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底被掠一空 群贼将要外逃

　　

　　岳喜源

　　

　　据媒体道，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海外侨胞数量已超过4500万，中国正掀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知识精英和新富阶层。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尤其是近期的第三次移民潮，和资改派所说的中国综合国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不是矛盾很大哪？按照现在中国经济世界第二的现状，不但举办了奥运会，还举办了世博会，应该是外国人向中国移民，却为何中国人放弃好起来的富裕生活而向国外移民哪？这使得我们不得不直问国内的资改派，你们所说的国家富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答案当然是穷的欲穷，富的欲富，且社会财富正在向少数人急剧集中。　　

　　

　　据美国波士顿顾问集团最新的研究告显示，全世界的百万美元富户数目，达到1120万户，其中美国拥有最多，共472万户。去年中国百万富户数目增长达到31%，排名第四位。　　

　　

　　同时，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测算，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不规范收入，现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要达到55倍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的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估计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以上国内及国外的统计数据完全戳穿了资改派所说的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和富裕的谎言，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只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贪婪地掠夺社会资源和人民财富的罪恶阴谋罢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资改派利用从人民手中抢夺的权力，以改革开放为借口，大肆地疯狂地抢占公有财富和社会资源，还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对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地剥削和压迫，将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到自己手里，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淫堕落的生活。资改派的原罪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近几年以来，由于人民的纷纷觉醒及毛泽东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国内爱国力量不断增强，要求用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社会予以拨乱反正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严厉清算在改革开放30年中以非法手段抢夺公有财富的原罪不法分子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形势之下，以原罪积累起来财富的不法分子就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脱对原罪的清算，他们开始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匆匆忙忙地逃到国外“避难”。　　

　　

　　有人说第三批移民潮的主要特点是移民潮中主要是精英和富人。我认为，第三批移民潮中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和打手。具体来讲就是移民中的资产阶级主要是“裸官”、“裸商”、“裸星”，所谓资产阶级的走狗就是那些充当了资产阶级吹鼓手的文痞，所谓资产阶级的打手就是那些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进行打砸抢劫的黑恶势力。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无数的贪官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将这些财富转移到国外，再将老婆和孩子弄到国外，然后自己一人留在国内继续疯狂敛财，一旦风声不对，就立马登机出国潜逃。　　

　　

　　据官方将数据显示，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　　

　　

　　近期，又爆出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外逃加拿大，卷走4亿元人民币左右。　　

　　

　　真是触目惊心啊。据统计,中国贪官外逃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的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党政官员。北京市2001年处理的一百二十个贪污案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中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而情况最严重的，在公共建筑领域。　　

　　

　　目前，还有多少“裸官”正在伺机出逃，数目应该不少吧。　　

　　

　　为了控制贪官外逃，国家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取消一切官员的出国护照，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任何官员不得出国考察、访问和探亲等活动，凡是需要出国的，一律由审计部门对其所管理的财务予以严格审核，经审核无有贪污受贿的行为，方可出国。　　

　　

　　与“裸官”一起外逃的还有“裸商”。既然有官商勾结，必然导致富商的外逃，其实商人只不过是贪官的管家而已，真正的得利者应该是贪官。富商的出逃方法和手段和贪官的外逃毫无区别，只不过是其外逃时转到国外的金钱更多罢了。如赖昌星就涉案金额250亿元人民币。　　

　　

　　至于走狗文人的外逃完全是担心失去其主子后的无家可归，其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文痞。解放前，胡适、梁实秋等人都跟蒋介石跑到了台湾，如今大多数走狗文人都跟着主子跑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就拉拢中国买美国国债、股票等，故意设陷阱，然后自己从中得到很大好处，是十足的卖国贼。中国从美国的两房债券退市中，损失了2.5万亿人民币，估计以后此类事件还会不断地增加。汉奸、卖国贼不除，则国无宁日。　　

　　

　　黑恶势力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股邪恶势力，其通过充当资产阶级的打手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其主子外逃的情况下，自然也会跟着外逃，就象解放前夕，上海的青红帮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一样。黑恶势力在国内的作恶多端就不必多说了，目前已发展到跨国犯罪，其通过国际洗钱将中国大量的金钱转移到国外，仅赌球一项，每天就有数百亿资金从中国流出。　　

　　

　　至于无数明星的移民国外完全是崇洋媚外，还有一种追求时髦的味道在里面，如陈红、蒋大为、巩俐、蒋雯丽、赵本三，许晴等，不计其数。太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捧场之恩了！当然他们也将大量钱财转移到了国外。既然这样，就坚决封杀这些卖国明星，一律取消其在国内的一切演出活动，禁止其一切唱片、影视剧等在国内的销售，并严格规定国内的任何企业或单位不得以移民海外的明星为代言人，并明令禁止外移明星在国内的一切经济活动。在国家还不富裕即将面临着苦难的时候，这些明星抛弃了祖国，是嫌贫爱富，不能与国家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那么，祖国严厉地惩罚他们，是应该的。　　

　　

　　在“裸官”、“裸商”、“裸星”、“裸黑”都纷纷将从人民那里抢夺来的财富都转移到了国外，中国剩下的还有啥哪？就剩自然资源了，可自然资源也被资改派卖光了，留给人民的将是贫穷、苦难和动乱。　　

　　

　　太行爱国力量 2010.7.18

　　

　　
我国精英移民潮引发思考 专家称系追求安全感　　

　　

　　 2010年07月12日11:40 新华网 　　

　　

　　精英移民与一个国家的成长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国际先驱导》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我为什么想移民　　

　　

　　【】口述：吴佳川(化名) 采访整理：本记者 张皓雯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国际先驱导》文章 吴佳川(化名)，42岁，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身家千万。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也有满腹“委屈”，而这种“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决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业太累了。”汇源董事长朱新礼有一次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感慨，让我非常有感触，在中国做企业实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以房抵税”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现在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其中需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付来自监管部门的“骚扰”。整天无意义的吃喝玩乐拿，让我身心疲惫。　　

　　

　　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听朋友说，在国外做公司要轻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关系，税也少，全凭能力，我太向往这样的环境了。　　

　　

　　教育体制让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个让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我女儿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时候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门口，都紧紧抓住我的方向盘，一边大哭一边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让我直到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　　

　　

　　不愿去是因为害怕，在幼儿园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说不笑不玩，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幼儿园老师也不管她，我都担心女儿会从此抑郁了。　　

　　

　　好在一个月后，幼儿园来了一位新老师，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个集体中。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对教育体制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女儿性格憨厚，不够聪明，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乐一些。但学校和老师会逼着学，令她压力很大。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很多学生在上课时，实际上已经在课外班先学了一遍，课堂上，老师会讲得飞快，那些没上课外班的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学时，我没送我女儿上任何课外班，这在家长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到了中学就不行了，不送课外班的话，她和别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个课外班之间，家长跟着接送，也无比忙碌。　　

　　

　　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过既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毕业再移民，到国外读大学。起码她在国外读大学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让她不必为了学习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身边很多和我一样做企业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些危机感了。　　

　　

　　也不断有人问我，“你在国内的事业已经做了这么大，能说走就走吗？”我的确没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国内的事业该怎么处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李连杰、巩俐……新加坡成中国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