言：“人类的故乡在哪里？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非洲，特别是东非，是人类的故乡，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分子遗传学的多项研究也与这种看法一致。”并认定中国古人类学家对于这一“共识”的质疑，不过是为了争“面子”、过“嘴瘾”。他还洋奴气十足地揶揄道：“如果想要恢复中国作为人类故乡的地位，就该老老实实地去寻找可以跟南方古猿竞争的早期人科化石，尽管这样的希望十分渺茫。”（方舟子：《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吗？》，载《中华读书》，2000年4月12日）言下之意，自然是训诫中国的学者不必再去做这等为图虚名而又劳而无功的蠢事。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古人类学界和古生物学界的诬蔑与否定；而且，也是对于达尔文的这一假说所有挑战和质疑的全盘否定。因为，迄今为止，的确还未在非洲以外发现200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然而，正如人类迄今为止从未登上过火星，决不等于人类是否能登上火星的问题早已解决一样；迄今尚未发现足以推翻这一假说的化石，也决不等于这一假说就是绝对真理。
更何况，对于假说的挑战和质疑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都像方舟子似的，将达尔文的假说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又有多少人还会去致力于艰苦而又枯燥的考古发掘？如果中国的科学界也向方舟子似的，将所谓“国际学术界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岂不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学术殖民地命运？
要之，方舟子关于“人类的故乡在哪里”的所谓“国际学术界共识”，只不过是具有暂时和表面多数的一种假说。随着科学的发展，随时都在被修正，随时都可能被否定。而方舟子却将它视为“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和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并用以蔑视中国的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界，充分暴露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
达尔文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同样也是只具有相对真理性的假说，因此，自1859年他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便不断地被修正。一百多年来，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美国遗传学家戈德斯米特的“大进化”观、德国学者德沃夫的“新灾变论”、日本科学家木村资生的“中性学说”、法国数学家托姆的“突变论”、美国科学家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论”、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的“协同论”等等，他们从不同方面修正了达尔文“自然界没有飞跃”的渐变说和“没有任何激变曾使整个世界变成荒芜”的渐灭说，否定了他的直线式进化是生物进化唯一模式的线性进化模式，提出了比生存竞争说更全面、更准确的协同进化和系统进化说，挑战和质疑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这些修正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一，达尔文进化论确实是假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谬的历史。”（《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P485）
二，进化论学说早已超越了达尔文学说的范畴，成为整个科学界的一种综合理论。其内涵也早已超出生物学或考古学的范畴，成为包含宇宙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数学、哲学……几乎所有学科的综合学问。因此，进化论不但已不再是达尔文的专利，而且已然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学说，而是一个多元的、其说不一、争执不休的、汇聚在“进化”大旗之下的“多兵种集团军”。
也就是说，达尔文进化论早已不是一种具有统一答案的一元学说。所以，为方舟子所称道的著名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散文作家杰·古尔德才说：“事实上，我比较怀疑一种诚实的探讨会找到答案。我们可以明确地解决小问题……可以合理地处理中等程度的问题……大的问题则只能听从自然的丰富多彩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304，北京：三联书店，1997）
可见，仅仅入了生物化学的门槛便又退了出来的方舟子，及其连门槛的边儿都没摸着的追随者们，充其量不过是些“政治家和说教者”，有什么资格以进化论的内行自居，“天纵神明”地剥夺其他学科的人的发言权？又凭什么捏造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共识”，并将它当成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口含天宪地将他人的质疑和挑战，统统说成是“伪科学”、“反科学”？
更何况，生物进化学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起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未来的命运等终极关怀问题，正像法律和法规并非法律学家的专利，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议论、质疑和挑战它一样，每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终极关怀意识的人都有资格去议论、质疑和挑战进化论。是谁规定了只有生物化学家才有发言权？对于外行议论，可以解释、教育或批驳，又凭什么以科学主子自居，将他们的议论统统视为“垃圾”，连损带挖苦地封杀，动辄扣上“神创论”、“伪科学”、“反科学”、“反人类”一类的大帽子，企图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这种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的论调，与文革时期只有“红五类”才许革命的血统论又有何区别？
事实上，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现有进化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充分证明了1986年美国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进化论者——沃尔森教授具有代表性的讲话：更趋完善的生物进化论需要新一代的达尔文、辛普生、赫胥黎或“生物学方面的爱因斯坦”才能实现。（转引自徐钦琦：《生物进化论如何走出困境？》，《化石》2000年第1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舟子们不正是打着捍卫达尔文进化论旗号反对进化论的进化吗？
再说，任何科学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实干出来的，而不是“捍卫”出来的，你们挂着“专家”和“内行”的幌子，不老老实实地去搞科研，却热衷于“捍卫”，谁知道你们究竟捍卫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为了否定进化理论是假说，以基督教死敌自居，认为耶和华是“杀人魔王”，“基督教从立教时起，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毒瘤”的方舟子，竟然不惜自贬身价拉教皇作盟友，说什么：“连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也已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个假说’。”（刘华杰：《网上再访方舟子》，【新语丝电子文库】2000年3月1日）如果他能拉上一位（哪怕仅仅是一位）权威学者或科学家，来支持他的“非假说”说，又何至于出此下策？
更有趣的是，《科学》2002年第6期上刊登的RodgerDoyle的文章《进化论的退却》，说：2001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占全美人口整整45％的人赞同神创论观点，进化论课程激起了人们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界的忧虑，而反进化论者则利用这点来宣扬神创论观点，以致神创论者正在改变美国州立教育标准。言必称美国的方舟子也明明知道：在20世纪初，美国就“成为了世界反进化论的中心”，“原教旨基督教在美国势力庞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原教旨基督徒），其反进化论的宣传攻势也相当成功，近十年来，调查表明，美国公众接受进化论者从来就没有达到一半”。（方舟子：《“起源之战”没有中立者》，《中华读书》，2002年2月14日）相形之下，历来缺乏宗教意识，大约连进化论和神创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都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进化论似乎根本构不成威胁，按说，捍卫进化论的当务之急应该在美国才是。然而，身居美国的方舟子却偏偏要到中国来大张旗鼓地捍卫进化论，岂不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小题大做、无的放矢？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对于进化论和神创论的了解，大约也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高明不到哪里去，却也捕风捉影地跟着鼓噪，岂不是盲从到家了？
探索与实证方舟子曾说：“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方舟子：《什么是科学精神？》，《中华读书》，2001年1月23日）暂且不论他的这一定义正确与否，假定它是对的。但我们也不能只“察其言”，还要“观其行”。一观，问题便来了。
例如，他在《植物真的具有感情吗？》（《科学世界》，2002年第6期）中，开头便说：“植物会有像人一样的感情吗？这本是一个傻问题。”然后，便把庞天舒女士和***放在一起进行批驳，并将美国的测谎仪专家巴克斯特揪出来示众，指出他所宣布的新学科——“植物心理学”，及由此而引发的所谓“生物能量场”理论和“巴克斯特效应”等谬论，早在30年前就被康奈尔大学的霍洛威兹等3名生物学家的严格的科学实验推翻了。最后宣布：“科学界对此已有定论。因此与***所宣称的相反，并没有科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感慨系之地说：“谬论有时候要比真理流传得更久远。”若仅仅就揭露“科学普及中混杂的谬误”和“人与地球丛书”的商业炒作现象而言，这篇文章大抵还算不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至少有三：
一是定论不等于真理。即或是成为一个时代全体科学家共识的定论，也只是“比较不荒谬”的假说而非真理。例如“以太说”，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没有经过任何“严格科学实验”，全凭思辨所设想的一种弥漫在宇宙间的媒质。若按照方舟子及其主要追随者赵南元教授的标准，自然是不可靠的“胡说”。然而，正是这样一类的“胡说”推动了西方古典科学的发展。到了17世纪，笛卡尔为了解释行星的绕日运动，再次提出“以太说”，认为宇宙空间并非真空，而是充满了以太，整个太阳系处于以太阳为中心的以太大漩涡中，从而形成以太论的第一次高潮，并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期间内，一直是西方科学界的定论或共识。直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断定宇宙是与牛顿力学相适应的绝对真空，笛卡尔的“以太说”才作为一种“胡说”被抛弃，而“真空说”则取代“以太说”成为定论和共识。又过了不到一个世纪，随着光的波动性、特别是电磁场的波动性的发现，新的“以太说”再次兴起，认为以太是一种透明、无重量、无磨擦阻力、而且用化学或物理实验都不能探测的东西，渗透于所有的物质和空间，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又否定了牛顿的绝对真空，形成以太论的第二次高潮。但1881年，专门为探测地球穿过以太的运动而设计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给这种“以太说”以致命一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则又进一步完善了牛顿的绝对真空说，使第二次以太论再次沦为“胡说”。但爱因斯坦并未彻底抛弃以太论，而是在广义相对论中重新将其引入，谓之“广义相对论以太”，20世纪60年代各向同性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被某些学者看作是对爱因斯坦新以太说的印证，从而使“广义相对论以太”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再次成为“国际科学界共识”。可是，爱因斯坦的真空论毕竟属于经典真空论，随着量子力学和量子真空论登上物理学舞台，越来越的科学家开始意识到：真空再也不空，其中充满被称之为零点振荡的量子涨落和真空凝聚。从而也就意味着更新的或更高层次的以太论的涅槃，并且再次使牛顿的绝对真空成为“胡说”。
这样的事例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确实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P561）
那么，方舟子辈凭什么将30年前建立在3名生物学家的所谓定论，视为不可逾越的真理，断定“植物也有感情”的猜想或假说就一定是谬误呢？一个多世纪之前，认为动物不会制造工具，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不也曾是那个时代包括马克思都承认的定论和共识，现在呢？还能说“动物也会制造工具”的说法是谬论吗？不过一个多世纪之前，谁会相信不但没有任何“中枢神经系统”，而且也不具备任何感觉器官的细胞，其内部和细胞之间会有“通讯联络”？而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已然发现从最微小的细菌到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其基因中都隐含了预测密码，那么，又怎见得一个世纪之后，科学家不会用更先进、更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没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植物也会有感情呢？
二是方舟子所谓的“探索、怀疑、实证、理性”，只是12～13世纪才在欧洲兴起的近现代科学的特征或特质，而非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精神。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精神应该是：连动物都具有的好奇心和在此基础之上进化出来的、人类所特有的求知欲与想象力。上述最早的以太说，就是古希腊人强烈求知欲与想象力的产物，虽然没有“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可以说，一切科学的发现或发明，无不都是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产物。所以，学贯古今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说：“好奇是激发剂。科学家的首要需求就是好奇。科学家必须具有好奇和渴望发现的能力。”（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P5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爱因斯坦则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更确切地说，正是广大无知无识的民众，出于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所提出的“傻问题”，推动了科学家的探索活动。如果将近现代科学比作一棵已有400多岁的大树，那么，广大民众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傻问题”，便是它的根系，而且，最长的“根”或最大的“傻问题”：天是什么？至少已有二三百万岁的高龄。
明乎此，便应该懂得：对于形形色色的“傻问题”只能引导而不能封杀，封杀它们就等于切断了科学的根系，也就等于封杀科学。
事实上，形形色色神秘现象的“傻问题”——诸如植物具有感情吗？血型与人的性格有没有关系？是否存在飞碟？百慕大三角是怎么回事？……包含着大量有待探索的未知现象。而方舟子却以“学术警察”自居，不是积极地加以引导，而是凭着他现有的那点有限的科学知识，打着科普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将有关神秘现象的议论统统说成是“伪科学的泛滥”，一味地挥动所谓的“奥卡姆剃刀”进行封杀。无论其主观动机是什么，其客观效果都是对科学发展的釜底抽薪。尤其是处于现代科学刚刚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民众与青少年，比起他们的那些只懂得修齐治平、一心以天下为己任而对其他事情不甚关心的祖先和前辈们，开始对这些历来被视为怪力乱神的事物产生兴趣，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当然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加以引导，但更需要保护，而绝不是方舟子式的蔑视、挖苦和封杀。
三是科学研究从来是全民的共同事业，而绝非是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进入的贵族俱乐部。因此，无论是科学家的专业探索，还是非本行的科学家的业余探索，抑或民间的外行的或盲目的探索，甚至是某些利欲熏心之徒急功近利的“探索”，全都应该视为科学探索的组成部分。当然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却万万不可因为“伪”或“粗”便将其统统扼杀。更不能用道德标准去加以否定。例如，15～16世纪始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大发现”，其领导人——无论是麦哲伦、哥伦布还是达·伽马、科尔特斯——都不是科学家，其成员，不过是一群由僧侣、商人、士兵、水手、无业游民、罪犯、个别的学者或研究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其性质是海外冒险和扩张；其主要动机或目的，是改变异端信仰、寻求贸易通道和寻求黄金；其道德准则，则是非我族类，格杀勿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皆非科学探索。然而，却大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西方文明的骄傲、基础和核心的现代科学，也正是这一利欲熏心、狂暴凶残的冒险和扩张活动的产物。
事实上，许多科学的发现或发明，不仅是源于广大民众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而且还常常源于许多异想天开的、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探索。例如飞机的发明，就起源于许许多多不具备任何科学知识，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训练”，以为绑上两个人造的翅膀便可飞上天的“妄人”或“狂人”。或者说，正是那些因为无知才无畏的“妄人”或“狂人”的“伪科学”探索活动，冲破了或启发了科学家们被形形色色的科学条条框框所框死的定向思维（例如，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已然上了天，竟还有物理学家公然宣称载人飞行是违反物理学定律的），触发了他们的创造灵感。用方舟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偏见的、非纯客观的研究过程未必不能得到客观的结果，正如走了弯路未必不能达到目的地。”（方舟子：《慎勿乱说生物学——评陈蓉霞》，新语丝，2002年6月2日）
那么，又怎见得被方舟子轻蔑地称之为“原是纽约市的警察”，在“一所野鸡学校获得‘补充医学’（江湖医术的代名词）的‘科学博士’学位”的巴克斯特，所进行的“伪科学”探索，就不会触发其他科学家的创造灵感，去进行有关“植物是否有感情”的科学探索？又根据什么武断地说：“并没有植物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
若按方舟子的科学精神定义，他事实上也就是在用实证封杀探索。
总而言之任何科学学说或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将所谓的“国际学术界的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显然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反科学思潮。看来，动辄判别人以“反科学”罪名的方舟子辈，恐怕才真正是洋奴气十足、打着科学旗号反科学的江湖骗子。
2002年12月17日初稿；2003年3月10日改定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4期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三）为辩而辩的偏执狂野鹤
若孤立地看方舟子的某篇或某些篇文章，你会觉得他的确言之凿凿，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但是，如果将他的另一篇或数篇同样是言之凿凿，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的文章，两相对照，便会产生困惑——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到底想坚持什么观点？就好像是你说乌鸦是黑的，他就引经据典地说乌鸦是白的；若另一个人说乌鸦是白的，他立即又引经据典地说乌鸦是黑的。使我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一句名言：“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当然，其最终的目的恐怕还是有的，大约就是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霸主——辩倒所有对手的“真理化身”。难怪他傲气十足地对采访者宣称：“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于这样一位为丧失理性、为辩而辩的偏执狂狂，你能奈他何？
不计目的的辩论狂9.11事件发生前，方舟子曾在网上义正辞严地批驳《华夏文摘》的反爱国主义宣传，他在文章中说：
我们牢记百年前、几十年前中华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响至今的后果，是为了奋发图强，而不是“把一切责任赖到别人头上”，当然，别人的责任也不能一笔勾销。
“真正学会平等待人”，“物我两忘地融入世界文明”之类的高调，是否该唱，要看是对谁、在什么时候说的。
“爱国”是一种爱情，爱情这玩艺，很难做理性分析，不好多问个为什么……只要想想印第安人当年以鸡蛋击石头的抗击殖民者的悲壮史，看看至今印第安人虽已无力回天而仍然不忘几百年前的屈辱，把美国法定的“哥伦布纪念日”视为屈辱日，中国人牢记百年前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
爱国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的需要。既然世界还未大同，国与国之间还存在竞争和对抗，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就像在私有制社会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天经地义，对于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新语丝电子文库】1999.7.17）
确实鞭辟入里，令人感佩。其爱国激情与爱国之道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可是，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他的爱国激情与爱国之道似乎突然就转了180°，竟然在网上斥责中国人“幸灾乐祸”，说“中国社会弥漫这一股反美情绪”，并义正辞严地感慨道：
如果说恐怖主义袭击可以动摇美国的大厦却不能动摇美国的根基的话，对恐怖袭击的欢呼却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已腐烂到了何等程度。想到这些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不知人道为何物的都是些以后会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就让人不寒而栗。（方舟子：《比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语丝电子文库】，2001.9.12）
两天后，他又在网上贴出《多少中国人在幸灾乐祸？》，断言：“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为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叫好”，其根据是：位网民的投票。且不论大抵属于小知识分子阶层的个网民是否能代表13亿中国人；用不到万分之一的“随机统计”来“实证”全体中国人，是否符合他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或“科学理性”？就算是，不也正是“我们牢记百年前、几十年前中华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响至今的后果，是为了奋发图强”的表现么？怎么才过了两年，就忘记了自己所说的：“爱国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的需要……对于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爱国’是一种爱情，爱情这玩艺，很难做理性分析，不好多问个为什么”一类的话，也唱起了像《华夏文摘》那样的“反爱国主义”的“高调”了呢？
