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左派经常指责群众觉悟不够，只懂得提出一些经济要求，觉得工人为了涨工资是不“革命”，不“彻底”。甚至站在工人对立面上，反对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他们觉悟这么高，怎么不见有行动呢？他们还经常抱怨群众落后，说周围的人都不关心政治，只知道上班、吃饭、生孩子，然后死亡。一派悲观语气。其实，真正落后的不是工人农民，而是左派自己。

　　上班、吃饭、生孩子，都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由它们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不是什么庸俗的事。中国明代有一位大哲学家叫王艮，他曾经说过，“百姓日用即道”，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所以，吃饭睡觉、生孩子就是阶级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吃饭，是人最基本的需求；谁来请客，请什么人，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问题。在私有制社会，都是奴隶请主人吃饭，农民请地主吃饭，雇员请资本家吃饭，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如何制造人肉宴席的历史。所以才要革命，掀翻这人肉宴席，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封建社会，革命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该换一换位置，轮到你们请客啦！社会主义社会是“按劳取酬”，就是没人请客，AA制；再然后是“按需分配”，吃饭不要钱啦！

　　其实马克思主义不就是这样说的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如下的周密说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如果我们看不起群众，就是跟刘少奇唱同一个调调。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里说：“由于农民长期附着在土地上进行散漫的、独立的、简单的、自给的、彼此不大互相协作的生产，和他们简单的独立的生活样式，以及他们对于地租劳役的负担等，就养成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对于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这就是农民阶级的特性。”这篇大作没有收进《刘少奇选集》。他还说，工人阶级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须经过他的“修理”才能“依靠”。毛泽东反对他这一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上班、吃饭、生孩子，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存在。不是说仅仅关心这些就够了，而是说这些里面就有政治，并且出政治。离开了那些的政治都是无源之本，正是在这些中间，人们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因此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才有政治斗争。那时工人最最关心的政治恰恰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明白的，也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能赞同为工人阶级优秀品德的。工人农民虽然不明白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选择了革命的方向。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凡是以为自己比人民更高明，不管他是知识分子也好，是革命左派也好，到头来总要闹历史笑话。

　　例如，解放军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举世公认。对此，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史学家将其解释为'洗脑'的结果，归结为纯意识形态现象；而近年来则解释为国家利益，这都是瞎扯。有人以为吹个“集结号”，就可以忽悠我们的战士去流血牺牲了，历史上没那回事。解放军的觉悟没有这些高人这么高，智商也没有这些高人那么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民党起义官兵为什么打得如此英勇顽强，原因在于在旧军队里，他们受到了深重的阶级压迫，是共产党让他们翻了身，让他们有了二亩三分地，中国志愿军打仗是为了保卫这二亩三分地。

　　知识分子在到工人中去前，心中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不是别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实际是拿自己来衡量工人阶级，好像只有像自己那样才最先进，一旦看到实际工人并不是像自己那样，就迷惑不解了。有的人就这样认为以前听信了毛主席的话是上当受骗了，认为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说的，其实是他们带着成见去工厂，又不愿反思自己，结果什么都没有学到。

　　如果左派离开了上班、吃饭、生孩子，离开了阶级与阶级斗争，不谈打倒地主资本家，把政治工作仅仅启蒙、教育群众，甚至要求人民群众为了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为了革命小派别的利益）放弃上班、吃饭、生孩子的权利，就一定会走到人民的反面，就从唯物主义转到唯心主义了。

　　例如格瓦拉的失败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人民暂时未有革命要求时，输出革命。需要说明的是，格瓦拉学过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却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特别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认为到处游击示范便可让民众一涌而起推翻反动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据地建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切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但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很远。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往往犯了这个错误，人民群众都知道革命的高潮结束了，革命要暂时退却，但他们总以为自己比人民群众要高明。所以毛泽东回答北京学生造反派领袖说，“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毛泽东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多人心里还不服。当时文革左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张春桥等文革新贵经过文化革命，权也有了，官也当了，是不愿再发生革命了。他们开始是镇压革命，后来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就不顾大多数人怎么想，要人为地制造一场“革命”，成了极左派，脱离了人民群众。

　　实事求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自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以来，一百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史，第一国际变修了，第二、第三国际也变修了，许多共产党的革命家、理论家，包括写起理论文章来头头是道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不是往往走到了唯心主义的道路上吗？即使是真心拥护毛泽东、拥护人民的左派，不也干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甚至违背人民利益的蠢事吗？而真正提出革命要求，代表革命方向的，却往往是底层的人民群众。这难道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应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应该如何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究竟是如何展开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如何鉴别它？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它？怎样识别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已经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如何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问题，并没有真正完成，其已有的实践，还充满着扭曲、谬误和失败。革命如果要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就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澄清原有理论遗产中的含混和不足，直至推进理论范式上的革命，而不止是满足于重复原有的那些高度概括性、高度符码化的表述。而最应该理清的是这条：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20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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