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派、颜色派、资右文人，对中国来说，永远都只是廯疥之疾，真正的心腹之患还是官僚体制的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失去了制衡的权力体制只能是封建专制和独裁，因为只有专制和独裁，才会产生腐败。没有有力的监督，只能无限制地腐败下去，最后在众叛亲离中土崩瓦解，灰飞烟灭。那些逆人民大众利益而花样翻新的治理招数只能加速灭亡，北洋政府是这样，国民党蒋介石也是这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

多党制能否消除腐败，暂且不论。但变更国体，一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恐怕会带来国家的分崩离析，陷入旧中国的军阀混战之中。然腐败的官僚体制又给了政改派寄生之所，使之能一面制造腐败，一面指责这个滋生腐败的体制而求西化，亦颇能迷惑一些人。可以说，政改派是权力腐败的附生物，是官僚体制的保护色，又是官僚体制自我滋生的对立面，就象腐肉生蛆。但蛆虫最后是要在蛀掉整块腐肉后而灭亡的。

遏制腐败，必须要有与之相抗衡的另一个势均力敌的权力中心，所谓相生相克；内部机制的同质监督，只能是形同虚设，或者被和谐掉；但多党制衡，在利益交换的原则下不一定能消除腐败，这点尚且不说，关键是极易导致山河分裂，割据对峙：这是否陷入了一个悖论呢？腐败无治吗？

在不变更国体的前提下，相对于官僚体制，是可以再生一个权力中心的，而且它的基础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需要组织确认使之规范罢了。当它完成一定的特殊历史使命后再视情况决定去留，曾经的“文革小组”即是。出于对人民共和国的无限忠诚，出于对几千万革命烈士的无限热爱，出于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毛泽东进行的文革探索确实是划时代的一项伟大民主实践，毛泽东把它作为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把它与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可见这个探索的伟大意义了。当然，主席也不无悲壮地说了，对这件事，肯定的人不多，否定的人不少，这件事还没有完，还要作为遗产交下去。

文革，作为在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下，避免走西方的多党制，却能再生一个权力中心，仅仅只是进行了10年探索，确实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有些还走向了极端，甚至引起了某些混乱。但几十年后再来回头看，它无疑能摧毁几千年官僚体制、杜绝腐败，重拾民心，这对于愈反愈腐的现实来说还是有某些启示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要想不走上西化的邪路，而又能为深化改革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的保障，是不得不面对前人的有益探索的。

目前的反腐，看似方法、途径穷尽了，其实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徒然给了政改派绝好的说辞。但反腐并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是折枝之类也。如果跳出官僚体制内生性的自我监督，在党的领导下，凝聚人民大众的力量，在组织结构上确认另一个有力的监督中心，以法律为武器，则吾恐官员会见钱色变，摸钱烫手，避之唯恐不远也。那样，全党将又得到一次理想信念的刻骨铭心的教育，不仅腐败无疾而终，文革的负面可以避免，而且社会主义的道路会真正地越走越宽阔，人民群众会真正地再次发自内心地高喊共产党万岁，中华崛起也名副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