当然，人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更何况他这回所谈的主要不是“爱国”而是“人文主义原则”，因此，同一天，他又在网上发表了《一点声明：我的人文主义原则》，对他收到的“许许多多忠告、警告、谩骂、抗议、威胁信”及“反驳文章”，表示不屑与拒绝，大义凛然地宣布：“虽万千人吾往矣”，显示其捍卫“人文主义原则”的坚定立场和浩然之气。那么，他所谓的“人文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据他自己说：“按西方的本来定义，是‘一种伦理理论和实践，强调理性，科学探索和在自然界中人类的满足，通常拒绝信神的重要性。’简单地说，人文精神就是科学探索精神、理性精神、世俗精神和反宗教精神。”（方舟子：《对人文精神的背叛》，【新语丝电子文库】，1999.12.7）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实质，无非就是他整天挂在嘴边的“科学理性”。却似乎与9.11事件及他所谓的“幸灾乐祸”皆拉不上什么关系，不知他何以不去悲壮地坚持大家都明白的“人道主义原则”，偏要来宣布这等不搭界的“人文主义原则”？或许是气糊涂了吧？却又偏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地不许别人也“糊涂”一把。三天后，竟又在网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批特批同样是在坚持“人文主义”原则的余杰。
余杰在其《丧钟为你而鸣》中，痛心疾首地将所有“幸灾乐祸”的中国人称之为“丧心病狂的‘看客’”、说他们的“幸灾乐祸”是“一个怯懦民族仅存的勇敢”、“是一个自私民族表达‘爱国热情’的唯一形式”……其“人文主义”原则的坚定与激烈，简直比方舟子还方舟子。只不过是由于用了“神”和“撒旦”这两个词儿，又在结尾处引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便触犯了方舟子的反基督教情结，居然令他火冒三丈地将自己刚刚宣布的那个充满浩然正气的“原则”置之脑后，不惜同室操戈引经据典地对余杰严加痛斥。（参见方舟子：《失语之后切莫胡言乱语》及其附件《丧钟为你而鸣》，【新语丝电子文库】，2001.9.17））这回倒是有那么点“科学理性”的味道了，却似乎又忘记了他那刚刚暴露的“反爱国主义”的原则和立场。
方舟子用来痛斥余杰的“经典”就是：卖弄他的历史知识——说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后，是如何烧杀掠夺，血洗全城，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宗惨案；1187年阿拉伯人夺回耶路撒冷后，对于基督教徒又是如何地以德怨；而基督教徒又是如何地不领情，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血洗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云云。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博学多才和反对割断历史的唯物史观。只可惜他偏偏又一次忘记了三天前自己对于乔新生教授的批驳。乔新生教授在2001年9月14日的人民网上的文章《其实，这是一场早已开始的美国人的战争》，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恐怖分子针对美国的这场战争，归根结底是美国到处推行霸权主义、训练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打击异己和到处推行好莱坞的暴力恐怖电影的产物。无非是总结历史教训，倡导民族和文化冲突中的理性原则，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感情冲动，应该正视9.11事件的历史因果关系。在反对割断历史，坚持唯物史观这一点上，与方舟子对于余杰的“告诫”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矛头之所向是山姆大叔而非恐怖分子和“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这自然又忤逆了自称“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感情冲动”的方舟子。于是，为了迎头痛击这种公然的“忤逆”，方舟子竟又不惜割断历史，将历史唯物主义和对于阿拉伯人的赞美之情弃若敝屣，就事论事地将乔教授的文章称之为“为恐怖主义开脱责任”，说乔教授“应该去担任恐怖主义的大律师”……甚至还宣称：“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缘，也不是中国人”（方舟子：《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哪里还有半点“人文主义”的味道？更遑论什么“原则”了。
且不论方舟子的这种文化或学术上的霸权主义作风，与美利坚的霸权主义究竟有无联系或有多少联系？也不论方舟子这种如丧考妣的“反爱国主义”激情，究竟存在什么背景？单是从他上述的一系列口含天宪、翻云覆雨、丧失理性，逮谁咬谁的表演来看，起码可以断定：他的辩才已经偏执到了不计目的为辩而辩的辩论狂地步。
运用自如的诡辩术方舟子确实聪明过人，机敏善辩，并且已然形成一套运用自如的诡辩术。常常令人火冒三丈，却又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不过只要拆穿了，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雕虫小技耳。试举数例发见如下：
一、武断霸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凡认真读过许靖华先生的《大灭绝》的人，大约都会觉得他的文章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不但读起来兴趣盎然，而且还能从中得到许多科学知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科普著作。就因为批评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便被方舟子全盘否定，说它“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贩卖偏见的宣传手段。”（方舟子：《再为达尔文辩护》，《中华读书》2000年4月30日）。甚至，将它斥之为“出于对生物进化论的无知和偏见”，宣扬“伪科学迷信”的“精神毒药”和“宣传反进化论的伪科学邪说”（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中华读书》，2003年1月23日）。众所周知，科学界从来不是一统天下，而且允许并鼓励各式各样的理论或观点争执不休。那么，是谁、又凭什么规定科普著作只许普及知识不许普及观点或只许普及某一种观点呢？即或是主流的观点，不也是一种迟早会被更新的假说所取代的假说吗？再说，在科学史上，哪一种主流观点不是从非主流观点起家的，就连被方舟子奉若神明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也如此吗？那么，你又凭什么将某种主流观点当成绝对真理，不许宣传和普及其他的理论或观点呢？更何况许先生的观点并非胡说八道的谬论，而是一种严肃的假说，你又凭什么党同伐异地对它进行否定和扼杀呢？退一步说，即或他的观点不对，你可以批驳他的观点，凭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将《大灭绝》中大量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知识弃若敝屣呢？
更有甚者，国内出版了一套《新语文读本》，36册（高中卷、初中卷、小学卷，各12册），共708篇文章，仅仅由于其中一篇文章及其编写手记，对于许靖华先生的观点进行了介绍，便被方舟子全盘否定，说“这套读本在宣传反进化论的伪科学邪说”，冠以“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的大罪名，连同那些编书人——那“一批‘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中学语文教师’”，统统一棍子打死。还意犹未尽，又将中国人文学界拉来作为陪绑，说什么“许靖华的邪说，只在反进化论的中国人文界才找到了知音。”（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真真是武断霸道到了癫狂的地步。如果有人看到方舟子先生的脸上长了个疖子，便断言他已是梅毒晚期，并且效法方舟子先生的诡辩术，声称：“你有患梅毒的自由，我也同样有批评梅毒的自由”、“俗语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不能因为只有脸上一个疮来论证你不是梅毒晚期”、“我不是‘性病大夫’，也不是‘卫生警察’，我也历来主张性自由，并没有呼吁政府部门制裁你……难道只许你患了梅毒还自诩身体健康，就不许我提醒大家多留个心眼，不被误导，免受其害？”（参阅方舟子：《且慢为伪科学鸣冤叫屈》，及其附件：朱正琳《为〈新语文读本〉鸣冤叫屈》，【新语丝电子文库】，2002.8.13）不知方舟子先生会作何感想？
二、偷换概念，胡搅蛮缠的诡辩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世界奥秘无穷，其复杂性决不是那些浅薄张狂的科学主义者能想像的。那些人总是极其狂妄地认为自己越来越逼近于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可事实上我们对自然了解得越多，它的复杂性也显示得越多……我们对自然的了解永远只是沧海之一粟。”（卢风：《对生命技术我们应当谨慎》，《科学时》，2002年9月29日）这道理并不深奥，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人类作为脊椎动物亚门的一个物种，其寿命则是有限的（只有500～1000万年），以有限的生命怎么可能完全认识无限的宇宙呢？尽管有的科学家幻想：人类在灭绝前会将人类全部智慧的信息转移到电子中去，使所有的电子都成为智能电子；或在我们的这个宇宙毁灭之前，造出一个人造小宇宙，将所有智能生命带到其他的宇宙中去……(参见保尔·戴维斯：《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然而，即或如此，电子智能生命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更大的无限。
按说，自诩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博览群书”的方舟子，总不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吧？可是，为了驳倒卢风，证明哲学家都是一些“什么问题都敢扯，什么话都敢掰，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骗子，他竟不惜用“不进步”这个概念偷换“不可能”，胡搅蛮缠地说：“如果仅仅因为自然奥秘是无限的，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就永远是沧海一粟，又何来科学的‘进步’？那些新增的科学知识哪里去了？还是一旦有了新的知识，已有的知识就会自己跑掉，让知识的总量保持不变？”（方舟子：《哲学家也不能胡说科学》，新语丝，2002.11.14）接着，又用“逼近”这个概念偷换“完全”，继续胡搅蛮缠：“就算沧海是无限的，为什么我们就只能了解其一粟？为什么不能有二粟、十粟、百粟、千粟、万粟、亿粟？亿粟与一粟比，难道不能说是在逼近对沧海的掌握？”（同上引）别说是亿粟，再多的粟不也还是达不到完全吗？面对着无限时空，再逼近不也是沧海一粟吗？
谁能相信这等街头小无赖式的诡辩，竟会出自一个学者、诗人、斗士、英雄、少侠之口。反过来，这等无赖式的辩论狂，可能是学者、诗人、斗士、英雄、少侠吗？
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矫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先生的《关于“**功问题”的思考》一文，在认真分析了出现“**功问题”的心理因素、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的基础上，指出：“当今中国面对的最深刻的挑战……不是失业，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腐败，而是没有严格有效的意识形态！”并向政府建议用“放”代替“禁”、以“导”取代“堵”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开放结社”。其思想核心，无非就是建议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按说，一向鼓吹民主和自由，并以此为标准一味抨击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方舟子，应该引康先生为同志和战友才是。可他竟然照批不误，而且避而不谈康文的主旨——开放结社，断章取义地将康文说成是鼓吹引进基督教。为了批驳自己竖起来的这个假想敌，他居然说什么：“中国五、六十年代，或者苏联的大部分时期，对‘正教’的打击并没有导致邪教的泛滥，对正当社团的压制也没有导致黑社会的猖獗，反倒是在政府放松了对宗教、社团的控制之后，邪教、黑社会才随之猖獗。”（方舟子：《对人文精神的背叛》，【新语丝电子文库】，2000.12.23）瞧，为了打遍天下，他甚至不惜放弃民主自由的立场，对他所痛恨的“专制体制”唱起赞歌来了！简直矫情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
四、死不认帐，恐吓谩骂扣帽子方舟子在驳斥吴国盛教授的科学应有禁区说时，曾武断地说：“现代科学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已充分说明了，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比如对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国就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定期受训……”（方舟子：《科学无禁区》，《中华读书》，2000年9月13日）当我引美国的科学家在冷战时期曾用学生、囚犯和濒临死亡的病人做放射性实验的事情（见李大光：《科学也曾如此邪恶？》，《中华读书》，1999年2月29日），责问他如何自圆其说时（见野鹤：《科学有禁区》，《科学时》2002年10月27日），素有“光明磊落”之美誉，自栩“在较正式的辩论中不太可能犯错”的方舟子，竟然避而不谈我的责问，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反责我是“拿‘研究有纪律’、‘技术有禁忌’论证‘科学有禁区’”，似乎他根本没有说过上述那些洋奴气十足的话似的。而且，在一通狡辩之后，又在结尾处羞脑成怒地给我扣上一顶“史无前例”的特大号帽子——“对科学研究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天纵神明、想到科学界当暴君的‘反科学狂人’”（方舟子：《“科学”与“禁区”的糊涂帐》，《科学时》，2002.11.3）。自称深受鲁迅影响，自诩从初中一年级起“我的案头就总会有一、两册的鲁迅全集分册或作品集的单行本放着，不时地翻翻”（方舟子：《我的经典》，【新语丝电子文库】，1999.3.21）的方舟子，怎么连鲁迅先生的名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也忘得干干净净了呢？
五、偷梁换柱，实用主义地引经据典。以进化论的专家和捍卫者自居的方舟子，当然无法回避杰·古尔德这样的进化论巨擘，因此，他不但时时提到古尔德，在古尔德逝世后，还写了《信仰马克斯主义的西方科学大师》一文（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0日）以示纪念，一副得其真传的虔诚之态，令人感佩。并且给人以古尔德与他一样，都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的印象。然而，实际上却对古尔德的哲学思想核心——中庸之道避而不谈，讳莫如深。例如，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的后记中明确写道：“亚里斯多德认为，多数重大的争论都可以通过中庸之道来解决。自然界中的复杂和变幻令人不可思议，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大的问题则只能听从自然的丰富多彩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304，北京，三联书店，1997）缪托知己的方舟子，却力图将这位深谙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化为他那种浅薄无聊的科学主义者。
同样，自称在世界观方面受爱因斯坦影响较大，并且一再引爱因斯坦的话或文章抨击神创论和基督教的方舟子，不但对爱因斯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诸如“我认为，今天人类的道德行为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副产品。”、“人类有一切理由认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宣扬者高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这样的人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所有那些研究科学和构造思想的人的成就。”（《爱因斯坦语录》，P157，185，杭州出版社，2001）——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而且还实用主义地将爱因斯坦的话改头换面地以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例如，在避而不提原话的情况下，将爱因斯坦的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拐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同上引，P136），篡改为方舟子名言“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网上访科学／人文两栖学人方舟子》，《科学时》，2000年2月21日）硬要将一个哲学盲或辩证法盲，打扮成爱因斯坦式的辩证法大师。可见，其实用主义恶习已然成性，简直到了无耻的地步。
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不妨到【新语丝电子文库·方舟子作品】中去发见，保证比比皆是，满载而归。
总而言之平心而论，方舟子的确聪明过人、才华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的确喜欢读书并且读过不少书。就连他自诩是科学、人文两栖，也大抵不错。如果说他有什么性格缺陷和致命错误的话，我认为就是伟人欲太强和学习目的错了。而且，相比之下，后者更为致命。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大抵是：古人的学习是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和帮助别人；今人的学习则是为了炫耀自己和贬低别人。前一种学习意味着总是跟着自己的问题走，就像一棵树苗，不管多么稚嫩，总是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根系、舒展自己的枝叶，不断地从阳光、空气、水中吸取各种养分，便迟早会长成大树。若具有伟人欲，便有望成长为参天大树。而后一种学习，则是跟着功利走，就像热带森林中的绞杀植物，将全部的聪明才智皆用于纠缠、攀附和绞杀，靠绞杀别人为生。其结果，不是与子偕小，便是同归于尽，不但长不成大树，连脊梁都挺不直，永远是一副纠缠扭曲的无赖相。如果再具有强烈的伟人欲，其破坏作用就极其可怕。
爱因斯坦说过：“谁要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望与方舟子辈共勉。
2002年12月21日初稿；2003年2月22日改定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5期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四）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野鹤
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以科学主义斗士自命，到处宣扬一种非此即彼的科学观和世界观，一味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将实证视为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方法，认为人文范畴的所有学科都是不可靠的胡说，甚至宣称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势同水火，没有任何折中调和的余地，还动辄给人乱扣“非理性”、“神创论”、“反科学”、“反人类”的大帽子，一副唯我独尊，目无余子，不可一世的架势。那么，咱们就来看看他们宣扬的这些观念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吧。
神创论反神创论是方舟子辈的杀手锏，也是他们判断是非、动辄加人以罪名的“真理”标准。似乎神创论＝反科学＝反人性＝反动派，因此，凡是与神创论沾点边儿的理论与观点，便一律打倒。其实，他们只看到和强调神创论与科学对立的一面，根本不懂得正像所有的对立皆是同一的一样，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或宗教与科学也同样具有同一性，即他们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都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动力。也就是说，宗教与科学或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正如人的双腿一样，既相反又相成，正是二者相反相成的对立斗争，推动了人类的前进与发展。换言之，它们好似一对难兄难弟，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战胜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别看打得不亦乐乎，却还得在一个锅里搅马勺。
在哲学界，这本是最基本的辩证法常识。在科学界，也并非个个都是方舟子辈那样的“哲学盲”或“辩证法盲”，至少大师级的科学家是普遍懂得的。例如，爱因斯坦就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拐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科学与宗教》，《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182）“人类有一切理由认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宣扬者高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这样的人对人类的贡献远远超过所有那些研究科学和构造思想的人的成就。”（《爱因斯坦语录》，P185，杭州出版社，2001）可见，他不但懂得科学与宗教是同一的，而且还给予宗教的历史作用及其代表人物以极高的评价。斯蒂芬·霍金则说：“科学能够预言，宇宙必须有一个开端，但是它不能够预言宇宙应如何启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求助于上帝。”（《霍金讲演录》，P6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他甚至不无困惑地一再慨叹：“甚至即使只存在唯一的一族可能的定律，它也只不过是一族方程。究竟是什么东西将生命之火赋予这些方程，使之产生一个受它们制约的宇宙呢？……为何宇宙必须存在？我对此没有答案。”（同上，P72）“或者它需要一个造物主？若是这样，它还有其他的宇宙效应吗？又是谁创造了造物主？”（《时间简史》，P15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霍金当然不是神创论者，却似乎并未否定造物主的存在。
我在《科学有禁区》一文中曾随手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1981年梵蒂冈召开宇宙会议，包括斯蒂芬·霍金在内的科学家受到教皇的召见，霍金说：“他告诉我们，研究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演化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大爆炸本身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询问那个时刻本身。”教皇竟然给科学家划禁区，似乎是一件十分荒缪的事。
20年过去，为了突破这一禁令，宇宙学家们殚精竭虑，总算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多宇宙”说，即我们的这个宇宙不过是许许多多个不同性质的宇宙中的一个（它们大多是不可能产生星球、星系和智能生命的宇宙），在我们宇宙创生之前，已经生生灭灭过无数个宇宙，其中也曾有过能够产生星球、星系和生命的宇宙，它们虽然灭绝了，却留下了信息，我们的宇宙，正是根据这类信息创生的。这就意味着用信息将上帝排挤出宇宙创生说之外。然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将所有的这些宇宙及其信息包含于其间那个“元宇宙”又是如何创生的？于是，被誉为我们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的欧文·拉兹洛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回答超越了经验科学的范围：它要等待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直觉。”（〔美〕欧文·拉兹洛：《微漪之塘》，P19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也就是说，无论科学怎样地进步，总会撞上早就以逸待劳地恭候在那里的教皇与上帝，他们只须用一个问题便可以将任何科学成果据为己有，那就是：你们所发现的那个信息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那么，你还相信科学能战胜神创论吗？
方舟子无法驳斥我的这一说法，便只好施展他惯用的诡辩术，说什么：“对这种既无法验证又简单浅薄的傻问题，科学是不屑提，当然也就不去回答的。”（方舟子：《“科学”与“禁区”的糊涂帐》，《科学时》，2002.11.3）
傻问题？笑话！这不但不是什么傻问题，而且是人类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即“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关怀问题，它不仅是科学、宗教和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是人类全部智慧的精华和一切思维与探索活动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尽管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宗教与科学或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的同一性也正在于此。
不妨再换个角度来看：面对我们的宇宙迟早会毁灭这一命题，许多科学家都在殚精竭虑地设想：如何根据物理定律用科学技术去控制和改造宇宙。如果，他们的设想真的实现了，那么，生活在未来的某个人工星系或星球上的人工智能生命，会相信他们是自然生成的吗？如果他们将创造他们和他们那个世界的我们视之为神，并坚持他们和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世界是神创的，又有什么不对吗？反过来，我们和我们生存于斯的宇宙，又怎见得不是某种更高级的智能生命或神的创造物呢？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是否会有答案，而在于：正是这一终极问题，导致了科学与宗教关于是否存在造物主和造物主是什么的无休止的争执，并且，正是这一无休止的争执相反相成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明乎此，还能将神创论视为科学的死敌吗？
