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黄河上游的工业污染

　　

　　本刊记者 彭治国

　　

　　
近年来，黄河中上游的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等部分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高载能、高污染的工业园区相继建立，林立的烟囱占据了原来的村庄，浓烟遮蔽了天空，污水流入黄河，废渣倒入草原。不少居民还仍然生活在被严重污染的环境中，疾病增多。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近20年来，黄河排污量增加了一倍，十几条重要支流成为“排污沟”，干流近40%的河段丧失水体功能。网络上流传的黄河污染的新闻图片，每一张都让人震撼。黄河为什么屡屡污染，到底谁是黄河污染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是政府？还是当地的民众？

　　

　　 前不久，记者花了半月时间，沿途走访了宁夏、内蒙古黄河两岸的城镇和村落，用点滴记录下了黄河岸边的工业污染。

　　

　　 浓烟滚滚的 石嘴山工业园

　　

　　 石嘴山市河滨工业园区临靠黄河，黄河对岸就是内蒙。它成立于1992年，是自治区级工业园区。作为一个老工业园区，它周围聚集了焦化厂、氯碱厂、碳化硅厂等一大批重污染企业。长期以来，居民区紧邻工业区，１万多户居民、３万多人一直生活在重污染环境下。记者到河滨工业园的时候，正是上午，但一些工厂排放出来的浓烟还是遮盖了工业园上面的天空。空气有很刺鼻的味道。小孩和大人们就在这里的环境下学习和生活。

　　

　　 居民大都住在简陋的平房里。园区内企业自己建的一千元左右一平米的楼房，这些住户都买不起。一个男人介绍告诉记者，“（这里）到了晚上，空气里的气味更不好闻，许多企业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排污；这里人的寿命普遍都比较短，像我父亲80岁了，这么大的年纪在这算很少见的了”。

　　

　　 老住户们都想搬走，可市区内近两千元一平米的楼房更让他们望而却步。

　　

　　 政府一年前曾有让河滨工业园居民整体搬迁的设想，但直到现在，这项工作还迟迟没有开展。在2006年石嘴山市的重点工作中，也没有列出这项工作，石嘴山市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也没有提到此事，这令园区内的居民非常失望。

　　

　　 记者在河滨工业园见到了更失望的李瑞红。2003年，他承包了石嘴山园林林场150亩地种枸杞。李瑞红痛心地说，“以前每年能赚个6、7万，今年枸杞收成比往年都少，损失10来万”。

　　

　　 一位林场女职工带着记者进入林场，都到7月了，树上的苹果、桃子还很小，黑黑的， “拿洗洁精都洗不掉，没法卖了，”她说。

　　

　　 林场的地面集着很重的煤灰，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干枯的树枝，她解释说，这是最近几年因污染枯死的树，因为太多，一些枯树已经被烧掉。

　　

　　 还没有干枯的树上，果实上都落了一层灰尘，手一碰就脏。“三四月份，树刚吐花时死了一片，都是围墙外的电厂熏死的。”她说。记者看到，河滨工业园区的配套电厂就在果园隔壁，每天排放的粉尘和烟雾，像毯子一样低低盖在林场上空。

　　

　　 一位在果林林场工作了23年的妇女摊开双手说：“以前一般每年能挣1万，2002年到现在一直都在赔。没办法，我们林场的男人们都出去到附近工厂打工去了，女人们就在农场里做事。”记者看到，她摘杏子的双手上是一层油脂样发黏的黑色污物，那是摘杏子时染下的。

　　

　　 为了讨个说法，李瑞红和国林林场职工不停打电话找市政府，找社，却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说，要我找北京的政治局。我一个老百姓，要我上哪去找政治局！”李瑞红嘟囔着说。

　　

