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 臭味相投--杂评李锐与辛子陵

　　

　　
文刀

　　

　　最近有幸看到李锐为辛子陵的一本什么《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书写了序，说什么“功劳盖世，罪恶滔天”。普通老百姓一看，会说李锐这个人可能精神出了毛病太不正常了。其实这是善良的老百姓的一种误解，如果这类话出自常人的嘴属不正常，而出自李锐的嘴，那才是正常的事，因为这是由李锐的基因所决定的，不是阶级基因就是思想基因。如果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李锐的历史，就不难找到其现实表现的来龙去脉了。
同时最近还看到了辛子陵2008年2月20日，在《炎黄春秋》春节联谊会上的讲话和他的所谓《胡温新政纵横观》的材料，从辛子陵的讲话和文章以及李锐为辛子陵的“书”写的序，字里行间，看得出这两个人之间以至如同一对“热恋”，已经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李锐说：“我又一次从辛子陵的书里找到了知音。”辛子陵却说：“得到李锐诸前辈的支持和指导，使我能够心明力定地把这件事完成”。真是唇齿相依。而且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凡拥护毛泽东思想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辞的人，统统都贬斥为极左教条和“极左派”，而且还咬牙切齿地叫嚣：“让那些‘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者见鬼去吧！”真有要对这些“极左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正的气势！他们对不同意他们那一套的人，开口是“极左派”，闭口还是“极左派”，这实际上已经把他们两人自己定格到了“极左派”的对立面——极右派的位置上了，而这顶极右派的帽子，完全是他们自己戴的，而且恰如其分，当之无愧！
对于辛子陵来说，他的那本什么“千秋功罪毛泽东”。本人没能看到，其中编造一些什么东西，如何具体评判，没有发言权，但可从李锐的所谓序言折射出来的，即能够同李锐这样的人沆瀣一气的人，能被李锐视为知音的人，也就可见一斑了。
至于李锐其人，别的不说，只从他的所谓序言的题目“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即可透视出他灵魂深处所隐藏的东西了。一个“盖世”，一个“滔天”，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极端，作为两个词来讲，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作为毛泽东的实践前后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密切关系，即解放前的28年是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权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翻身过好日子的根本保障。而解放后不断为巩固政权的斗争与不断发展经济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即政权不巩固则无法正常发展经济，反之经济不发展又不能有效地巩固政权。大家还清楚地记得，刚刚被推翻的反动政权必然不断反抗，而新政权又必然不断地打退这种反抗，而这种反抗与反反抗的斗争会持续到反抗者感到无望时才能逐渐有所缓和，国内外均是这样，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外部的帝国主义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之后，才由封锁、颠覆转而上门求和的；内部的反动派是在经过了三反、镇压、反右后才不再公开进攻的。可是执政党内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断滋生，并逐渐演变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危险。故才有了不断的整党整风和社教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为了巩固人民的政权。而解放前后两个28年的根本区别，在于解放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而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能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任务的前提就是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同毛泽东的著名的“窑洞对”，即防止共产党步李自成的后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佩力。对此，毛泽东不遗余力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且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重要成果。无数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后28年正是前28年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可到了李锐那里却变成了建立新政权之前是“功劳盖世”，而不断巩固政权并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积极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伟大实践，反而成了“罪恶滔天”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只能作如下解释：