所以，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535，人民出版社，1971）
当然，这只是站在哲学和辩证法高度来说的，并不排斥日常和世俗生活中二者非此即彼的斗争。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同上引，P535～536）
换言之，站在科学或科普的立场，与世俗的神创论划清界限，展开斗争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将神创论视为科学的死敌、判断是否是真理的绝对标准和必欲置人于死地的杀手锏。
这也正是只会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的小买卖”的方舟子辈所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承认的。
基督教反基督教，是方舟子的又一杀手锏和真理标准。从方舟子对于基督教的极端仇视和不遗余力地攻击来看，他不但不懂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根本不懂基督教。别看他引经据典，似乎言之凿凿，其实全都是断章取义，吹毛求疵，糊弄和吓唬大众实用主义诡辩。
众所周知，基督教和科学是西方世界的两大精神支柱。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督教与科学一样，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一统天下，而是一个丰富多彩、并且能与时俱进的多元世界。或者说，基督教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条容纳百川的历史长河，是非功过纠缠在一起，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既不懂辩证法也不了解基督教历史的方舟子，却把它当作一个统一而又一成不变的事物来攻击。例如，他从《圣经》中所引来证明耶和华是“杀入魔王”的“惨无人道的上帝律法”和“可诅咒的教义”，其实主要摘自《旧约圣经》，而《旧约圣经》则继承自犹太教经典。犹太民族曾在其始祖亚伯拉罕的领导下，以“暂居人”的身份生活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后来不堪压迫，便在摩西的率领下逃出埃及，并在沙漠中到处游荡了40多年。最后，终于征服了伽南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出现了所罗门王朝的黄金时代。所罗门死后，巴勒斯坦便一分为二，形成犹太与以色列的南北对立和内战，从而又招来埃及、亚述、巴比伦的先后入侵，并最终被巴比伦王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将全城人掳至巴比伦为奴。而后，又先后沦为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的属地，犹太人的国家建了亡，亡了建；犹太民族的圣地和象征耶路撒冷，同样是毁了建，建了毁……致使犹太民族经常处于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正是在这种悲惨的历史背景下，涌现出大批“先知”，他们打着耶和华的旗号，以先知、预言家或丧人的身份，从各个角度抨击时弊，抒发愤懑，描述希望，创建律法，唤起民众，重树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鼓吹弥赛亚降临，领导犹太民族复国，毁灭邪恶、伸张正义。具有强烈的反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倾向。
也就是说，犹太教经典不仅是许多古代神话和传说的汇集，还是犹太民族的艰难历程、生存智慧、奋斗精神、斗争策略与悲愤心态的汇集。而且是不同的“神子”或先知，在数千年的时间跨度内、不同时期的著作或言论的汇集。它不像《可兰经》或或佛经那样，是建立在一位教主的思想言论基础之上的宗教经典，而是无数教主或先知的集体创作，与其将它视为一部经书，莫如将它视为一部犹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的启示录。
基督教和《旧约圣经》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旧约圣经》中的那些所占比重甚微却充满血腥气味，看似惨无人道的律法和教义，也正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充满悲愤之情和坚决抗争之心的反映，怎么能不加分析地用来给基督教定性呢？这样做，简直就像有人指着方舟子儿时光着屁股淘气的特写镜头指证方舟子一贯品行不端一样的荒唐。
更何况，打动并征服欧洲人的主要是《旧约圣经》的修正本《新约圣经》，而《新约圣经》则是基督教从亚洲传入欧洲的过程中，摆脱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放弃以暴易暴的传统斗争方式，力图争取和团结欧洲的被压迫阶层，以非暴力方式共同与罗马统治者抗争的产物。在这一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使徒保罗，就明确宣称：“人得救，并不是靠尊守《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不仅说明《圣经新约》与《旧约圣经》的基调显然不同（它虽然也常引旧约书的话，但正如《新约全书·目录》(南京，1985)所说的那样：不过是“或申明上文，或证实句中的本意，或彰显古时的豫言已得应验”而已）；而且也正是基督教与时俱进的绝好证明。怎能不作任何分析，断章取义、吹毛求疵地从《圣经》中摘出几段话，就判基督教死刑呢？这难道就是方舟子“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吗？
当然，方舟子还可以历数基督教在中世纪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来证明他的“大毒瘤”说。那么，科学呢？两次世界大战及形形色色的杀人工具，不都是科学发明的产物吗？以此来证明科学同样是个“大毒瘤”不也说得通吗？方舟子辈当然会反驳（并且早就反驳了）：那不过是政治和技术的罪过，“科学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却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术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技术自己承担”（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中华读书》，2000年7月26日）。那么，这等推卸责任的诡辩是否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基督教呢？例如：宗教是传播信仰的工具，不是控制、改造社会的工具，后者是政治家和野心家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他们自己承担。不也言之成理吗？事实上，基督教与科学一样，都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谁都无法避免被政治操纵的命运，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也都无不与政治有关。
不懂基督教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知道以实证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科学，不仅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而且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正如唐逸先生所说：“希腊人相信理性是人类的尺度和真理的源泉，可以从理性原则推导出知识体系，没有必要进行实验的检验。基督教则认为，上帝是真理的源泉，上帝创造了人类去管理世界，而世界有着内在的理性规律，需要一点一滴地认识和验证。所以基督教文化更适于产生实验科学。”（沉睡：《后现代与上帝已死——唐逸先生访谈录》，《东方文化》，2001年第2期）。
基督教与科学的这种辩证同一的关系，自然是只知道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的方舟子，所不愿承认和无法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占了世界人口近1/4（据198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极其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基督教世界，看成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一统天下，既不承认基督教内部进步与保守、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又不承认基督教与时俱进的变化和进步，无视基督教（特别是其上层）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视与关注，全然否定基督教与科学相反相成的互动关系。
可见，方舟子及其追随者对于基督教的否定，与“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水平并无二致。他们不仅仅是无知，还利令智昏地充满偏见。而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尽管，古今中外的造反派或小贩也有三六九等，剥开来看，却原都是一副德性。即或混上个洋博士什么的，终归还是要原形毕露的。
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方舟子辈又一杀手锏和真理标准。按照他们的逻辑，实证＝科学＝真理，不能实证＝伪科学＝胡说。因此，“不许胡说”，便成为亦步亦趋地跟在方舟子屁股后边狐假虎威的赵南元教授的一句“名言”，在他那里，这一逻辑更加简化了，干脆成了实证即真理，其他皆胡说。自诩“科学、人文两栖”的方舟子，自然比赵教授要高明些，不但不像赵教授那样到处授人以柄，而且还会篡改爱因斯坦的语录，说什么“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表现出一副十分“辩证”的样子。可是，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579，人民出版社，1972）便不难透过他的那些雄辩看出他的原形。
例如，方舟子在驳斥卢风教授时断言：“今天如果有哲学界再对生物学家指手划脚，已无市场。”并将中国的哲学家说成是“什么问题都敢扯，什么话都敢掰，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江湖骗子，说中国的哲学是“能对什么事不管了解不了解都去抹一把”的“万金油”。（方舟子：《哲学家也不能胡说科学》，新语丝2002.11.14）无论从文章的标题或内容看，都是将中国的哲学视为胡说，将中国的哲学家视为江湖骗子。在《科学是什么？》一文中，他又断言：“要把我们的祖宗在人类的蒙昧时代所冥想出来的一套哲学加一件科学的保护套，也不用花费太多的苦心，毕竟，已有不少中国的科学官僚在为它们撑腰。”（方舟子：《科学是什么？》，【新语丝电子文库】，1995.5.16）瞧，连中国的传统哲学竟也全都成了胡说。何以然？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哲学家无论古今皆不懂科学，不像方舟子在国外见过的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那样“或者本来就是搞生物医学出身，或者认真学习过基因工程”。一句话，不是生物学家或科学家，便没有发言权，一发言便是必定胡说。
不错，“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而，由于哲学与科学的使命不同，所以哲学家的调查研究也就与科学家有所不同。如果说科学的使命主要是通过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去认识和改造世界；那么，哲学的使命则是通过理论和智慧的升华，来把握事物间的关系和对它们的价值作出判断。或者说，科学所提供的是实际应用的技术和知识，而哲学所提供的则是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智慧。因此，科学家的调查研究，往往就是将生动活泼的世界当作尸体去加以解剖和研究；而哲学家的调查研究则是将一切事物联系起来，作为一个鲜活的整体进行类比和判断。形象地说，哲学家的“调查研究”就是“货比三家”，就像食客无需精通烹饪学、营养学、经济学、美学……便可以根据“货比三家”的原则对各类饭馆的优劣、品位、特色、价位……作出正确判断一样。更确切地说，哲学的方法是与科学的分析、实证方法相对应的一种综合、推理方法，所以，哲学家无需（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学科的内行之后才具有发言权。方舟子辈不懂得科学与哲学的使命的不同，分不清经验知识与理论智慧的区别，将实证等同真理，并据此对于哲学和哲学家进行蔑视、斥责和嘲讽，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于哲学的十足无知。这才真真是无知者无畏。
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沉思录》的后记中说：“达尔文的观点是多元论的和广容性的——这是面对复杂世界唯一合理的态度。他当然承认自然选择的绝对重要性（魏斯曼），但是他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罗马尼斯）。”（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299～300，北京，三联书店，1997）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古尔德和达尔文一样都是深谙辩证法的大师，从来没有将进化论或自然选择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方舟子大约不会没有读过此书的后记，十有八九是根本没有读懂，所以才在实证主义观念的支配下，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当成绝对真理来加以捍卫，非此即彼地将它们作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真理与谬论的界限，甚至党同伐异地将它们用作置人于死地的杀手锏。
可见，自称是生物化学家和进化论专家的方舟子，所懂得的也只不过是生物化学和进化论的一些皮毛，而根本不懂得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精华和灵魂。不过是只会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的科学小贩耳。
小结方舟子总是以和科学家自居，其实根本不配。就像一个刚刚入伍放过几次枪便退伍的人，根本不配称战士一样。也正因为他对真正的科学生涯缺乏深切的体会，所以他也不可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充其量，他也只是个“半瓶子醋”的三流专家而已，居然还要张牙舞爪地到处招摇，活脱一副浅薄张狂的市井小贩相。之所以嚣张一时，无非是时势造英雄，加之痞子气十足地贩了些洋货，迎合了某些小市民迷信权威和崇洋媚外的心理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要而言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不懂得辩证法，知识再多，再善辩，也只能是个做点“科学小买卖”的小贩。可奈何？
2002年12月29日初稿；2003年4月9日改定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6期)(张三按：因为方舟子的起诉，并未发表）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五）科学霸权主义野鹤
科学与革命一样，都是为了大众并需要大众积极参与的事业，本应求同存异地团结或吸引大众共同参与。而科学事业中的极左派，也像革命事业中的极左派一样，总是喜欢唯我独尊地蔑视、利用、训斥或愚弄大众，将科学化为帽子、棍子、铐子一类的“专政工具”，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哲学，党同伐异地对异己者实行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科学极左思潮，正是昨天革命极左思潮的沉渣泛起。
正如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归根结底是旨在谋取政治霸权一样，科学上的极左思潮，同样是旨在树立某种科学霸权。他们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号，宣扬和确立一种对于科学的迷信，力图使科学宗教化，从而让科学和科学家唯我独尊地君临一切，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这种科学霸权主义在中国不过是政治霸权主义的变奏；在世界，则是生物学霸权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的延伸。但方舟子辈恐怕还够不上真正的科学霸权主义者，只不过是附庸于这种科学或政治霸权主义以安身立命，借吆喝和兜售它而图腾达的”勇敢分子”或江湖混混儿罢了，与文革时期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谋私权，靠主义图腾达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其实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科学理性在方舟子的心目中，中国人是缺乏科学理性的。例如他在接受王艳红采访时曾说：“我觉得中国向来缺少科学理性的传统。”在《谁是科学的敌人》（《科学时》，2000.4.10）一文中则说：“中国没有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这是我们的不幸。”如果再联系他对基督教的那种超乎常情的仇恨，以及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自居的种种表演来看，科学理性，不仅是方舟子辈最根本的杀手锏和真理标准，而且是他们所有观点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坚定不移的““人文主义原则”。
然而，这科学理性却并非是什么新东西，而是18世纪就在法国热闹过一阵的陈货。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科学理性的产物。
18世纪，基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突破性成果，在法国唯物主义者中，形成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理性观，他们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科学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因而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在此基础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在法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反封建和反宗教为主要内容的无神论启蒙运动，他们猛烈地抨击专制制度与教会，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面理论旗帜。因此，法国大革命也正是以无神论的激烈和反对宗教的彻底而出名：
皇帝被废位几小时后，巴黎公社送给各教区一张涉嫌有反革命意见与企图的教士名单；这些教士大多被拘捕送入监狱，并且不久成为大屠杀中的主要部分。8月11日立法会议终止教会对教育的控制。8月12日，巴黎公社禁止公开穿着宗教的法衣。8月18日……删除所有宗教法规。8月28日，逐放所有未向《教士法》宣誓效忠的教士；他们给予2星期的期限离开法国；大约有2.5万名教士逃到其他国家。〔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上）》，P58，东方出版社，北京，1999〕
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及它的属地之基督历法，应以大革命的历法代替。（同上，P65）
然而，摒弃宗教的结果，却是人心道德无所维系，社会秩序严重失控，恐怖主义泛滥成灾：
贪污遍布于陆军补给品的生产与交货方面……投机正助长市场价格操纵并使商品价格提高……失业随着物价上升而增加。因为供给缺乏……排队有时自午夜开始;许多男女躺在门阶或人行道上等待着商店开门与行列的移动。饥饿的妓女到处寻找生意。许多地方暴徒冲进商店并抢走商品。市政的劳务已经停顿；犯罪盛行；警察稀少；垃圾散布并污秽了街道。（同上，101）
1793年7月卡里尔（Jean－BaptisteCarrier）被派至旺代区镇压天主教的叛变……他宣布法国无法供应其人口迅速增加所需粮食，因此以减少贵族、教士、商人、与行政官员的措施将是合于人民意愿的……他反对审判因为浪费时间；所有嫌疑犯（他命令法官）“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除去，否则我将杀死你与你的同党”……他命令他的随从以驳船、木筏、与其他船舶装载1500名男女老幼——让教士优先——并凿沉这些船只于卢瓦尔河。他以此种及其他方法在4个月内处理4000名不良份子。（同上，P93）
1794年3月，在里昂被处死的达到1667名——三分之二是中上阶层。（同上，96）
从6月10日延续到7月27日。不到七个星期，有1376名男女被斩首——比自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的61周之总数多155名。（同上，P107）
至此（1794年7月27－28日）它已夺取2700巴黎人的性命，整个法国受害者达1.8万人，罗伯斯比尔也成为受难者。其他的猜测将总数增加到4万人。（同上，P96）
面对这样的局势，靠无神论起家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不得不自己穿上袈裟，于1794年5月建立最高主宰节，将大革命推倒的神坛改换为祭坛重新树立起来，并亲自主祭开教大典。同一年罗伯斯庇尔开始清算无神论，在一次拿破仑称之为最出色的演讲中，反过来痛斥百科全书派：
这一派人以极大的热情传播唯物主义，远远不满足于仅仅摧毁宗教偏见。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变成体系，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骗子手的资产。这一派人包含为数众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骗子。（转引自朱学勤：《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读书》1991年第11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才有了“笑到最后”的伏尔泰的那句至理名言：“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
当然，该警惕的并非科学理性及唯物主义或无神论，而是科学理性与政治野心或霸权主义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在宣扬科学理性，并非坏事，但若将科学理性当成真理的标准、谋权的手段或帽子、棍子、铐子一类的专政工具，那可就非警惕不可了。
方舟子辈不但对于科学理性的历史功过缺乏起码的反思，而且自觉不自觉地竭力将科学理性推向极致，发展成为一种科学霸权主义的真理标准，不但动辄判人以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而且竟然要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统统开除中华民族的族藉！谢天谢地，幸亏他们只不过掌握了一个网站，如果掌了生杀大权，不成为21世纪的卡里尔才怪。
科学无禁区科学无禁区，是方舟子辈视之为命根子的基础观点，也是最能暴露他们的科学霸权主义和诡辩术的关节之所在。
所谓科学无禁区，当然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或范畴统统是有禁区而言的，若其他领域或范畴也无禁区，科学无禁区也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那么，既然唯独科学才有如此特权，其领袖和霸主的地位还用质疑吗？
然而，众所周知，世间万物都是相互制约的，科学凭什么可以独享无禁区的特权呢？方舟子的理由大抵有三：一是“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比如对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国就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定期受训……”（方舟子：《科学无禁区》，《中华读书》，2000.9.13）二是科学与技术是两码事。例如：“科学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却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术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技术自己承担。”（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中华读书》，2000.7.26）“科学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妄用它的人。”而“‘有罪的是妄用它的人’则指的是对科学知识的应用，也就是技术”（吴燕：《方舟子访谈：科学无禁区》，《中国图书商》2001.7.19）。“科学无禁区”但是“研究有纪律”、“技术有禁忌”（方舟子：《“科学”与“禁区”的一笔糊涂帐》，《科学时》，2002.11.3）三是即使要划禁区，也是科学家的事，外行无权过问。例如，“一项研究，是属于科学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应用，在一般情况下是很清楚的，科学家比外行更清楚，如果连科学家也划不清，公众又如何能划清？”（吴燕：《方舟子访谈：科学无禁区》）更“何况要认识、防止、消除技术的负面影响，仍然离不开科学知识”（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条：一是科学至高无上，一切罪过皆是技术应用造成的，与科学无干；二是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外行无权置喙。科学和科学家既然如此英明伟大，其他学科和芸芸众生除了匍匐在他们的脚下，三拜九叩，三呼万岁外，还能有其他选择吗？那么，中国人统统拜倒在“少侠”及其随从的脚下，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啰。
所以，宣扬科学无禁区，也就是宣扬科学霸权主义。
方舟子辈之所以要如此痴迷狂醉、不遗余力地宣扬极左的科学主义，不正是为了实现其科学霸权主义梦吗？
