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读书》事件预示着思想学术表达面临转型

学术研讨会
主题：《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
时间：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主办：书社（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下面是自由评论家冼岩先生的会议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刚才老郭也说到了，我这两天写了一篇文章《从“中国改革”到“读书”——资本主导中国》。因为《》邀请参加这个讨论会，就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但今天我想要说的不是这个。前天看了一篇文章，也是谈《读书》的，是一位吴稼祥先生写了一篇《借尸还魂的汪晖》。我对吴文中的一个观点是认同的，那就是他对新左派的一种批评，认为新左派的叙事有这样一种倾向：把宪政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不足，当做一个理由，来说明民主在中国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种叙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下中国和西方所面对的问题不一样，需要的东西也不一样，双方缺乏可比性。对于西方来说严重的问题，对于中国或许无关轻重；而中国迫切的问题，西方或许不见端倪。新左派的这种叙事方式，不但不具说服力，而且可能使人觉得你是桃花源中人。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吴先生的文章也好，其他一些自由派也好，都忽视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种思想观念，或者政策制度的主张，不管你再好，在实践中也不能走过头。一旦走过头，好东西就可能带来灾难。对左派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东西；对右派来说，改革开放也是这样的东西。文革由于走过头，变成了全民族的灾难；改革开放也有走过头的地方，因此才会有贫富快速分化、权力腐败泛滥，所以才爆发全民大反思，才会有胡温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怎么才能使好的东西不走过头？其它办法都时灵时不灵，唯有让一个它的对立面时刻盯着它、制衡它，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与政治领域的多党竞争是一致的，这是防止某种主流思想走向专横并过度膨胀的不二法门。新左派的存在，包括《读书》这样的杂志存在，就起到了这种制衡作用。

新左派对于中国的最大意义、最大价值，还不仅仅是作为思想学术界主流自由派的对立面存在；更重要的是，它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作为主流政策即所谓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路线的批评声音而存在的。它的影响，不仅仅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而是已经直接干预到了社会生活的层面。

《读书》从汪晖、黄平以来，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即由一种观念启蒙、文化熏陶的刊物，变成了一个思想探讨的前沿阵地。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使《读书》对社会生活具有了一种干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世关怀。这是“汪晖、黄平时代”《读书》的价值所在。可能自由派会有质疑：为什么你们新左派可以有这样的阵地，而我们却没有？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流行媒体，因为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控制在自由派手中；而如果以对市场化改革的态度来作为判别左右的标志，那么可以说整个国家机器都站在右派这边，全部宣传机器都在灌输这个，右派还需要什么另外的宣传阵地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种象《读书》一样对此表示质疑的声音，是很可贵的。但一些右派可能认为，这种不谐之音的存在，妨碍了他们彻底“征服人心”，妨碍了悄悄推进市场化、让弱势群体不知不觉地“承担代价、付出牺牲”，所以他们急欲堵塞这种声音。自汪晖、黄平入主以来，《读书》一直麻烦不断，而且大多数麻烦都非关思想学术。显而易见，右派是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例如前面说的那位吴先生，就在文中嘲笑反资本的汪晖不该接受由资本设立的长江读书奖；按此逻辑，体制内那么多自由派学者，秦、朱、徐、袁都在其列，是不是都应该不食周粟？

《读书》对主流声音的质疑，从1996年就开始了。但这种质疑并没有能够阻止社会经济的变化过程，主流声音一直在有效地操控着社会进程。由此可见，在中国，思想学术的力量微乎其微，真正有力量的是政治权力。目前的政策调整，也是在政治权力充分感受到市场化过度推进的弊端后发生的。市场化过度推进的弊端，导致社会人心的变化，促使政策调整，整个国家的航道朝着新左派所主张的方向靠近了一大步。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读书》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汪晖和黄平两位先生在他们的主张已得到部分实现后的功成身退。

在这以后，或许新左派很难再在传统纸媒中找到这么有力的阵地了。就像汪晖先生刚才说的，处理《读书》的理由是需要集中控制、统一管理。这种理由不仅可以针对左，也可以针对右。预计左右都将面临更艰难的言论环境，管理者将尽力屏蔽任何的不同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新左派的声音在传统媒体中将难有容身之地，只能逐步后退到网络，依托像《》这样的网络传播渠道。同时，所有有志于影响社会的思想学术和学者们也需要完成一个转型：在一定意义上由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靠近网络，适应网络式表达，善于利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