1．李锐解放前他跑到革命队伍里去，原本就是动机不纯，甚至是投机的，所以他反对不断巩固人民的政权，就纯属他自己基因的必然反映；如果解放前他加入革命队伍，是真的想解放劳苦大众并让人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他现在如此恶毒攻击不断巩固政权的各项措施是“罪恶滔天”，那就说明李锐从根上背叛了人民。
2．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李锐当年跑进革命队伍里来，原本就是想免费搭蹭事，借以达到个人的某些目的，果然解放后还当上了一个国家水利部的副部长，虽然对这个副职总感不满足，但毕竟算是高官了。由于他的“革命”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对共产党的继续革命、继续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愿意。由于在思想上跟不上形势，在行动上就难免投机（以上大家去看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下）“纠‘左’的努力”上、下和“庐山会议”这两部分即P885页至P1010页），所以常挨毛泽东的批评是少不了的，他对毛泽东的不满，甚至刻骨仇恨，以至发洩所谓毛泽东“罪恶滔天”的肺腑之言，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
另外，李锐为了让老百姓相信他的所谓“罪恶滔天”的诽谤，还储心积虑地玩起了数字的变戏法。下面就让我们来见识见识李锐是如何玩数字魔术的。他说“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一千二百亿；文革十年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八千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李锐的这些核（黑）武器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善良的老百姓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只要从中抽出几个数字进行仔细分析，即可明显地看出李锐是在蓄意欺骗善良的老百姓。他为了歪曲文化大革命，就说文革十年整了一亿人，对此大家可以算一算，中国在1966年时全国的干部总共才近二千万人，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而且文革开始后也没有增加什么干部了，因此即使所有的近二千万干部100%都挨整了，也只有近二千万人，何来的一个亿呢？！何况干部中还有不少没有挨整的。再说，我们还要界定一下，其一，所谓挨整者是指什么人？其二，什么叫作挨整，大家通常所说挨整的主要是指干部和知识分子，至于群众之间互贴大字，双方都不算是挨整的对象；至于什么算是挨整，应该是单位党委瘫痪革委会成立后立案审查的和革委会成立前两派群众组织进行揪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属于挨整，至于群众贴了某某干部一张大字，说×××是走资派、特务、叛徒……之类，但并没有批斗或停职审查的，都不能算是挨整。正如毛泽东说的“有的干部平时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群众，群众有意见无处提，憋了很久。”运动来了，群众趁机发泄一下，贴张大字，甚至言词比较激烈尖锐，不能算是挨整。甚至有些干部本来有毛病，而且老虎屁股摸不得，运动中群众贴张大字，就是挨整，这就太不公平了，那就变成了只许州官放大，不准百姓点灯了的霸道规则了。所谓一亿人挨整，岂不是天方夜谈耸人听闻吗？
李锐又说，文革十年死了二千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二千万是否包括自然死亡数在内？如果包括自然死亡，算在二千万里是何居心，岂不是故意制造混乱吗？如果说二千万人都是整死的话，我们可估算一下，文革期间全国人口约六亿多，农村人口就有四亿多，城市人口还不到两个亿，而当时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影响不大，所谓“整死人”在农村不多见。这样一算，我们城市里几乎不到每10个人就被整死一个人，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身边或自己的单位是否不到10个人中就整死了一个人，是事实吗？
李锐还说：“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活活饿死”，我们再来算一算，当时中国的总人口约五亿多，农村人口满打满算四个亿，当时城里的机关、学校、工厂几乎没听说有人饿死的，那就是说当时的农村在一年多时间里（所谓一年多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并不严重，主要是第二年即1961年、第三年的下半年就全面好转了）几乎每10个人中就饿死一个人，是事实吗？