为此，方舟子在“科学无禁区”的诡辩中，运用了他所有诡辩中最大的诡辩，那就是从科学中抽掉了人的因素，用抽象的、理论上的科学偷换具体的、现实中的科学。没有了“人”的抽象科学确实是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的，因而也就无任何禁区可言。然而，原子弹会自己长出来，并飞到日本去吗？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一样，都是离不开人的，但任何一个科学家都得为稻梁谋，因而也就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听命于他的雇主或领导，否则就会“下岗”，又有多少“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可言呢？例如，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就因为不赞成制造氢弹，并在公开场合对于制造原子弹表示了某种罪恶感，便“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史特劳斯（LewisStrauss）伙同他手下安全及情爪牙、新闻界的拜把兄弟，在政府和军方的协助下”将他送上了秘密法庭，“硬是让奥本海默很不光荣的垮台”（〔美〕F·J·戴森《宇宙波澜》，P120－121，北京，三联书店，1998）。奥本海默倒是曾经具有过相当大的“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的，又如何呢？
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说过：“今天，有可能在客观知识和对于知识的追求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信念，已经由科学本身摧毁了。在科学的作用以及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使科学不可能保持我们这一代所信仰的为科学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古老理想……那是一个美梦，我们已经从美梦中被世界大战惊醒了。”“今天，威胁着我们的不再是霍乱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传统的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推理，群众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以及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科学家们能够而且应当像戈丁根18人一度试尝过的那样，运用他们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治政家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马克思·波恩：《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新语丝》2002年10月29日）他所谓的“理性和人道的道路”不正是一种为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究发明设置人为的禁区吗？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的声音。然而，也不过是一种对于政治家并无多大的约束力的呼吁。
要之，科学自身是不会产生某种制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究发明的机制的，方舟子所谓的科学自我纠错机制。只能通过具体的科学家去体现，但具体的科学家却形形色色——既有奥本海默、波恩这样有良知的科学家、也有史特劳斯那样助纣为虐的科学家，还有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或逃避责任的科学家，更有方舟子式为虎作伥的所谓科学家……不知方舟子所谓的科学的自我纠错机制又如何体现呢？如果答不上来，便等于是用空头支票行骗。
说到底，科学无禁区论的实质就是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科研无禁区，所以它想研究核武器便研究核武器。一旦掌握了核霸权，便以维护人类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借口搞核不扩散条约，为其他弱小国家的核武器研究设置禁区。或如沈铭贤先生所说：“美国手中握有64套胚胎干细胞系，却以种种冠冕堂皇的文化理由，企图阻止他人研究。”（沈铭贤：《生命伦理上演“文化战争”》，《中华读书》，2002年8月6日）
也就是说，方舟子辈科学无禁区主张的实质，不止于是谋取科学霸权和个人霸权，至少在客观上，还在为美利坚政治霸权张目，为虎作伥。
对此，外行真的无权置喙吗？
还原主义所谓还原主义，无非就是否认精神现象和生命现象的特殊性，无视或抹杀它们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认定一切复杂的生命现象或精神现象，均可以还原为简单的物质运动。这本是物理学发疯时期的一种梦呓，现在则被步了物理学帝国主义后尘的生物学霸权主义者们继承了过来，成了他们的的梦呓。例如，方舟子就堂而皇之地宣称：“还原主义是一种科学思想，它认为高层次可以还原为低层次，整体可以还原成各组分加以研究。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研究各组分的性质和相互关系，可以推导出高层次的性质，在高层次上突现出来的新性质，可以根据组分加以预测”，“十几年来发育生物学的成果已充分显示了，生物发育是一个在基因控制下的物理、化学过程。”因而，也就“纯粹是一个还原主义的过程”（方舟子：《还原主义的胜利》，《中华读书》2000年3月15日）什么意思？说穿了，就是基因决定论——只要破译了基因密码，就可以将一切复杂的生命或精神现象还原最基本生命零件——基因或基因组；反过来，则可以像用纸牌算命似的“预言我们的个性和健康状况，预言我们将如何生活、如何死亡。甚至连宗教和道德价值也能进行基因推断。
何等的乐观和自信，又是何等的狂妄和不可一世！就像18世纪的法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所宣称的那样：只要给出充分的初始条件，我们不仅能够预测未来，甚至可以追溯过去。
然而，就像一个人在他与他的目的地之间划上一条直线，丝毫不考虑地形、气候、道路、交通、意外事故以及体力、情绪、疾病、经济状况……其他各种因素一样，这种基因决定论所依据的，正是被物理学家所扬弃的那种一相情愿的线性思维模式。真真是风水轮流转，当物理学家终于开始走下神坛，趋向于整体论或目的论之时，一些生物学家却又开始以上帝自居，拣起了被物理学家扬弃了的还原主义或决定论，自觉不自觉地用生物学霸权主义取代物理学帝国主义。
但是，在兴致勃勃的生物学家面前，毕竟已经有了物理学的前车之鉴，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昏昏然、陶陶然，例如古尔德、迈尔、史密斯等，便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生物学还原主义进行质疑。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和神经学教授RobertSapolsky则明确地说：“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着”、“你是无法将基因与开关基因的环境分开的，你也无法将基因的效应与环境中的蛋白质产生的效应分开。基因科学绝不会变得如此无所不包，以致可以吞掉从医学到社会性的所有学科。相反，我们对基因科学知道得越多，我们越能认识环境的重要性。基因是非常重要的，但绝非故事的全部。”（RobertSapolsky：《并非“一切尽在基因中”》，Newsweek，2000年4月20日）他们并非反对还原，而是反对绝对化了的还原主义。
他们的看法，自然无法为只会做点“科学小买卖”的方舟子辈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方舟子在其《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11期）中，只能囿于非此即彼的机械论立场，不但将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还竟然将整体主义当成一种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或“接近信仰”的“反还原主义的思潮”来加以贬斥，说什么：“这些思潮都已在生物学界失去市场，只在生物学界之外还有信徒。”他不仅故意无视生物学界内部整体主义观念的存在，而且根本不了解，无论是整体主义还是还原主义，皆非“思潮”，而是人类、特别是西方，思想认识历史上由来已久、而且是对立统一的两种基本世界观，前者的实质是将宇宙万物当作一个整体和活体来进行宏观的观察和研究；而后者的实质则是将宇宙万物作为一个静止的物质实体来加以微观的分析和解剖。二者的根本分歧则在于是否承认时间箭头的存在，即在宇宙万物发展的历史中，时间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整体主义主张时间不可逆，所以，宇宙万物的发展方向是从简单到复杂，而且越来越复杂。因而，只有在一些封闭的或相对简单的系统，可以还原和预测，而对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说，则具有某种目的性或随机性，既无法还原，也难以预测；还原主义则坚持，时间是可逆的，所以，宇宙或任何复杂的系统皆可以还原到最简单物质或基因单元，并且可以倒过来对未来作出预测。
正是二者相反相成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人类的全部认识史。
而且，就二者的宏观发展历史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完全符合辩证法的第三定律——否定之否定律，即以古希腊或中国春秋战国为代表的古典时期，大抵是整体主义称雄的时代；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以逻辑和实证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科学大发展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经典科学时期，则大抵是还原主义否定整体主义而称霸天下的时代；20世纪中期以降，大抵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为前导的世界科学前沿，则是通过螺旋线式的上升达到新的高度的整体主义，对于称霸了几个世纪的还原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时代。换言之，人类世界观的宏观发展史，就像人走路轮流迈出左右腿一样，大抵是一个综合——分析——再综合或整体——还原——再整体的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是说，今天不但不是什么“还原主义的胜利”的时代，而恰恰是还原主义开始被超越和被扬弃的时代。正如：
自命为“混沌福音传道士”的物理学家福特（JosephFord）所说：“一个大革命正在开始。我们对宇宙的整个看法，都会改变。”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简单如仅仅三个粒子相互作用的情况下，都会出现混沌。可语言性、确定性，这些几百年传下来的神话，这一来再也站不住脚，一个钟表式的宇宙更不用谈了。在这个世界里，动力学混沌是主导，不是例外。过去是固定的，而未来是开放的；这样，我们重新发现了时间之箭。（〔英〕彼德·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P17，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
或者，如欧文·拉兹洛所说：
在这新的进展下，科学变成了恢复宇宙完整性的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工具，存在于宇宙中的一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梦、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希望，首先是我们的想像和我们的创造力——的完整性都得到恢复。（欧文·拉玆洛：《微漪之塘·序言一》，P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当然，这只是意味着还原主义的被超越和被扬弃，而绝非意味着还原主义的被否决或被抛弃。按照辩证法的规律，总有一天，通过螺旋线式的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还原主义，还会对整体主义再来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的。这就是辩证法。
可见，既不懂辩证法，也不懂人类世界观发展史的方舟子，根本不是什么与时俱进地走在科学发展前沿的“奇才”，而是死赖在正重蹈物理学帝国主义覆辙的还原主义航船上，靠它安身立命、称王称霸的蠢材。竟然还要凭着这等狭隘的机械论观念和盲目的生物学霸权主义，到自己的祖国来耀武扬威，真真是可鄙、可悲而又可怜。
面对这一无法逆转的大趋势和严酷的现实，方舟子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生命现象的确“难以预测”（也就是难以还原）；另一方面却又声称“难以预测并不是不可预测”，并且豪迈却又浅薄地宣布：“分子生物学已与进化生物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解决了种系发生树的客观标准、发育与进化的关系等重大难题，为进化生物学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增添了无比丰富的内容。”按说，这种豪言壮语及其对于整体主义的“驳斥”，本应该在生物学界内部，冲着古尔德、迈尔或等斯坦福大学的RobertSapolsky等人去说的，方舟子却偏偏要拿来冲着中国广大的外行人宣布，除了拉大旗做虎皮，包起自己去吓唬别人外，又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
但方舟子辈的科学霸权主义或生物学霸权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却也跃然纸上，暴露无遗。
2003年元旦凌晨1时许；2003年4月10日改定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六）反思之后的反思野鹤
这里要说的是：我写完前5篇文章之后的感触、对于前5篇文章中的一些补充说明以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有关联想。或者说，是一场热战后的冷思考。
官本位所谓官本位，也就是权力本位。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个“一切”中就包含着话语霸权和日常的“真理”标准，亦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治——是非曲直全由官说了算。当然，还要论级别——谁的级别高，谁就最后说了算。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官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家族本位的一种体现，或者说，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面对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挑战，所形成并习惯了的一种生存方式，正如中国人的黄皮肤、黑头发、铲形门齿、方块字、天人合一观、大一统观……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特质及其文化传统或民族性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与我们的现代化追求常常发生抵牾，令人痛恨不已，恨不得一下子将它连根铲除。却总是劳而无功或收效甚微，便更加深了许多改革之士或自以为是改革之士的憎恶之心。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正像一个人的个性一样，其实是无法改变的，或至少也是极难改变的，只能通过一点一滴地改良或改善去加以升华。
明乎此，就应该明白：中国的腐败现象，有许多其实是官本位的产物，即大家都习惯了官说了算，而官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却参差不齐，总是跟不上现实的进步或文化精英们的见解，由此而产生的失误、矛盾或损失，就应该视为水平或认识问题而不该不加分析地统统归结为腐败。换言之，如果我们将所有的这些现象统统称之为腐败的话，那么，在我们通常所谓的品质性腐败、政策性腐败、体制性腐败的背后，至少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阶段性腐败、文明性腐败或文化性腐败。所谓阶段性腐败，就像青年人的青春期综合症或中年人的更年期综合症一样，是一种过了一定阶段就可能好转的腐败。例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的腐败，其特征也都是利用权力进行原始积累和两极分化，与我们今天的腐败并无二致。而且，若按照塞繆尔·亨廷顿的研究：在现代化的初期，这种腐败还是新兴集团否定旧体制和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如何，总比暴力手段要好一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所谓文明性腐败，则是不分国家、民族、时代或体制，所有文明社会普遍具有的、属于文明社会特质的、无法根治的腐败；所谓文化性腐败，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并非腐败的腐败。瞧，腐败竟然具有如此多的品种、层次或根源，怎么能像方舟子及其追随者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抡过去呢？
再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叫着一分为二。也就是说，官与民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无论是官本位腐败还是官品质腐败，或其他所有与官有关的政策性腐败、体制性腐败……皆也有民众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因此，仅仅强调“上行下效”是不够的，还应该正视“水落石出”——民的素质降低，官的腐败便彰显。或“水涨船高”——民众素质提高了，便能促进官僚素质的提高。所以，单是揭露和惩治腐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提高官与民的素质。而官与民素质的提高，却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建设过程，不但急不得，还得逐渐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谈何容易？特别是之于我们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
那么，对于方舟子辈吹毛求疵、一味揭露的“英雄业绩”，是不是应该重新估价了呢？
生物学霸权主义任何一种现象，都有其时代、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根源，无法一言以蔽之。方舟子现象亦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写了5篇还意犹未尽。例如，生物学霸权主义。
所谓“生物学霸权主义”，是从“物理学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化出来的。不知国内外学界是否有“生物学霸权主义”这个概念。若没有，就算是我杜撰的好了。
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JoseOortegaGasset）说，因为物理学理论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可以运用它干预、征服和利用大自然，便投合了随着工业化而崛起的欧洲中产阶级的志趣：
这一类人只着眼于实用，沉思冥想和理论思辨，都不是其志趣之所趋。他们希望安逸地生活，为了自己的舒适逸乐而干预自然，改造世界……中产阶级爱上物理学不是由于智性的渴求，而是由于物质上的欲望。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物理学帝国主义”。（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18～19，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社会偏向使物理学的自信心膨胀到了疯狂的程度……可以说，近百年来欧洲的知识界饱受“实验室的恐怖主义”所蹂躏。（同上，P22）
于是，饱尝了科学家的奚落的哲学家：
震慑于物理学的气焰之下，感到十分羞耻——因为自己不是物理学家而感到羞耻……他遗弃了他的哲学……认定了唯一值得探索的哲学题材就是对物理学所涉及的事实作出沉思；也就是说，哲学只不过是“认识论”。（同上，P22）
被物理学帝国主义打断了脊梁的不仅是哲学，还有心理学及其他学科。奥本海默就曾尖锐地指出：在所以可能产生的误解中，最糟糕不过的大概就是心理学按一种不复存在、相当过时的物理学建立自己的模型……我想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逻辑实证论者的行为主义把我们引入了歧途。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May）则论证说：
给人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物理界和生物界等别的学科的同仁都记载下了他们的诧异，因为他们发现我们不仅采用他们的科学模型，而且还常常使用他们学科中早已弃置不用的过时的模型。
梅所说的过时的科学模型，指的是旧的故事的机械论和唯物主义。（〔波〕雅各布·布朗诺斯基：《巫术·科学与文明科学的新故事》，P141，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
正是迫于物理学帝国主义的淫威：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心里深藏着一个未究其所然的假设，认为严格来说除了物理学便没有其他知识，除了物理学的真理便没有其他真理。（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27）
但是，任何事物都会发展到它的反面。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出现，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崛起，物理学家的自信心、尤其是认为一切精神现象和生命现象皆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物质运动的机械唯物论信念，开始动摇。他们发现，由于经典物理学忽视了人的因素和宇宙的整体性，因而就只表达了一种静态的自然观，所解释的也大抵是在一些有限场合发生的现象。而且，他们对于宇宙的研究越深入，便越是相信我们宇宙的生成背后是有目的、有设计的。比如，引力强度、电子带电量质子的质量……这些数如果稍有不同，原子就不会聚在一起，恒星就不会燃烧，生命也就根本不会出现了。因而认为我们的宇宙是为生命和精神定做的。例如，剑桥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JohnPolkinghome说：“当你认识到自然界中的规律都是不可思议第精密地协调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宇宙不是碰巧存在的，而是有意创造的。”因发现激光的原理而在1964年与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ChadesTownes甚至说：“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宇宙的规律一定是有智慧生命参与作用的。”德国科学家、哲学家魏柴克则认为，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应该结束了，现在到了双方互相了解的时刻了。（美国《国际新闻专刊》）霍金则情不自禁地对哲学发出了呼吁和责难：
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不能跟得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在18世纪，哲学家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作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初的问题。然而，在19和20世纪，科学变得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而言，过于技术性和数学化了。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的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霍金：《时间简史》，P15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有趣的是，正当物理学家开始走下神坛之时，一些生物学家却又步了上一个世纪“物理学帝国主义”的后尘，正如心理学家哈罗德·莫洛维茨所说：
生物学家们从前认为人的精神在自然界的分类等级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现在则义无反顾地走向赤裸裸的唯物论……与此同时，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实验证据的物理学家们则脱离严格机械的种种宇宙模型，转而把精神看作是在一切物理事件中扮演着一个与事件不可分离的角色。这两个学科就像是坐在两列逆向飞驰的火车上的乘客，彼此都没有注意对开过来的火车上正发生什么事。（〔英〕保罗·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P9，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那些陶醉在基因决定论梦呓中的生物学家们，忘乎所以地宣称：“遗传学思维使我们相信，基因组……是一副算命的纸牌，可以预言我们的个性和健康状况，预言我们将如何生活、如何死亡。”为方舟子所特别推崇的E·O·威尔逊，在其《符合》一书中，则宣称：一个人的宗教和道德价值也能进行基因推断。就他看来，我们已不再是在宗教、道德方面可以自由取舍的人，而不过是一种实现基因关于相信上帝、利益他人、寻求正义指令的自动机。人的灵魂和自由意志的概念将消失在基因组的强烈光芒之中。他们甚至公然宣布：“现在，我们正生活在基因中心主义，也就是相信基因可以解释和预先决定一切的时代的开端。”（Newsweek，1998年12月25日）
也就是说，21世纪将会可能是生物学步物理学的后尘，“自信心膨胀到了疯狂的程度”的时代。或者说，生物学霸权主义很可能正取代物理学帝国主义，成为21世纪的普遍思维模式或真理模式。明乎此，也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们，何以如此骄橫、嚣张和霸道了。
这也正是方舟子现象的时代和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
方舟子现象本身不足惧，不可小歔的是它背后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生物霸权主义思潮。换言之，方舟子现象不过是这种生物学帝国主义的一支小小的先头部队罢了。
