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认为，作为公共家长制的一种形式----国家和作为私人家长制的一种形式----家庭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经济和建立在经济之上、并对妇女和家庭具有极大影响的政治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毫无疑问，国家的经济政策会给妇女和家庭带来直接的和间接的压力，同时，个人和家庭对经济政策的回应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政策。（周颜玲和凯瑟琳，2004）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网络）力量无不作用于两性生活。本文以统计资料和对农民工的访谈为基础，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与家庭、妇女的互动关系进行性别反思。

　　

　　一、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和对稳定的追求
发展经济学追求的核心内容是“追求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这也是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以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应当从更包容的角度看待经济发展的性质，它们关系到产生我们珍爱的生活方式的真正机会。一边是收入、财富和其他经济环境，另一边是促进更基本的目标的经济政策。这要求我们“以更宽阔的视野观察我们现在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阿玛蒂亚·森和德雷兹，2006，12，）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WTO，进一步将中国推进到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已经没有退路地步入全球经济。从批判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理念充斥着多种矛盾，一方面包含着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同时也有朴素的平等意识；但缺失了对“产生我们珍爱的生活方式的真正机会”的追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看，社会是由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构成，正是这样的个人对商品和劳务的主观评价导致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种价值理念主要是通过以个人竞争为原则的、渐进的私有化过程来推进。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系下保留的强国家传统，使新自由主义的“去政府化”难以实现。而国家强干预下的市场化竞争和私有化过程中坚持了朴素的平等意识，对弱势群体加以保护，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秩序。由此形成了中国市场化转型的发展特点。
第一，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中国企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有两个步骤，一是国有企业改造，导致了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的大规模减少。从1995年起，特别是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造之后，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众多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国有单位从业员1995年年底的就业人数为万人，2001年底的为7640万人，2004年底达到6710人，10年间减少了40%。二是鼓励和促进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国有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减少的同时，中国私营经济如凤凰涅槃般地复活并且迅速成长起来。

　　

　　

　　

　　 在中国，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在私营企业投资构成中，主要投资人占全部投资的74.5%，（其他投资人占21.1%、其他企业投资2.1%、乡镇与街道集体、政府等投资占0.4%、海外投资0.7%、其他1.2%）。私营企业主系指占据主要股份的投资者。到2004年，私营企业就业人数达2994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了一大批外资企业。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54亿美元。在2000年前后，中国媒体上又出现一个新的词汇，叫“民营企业”，它是指没有国有资本的企业皆为民营企业，从未做过统计，在统计上都纳入“其他单位”。结合上述中国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状况，城镇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至少到5400万人。可以说，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经济组织方式从国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第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看，2004年是1978年的1032.2（以1978年为100），1979年-2004年平均每年增长9.4%。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以职工平均工资看，1990年年平均工资为2140元，1995年为5500元，2000年为9371元，2004年为元，比1990年增长7.5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85为100，2004年为347.7）。
第三，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和城镇贫困人口，国家福利政策的实施维护了低水平的平等。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后一直在0.4以上。在城镇中也出现了贫困人口，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数增加明显。

　　

　　

　　

　　 可以看出，人均低保收入是极低的，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几乎没有办法来追求珍爱的生活方式，甚至传统的生活方式被破坏。

　　

　　二、家庭利益：应对经济变迁的模式
人们如何应对经济迅速变化呢？当工业化以市场化的形式出现时，一种“家庭工资经济”变得越来越普遍，即家庭依靠工资而生存，在这样的家庭中，家庭每个成年劳动力都要工作，所有的工资汇集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生活。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存在着一个超越于个人利益的家庭利益。“一个家庭在计划应付经济和人口压力时，他们看起来更像一个有着行为一致性和凝聚力的单位，那样的一种精神——分担责任的概念构成了家庭成员的个体行为。”（Tilly and Scott, 1989，9）
毫无疑问，在剧烈的经济变迁面前，家庭成为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至少在精神意义上，家庭利益成为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并发展出各类应对模式。本文认为，对于底层社会的人民来说至少发展出两种应对模式，一是家庭共同体模式；二是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
城市底层居民多以家庭共同体模式为主，农村居民则以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为主。第一，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迫使城市居民走向个体竞争，但面对残酷的竞争，个体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功能显得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团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家庭共同体。加之，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管理的，这也加强了家庭共同体的普遍化。第二，对于广大的乡村来说，现代性为每个家庭提出了一个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目标，其结果就是在一个“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下，每个家庭成员为应对变迁付出成本，老人和孩子守在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以个体的方式走进城市，家庭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下具有国家保障意义的商品供应被市场化，家庭成为人们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经由家庭分工来削减经济发展的成本，变个人成本为家庭成本。