　　 后来，事情闹大了，电厂终于说给解决赔偿。“去年给了临时工870块钱。正式工1000块钱，就这么点钱。”李瑞红说。
傍晚的时候，河滨工业园空气里飘荡着类似臭鸡蛋的气味。天空黯然无光，很少的几张路灯亮着，几个老年人围着仅有的马路旁的几套健身器械在锻炼身体。在黄河边，记者看到一个企业的管道把污水排到黄河里，黄河边全是飘浮着白色的泡沫。该企业一位负责人看见记者，急忙打电话给厂里，叫他们把污水处理设备又重新启动起来。

　　

　　 河滨工业园管委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对一些企业来说，环保设施如果每天正常运转，所需费用成本太高。为降低成本，有的企业乘监管单位不注意，白天设备照常运转，晚上偷偷地排污。”

　　

　　 作为一个污染严重的工业园，河滨工业园在石嘴山的地位特殊，它是石嘴山主要的纳税大户。根据《河滨工业园区2004——2015年工业发展导向规划》，河滨工业园区要构建“以电力、冶金及金属制品、煤化工、冶金炉料、精细化工及建材为主导，以综合开发利用项目为补充的工业体系，逐步完善并建成煤化工工业园、钢铁工业园、氯碱工业园、电力工业园和全国首家高耗能示范园。”通过以上布局，“计划10年内投资总规模达360亿元以上，使工业产值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到300亿元以上。”

　　

　　 石嘴山环保局一位负责人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4年，为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石嘴山投入污染治理资金3。6亿元，甚至“不惜牺牲GDP6。5%的增长速度”。

　　

　　 该负责人强调，造成被动的原因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国有老企业比重大，当时许多企业都是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也没上环保设施，现在要实现结构调整很困难，改造升级筹措资金也很难，而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地方财力也有限。”　

　　

　　 记者到河滨工业园的当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人刚刚离开。他们采访发现，园区内的宁夏日盛实业有限公司竟然通过掺入清水来实现排污达标。此事经焦点访谈暴光后，宁夏日盛实业有限公司正在停产整顿。

　　

　　 资料显示，宁夏日盛实业有限公司年产ADC发泡剂2万多吨，是目前国内三大生产厂商之一。而这家公司自1994年建成投产以来，几年间曾长期向黄河超标排放废水，主要污染物氨氮的排放量一度占到宁夏全区一半以上。而氨氮如果排放进黄河，会造成鱼类等水生动物中毒死亡并引起蓝藻爆发。

　　

　　 记者注意到，河滨工业园内一些工厂已经停产，一片破旧景象。一位叫刘俊然的的士司机告诉记者，这些工厂大都是由于污染太严重，被政府强行关闭的。由于载客经常送一些企业老板，刘俊然熟悉这些被关闭的企业情况。他说，“一些被关闭的企业去了内蒙乌海等地，因为那里地方政府对污染不是很重视，企业隐藏也很容易，那边山多，企业藏在山里，政府的人一般都不知道；而且，水、电都比宁夏这边更便宜。”

　　

　　 这种污染迁徙现象在全国范围都存在。近期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顾玉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东部沿海开发区目前普遍存在着“腾笼换鸟”的问题，需要将早先吸收的相对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以承接更为先进的产业入驻。“我们现在像动员居民拆迁一样，逐步劝离一些小化工厂、小水泥厂等企业，引导他们去成本低的地区。”

　　

　　 每当发达地区关停污染企业，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团就会大举进入。据绍兴的上虞市一位副市长曾向媒体透露：“我们这儿几乎每天都会接待来自江西、安徽、河南、山东、江苏一带的‘招商’，他们一过来，就向我们索要准备转移的企业目录，然后开出诸多优惠条件，要求将企业‘过继’到他们当地发展，有时候甚至环保局长也出来招商。”

　　

　　 拉僧庙镇的烦恼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的河滨工业园区对岸，就是乌海市海南区拉僧庙镇，在黄河一个不大的拐弯处。镇子是由一个化工厂发展起来的，现在这个化工厂卖给了一个广东的老板，装备了一个火电厂。据街上一位老人回忆，“当时这里人烟稀少，很多房子都是石头砌起的，现在一些石头房子还在。”