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ErwinSchrodinger）说：“科学足以危及大众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用其他东西取代这些信仰。这就产生了荒唐的现象，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有较强思考能力的头脑，却有难以置信的幼稚而又萎缩的哲学观点。”（〔奥〕埃尔温·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P16～17，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则将普遍丧失目标感，变得琐碎、狭隘和平庸的个人主义，和反对终极关怀与宗教信仰，热衷于把技术的合理性变成政治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视为现代社会的最大隐忧。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舟子辈所标榜和推销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理性，无非就是这种平庸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所以，他们赤裸裸地反对宗教、蔑视终极关怀、视实证科学为真理，斥哲学人文为胡说、将科学家捧为全知全能，把哲学家贬为江湖骗子……其后果，则必然是腐蚀人们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像力，扼杀人们的梦想、幻想和理想，将人类异化为科学的工具和奴隶，或如查尔斯·泰勒所说：将世界变成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铁笼”。
当然，方舟子辈绝无如此大的道行，充其量只不过是这一历史潮流中的几只“苍蝇”罢了。苍蝇自然不足畏，不难“封杀”，而且正在被“封杀”；可畏的是：苍蝇是杀不绝的。更可畏的是：苍蝇们所意味的现代化“隐忧”。
啖饭之道的背后通常都将趋炎附势当作一句骂人的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也可以视之为中国人，特别是无权无势、一穷二白的弱势群体的一种传统生存方式。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趋炎附势便是赖活着的一种方式。尽管，像朱自清先生那样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铁骨铮铮的汉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包括我老鹤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自愧弗如——恐怕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趋炎附势的历史或行为。不过，趋炎附势到了奴颜婢膝地步，不但是靠它赖活，而且还要靠它腾达的卑鄙小人，毕竟也是极少数。
方舟子也是中国人，自然不能免俗。所以，他既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面，却也不乏趋炎附势的另一面。从他贴在【新语丝电子文库】中的那些他与名人们的那些合影，特别是“9.11事件”后如丧考妣的表演，便暴露了其孤傲霸道外表之下的媚骨。但他也确实比一般的中国人聪明，所以，他一面蹲在第一科技强国的裆下，对于中国人的腐败落后或幸灾乐祸极尽嘻怒嘲骂之能事；一面却又竭力鼓励和利用中国人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趋炎附势心理，树立他那“文明买办”和“假洋鬼子”的气焰和权势。活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奴才与主子对立统一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他所揭露的那些专打“爱国”牌，回国来捞世界的洋博士们，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罢了。甚至还有过之，例如，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他就不仅在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声名鹊起，成为“名动江湖”的“设局高手”和“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的“少侠”，而且一连出了7本书，同时担任了几家刊的专栏作家，还能时不时地“在国内与几位院士商量了一下”……何等地风光，哪里是国内的专家、学者、作家和其他洋博士们能望其项背的？
鲁迅先生说：“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一语道破中国士大夫阶层，看似相反，实则同一的传统心态与出路。同样，孤傲也好谄媚也罢，对于热衷于名利的知识分子来说，无非也是一种基于趋炎附势传统心态的啖饭之道罢了。
然而。在方博士啖饭之道的背后，似乎比其他回国来捞世界的洋博士多了点什么——其他的洋博士充其量不过是捞了些名利，而方博士除了捞名利外，还将中国的现实描绘得污七八糟，令人产生怀疑和沮丧。特别是读了他的200多篇作品之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怀着某种阴暗的心理看待自己的祖国，毫无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之心，如蝇逐臭般地盯着中国和中国人的伤口或脓疮，不遗余力地暴露、扩大、张扬……客观上便只能是打击、摧毁和扼杀中国人的自信心与求知欲，令人觉得自己与现实皆一无是处，除了自惭形秽地匍匐在他和他背后的超级科技大国的脚下，甘当科学霸权主义的驯服工具外，似乎再无其他出路。
李敖说：“毛泽东的精神是立国之本，是我们的财富，没有了毛泽东精神，不用敌人来攻（如CIA《搞垮中国的十戒》）；我们自己就会垮掉——早晚的事！”、“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李敖：《毛泽东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神州文化网》2003／3／5）方舟子辈的矛头所向，恰恰正是我们的这个“立国之本”。
要之，方舟子现象如果不是意味着别有用心，大约就是意味着患了虐待狂。二者皆像将绞杀植物一样地不可理喻。
“武林霸主”梦江晓原教授在为方舟子《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一书所作的序中，曾心悦诚服地恭维道：“现在，就像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若这位“少侠”仅仅是在中国的学术界惩腐恶，倒也勉强算得上是名至实归。无奈这位“少侠”的胃口或野心实在太大，不仅要在中国学术界惩腐恶，还要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霸主”。因此，文武昆乱不挡地到处插手，只要他看不顺眼或不顺他心的，便不分清红皂白地见一个揍一个，而且不出手则罢，出手便必欲置人于死地，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暴君相。
于是，我们便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中国社会科学界早已烂透了”；“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学术腐败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避免，但是像在当今的中国这样如此猖獗，却是罕见的”；“中国的新闻界在政治和商业双重控制之下，不仅普遍丧失了揭露学术腐败的良知和勇气，有的甚至还为虎作伥，为学术腐败推波助澜”；“从科学院领导、院士、教授，都存在学术腐败，可见学术腐败在中国已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北大教授更容易当，只要懂英语就行”；“北大已成为一所为中国培养下一代剽窃人才的学校”；哲学家都是“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骗子；“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都是“幸灾乐祸者”，而“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缘，也不是中国人”、中国翻译家的译著，竟是“错误百出”，“无句不错”……
我想，大约每一位正直、善良、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认为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们所揭露出来的那些现象，全都是诬陷不实之辞；然而，我更相信每一位正直、善良、有良知的人，都不会相信中国已然腐败到了这些偏执狂们所刻意渲染的那种程度。
翻遍所有的武侠小说，可曾见过一个“武林霸主”是有好下场的？
更何况，还是是一群只具有点皮毛的专业知识，对于其他知识不甚了了的科学小贩、造反派沉渣或沉溺在霸主迷梦之中却又并无真正“内力”、只能一味搔首弄姿的模仿秀。
如此而已。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
但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却是：他们何以能如此轻巧地得手？如果我们不那么崇洋媚外，趋炎附势或天真善良，书生气十足，又何至于让这么几个毛孩子折腾得神魂颠倒，五脊六兽，五迷三道？
换言之，形形色色的假洋鬼子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我们自己的脊梁挺不直，招子自然也就放不亮。
于是乎，便形成了一种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打嚏喷，中国的知识分子便感冒的社会现实。说得刻薄些，满眼见到的，尽是些肩膀上不同程度扛着别人的脑袋，洋奴气十足，却自我感觉极佳，鼻子和尾巴都翘上了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回国来捞世界的洋博士和认定月亮是西方圆的土博士，以及垂涎三尺地跟在他们的屁股后边，亦步亦趋的中小知识分子们。他们不但是方舟子现象的沃土，而且简直就是广义方舟子现象的组成部分——如果大家有勇气将方舟子现象当作镜子去照照自己，恐怕或多或少总能发现某些相似或肖似之处。我这只老鹤也不例外。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更深切地识破方舟子现象的本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自觉地在反思和解剖自己的基础上，努力去改良滋生方舟子现象的沃土，就不只会有方舟子现象，还会有形形色色的圆舟子、长舟子、扁舟子……现象。
所以，千万别忘了肩膀上扛着的是自己的脑袋。并以此为起点，一点一滴地去学会独立思考。这也正是我之所以要解剖方舟子现象（或曰打落水狗）的最大动因和感触之所在。
毛泽东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庄子曰：“所存于己者未定，何瑕至于暴人之所行！”“荀子曰：“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纪昀和李叔同曰：“人自无求品自高。”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难道我们不也应该反躬自省一下吗？
2003年1月5日初稿；2003年5月19日改定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七）终于露出了文痞的马脚野鹤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系列文章才发表了三篇，方舟子便终于顾不上诗人、学者、少侠、斗士、一等一全才、科学界鲁迅……一类的光环，气急败坏地在新语丝网上发表了《驳斥〈探索与争鸣〉杂志上的系列诽谤文章》（新语丝2003.6.9，下称《驳斥》），并扬言要将《探索与争鸣》和我告上法庭。一副辩不过就卷袖子、捋胳膊，要“武力解决”的青皮相，终于露出了文痞的马脚。
曾几何时，天真的江晓原教授还在《需要这样的学术警察》(方舟子：《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一书序)中说：“我们缺乏鼓励批评的健康氛围，往往某种批评一出现，被批评者不是要上法院控告批评者’诽谤’，就是反过来对批评者的动机进行诽谤。”“被方舟子批评的人，完全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和他辩论，刀对刀、枪对枪、面对面地，进行公平论战。”鼻子与尾巴都翘上了天的方舟子也再三地宣称：“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打无把握的战，不感情冲动，所以在正式的辩论中不大可能犯错”，“迄今为止，对手们的谩骂还全是’无用功’”。现在，终于站出来了个野鹤，在认真阅读了他的200多篇文章的基础之上，对他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解剖”，然而，这位“内力深长，刀法明快”的“科学界鲁迅”，不但不敢“进行公平论战”，竟然也拾起了为江晓原教授所不耻的“控告批评者‘诽谤’”和“对批评者的动机进行诽谤”的手段。终于原形毕露。
见到《驳斥》一文后，我便将我对《驳斥》一文的反驳意见寄给《探索与争鸣》杂志的主编，准备与方舟子展开争鸣，并且遵主编嘱，在他们未做出最后决定前，尽量不作回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几经周折，《探索于争鸣》终于通过方舟子的代理律师与方舟子达成事实上的庭外协议——方舟子不再告《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也不再发野鹤的文章，并不再点名批方舟子。也就是说，他的青皮战术总算奏效，不但成功地“腰斩”了我的“方舟子现象”系列文章，还堵塞住了我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上的“言路”。于是，我也只好将我的反驳敷衍成文，贴在网上，以示我的“坚强不屈”了。
英雄末路亮出王牌《驳斥》一上来就迫不及待亮“反腐英雄”的王牌，声言其反腐业绩是如何“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并“特地做了一番不完全的统计，找出了五十多篇有关的道、采访和评论”以兹证明。其实，何须“特地”去“找”，全在【新语丝电子文库】中无一遗漏地贴着呢。然而，即或所有的这些道、采访和评论篇篇属实，也只能说明方舟子确乎是个“反腐英雄”，又如何呢？英雄就可以恣意妄为，称王称霸吗？“反腐英雄”的称号就是朱元璋御赐的免死铁劵吗？何况所谓的“反腐业绩”也未必件件属实，“广泛好评”也不是没有上当受骗的可能。更何况所谓的“反腐英雄”也早已风光不再，如今还有哪家国内外平面媒体站出来为遭诽谤的“反腐英雄”仗义执言呢？迫不及待地亮出王牌，不正是英雄末路的表现吗？还不由得令人想起阿Q，“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个什么东西！”
迫不及待地亮出王牌还有一层用意，就是将公众的注意力从野鹤对于他的全面解剖引开，引向他自认为最站得住的“反腐”，力图造成一种错觉--野鹤解剖方舟子就是反对“反腐”，就是代表被“他得罪了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者”，对“反腐英雄”进行复和围剿。对于方舟子辈来说，自然也就是发出将令--集中兵力照着这一点下家伙。果然，随后便在新语丝网上出现一系列按照他的指挥棒声讨野鹤的文章，咬定野鹤是个“有强大官方靠山”的“看家狗”，“围剿”方舟子是“以攻为守，压住可能出现的对他们的揭发”，“方舟子的论敌就是干系人，他们的屁股上就有‘粑粑’”……声势之猛，在新语丝网上可谓史无前例。
网友丐帮帮主黄蓉说：方舟子的惯技就是：“在进攻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防守时，守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单称命题作战，以全称命题发布战。”（黄蓉：《方舟子现象之研究（提纲）》，《虹桥科教论坛》2003.7.14）真是一语中的。
依然是诡辩连篇例如，《驳斥》曰：“野鹤有意或无意（由于无知）把人科的起源和智人的起源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故意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的不是我，正是方舟子，他在《人类的远祖起源在中国吗？》中说：“非洲，特别是东非，是人类的故乡，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分子遗传学的多项研究也与这种看法一致。”便是证明。因为所谓分子遗传学就是基因层次上的遗传学，而人类的目前的分子遗传学水平，只能做到通过对现存不同人种的基因取样和统计，去追索现代人种的共同的祖先--始于10－15万年前的新人，即晚期智人（H.s.neandfrthalensis）的起源，连早期智人即5－2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都无法企及，又安能去研究和证明约3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的起源。在这里，方舟子不仅故弄玄虚而又语焉不详地将只能企及新人的分子遗传学，说成人类远祖起源在非洲的证据，而且（由于无知）还混淆了新人（晚期智人）与古人（早期智人）的界限。正是为了防止他的诡辩，我才同时举了关于新人（于宁等人的文章）和猿人（周文斌的文章）两个论据，来对他进行驳斥。
方舟子在《驳斥》中又诡辩说：他所谓“争面子”、“过嘴瘾”针对的是记者，“根本不是中国古人类学家”。那么，“如果想要恢复中国作为人类故乡的地位，就该老老实实地去寻找可以跟南方古猿竞争的早期人科化石，尽管这样的希望十分渺茫”也是对记者说的？难道要记者取代古人类学家去发掘化石吗？有趣的是，连听从方舟子将令在新语丝网上替他“拔闯”的网友alading13也说：“方先生所言极是呀，要发表看法当然要拿证据，让古人类学家找化石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就成了’揶揄’了呢？”竟不经意地扇了方博士一记响亮的耳光。
更有趣的是，在那篇文章中，他所说的人类远祖明明指的是“南方古猿”，这回（大约是为了保险起见）竟在《驳斥》中辩驳说：“我所说的‘国际学术界共识’，指的是人科的共同祖先（即南方猿的祖先）起源于非洲（约700万年前）这个事实对此中国人类学界也少有异议”，竟又将大约3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人属动物）的起源问题，偷换成和700万年前的猿类（人科动物）的起源问题。真是做贼心虚，越描越黑。其实我上面所说，都是翻一翻《辞海》便可以查到的普通常识，看来方博士的人类学水平比我这个业余爱好者还要业余，居然连人属动物和人科动物这等普通常识都闹不清，竟还有脸到处说别人无知，脸皮未免太厚了吧。
就说700万年前的人类远祖吧，去年，一个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中非乍得发现了600－700万年前、被称之为“图迈”的人类远祖头骨化石，这就意味着方舟子所谓“特别是东非”的断言已经得到修正，从而也就又一次证明了我的观点：人类的故乡在哪里的问题，并非像方舟子所说的那样，是“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和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所谓“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只不过是具有暂时和表面多数的一种假说，随着科学的发展，随时都在被修正，随时都可能被否定。但这也不是什么真知灼见，而是辩证法的常识，方博士竟然连这样的常识也要驳斥，可见他确乎是个缺乏起码哲学水平的科学小贩，居然妄想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跨学科超级学霸。真真是可悲也夫，可怜也夫。
又如，我的文章通篇都是批评方舟子将所谓的‘国际学术界的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而他的《驳斥》却故意偷换概念，将“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偷换成“科学”，说他早就“一再强调，科学理论的可以被证否的，是会出错的，而不是永远正确的”。并以此来证明我对他进行了“造谣和谩骂”。似乎他从未用“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来揶揄、训诫、诬蔑和否定过对手似的。
退一步说，方舟子既然知道科学理论是可以被证否的，不是永远正确的，那么就该承认科学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因而，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种迟早会被修正或证否的假说，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P561）“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谬的历史。”（《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P485）可是，方舟子却偏又顽固地坚持进化论不是假说，并且再次偷换概念，用“事实”和“科学理论”来偷换“假说”，似乎古尔德和美国科学院编写的进化论教学指南，说进化论的事实和科学理论，便等于“驳斥了‘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的论调”。什么狗屁逻辑！正因为进化论是事实和科学理论，所以才说它是假说。如果连事实和科学理论都不是，那就连假说都不是，而是胡说。看来，方博士竟然将假说等同于胡说了。连什么是假说都不懂，居然还要冒充学者，到处指手画脚，称王称霸，不是江湖骗子又是什么？
再如，只要翻一下《辞海》，就知道“偏执狂”有两个意思：①亦称“妄想狂”是偏执型精神病最严重的类型。②指过敏、多疑、对某种事物固执不变的看法者。我不但在“偏执狂”前面加了“为辩而辩”的定语，将他的“偏执狂”限定在诡辩的范畴，而且通篇找不出任何说他是“精神病”的意思。方舟子却偏要往精神病上拉，然后再来告我诽谤。这已经超出诡辩，简直是在胡搅蛮缠、耍无赖了。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终于赤膊上阵大约方博士自己也觉得不是野鹤的对手，一味地诡辩只能招致更深刻的解剖和批判，便终于赤膊上阵，耍光棍了。先是将我与李宏志梱在一起，说李宏志散布“植物有感情”的科学谬论，而野鹤则“含蓄的为李宏志的谎言做了辩护”，并振振有词地说：“我敢说没有植物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在学术刊物上没有这方面的道，如果李宏志或野鹤不以为然，就请具体列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在正式科研机构的植物学家的名字出来”。笑话，如果李宏志说方博士是个卑鄙龌龊的小人，野鹤就必须站出来声明方博士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才算是与他划清界限，否则就与他是一伙？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学术刊物多如牛毛，方舟子看得过来吗？学术刊物上没有这方面的道，就等于没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吗？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然后，在《就野鹤诽谤一案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中，又进一步质问《探索与争鸣》：“野鹤那样的公然为腐败、伪科学和邪教教主辩护的文章是否属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简直是必欲置野鹤于死地而后快了。
与此同时，他一面利用他所把持的新语丝网，煽动他的喽罗和不明真相的好心人，对野鹤进行围攻；一面又利用国内刊由于既没有钱，又没有时间打官司的弱点，对《探索与争鸣》进行要挟，扬言“将把这一起官司长期地、一级一级地打下去，并追究其他涉案机构、人员的法律责任。我也随时准备与《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达成庭外协议，但时间拖得越久，我受的损失越大，付出的费用越多，我索取的赔偿也会越高。”其流氓痞子嘴脸暴露无遗。
更令人（特别是那些由于真诚关注反腐大业而迷信方舟子的好心人）想像不到的是，这位“反腐英雄”竟然还跑到北京去走“上层路线”，靠了他们的关系，一面在新华网上露了一回脸，算是为“反腐英雄”正了回名；另一面则派人到□□部去告野鹤的黑状，说野鹤在文章中支持自由派人士某某某，宣扬自由主义云云。于是，□□部便将野鹤的文章调了去，审查之后，却并未表态。这分明是在搞政治陷害，竟还要诬蔑我“有强大官方靠山”，真真是虚伪卑鄙到了家！
这样的“英雄”，呸！
2003年7月28日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八）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野鹤
方舟子准备控告我诽谤的罪名之一就是：“捏造事实谩骂”他是“江湖骗子”。“江湖”者，相对于“主流社会”者也；“骗子”者，名实不符，言行不一，别有用心，欺世盗名之谓也。方舟子既不属于中国主流社会，也不属于美国主流社会，说他是江湖中人是不错的。至于“骗子”，有下面事实为证。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众所周知，学霸作风不但是中国、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学术界的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学官或学霸，往往是不学无术，颐指气使，以势压人瞎指挥；或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制造学术腐败；或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压制打击异己；或口含天宪，指鹿为马，大搞学术专制……中国的“官本位”文化传统，正是形形色色学霸作风的重要温床，方舟子辈所揭露出来的那些基本属实却又难以纠正的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官本位”和学霸作风的存在和作用的结果。
然而，方舟子一面揭露学霸，一面却又不遗余力和不择手段地神化自己，企图鹊巢鸠占地成为超级学霸--不仅是某个专业的学霸，而且是跨行业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学霸。所以，他一成为“反腐英雄”，便恣意妄为地四面出击，以打假为名行学霸之实，打着“反腐”的旗号，到处制造“冤假错案”。例如，国内出版了一套《新语文读本》，36册（高中卷、初中卷、小学卷，各12册），共708篇文章，仅仅由于其中一篇文章及其编写手记，对于许靖华先生的观点进行了介绍，便被方舟子全盘否定，说“这套读本在宣传反进化论的伪科学邪说”，冠以“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的大罪名，连同那些编书人——“一批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中学语文教师”，统统一棍子打死。还意犹未尽，又将中国人文学界拉来作为陪绑，说什么“许靖华的邪说，只在反进化论的中国人文界才找到了知音”（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中华读书》，2003年1月23日）。
又如，大约从今年二月份起，方舟子又在新语丝网上掀起一股主要针对中国科学翻译界的“打假”闹剧，方舟子曾先后在网上发了6篇文章，对著名翻译家田洺先生的《自达尔文以来》等六部译著进行全盘否定--将田洺先生的译著说成是“错误百出”，“无句不误”，“令人哭笑不得”，“不据有及格的英语阅读能力”，“几乎每句话都有漏译、误译，甚至连非常简单的英文句子他都没有读懂”……并且，还对田洺先生进行人格污辱：“我也希望田教授能有点自知之明，如果真的热爱古尔德，看在古尔德在天之灵的份上，以后请别再强奸他的著作了”……竟还要捎上三联书店，说什么：“一家为广大读者所信任的著名出版社竟然一而再、再而三把世界名著交给连简单的英语句子都读不懂的人糟蹋，是可忍孰不可忍！”并且刻毒地煽动买了田洺译著的读者将书“退给相应的出版社”，因为“这些译著没有阅读、保存的价值，除非你有收藏坏书的癖好。三联书店如果对得起读者的信任的话，应该停止发行这些译作”。(详见新语丝网上方舟子攻击田洺先生的6篇文章)这哪里是在打假，分明是在打人，而且还要连同三联书店都一棍子打死!
