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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去北京的那天晚上，和董事长总经理在一起，还正聊到建龙钢铁回来入主通钢集团的事情，当时董事长还要总经理跟陈国君做好工作沟通，回来还准备请陈吃个饭什么的，没料到第二天，重新回到通钢股份踌躇满志的陈国军就再也没有机会与相关人员有任何交集了，他被情绪激动的工人群殴致死，这也成为中国国企改制最为悲剧性的事件，甚至可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些年来，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侵吞国有资产的事情屡见不鲜，当工人慢慢意识到大部分改制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剥夺他们的财产才是真正目的的时候，工人逐渐有了自发的抗争意识。当工人愤怒的拳头挥向一个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时，这种身份性的意义已经非常明显。当处在最底层的工人利益得不到保障、集体丧失话语权的时候，极端的行为或许已经是唯一的情绪渲泄和利益诉求的出口。

国有或民营，其实并没有制度孰优孰劣之说，制度的创设和运行效果必定受环境和文化的影响，最终取决的还是企业组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起组织内成员的积极性，如何保证组织发展的成果能相对公平公正地进行分配，如何防范个体利用组织的公共平台为个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有企业的经营困境从深层次上来讲并不是制度原因造成的，要不然不能解释改革开放之前国企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合法经营并遵守契约精神的民营企业，也并不是洪水猛兽，从公司制度的发源地欧美今天的情况为看，民营做大做强也并不悖于社会公益。

陈国君死了，有制度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更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这起事件，是陈国君个人的悲剧，至少从很多通钢人那里可以了解到，陈本人确实是一个非常敬业且“不坏”的人。但悲剧的形成，是应该唤起决策层一些深的思考才行。国企的改革，如果是建立在国企机制不如民营机制的假设前提下，方向上就根本错误。在财产所有者与社会底层轻易形成对立局面的情况下，如果还一昧套用底层民众认识水平不高、“不明真相”的公式，那不过还在钻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