善良的朋友们，你仔细地想一想，李锐的三个数字即他的三件核（黑）武器，即：①文革十年，中国近二千万干部有一亿人挨整；② 文革十年中每10个人中被整死一个；③大跃进三年（实为一年）农村每10人中就饿死一个。这不是弥天大谎吗？真是利令智昏！身为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高级干部，居然能把这些恶意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谎言，塞进辛子陵的一本攻击诽谤毛泽东的所谓《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书中为序言以欺世盗名，真是物以类聚，臭味相投！
我们从李锐所编造的纯属欺世盗名的数字来看，已不是一个对历史的看法和观点的问题了，已纯属一个政治品质的问题了；已不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了，而纯属蓄谋的恶意诽谤和个人私愤的无理发泄，可是像李锐这种蓄意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造谣说谎的人，居然还被所谓《千秋功罪毛泽东》的辛子陵捧为是所谓“德高望重”的人，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德”？难怪有人哀叹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沦丧，不过也难怪一些尚不懂事的青少年受毒害，就连所谓“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干部”都到了如此地步，如果都是些这样的人，那真的这个社会没救了。
更有甚者，“书”辛子陵还要Q似的玩弄壮胆术，说什么党中央特邀了李锐列席了十七大，是对李锐为毛泽东定的“倒三七基调的肯定”，也就是说我们的党中央对李锐的所谓毛泽东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的诽谤是肯定的；还说“这是中央巧妙的做法是很有深意的”云云，这纯脆是小人的如意算盘，他们恶毒诽谤毛泽东，否定党的历史，做贼心虚，还要把党中央拖进来替自己壮胆，他还俨然在代表党中央表态支持李锐诽谤毛泽东，这真是贼胆包天，是蓄意制造思想大混乱，他们居然把现在的党中央看成如同他们这些背叛人民的政治小丑，这才真正是罪恶滔天哩！
叫李锐列席一下党的十七大，就等于党中央同意了李锐对毛泽东的诽谤，是这样的吗？真是十足的Q！我们党历史上的王明，犯了两次路线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毛泽东还是耐心劝说大家选王明当中央委员，难道这就是中央同意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吗？
历史上还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故事，即康熙皇帝废了二阿哥胤仁的太子名位，拟在皇子中另立一太子，于是九阿哥、十阿哥串通十四阿哥和众臣，要推举八王爷为太子。为此十阿哥还特地请了一个江湖妖道围在庭院为八王爷测字打气，恰逢八王爷来到，当场喝斥妖道，并要十阿哥差人把妖道拿下，妖道狡辩说：等我说完，如说的不对，任恁处置，接着说：“你们看这树上开的什么花？是白花”，又说，“白花下面站着什么人啊？是八王爷，那么白字下边一个王字是什么字啊！是皇帝的‘皇’字；再说八王爷的乳名中有个‘美’字，这美字就深藏玄机，把它拆开：上面一个八字、下边一个大字，中间一个王字，连起来读就是八大王，再从上往下读就是八王大，前后一连贯就是“八王爷是老大，日后会是皇帝”。此事很快传到了后来康熙的实际继承人（即雍正皇帝）四阿哥胤祯的耳朵里，弄得四阿哥心急如焚，坐卧不安。此时四阿哥家的王子家教（实为四阿哥的高参）邬先生听后附之一笑说：妖道实不可信，如果叫我来解说这个“美”字，又会是另一种说法了，邬先生把美字拆开后把顺序翻了一个个，结果八王大变成了大王八。两人哈哈一笑，此时四王爷如释重负，豁然开朗。讲这个小故事，是说明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就拿李锐列席党的十七大一事，同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既可以理解为党中央海纳百川，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有时团结他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也可以理解为巧妙地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
总之，像李锐这样的人，为了蒙骗愚弄世人，不惜丧失做人起码的诚实，编造谎言塞进一本“书”的所谓序言里，即由此可以折射出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这本“书”的欺世盗名的本质了，他还专门祭起邓小平的所谓“把评毛引向深入的遗言”作为自己的强心剂，就更令人深思了。
所有善良的中国人民，千万要擦亮眼睛，万万不可再次上当受骗，再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来，因为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受了一次骗，即文革后某些人采用了李锐和辛子陵同样的手法，对毛时代进行了完全歪曲的传播，即把一场完全为了摧毁广大人民最深恶痛绝的腐败官僚体系这样一场伟大的反腐防变的民主运动，歪曲为“祸国殃民”的“大浩劫”。大家只要看看眼前的身边的腐败贪官横行、吸吮人民的血汗，挥霍人民创造的财富这个现实，你就清楚了到底是谁在“祸国”，又是谁在“殃民”，你就会深深地感受到文革的合理性了！

　　

　　二OO八年九月十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