再如，我对汪丁丁教授也有微辞，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将他视为学术骗子。而方舟子却不但将他当作学术骗子来“打假”，还要利用他所把持的新语丝网，从2002年7月29日起，10天内发了14篇文章对汪丁丁教授进行围剿，甚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汪丁丁教授不是教授，而是‘叫兽’”（jiangli）、“常识都没有，却做什么叫叟的方言高论……网上也不要叫他汪丁丁，取个昵称，以后叫阿米诺酸吧（笑狮子）”、“写的东西似是而非，行家眼里全是垃圾”（north）……方舟子则说：“这样不学无术的人，能够成为《财经》‘学术顾问’，这样的笑话连篇的文章，能够成为《财经》‘封面文章’是只有在当代中国才能发生的怪现象。”不但将汪丁丁贬得一钱不值，且还要一棍打一船地株连《财经》和中国。而“打假”的手法，依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仅仅根据汪丁丁的“把‘蛋白质’称为‘蛋白体’，把‘氨基酸’按英语读音‘阿米诺酸’，把‘genetics（遗传学）’译成‘基因工程’，以及诸如此类的让任何一位学过一点现代生物学基本常识的人都要笑掉大牙的低级错误”，便断定他“对生物学、生物技术一无所知”，“不学无术而又喜欢信口开河吓唬人”……当汪丁丁教授要求方舟子不要仅仅抓住汉语翻译问题，而指出他那篇文章的观点的主体有什么错误时，方舟子竟蛮横地说：“如果一个人对生物技术的基本概念到了完全无知的地步，那么他对生物技术的看法，还用得着具体去批评吗？”（参见【新语丝·立此存照·汪丁丁事件】）活脱一副颐指气使、横行霸道的学霸的嘴脸！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且统统作为他的“反腐英雄”业绩，堂而皇之地汇集在“立此存照”或“方舟子网络评论”之中。
网友e_saltie说：“方舟子自己才是最大的学术腐败。”真真是一针见血。
打着反对学术腐败的旗号制造学术腐败，不是骗子行径又是什么？
不择手段，沽名钓誉对于种种溢美之辞，方舟子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从来就没有认同这种评价”，却偏偏又仿效古代贪官的“万民伞”把戏，将所有这些溢美之辞（连同他与名人的合影、演讲的海、演讲与签名售书时的照片之类）无一遗漏地统统贴在新语丝“万民伞”上，诸如：“生物学者”、“少侠”、“一等一的全才”、“科学斗士”、“网络奇才”、在大陆、台湾和美国多次获奖的“诗人”、“网上鲁迅”、“科学界鲁迅”像鲁迅“一样的一身正气，一样的文风犀利，一样的疾恶如仇”、“比鲁迅还鲁迅”、“这是一个纯净、透明的人，同时有着水晶般的硬度”、“如果他们以平时喜欢的道德观推论，应该得出方舟子比鲁迅更伟大才对”……而且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在新语丝网上刊登吹捧自己的文章，尤其是遭到野鹤的批判之后，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在新语丝上刊发了十几篇围攻野鹤和吹捧方舟子的文章，其中一些肉麻得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吹捧，诸如：“就是缺了方先生这样的人……中国人都阳痿了”、“方舟子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独一无二、无可代替的”、“我和方舟子从没谋面，但我还是想作他的斗犬，即便是走狗吧——就怕我没那资格”……
更妙的是，终于有人在充分肯定方舟子的前提下，全然出于对于方舟子的爱护，对于要到整个“人类……提升自己的智慧”之后，才能对他（方舟子）的价值重估一类的过誉之辞表示异议，提出“不要捧杀方舟子”，劝他“免俗”之时，竟不但遭到吹捧者的反驳，居然还遭到方舟子的批驳：“不能把所有的表扬、描写都当成吹捧，除非是夸大其词、虚伪的……由此感到肉麻，更不正常”；“这些文章又不是我自己写的，也不是托人写的，我不过提供了个发表渠道，不知为何会有人联想到自我吹嘘”；“方舟子为人处事如何，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我父母都不操心的事，需要你来操心？”（方舟子对于东方生：《方舟子先生也不能免俗吗？》的应答，新语丝2003.7.30）真真是将人家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看来，方舟子的沽名钓誉，不仅是不择手段，而且已然达到寡廉鲜耻的地步。
更恶劣的是，打着“反腐”和“科学”的旗号，将人文学界当成“牛鬼蛇神”横扫之余，竟还要惺惺作态：“对于自己深爱的学术界，方舟子‘爱之深，责之切’，每揭开学术界的一个‘暗疮’，方舟子自己也会心痛一次。”（徐筠：《越洋采访：学者·斗士·诗人·方舟子》，【新语丝·方舟子作品·网络评论】）虚伪到这等地步，真让人感到恶心！
哪位正派的学者会如此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沽名钓誉？这难道不同样是一种江湖骗子行径吗？
拉大旗，作虎皮这个根本不懂辩证法，因而无法理解古尔德，连古尔德的《自达尔文以来--自然沉思录》的后记都未读懂的哲学盲，一方面在攻击田洺先生时，将古尔德的著作称为世界名著，诽谤田洺先生的译著是在“强奸”古尔德的著作；另一方面却又立足于落伍了的、属于机械唯物主义范畴的还原论立场，说：“古尔德对进化论的某些说法，特别是关于‘寒武纪大爆发’的说法，的确是相当混乱的，也在公众中、甚至在生物学家中造成了混乱”。甚至“坦率地说，我也不特别推荐古尔德的科普作品”（方舟子：《科学比彩虹更美》，《中华读书》2000年8月23日）。从而贬低了他既不理解，更不欣赏的、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古尔德的“间断平衡”理论，又给人以他比古尔德更高明的印象。接下去又说：“但是古尔德毕竟是我们同一战壕的战友”（同上）。将著作等身的大师古尔德与初出茅庐并无任何像样学术著作的方某人等量齐观，拉大旗，作虎皮。然后说：“他对神创论的攻击是相当有力的，他对进化现象的介绍也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从学术上批评古尔德的说法是一回事……而从根本上质疑作为进化论科普作家的信誉则是另一回事。”（同上）仅仅看在古尔德反神创论和普及进化论知识的份上，肯定了古尔德作为进化论科普作家的价值，而只字不提古尔德在“间断平衡”理论、“右墙”理论、“综合进化论”等方面的巨大理论贡献，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古尔德的大师地位，同时又显示了方某人的“宽宏”。真真是一石三鸟，其沽名钓誉的手段的确高明。
顺便说一句，被方舟子诬蔑为“神创论”和“伪科学”的许靖华先生的“幸者生存”观，即或不是脱胎于古尔德的“间断平衡”理论和“右墙”理论，也是与古尔德的理论英雄所见略同，他们才算得上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而无论是德才学识还是社会贡献都与他们差着十万八千里的方舟子，却对他们拉一个，打一个，这不仅是出于沽名钓誉的需要，且也暴露了他才疏学浅的伪学者面目。
还有，在发表于2000.2.16《中华读书》上的《生物学是什么？》一文中，方舟子又一次拉“亲身经历、参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并且具有渊博的生物学各分支的知识和深刻独到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大师”、“哈佛大学的退休教授恩斯特·迈耶（ErnstMayr）”这杆“大旗”来作虎皮，将迈耶的新著《这是生物学：生命世界的科学》吹捧为“思想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的“一大奇迹”，“用中国人的说法，该说是已超凡入圣、得道成仙了”。接着却又说：“迈耶认为功能现象通常用实验方法研究，而进化现象则用历史性叙述、推理方法。这种看法未免略嫌过时，……实际上，该书的一大缺陷，即是过分强调功能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区别，而把重点放在了那些研究生物历史因素的学科上”，“而他本人对分子生物学并不熟悉。作为一名经典的进化生物学家，如此侧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部试图全面总结生物学的著作，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好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着痕迹地便将自己托上了比迈耶还要“炉火纯青”，还要“超凡入圣、得道成仙”的超级大师顶峰。
其中的奥妙在于：这文章并非是写给生物学界内行人看的专业书评，而是写给大众媒体所覆盖的、包括并非生物学范畴的其他专家学者在内的广大外行人看的，他们既不知道迈耶是何许人？而且由于身为“超级翻译权威”的方舟子的“述而不作”，也无缘拜读方权威的译著“定本”，更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差强人意的译本，因而也就无从了解迈耶这部“新著”的具体内容，于是乎，便只能看见方某人的“伟光正”，除了拜倒他的脚下，又能如何？
有趣的是：方舟子在此文中，还乘机宣扬“生物学霸权主义”，说什么：“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属于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的世纪……在百年之内能获得如此众多、重大的成果，使得生物学成了自然科学各学科中最为新兴、繁荣的一门”，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有教养的公民，都应该具备一些生物学知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生物”。尽管这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诡辩--如果套用他的诡辩逻辑，说：我们本身就是宇宙一份子，就都应该具备一些宇宙学知识；我们本身是物质的，都应该具备一些物理学知识；我们本身都得吃饭，就都应该具备一些烹饪学和营养学知识……不同样言之成理？--但他刻意强调生物学重要性的用心，还是清清楚楚的。但俗话说：“干什么的吆喝什么。”这也无可厚非。然而，同样是强调“生物学霸权主义”的汪丁丁的“新新经济”论，却不但被方舟子贬得一钱不值，还要被视为“伪学术”，并将他作为“学术骗子”来打倒。岂不是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一般了吗？那么，方舟子先生究竟是“科学界鲁迅”还是“假洋鬼子”呢？
不仅如此。方舟子在发出了“每一个有教养的公民，都应该具备一些生物学知识”的号召之后，紧接着又宣布：“对那些要对生物学问题发表评论的其他行业人士，更应该系统地学习生物学，才能避免闹出将无知当高深的笑话。”也就是说，单是“具备一些生物学知识”而没有“系统地学习生物学”，依然没有发言权，因为，他曾一再宣称：“外行因为不具有解决问题所必须的知识和训练，是不可能有什么高见的。”（方舟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宽容神创论？》，【新语丝电子文库】2000.1.26）然而，让每一个有教养的公民都系统地学习生物学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他们除了更自觉地拜倒在方舟子这样的“超级学者”的脚下，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若非江湖骗子，又何须拉大旗，作虎皮，包起自己来吓唬别人？
见人是鬼，遇鬼是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已经是一种非常人所能把握的处世技巧，而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则是这种技巧的极致，若用于行骗，则是一种迷惑力极大的高级骗术，常人自然是很难识破的。拆穿了，却也并不神妙，无非是避开内行人，专在外行人中逞英雄罢了。
例如，方舟子从小聪明过人，19岁便以“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中国科技大，5年后本科毕业并赴美留学，又过了5年，于1995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据他自己说：“在这个领域，算是比较快的。”（刘菊花：《网络奇才方舟子》，【新语丝·方舟子网络评论】）这都说明他确实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但要成为一名学者，仅仅善于学习是不够的，还需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所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得去做博士后，“做”者，科研实践也。也就是说，博士后并非比博士更高一级的学历，而是证明自己具有何等科研能力，以便谋取理想的工作单位的一种过渡。遗憾的是：方舟子在读博士期间便“开始网上科普创作”，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前一年），便“创办了第一份中文网络刊物《新语丝》，担任新语丝社社长，主持新语丝网站”（同上）。说明他并不那么热爱生物学专业，以致“被导师劝说不适合呆在学术界做研究”（三闲博士：《白眼看方舟子》，转引自档案馆）。所以，他连做了两个博士后，除了与另外三个人共同获得一个专利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学术论文或成果，否则他早就张贴在新语丝电子“万民伞”的首要位置了。这说明他缺乏科研能力和学者素质，并非科研学者的材料。这样一个被学术界“劝退”或知难而退的人，自然不敢到正儿八经的学术界中去班门弄斧，却并不妨碍他打着生物学学者乃至文理权威的招牌，到大众媒体上去招摇撞骗，称王称霸。正如网友merlini早在2001年就指出的那样：“见了科盲文人，便自称科学家；见了真正的科学家，尽可大谈文学历史”，换言之，就是在大众媒体上冒充“学者”，以文武昆乱不挡的超级权威自居；倘遇见正儿八经的学者，则绝口不谈学术，仅以“反腐英雄”的身份与之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真真是潇洒自如，左右逢源。
至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类等而下之的伎俩，方舟子则更是得心应手，娴熟自如。例如，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他以鼓吹民主、人权的自由派身份，抱怨中国官方“采取愚民政策”，“为了减少乃至消灭互联网上的言论，中国当局采取了大范围屏蔽网址的行动”，使以“科学普及、文学创作和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作品及其评论”为主要内容，“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的“新语丝”网站，成为“受严重屏蔽的网站之一”。并引《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的话，抨击中国当局和□□部：“在这一点上，当局是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的。本来言论自由就是国家政治开放的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当局对互联网信息的这种封杀，也反映出当局在意识形态上的彻底破产”，“在80年代，包括89年之前，当局要批判谁，封杀谁，总要讲出一大堆理由来，从意识形态上加以批判，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部的官员都还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现在干脆就变成一个刀斧手了，直截了当动刑就完了”……（《三篇美国Z音道：方舟子谈互联网控制和萨斯》，新语丝2003.7.8）当他在野鹤的解剖刀下无以遁形之时，则又去走“左派”人士的上层路线，到□□部去告黑状，反诬野鹤支持鼓吹民主、人权的自由派。真真是见鬼是鬼，见人是人的三花脸。
据“民间科学家”老刘介绍，刘华杰曾说方舟子：“喜欢把‘A’和‘非A’全部当作自己的观点，所以面对只有‘A’观点的人，方是民可以用其‘非A’观点来批驳；面对持有‘非A’观点的人，方是民可以用其‘A’观点来批驳。”老刘则说得更干脆：“我认为方舟子今天以‘A’这样说，明天又以‘非A’那么说，纯属出尔反尔，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这大抵也属于见人是人，见鬼是鬼的范畴。
这种时而见人是人，见鬼是鬼；时而见人是鬼，见鬼是人，随机应变的三花脸，不是江湖骗子又是什么？
唾面自干，厚颜惑众尽管史学界有将通读二十四史视为治史的入门功夫的传统，但除了少数史学大师或著名学者外，敢于夸口从头至尾读过了二十四史的人，恐怕并不多。然而，20岁出头，刚刚从科技大毕业的方舟子，却在给友人的信中夸耀道：“按我的读史法，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二十四史。”即或是真的，也不过是当作小说来读，一目十行地看个热闹而已。自然读不懂，因而才感慨地说：“心里装着这么一大堆破烂到异国他乡去，是多么滑稽。我有时真痛恨自己为何仍对这些糟粕恋恋不舍。”（方舟子：《凄风苦雨学彷徨——1989－1990书信摘录》，【新语丝·方舟子作品】）方舟子将这等浮躁的狂言谵语，不加任何批判地以摘录的形式收入自己的作品集，在网上公诸于众，说明他并不但不认为是狂言谵语，而且恰恰将它们视为伟人的证明资本。于是，他便凭着这等资本将手伸进史学界去“打假”了。不过，不是去史学刊物当着史学界内行打，而是在大众媒体上对着外行打，满以为抓住一个小小的枝节问题，打一打“政治偏见很深”，因而在中国史学界不那么受待见的余英时，为同样是有争议的郭沫若翻翻案，既不会引起史学界注意，又能在大众媒体上欺世盗名。不料，才伸手便被复旦大学的傅杰教授抓住，毫不客气地揭露了他在学术上浅薄浮躁和以学术警察自居的狂妄。尽管，这场笔墨官司由于方舟子的胡搅蛮缠和广大外行人的不感兴趣，终于不了了之，但总算教训了一下这位“反腐英雄”，使他未敢将这一不光彩的“业绩”纳入“立此存照”，并且再未敢到史学界去制造冤假错案。然而，却依然将它堂而皇之地放入“方舟子文史小品”，当成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证据。之于史学界的内行，这不过是唾面自干，不值一哂；但之于互联网的外行，却无疑是厚颜惑众，效果斐然——广大网民便只看见“少侠”的无往不胜；叹服于“全才”的无所不通；感佩于“英雄”的光明磊落；惊诧于“鲁迅”的灵童转世……有几个人能看清这不过是江湖骗子唾面自干，厚颜惑众的骗术。
毛泽东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骗子和骗术一旦被戳穿，大家不妨放开眼自己去反思一下这位“反腐英雄”的前前后后、所作所为。对于骗子和骗术的识别能力，只能通过受骗之后的反思来提高。这就叫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也是毛泽东说的。
要而言之平心而论，方舟子和新语丝在反对学术腐败方面的确有所贡献，其“反腐英雄”的称号也并非全然是浪得虚名。但却绝不等于他就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反过来，也不能因为他具有某些欺世盗名，江湖骗子的行径，就将他和新语丝全盘否定。凡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大约都知道“勇敢分子”这个词，所谓“勇敢分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平时不求上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却又充满英雄落难，生不逢时的愤激情绪，因而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具有幻想一步登天的造反情结（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朋友，若有兴趣，不妨去请教一下自己的师尊）。因此，每逢要开展什么运动，需要打开局面发动群众之时，便照例将他们当作积极分子来使用，却绝不会将他们视为骨干，运动一过，只要他们没有“作”过头，便让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不过是利用一下罢了。我看，方舟子辈充其量，不过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反腐“勇敢分子”罢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反腐英雄”与“江湖骗子”其实完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535～536）唯有根本不懂辩证法的方舟子辈，才会非此即彼地将二者完全对立，从而誓死捍卫“反腐英雄”的桂冠，不遗余力地掩饰和否定欺世盗名、江湖骗子的另一面。