　　

　　 在小镇上走走，记者几乎没看到几间新盖的房子。低矮的房屋是以前化工厂职工的宿舍。许多当地人已经搬离了住处，房子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前不久一直下雨，一些老房子因为年久失修，都倒塌了。

　　

　　 记者看到化工厂前面的家属楼都拆迁掉了，只看到一片瓦砾当中，孤零零地立着两套平房。问化工厂的门卫，他说，新厂房需要扩大规模，原来的人都领了补偿款走了，还有2家是嫌钱太少，没搬走。”

　　

　　 78岁的许相凯家就是其中的一户。另外一户大门紧闭着，没有人在家。记者去许相凯家的时候，快到傍晚了，他搬着小板凳还坐在院子里借着微弱的月光看纸。记者从拆迁时被破坏的墙头喊了一下，他才眯着眼抬起头来。

　　

　　 许相凯是这个化工厂退休下来的老干部。记者随着他进到60平米的屋内，屋内光线阴暗，桌上摆着两碗菜——小白菜和煮山药蛋，桌下放着几个装满水的水桶。他感慨说，“我一直不肯搬走。他们给我的钱少，给我块钱。我和他们说，我不要钱，我想换套和现在这么大的房子。他们不答应，去年4月20日，就给我断水断电。我一个月800多块的退休费，老在外面买着吃，一天得花10块钱，我舍不得，我每隔两天去很远的地方打水回来喝，自己在家里做菜。”

　　

　　 许相凯有2个儿子，由于没水没电，都搬出去了。

　　

　　 站在拉僧庙最高处的小山上，看不到下面的景象。一位在庙里修行的喇嘛说，他每天站在山上往下看，滚滚浓烟挡住了视线，几百米远的黄河也看不见。但昔日的拉僧庙，却风景秀丽，“寺庙一般都建在风景好的地方”。该喇嘛介绍，原来在修建拉僧庙的山脚下有泉水数十眼，水清冽甘甜，四季常流。“后来人多了，工厂用水多了，山上的水没了。就只好打机井，引黄河里的水。”

　　

　　 而拉僧庙镇副镇长高永明的话，听起来更让人担忧。他说，“现在，黄河水位下降了许多。以前，我们这里打井，打到50米的地方就有水了，现在要打到150-180米，才有水。”

　　

　　 拉僧庙镇镇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和税收都得益于拉僧庙镇的企业。为了使企业能来投资，拉僧庙镇镇政府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向国内各大企业打电话、发邮件，表达自己“招商引资”、“合作发展”的诚意。但令镇政府工作人员烦恼的是，像拉僧庙镇这种西部内陆贫困地区，交通既不方便，环境又恶劣，又没有什么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很多大企业都愿意去沿海发达地区或者中西部成熟的大型工业园，不愿来这里。最后，只剩下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但现在又为国家所明令禁止。

　　

　　 据拉僧庙镇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之前，被连哄带骗引进过来小企业在遭到政府查封后，使得许多工厂老板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我们来的时候，当地政府怎么没有说这些限制？而是拉着我们非要来投资；现在出了问题就来找我们的麻烦，以前干什么去了？

　　

　　 不满的他们，闹到了镇政府。最后终于区里拨下钱来，给企业老板进行了补偿，此事也渐渐平息。
但拉僧庙镇受污染的百姓，没有人来补偿。

　　

　　 包头的煤老板们

　　

　　 由于黄河水质污染，位列我国四大淡水名鱼之首的黄河鲤鱼，如今也已经很难在黄河里寻到踪影了。以前，包头许多餐馆的一道特色菜就是烹制黄河鲤鱼。现在，记者再去包头，当地人都说，现在餐馆里的鲤鱼都是自家池塘养的，个头小、肉质也差。

　　