　　

　　

　　

　　 从上表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转型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减少，最低收入户就业人口数远低于平均水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和交通等都有国家的最低保障，而市场化条件下，人们的居住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都大幅增长。每人全部年收入2005年比1990年增长了746.4%；食品支出增长了420%；居住支出增长了1328%；交通通信支出增长了2460%。这种增长对于富余家庭来说不算什么，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就是巨大的压力。
我们无法得到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利益分配的数据，但对城镇失业人员失业原因的调查表明，有29.7%的失业女性是因为要“料理家务”而失去工作，这占了女性失业原因的第一位；而同样原因的男人只占1.6%。可以肯定地说，妇女会象男人一样承担着家庭经济开支和消费的重负，特别是在贫困家庭中。

　　

　　三、妇女利益：“廉价”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众所周知，当实践家庭计划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利益”，并可以站在家庭利益的立场上来分析家庭应对策略。但是，家庭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合作和竞争关系。而非一致性的利益则意味着不公平的权威关系，如丈夫对家庭事务似乎具有更多的合法性权威；如男性比女性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更应当让男性发展其社会能力等。那么，站在女性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利益掩盖下的女性利益的缺失；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一个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才得以稳定的存在，成为一个用之不尽的劳动力的蓄水池。
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就是嵌入在市场化与家庭利益之下的。当国有企业改制，迫使大量的女工在“减员增效”的名义下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时，女性“更适合在家庭”的意识形态使女性合理和合法的“回家”。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东北三省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1982年，这6个省市的女工人数为767万人，占全国女工的比重是25.98%；2000年这6个地区的女工人数大幅度下降，仅有476万人，比重降到12.78%。 （李若建，2004）
但是，“回家”的女性直接感受着家庭收入的锐减，因此她们不得不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此时，她们只能进到工资更为低下、缺少社会保障和工作更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领域。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女工数量从2953万人增长到3725万人，增加了近772万人。 也就是说，随着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低福利的劳动政策，并没有减少妇女就业的规模，只是导致了女性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进入全球化生产链条下的制造业，使近年来女性在制造业中的从业量大幅增加。东南沿海地区女工数量大幅度上升。1982年，东南沿海四个省有830万女工，占全国女工的28.1%，到2000年高达1817万人，占全国女工的比重升到48.8%。1990－2000年中，女工数量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其间，全国总共增长女工223.8万人，同期制造业增长女工379.4万人，大多数行业女工的数量是减少的。1990年，制造业女工为2812.7万人，占全部女工比重的80.34%，持农业户口的人达到42.6%。2000年制造业女工为3192.1万人，占全部女工比重的85.70%，持农业户口的人达到63.3%，大约三分之二的女工直接来自农村。而全国的女工当中，外来女工占36.8%。（李若建，2004）
正如前一部分谈到的，当家庭就业人口趋于减少，家庭支出又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就不得不出外寻找工作才能维持家庭开支。可以说两种力量的挤压：正规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排斥和家庭经济的压力迫使妇女不得不在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更多的女性进入到没有保障的各类加工业和照顾性工作中。女性劳动力在市场中结构位置的变化大大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市场成本。女性劳动力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化又使以个体化的方式应对排斥，而无法形成团结的力量，几乎毫无谈判能力而言。其结果是女性不仅是以自己低价的劳动来应对市场变化；同时她们的劳动贡献还被掩盖在巨大的市场阴影中。
上述种种，让人们看到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女性、特别是处于贫困状况的女性是如何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特定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和家庭应对市场化变革的特定条件下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廉价，而女性劳动贡献和其边缘地位又被巨大的经济增长所掩盖。

　　

　　参考文献
1、周颜玲和凯瑟琳，2004，“全球视野下的妇女、家庭和公共政策研究”，载周颜玲和凯瑟琳主编，王金玲等译：《全球视角：妇女家庭与公共政策》，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39页。
2、郭艳霞，2005，“北京市失业人员心态调查告”，载北京市统计局编：《北京市社会经济统计告》，同心出版社。
3、李若建，2004，“女工：一个重生的社会阶层”，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4、阿玛蒂亚·森和德雷兹，2006，《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Tilly,Louise and Joan Scott,1989，Women,Work,and Family.New York:Routledge. (2nd reprinted ed.)

　　

　　简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