2003年8月1日－8月5日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九）方舟子与新语丝野鹤
野鹤声明一.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79)毛泽东则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是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515）我正是依据这些原则，认真阅读了方舟子的数百篇文章和观察了他的种种表演之后，才得出他是别有用心、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的结论来的。同样，要辩明野鹤的立场与观点，也应该认真审阅野鹤的全部文章，而不能仅仅限于《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系列文章的前三篇。
二.任何一位认真读过我这九篇文章的人，大约都会看出：文章的主旨在于：全面解剖方舟子及方舟子现象，并对这位别有用心、欺世盗名的“反腐英雄”进行“二阶打假”。对此，方舟子辈（特别是身兼“师爷”和“打手”双重身份的那位为老不尊的陶世龙）自然不敢也无力应战，只好施展“围魏救赵”、“暗渡陈仓”一类的诡计，竭力将公众的视线从这一主题上引开：一方面，拼命制造野鹤“有强大的官方靠山”，是中国腐败势力（特别是被方舟子被揭露的那些腐败分子）的代言人的谣言，试图将舆论集中到要不要反腐打假的问题上来，宣扬批方舟子就是反对反腐打假的谬论，并以打官司要挟《探索与争鸣》腰斩了野鹤的系列文章；另一方面则通过国内的靠山打政治牌：一面派人到□□部告野鹤的黑状，试图靠官方势力来封住野鹤的嘴；一面以反腐英雄的身份在新华网上露脸，力图制造“反腐英雄”不容否定的假象。随着野鹤的“方舟子现象”系列文章陆续在网上发表，并引起越来越多的正派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关注，感到岌岌可危的方舟子辈，终于破釜沉舟地将打官司的要挟付诸实行，试图用是否损害方舟子名誉的官司，继续转移公众视线。无非是想用“恶人先告状”——骗子告揭露骗子的人损害了骗子的名誉——的流氓手段，将野鹤这个“打旗儿”的封杀出局，真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就是真的将“打旗儿”的轰下台去了，正戏就开不了场了？聚集在台下的观众就一哄而散了？从此骗子、痞子、流氓就铁定是“英雄”了？中华大地就可以听凭你们这伙欺世盗名的家伙随心所欲地自由驰骋了？做梦去吧。
三.方舟子辈说我是“有强大的官方靠山”的“打手”和“看家狗”，自然是造谣诽谤。但我也确有“靠山”，我的“靠山”就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学界的良知，以及“邪不压正”的古训。即或方舟子能打赢这场官司，大约也不会动摇我对于我的靠山的信念，因为，邪能压正于一时，古来有之；但邪能摇身变成正，在人类历史上却绝无先例。
四.中国人历来相信：邪不压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恶有恶，不是不，时候未到一类的古训。愿与方舟子辈及其背后别有用心的支持者和怂恿者共勉。
2003年12月4日
如何评价方舟子与新语丝？或者说方舟子是何许人？新语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网站？
新语丝网友刘某的看法大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他说：“方舟子虽然嘴巴刻薄点，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是站得住的，在人格上是不亏的”，“一个人只要大节上不含糊”，其他的毛病“都是可以原谅的”。所以，尽管他“不是方舟子迷，毋宁说对其亦颇有微辞”，虽然有一万个理由不站出来表态，但“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终于还是站了出来，并且在方舟子别有用心的诱导下，将野鹤说成是“有强大的官方靠山”的“打手”和“看家狗”（刘某：《也来为方舟子摇旗呐喊》，新语丝2003.6.19）。如果这位“刘某”确有其人的话，到不失为一个正人君子，却也是位善良而又糊涂的“东郭先生”。那么，咱们就来看看方舟子的“大节”究竟是否“站得住”？具体地说，就是：方舟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反腐英雄”？新语丝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
以“反腐”为名，行抹黑之实正如对于一个医生，究竟是旨在治病救人还是谋财害命，是个根本的大节问题一样，一个“反腐英雄”究竟是旨在振兴中华还是给中华抹黑，才是真正的大节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还值不值得信任？如果值得信任，相信他们不但有决心和信心，而且有魄力和能力将反腐斗争进行到底，就该依靠他们或与他们合作，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开展反腐斗争。若认定他们不值得信任，那就不仅仅是揭露，而是联合起来将他们推翻的问题了。方舟子如果真的像其追随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个爱国爱民，口含“中国国策和民心”的“天宪”的真英雄，就应该属于前者。然而，正如我在《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六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便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中国社会科学界早已烂透了”；“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学术腐败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避免，但是像在当今的中国这样如此猖獗，却是罕见的”；“中国的新闻界在政治和商业双重控制之下，不仅普遍丧失了揭露学术腐败的良知和勇气，有的甚至还为虎作伥，为学术腐败推波助澜”；“从科学院领导、院士、教授，都存在学术腐败，可见学术腐败在中国已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北大教授更容易当，只要懂英语就行”；“北大已成为一所为中国培养下一代剽窃人才的学校”；哲学家都是“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骗子；“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都是“幸灾乐祸者”，而“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缘，也不是中国人”；中国翻译家的译著，竟是“错误百出”，“无句不错”……
这究竟是旨在振兴中华还是在给中华抹黑？而且还要跑到美国的大学中去对中国留学生和在网上对华裔中国人大肆宣扬，不是抹黑又是什么？
一味横扫，不改初衷我在《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一中曾告诫方舟子及其追随者：
如果确是为了振兴中华，那么就应该像大夫一样，首先对病症和病人作出正确判断——是一般的伤风感冒？是疑难重症？还是不治之症？病人的体质和心理状况如何？有无其他病史？是遗传还是传染？家庭条件和环境如何？……然后再对症下药——是采取保守疗法并向病人推荐其他病人痊愈的经验教训？是动大手术？还是让家人准备后事？
在《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六中，我又专写了“官本位”一节，举出至少六种不同性质的腐败，并指出：
无论是官本位腐败还是官品质腐败，或其他所有与官有关的政策性腐败、体制性腐败……皆也有民众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因此，仅仅强调“上行下效”是不够的，还应该正视“水落石出”——民的素质降低，官的腐败便彰显。或“水涨船高”——民众素质提高了，便能促进官僚素质的提高。所以，单是揭露和惩治腐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提高官与民的素质。而官与民素质的提高，却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建设过程，不但急不得，还得逐渐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谈何容易？特别是之于我们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
那么，对于方舟子辈吹毛求疵、一味揭露的“英雄业绩”，是不是应该重新估价了呢？
从而论证了反腐斗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明确地反对方舟子辈“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抡过去”的做法。
“三闲博士”指出：方舟子对于母国光院士的“打假”，也是冤假错案。而方舟子却既不追究原告人的责任，也不向母国光院士道歉（而且依然将这一冤假错案收入新语丝的“立此存照”，作为他的反腐业绩招摇惑众）。方舟子将新语丝变成审判中国海内外学者的公堂，自己包办和客串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三大职责，其实是以一种腐败的方式来反对其他的腐败。（三闲博士：《白眼看方舟子》，转引自档案馆）
网友黄蓉则指出：方舟子“颇不客气地让人们向他提供批判的素材，好像他就是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的中纪委。方公堂判案结果是把被判人的‘骗子’、‘造假’之类罪名高挂在他的网站。他可以狡辩这是舆论而不是公堂。而中国读书人和外国知识分子都知道，名誉对于学者的至关重要性。一个优秀学者的名誉，是个人才能和有时不止一个人的汗水的结果。而方公堂在网上大张旗鼓地宣布对人的判决，就是极大的处罚。可是方，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的……”(黄蓉：《方舟子现象之研究（提纲）》，
网友“南海之子”也指出：新语丝的文章有真有假，常有谣言和谎言，对当事人造成重大身心伤害。明明打错了人冤枉了别人却从来不肯承认错误，还受害者清白，反而死撑脸面，继续损害当事人的名誉。例如，科大的郭教授、姚教授；复旦的贺教授；北大的周教授等。（参见南海之子：《新闻自由和人权观念——谈科大BBS封杀XYS》）
其他许多网友（甚至包括不少支持方舟子的好心人），也以不同方式指出方舟子的反腐活动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手伸得太长、反腐扩大化，口含天宪、主观武断、指鹿为马，简单粗暴、一棍子打死，死不认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
如果方舟子确乎是位严肃认真的反腐英雄，就该虚心采纳大家的意见或建议，不断地改进其反腐的方式，提高其反腐的水平，将其反腐事业推向新的高度。然而，从新语丝网上看，方舟子不但丝毫没有听取大家的意见或建议，依然顽固地坚持他既定的立场和方针；而且，直到最近他在新华网上的那场表演，仍然死死抱住他的既定立场、方针及其“业绩”不放，咬定学术腐败“现在普遍的表现形式就是剽窃，抄袭论文，剽窃别人的成果，弄虚作假的行为……危害最大的是以自己的学术界的身份替伪劣假冒产品作广告，利用科学家的威望来欺骗消费者”（新华网：海外学人方舟子谈“学术腐败”，2003年7月2日）。所有那些“冤假错案”依然原封不动地张贴在“立此存照”上。可见，这位“反腐英雄”的“醉翁之意”并非中国的反腐大业，而在于欺世盗名以满足他那畸形的伟人欲。
如蝇逐臭，涣散人心正如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整天用放大镜去揭露爱人的缺陷或疮疥一样，任何一个正派的、有良知和良心的中国人，也都不会只盯着国家和社会的阴暗面而对光明面视而不见。唯有别有用心或心理变态的人，才会如蝇逐臭地专盯着痈疽而无视其他。而方舟子和新语丝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例如，对待中国的翻译界。众所周知，形形色色的译著，不仅是中国人了解和认识世界的窗口，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有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归功于从梁廷枬、王韬到严复、林纾等一批著名的翻译家，以及从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编译局到商务印书馆所吸纳的众多不那么有名、乃至无名的翻译工。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乃至方向也与翻译界的积极性、导向和水平息息相关。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无私奉献，中国人就会成为固步自封的井底之蛙，或者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尴尬境地。即或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翻译的举足轻重作用，依然没有降低。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不懂外语；懂得外语的人也未必都能阅读外国的原版书；便是能够直接阅读原版书的人，由于隔行如隔山，也很难读懂自己专业之外的原版书。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要靠翻译这个窗口来看世界。而翻译界的甘苦却很少为人所知，所以我们不但应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还应对他们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关怀和保护。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界比起林纾等人的意译、鲁迅先生的硬译，以及曾遭到过鲁迅先生批评的赵景深先生的“顺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由于从反右到文革的历史灾变所造成的文化断代，步履艰难的中国翻译事业仍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对翻译界不但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而且更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鼓励和爱护，而绝不该吹毛求疵、冷嘲热讽、恶意摧残。而方舟子大约从今年（2003）二月份开始，却在新语丝网上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掀起了一股主要针对中国科学翻译界的“打假”活动。矛头所向，从专业的翻译家(如田洺先生等)到业余的翻译者(如刘兵教授等)，乃至对他们的翻译“打假”活动表示了些不同意见的网友(如自称“良家妇女”的agentofchange等)……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方舟子不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科普翻译界的辛勤劳动和骄人成就视而不见（单是我的书架上，便有第一推动丛书、科学大师佳作系列、科学与人译丛、哲人石丛书、广义进化研究丛书、科学人文、科学争鸣系列、支点丛书、世界科普名著精选、新视角书系、观照生命书系、万川科学人文书系——以及其他科普著作二百多本），而且按照他自定的标准（如“神创论”、非“国际学术界共识”之类），抓住几本所谓的伪科学译著（如《许靖华先生的《大灭绝》就根本不是伪科学），或译著中的某些问题，便以超级翻译权威或翻译警察自居，将中国的科普翻译事业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还发表《科普著作的翻译还有救吗？》一文（《书评周刊》2003年6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将中国的科普事业和中国科普翻译界贬得一钱不值。自诩“述而不著”的方舟子，自己不从事科普翻译工作，却又要居心叵测地贬低和否定中国翻译界，无论其动机是什么，其后果都只能是动摇和涣散国人对于科普翻译界的信任，封闭或堵塞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窗口。
又如，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无论是新任党政最高领导层的果断、军队将士的雷厉风行、医务工的献身精神，还是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都无不令人感到振奋并受到所有正派中国人的一致好评。毋庸讳言，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灾，也的确暴露出我们政治、经济、医疗、文化、传媒……等各个方面的种种问题，对此，也应该正视和揭露，但揭露的目的应该是疗救和建设，而不是相反。可是方舟子和新语丝却对全国上下齐心合力抗击“非典”的大好形势不感兴趣，抱着某种幸灾乐祸乃至唯恐天下不乱的态度，吹毛求疵，横挑鼻子竖挑眼。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9日至7月25日的三个半月时间里，新语丝先后发表了约240多篇关于“非典”的文章（平均每天1.33篇以上，在“抗非”斗争最紧张的时期，每天多达3－7篇），其中也不乏好的或较好的(粗略统计约占10％左右)，但大多都是幸灾乐祸，如蝇逐臭，趁火打劫，借题发挥，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身上抹黑的文章。大抵有这样几类：
（1）2003年4月26日，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采取了果断措施，任命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迅速扭转封锁疫情的官场陋习，使“抗非”斗争走上正规之后，方舟子和新语丝仍然不依不饶地反复刊登抨击中国当局封锁消息，宣扬隐瞒疫情是中国政府欺骗愚弄民众的一贯传统的文章。如，《中国27省市SARS传播源头追踪》（XYS）、《非典是“突如其来”的吗？》（XYS）、《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起》（XYS）等。
（2）抨击中国“抗非”斗争中的隔离扩大化，攻击中国无视人权。如《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看中国萨斯隔离扩大化》（方舟子，XYS）、《华中科大现在就像一个囚禁学生的大监狱》（XYS）《西北工业大学封校点滴》（XYS）等。
（3）渲染民众的迷信和愚昧，抨击中华民族素质普遍低下。如《愚昧的中国人——写在“非典”流行的时代》（XYS）、《喝中药——非典时期大笑话》（XYS）、《“非典”•谣言•无知》（XYS）等。
（4）抓住网上一二条消息便大做文章，攻击和嘲笑中国人盲目反美。如《中国新闻网公然用改变日期方式炮制美国“非典”谣言》（XYS）、《萨斯病毒与美国阴谋论》（方舟子，XYS）、《“萨斯病毒与美国阴谋论”补记》（方舟子，XYS）等。
（5）按照方舟子和新语丝一贯的立场和宗旨，继续攻击和否定中医和中药，散布民族虚无主义。如《对中医药治疗SARS的疑惑》（XYS）、《非典时期为虎作伥的中医》（XYS）、《骗人的中草药和愚昧的中国人》(XYS)、《作为巫医的中医》(XYS)等。
（6）借题发挥，抨击乃至谩骂中国政治体制是一贯如此，不可救药。如《一贯如此，绝非典型》（XYS）、《由非典所想到的》(XYS)、《我在那个“非典型”星期的经历》（XYS）等。特别是《照照“SARS”这面镜》（XYS），说中国官员是“屁股指挥脑袋”，指责政府实行的是“损不足以富有余”的政策，声称对“颟顸和冷酷”的中国“精英”抱有希望，“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
（7）小题大做，横挑鼻子竖挑眼。如《今日出台新的“冠状病毒”》（XYS），挑动对于高校招生优先录取正在从事SARS病治疗的医护人员子女政策的不满，借题发挥，煽动“弱势群体”对政府的对立情绪。《一个非常可笑的“非典”谣言》（XYS），借民众的愚昧、盲目和浪费之题，讥嘲政府手忙脚乱、小题大做而事倍功半。尤其恶劣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关于给予仰恒光等11名学生违纪处分的决定》（XYS）和《西安交大处分续篇》（XYS）、《方舟子评西安交大学生处重要公告》（XYS）等，方舟子不做任何调查，便将这一“处分”贴在新语丝网上，并抓住“处分”中以“用电脑放《国际歌》”作为处分理由一事大做文章，不但在“方舟子按”中说：这“简直算得上是小幽默”，而且在《续篇》中将《国际歌》的词曲鲍迪埃、狄盖特，《国际歌》的中译者瞿秋白以及西安电脑经销商、比尔•盖茨……等人皆拉来作为交大的处分对象。貌似搞笑，实则是唯恐天下不乱地对大学生与校方的矛盾和对立推波助澜。