　　 25岁的刘玉（化名）是包头人，她小时候的一个记忆是父亲炼焦炭的情景。当水泼在煤上的时候，升腾起来的浓烟短时间笼罩了天空，她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也非常吓人。

　　

　　 现在的包头，私人炼焦炭的情况很少了。据某刘姓老板透露，他现在还经常躲着环保部门大炼钢铁、炼焦炭，由于购置一套简单生产设备也就5000块钱，成本不高，一旦被发现，设备没收也就完事了。“即使罚款，自己没钱，环保部门也没办法，或者给检查的人塞几百块钱也就行了，”他说。

　　

　　 据了解，包头的一些富裕人家就是从炼焦炭、炼铁等起家的。他们从中尝到了甜头，很难因为政府明令禁止而收手。

　　

　　 不收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滞后的法律条文。现行的法律规定，对违反规定排放或者倾倒油类、碱液、剧毒废液、废渣和其他废弃物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30%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二十万元。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说，“有的一年才罚七八十万元，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企业根本就不怕行政处罚。”

　　

　　 GDP，一个游荡的幽灵

　　

　　 而环境污染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在做怪？实际上许多人都心知肚明——环境污染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叫GDP的幽灵在游荡。

　　

　　 我国过去的GDP指标只能表现产出，不能表现投入，更不易表现能源消耗和环境资源浪费。目前，GDP增长率一直以来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标准。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政府官员的政绩就主要体现在GDP增长率上。在这种导向下，政府官员将大量的资源用于自己偏好的经济项目上。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唯GDP发展观的背后已经不是地方官员执政思路或者观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那些追求暴利的企业结合起来，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要么乱上煤电、化工和钢铁等重化工项目，要么庇护非法排污企业。不改变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制度，不问责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官员，这种现象就不能被阻止。”

　　

　　 潘岳对此有切身体会。他在多次下基层检查时，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门口挂的不是由当地政府“重点督办”的黑牌子，而是“重点保护”的红牌子；在安徽铜陵市经济开发区的金威铜业有限公司检查时，环保总局检查组还居然遭到拒绝，潘岳等出示执法证后，企业仍称必须有“内部人”带领方可入内，检查组最终还是没有进得去。

　　

　　 潘岳愤怒地感慨，“连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环保总局都进不去，由地方管辖的地方环保部门能进去吗？老百姓能进去吗？”

　　

　　 我国实际上也对传统GDP的局限性早有所察觉和警惕，曾一度试点“绿色GDP”。绿色GDP和传统GDP的不同在于，它是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能更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

　　

　　 2004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项目，并于2005年在全国十个省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去年9月，两部门联合发布了2004年度《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告》，这也是中国首个绿色GDP告。这份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除了污染的经济损失，此次核算还对污染物排放量和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更惊人的结果出来了——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占当年GDP的6.8%左右，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而我国“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
但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同时表示，此次核算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此次核算仅算了其中的10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因此，事实上这次核算的结果仅仅是“冰山一角”。

　　

　　 而这“冰山一角”，也足以令国人对现实全貌有所估计，环境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制约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之后，绿色GDP课题组组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多个场合表示，2005年度的核算告将在今年3月发布。而直到7月12日，被社会各界苦等数月之久的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数据有了一个结果——主要参与机构之一的国家统计局正式表态，绿色GDP核算数据基于技术因素，目前尚不能够公布。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解释说，尽管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具有相对关联度的核算标准，但由于绿色GDP核算理论和方法都尚不成熟，国际上仍存在很大争议，实际操作上难度很大。因此，绿色GDP就这么中途“夭折”了。

　　

　　 但绿色GDP还是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一个侧面，即通过污染环境来发展经济，同时透支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上的资源，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各方利益集团博弈和较量的问题。但这种博弈和较量，最后的失败者往往是无权又无钱的老百姓——财富更多地流向了企业家和某些官员的腰包；而老百姓不但分享不到GDP增长带来的财富，还要“品尝”环境污染带来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