（8）对中国的院士和专家进行攻击和全盘否定。如《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XYS），将中国的院士说成是“顺手牵羊”的“无赖”和“趁火打劫”的“流氓”，声言：“首先就要废除中国的院士制度。中国有句古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也同样：院士不废，学生无望。”《调查钟南山》（XYS）、《洪涛为什么不也来掺和呀？——读〈调查钟南山〉有感》（XYS）等，则抓住钟南山和闻玉梅院士急于研制抗非典疫苗过程中的某些问题大做文章，无论动机何在，其客观效果则是丑化“抗非”第一线的科学家的形象，与“抗非”斗争唱反调。
（9）公然嘲弄“抗非”斗争，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如《非典，费惦，肺玷，诽点，匪店……沸点！》（XYS），不但对“抗非”斗争竭尽嬉笑嘲骂之能事，还借一个“美容师”之口，公然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整一个现行反革命！郎个姓‘瘟’嘛？还要家宝，还要总理！”、“江，还要泽民？长江嫩江牡丹江能不泛滥吗？朱，不就是火红色吗？还要熔基！大小兴安岭能不天火烧吗？”《我在那个“非典型”星期的经历》（XYS）一文的结尾，则借“一个朋友”的话，宣称“完了完了，全崩溃了，这个国家用不着战争。”公然涣散人心。
正如一些睿智的网友所指出的，新语丝的主要对象是一些30岁以下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和“愤青”。前者单纯，敏感，缺乏社会阅历，容易被某种观念所左右；后者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却大多是思想浅薄或动机复杂，往往幻想一蹴而就或只图口舌之快，因而，他们是社会上最活跃然而也往往是最浮躁的一群。同样是学生出身而又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方舟子，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领袖；而唯恐天下不乱的新语丝，也正是主要针对他们的。如果将他们比作中国社会的一个火药桶，那么新语丝便大抵就是这火药桶的引信。
我在《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之六》的结尾曾指出：
在方博士啖饭之道的背后，似乎比其他回国来捞世界的洋博士多了点什么——其他的洋博士充其量不过是捞了些名利，而方博士除了捞名利外，还将中国的现实描绘得污七八糟，令人产生怀疑和沮丧。特别是读了他的200多篇（现以将近600篇——野鹤注）作品之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怀着某种阴暗的心理看待自己的祖国，毫无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之心，如蝇逐臭般地盯着中国和中国人的伤口或脓疮，不遗余力地暴露、扩大、张扬……客观上便只能是打击、摧毁和扼杀中国人的自信心与求知欲，令人觉得自己与现实皆一无是处，除了自惭形秽地匍匐在他和他背后的超级科技大国的脚下，甘当科学霸权主义的驯服工具外，似乎再无其他出路。
李敖说：“毛泽东的精神是立国之本，是我们的财富，没有了毛泽东精神，不用敌人来攻（如CIA《搞垮中国的十戒》），我们自己就会垮掉——早晚的事！”“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李敖：《毛泽东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神州思想文化网》2003.03.05）方舟子辈的矛头所向，恰恰正是我们的这个“立国之本”。
也就是说，方舟子，为了满足自己的伟人欲或圆其霸主梦，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打着不问政治的旗号，偷贩亲美反华的私货方舟子一再标榜“‘不谈政治’是《新语丝》创办时就定下的办刊方针”（方舟子：《风雨纵横“新语丝”》，《中国青年•数字青年》2000年9月4日）。然而，“9.11”事件发生后，方舟子不但毫无根据地武断：“中国人中百分之八十为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叫好”（方舟子：《多少中国人在幸灾乐祸？》，新语丝2001.9.14），咬牙切齿地诬陷：“中国社会弥漫着一股反美情绪……这种仇恨所指向的，不仅是美国政府、军队、社会‘而且是指向全体美国人，乃至于在美国生活、工作、旅游的外国人，要而言之，一切在美国土地上的人都该死。”（方舟子：《比世贸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语丝2001.9.12）如丧考妣地咒骂：“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统，也不是中国人”（方舟子：《“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评乔新生〈其实，这是一场早已开始的美国人的战争〉》，新语丝2001.9.13）。而且，一方面宣布“我有倾向性”、“原则性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拒绝刊登所有“不同的声音”（方舟子：《一点声明：我的人文主义原则》，新语丝2001.9.14）；另一方面，则连篇累牍地刊登形形色色亲美反华的文章（不算“读者来信”便有140余篇，见【新语丝电子文库】）。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新语丝从2003年3月2日－4月24日，50多天中便刊登了近60篇竭力为美国无视联合国的决议一意孤行的侵略行径辩解的文章，大肆攻击中国的立场并对央视及其记者和军事评论员嘉宾，极尽嬉怒嘲骂之能事。
这也属于学术反腐打假的范畴？揭露方舟子辈打着不问政治的旗号，偷贩亲美反华的私货的虚伪面孔、丑恶嘴脸，就是所谓的“打政治牌”？（注一）
宣扬强科学主义，竭力诋毁人文学界所谓“强科学主义”，就是科学万能主义，亦即科学霸权主义。说白了，就是主张树立科学的绝对权威，让科学家君临天下，主宰一切。其目的或社会效果，无非就是张扬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霸主地位，并趁机狐假虎威地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具有超常伟人欲却又质薄学朽，因而被网友们称为学术“扔货”的方舟子，自然不敢到科学界或学术界去称王称霸，却在超常伟人欲的支配下，避实就虚地高张生化博士的旗号，在媒体上以科学卫道士自居，将人文学界当成他立威扬名的靶子。其暴戾恣睢、狂妄嚣张、大言欺人、不可一世的恶劣表演，即或不是史无前例，至少也是当世仅有，确已达到人神共愤的地步。且看方舟子的“自供”：
按我的读史法，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二十四史……心里装着这么一大堆破烂到异国他乡去，是多么滑稽。我有时真痛恨自己为何仍对这些糟粕恋恋不舍。”（方舟子：《凄风苦雨学彷徨——1989－1990书信摘录》，【新语丝•方舟子作品】）
我也一向认为文史哲的专业性在目前来说远不如科学领域。文史哲看得懂的文献资料我都看得懂，就是专业性不强的表现。（《方舟子答刘兵的“就此别过”》，新语丝2001.12.26）
本专业为沉积地质学、被排斥在生物学界之外的许靖华的邪说，只是在反进化论的中国人文学界才找到了知音……不识货本来也没什么，如果能够虚心一点，向识货者请教，在编辑时问问生物学的专业人士，也不至于把垃圾当成宝贝。当然，对中国的人文学界人士，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他们在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妄态度。他们愿意抱着这种态度把精神毒药当精神食粮……（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评〈新语文读本〉》，《中华读书》2003年1月23日）。（注二）
总有哲学家、伦理学家恋恋不舍“科学导师”的地位……“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我”，什么问题都敢扯，什么话都敢掰，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对基因工程没有深入的了解，就敢大谈对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生命技术的忧虑，恐怕只有中国哲学家才有这样的勇气，靠的是什么？还不是“哲学的高度”！如果没有“哲学”这个万金油，能对什么事不管了解不了解都去涂抹一把吗？（方舟子：《哲学家也不能胡说科学——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的生命技术观》，新语丝2002.11.14）
文科妄人易犯什么错误？未像理工科科学家们那样受过严密思维的训练，或天生智力就不足。（方舟子：《反科学的文科妄人的绝好写照——评贾保华〈“现代化时间表”与科学的反思〉》，新语丝2001.7.6）
…………
这等质薄学朽的斗箕之徒，居然还要一再宣扬他那句篡改爱因斯坦名言的“名言”：“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真真是卑鄙龌龊，无耻之尤。
不仅如此，为了掩饰他们的强科学主义实质和枭獍用心，方舟子辈不仅竭力混淆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的界限，竟还要宣扬一种反科学主义＝反科学的荒诞逻辑：
根据我阅读文献后得来的印象，在美国攻击“科学主义”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原教旨基督徒……另一种人，则是宣扬特异现象的伪科学者……至于国内某些人动辄说人是科学主义，则可能还属于第三种情形，即对科学了解甚少甚至极度无知，由无知而产生恐惧。（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中华读书》2000年7月26日）
正是凭借这一逻辑，他们才揪住吴国盛、江晓原等所谓科学文化人不放，蛮横地给他们扣上“反科学”的帽子，打着科学卫道士的旗号与之死死纠缠。究其真正用心，无非是冠冕堂皇地偷贩强科学主义的私货而已。
在方舟子一伙中最浅薄然而却也最可爱的赵南元教授，常常好心办坏事地泄方舟子的老底，例如，他就敢公然在《中华读书》发表批驳杨叔子院士关于科学与人文和而不同的文章《科学人文势同水火》，宣称“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根本分歧，也是科学与人文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任何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共生互动’的努力，都会面对这一分歧的挑战”（《中华读书》2002年6月26日），甚至公然要政府《给科学以自由》（《科学时》2002年9月22日），狂妄地宣扬除了实证科学外，民主、伦理、宗教以及其它人文学科皆不可靠的科学唯我独尊观。如此赤膊上阵，不仅是亮了方舟子的底牌，无形中也在方舟子那副貌似“一身正气”的虚伪面孔上，扇了一记“漂亮的耳光”。
张扬痞子习气，鼓动浮躁之风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号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因此，即或是方舟子的支持者，也大多反感他的那种武断霸道，尖酸刻薄，动辄伤人，人身攻击的文风——诸如“反科学”、“反人类”、“伪科学”、“神创论”、“极毒教”……一类的大帽子满天飞，什么“鼠辈”、“弱智”、“白痴”、“傻妞”、“妄人”、“狂人”、“骗子”、“万金油”、“野狗们”、“候补汉奸”、“民主斗兽”、“民猪”……之类的尖酸刻薄之辞到处泛滥；动不动便将中国的学者说成是“一无所知”、“不学无术”、“信口开河”、“连最简单的英语句子都读不懂”……并用给他们“布置作业”、“改作业”等轻蔑用语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以及打着反腐的旗号，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到处制造冤假错案等等。在方舟子的带动和怂恿下，一批追随者便随着方舟子的指挥棒如法炮制，涎皮赖脸地到处张扬这种痞子习气和浮躁之风，什么“叫兽”、“叫叟”、“看家狗”、“猪狗圈”、“洋奴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当洋奴，你能怎么样？”、“狗尿台长在金銮殿上”、“中国人都阳痿了”、“如果不出国学习的话，这帮人这辈子就是这假大空的水平了，没救！”、“待我学成，实在愿意和各位一起鲜血淋漓”、“按照那时的标准，恐怕野鹤先生也是十足的‘洋奴相’，也会‘放洋屁’了”……
在新语丝这个“第一个中文网站”的带动下，甚至是那些反对方舟子的网友，也近墨者黑地染上了这种“痞子”和“浮躁”的病毒，不但将什么“方肘子”、“方怨妇”、“方婊子”、“方狗子”……一类的谩骂当成了口头语，而且将网上的对骂当成一件乐此不疲的开心事，无形中便着了方舟子的道——将全面反思和质疑“反腐英雄”这一思想和文化上的严肃斗争，化为嬉笑嘲骂的消闲活动。
当然，无论是痞子习气还是浮躁之风，都是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原有的陋习，并非方舟子所发明。但方舟子和新语丝，不仅对这一消解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和败坏中国学术风气的陋习，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而且还在弘扬科学精神和反对腐败的旗号下，使之合法化、普及化，以致在以青年学子和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大批年轻网民中间，养成（或加重了）一种不思进取，不求甚解，不愿深思，甚至是意气用事，不问是非，一味发泄的痞子习气和浮躁之风。反过来，这种陋习又成为方舟子之类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温床。
要而言之尽管以上种种，都足以证明方舟子这位“反腐英雄”，不仅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而且还是个心怀叵测的野心家，但究其实质，不过是个具有超常伟人欲而又质薄学朽的偏执狂；一个自以为是“千面人”却又演谁不像谁的三流演员；一个妄想称王称霸而又缺少霸才的模仿秀。概括地说，就是质薄学朽的学术痞子、寡廉鲜耻的江湖骗子加掎挈伺诈的文化流氓。至于他所把持的新语丝网站，用代表虹桥科教论坛“部分老同志观点”的微结构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方舟子以‘学术打假’之名，或是利用国内学人之间的矛盾，或是依附某些不便亲自出马的势力，或是网罗愤青和反社会分子，私设公堂，把新语丝网站办成对国内学人随意攻击诬蔑的‘裁判所’。久而久之，新语丝那里也就主要聚集的是满眼PEGATIVE(反面的、消极的、否定的。野鹤注)，干着DESTRUCTIVE(毁灭性的、破坏性的。野鹤注)的玩意。”（虹桥科教论坛2003.11.17）概括地说，新语丝则是一个挂着许多冠冕唐皇的幌子的排污口、一个打着“反腐打假”的旗号专给中国抹黑的黑网站、一个以科学的名义助纣为虐推销科学霸权主义的桥头堡。
当然，究竟如何评判方舟子和新语丝？还得由大家和时间来鉴定。
我在《野鹤答〈科学时〉记者问》（参见杨虚杰，熊卫民：《学术打假起争议，“反腐英雄”遭质疑》，《科学时》，2003年7月11日）中曾说过：我不过是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野鹤”，只“适于打旗先上地站出来抛砖引玉”。我的“方舟子现象”系列文章已经写了九篇，这块“砖”大抵已对方舟子与新语丝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剖，下面该轮到学术界中的正“角儿”们上场了（其实，他们也早已上场，只不过尚未布成阵罢了）。
总而言之，是联合起来对这位“反腐英雄”进行质疑和打假的时候啦！
2003年8月13日初稿；2003年8月16日二稿；2003年8月21日定稿；2003年12月8日最后定稿
（注一）方舟子辈抓住“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不遗余力地攻击上海社科联打政治牌。这不过是他们偷换概念，胡搅蛮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诡辩故伎。众所周知，所谓打政治牌，就是歪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用地用政治帽子代替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地靠政治权势置人于死地。例如方舟子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和怂恿者，无力摆事实，讲道理地写文章正面反驳野鹤的文章，只好歪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用地诬陷野鹤“鼓吹自由化”，并到□□部去告野鹤的黑状。又如，在《就野鹤诽谤一案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中，说什么：“野鹤那样的公然为腐败、伪科学和邪教教主辩护的文章是否属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企图靠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将野鹤置于死地。这才是不折不扣地打政治牌。而任何一位认真读过野鹤文章的正派人，都清楚：野鹤的文章无一处不是根据方舟子的文章，无一篇不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据我所知，发表并支持野鹤文章的上海社科联和《探索欲争鸣》的负责人，也并非只听野鹤的一面之词，同样是在下载并认真审阅了方舟子的数百篇文章的基础上才写出答辩状的。方舟子辈除了抓住片言只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诡辩外，至今也拿不出而且也不可能拿出一篇像样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反驳文章。不过是一群质薄学朽的斗箕之徒罢了。方舟子背后的支持者和怂恿者，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我看都是白长了眼、油蒙了心、算错了帐。
（注二）那时许靖华先生远在瑞士，并在《古海荒漠》一书的“中文版序”□□布：“在《古海荒漠》之后，我写了另一本科普书籍——《大灭绝》（TheGreatDying）这也是一本很成功的书，可是我的同行已开始责怪我，说我不应该沉迷于‘媒体科学’上，于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使命，并打算从此不再从事非专业的写作了。”那时还侨居美国的方舟子，大约算准了许靖华先生不会关注和在意“媒体”上的动静，便肆无忌惮地对许靖华先生和《大灭绝》大泼脏水。现在，许靖华先生来到北京，不但对记者说：那些指责他的《大灭绝》是宣扬“伪科学”的人“是很肤浅的”，基本上都是学生物学“出身”的，“不了解进化论的科学依据不应该从遗传学上找，而应该从古生物方面开始研究”，因为进化问题是整个地球生物的历史。（见于彤：《科学家圆文学梦》，《科学时2003.9.25》）而且许靖华先生居然还声言：“我发现学科学的人多半是骗子，骗老百姓的钱。”（所思、贾婷：《“另类”科学家许靖华》，《扬子晚》，2003.10.2）而一向以科学卫道士自居的方大英雄也正在北京，不知何以竟色厉内荏地成了缩头乌龟。真真是造化弄人，竟让“孙大圣”与“白骨精”同聚北京城。
最近方少侠终于扬言：“近来许靖华又到国内活动，我会再写篇批评文章。”（方舟子：《反学术打假也切忌无知和野蛮》，新语丝2003.11.18）我相信此话是一定会兑现的，只不过什九是在许靖华先生回瑞士之后。这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距离越远越显“英雄”本色。例如位梦华院士远在“北极的一间孤零零的小木屋里”，少侠才敢于破口大骂他“信口开河，哪有半点科学态度可言？”（方舟子：《达尔文何错有之》，新语丝2003.11.21）
另请参阅亦明揭批方舟子的系列文章。
条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