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工人的困境在于，他们一旦脱离了资本，就失去工资，失去养家糊口的生活来源。而资本家就宽裕得多，资本家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官吏，他的资本则一刻也不会停止吸取利润的工作——当然也可能会破产——在通常的情况下，相对来说，资本家参加政治活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甚至农民，也比工人轻松。也就是说政治的失败不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忍受的伤害。

　　

资本家出身的官吏被罢免了、引咎辞职了，他照样回去经营他的资本。然而，我们假设，工人当了官吏，如果一旦撤换下来，——完全的撤换，即不仅去掉职务，而且失去国家的经济保障，完全地成为一个平民，那就和失业没有任何区别。

　　

无产阶级要求随时可以撤换官吏，可是撤换之后怎么办？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办法，因此只好把公务员变成一个社会上热门的职业，变成一个依靠国家资本——这个最稳固的老板——而基本上没有失业担忧的阶层。但是这同时也就是设置了一个民主的障碍，实际上就是阻碍了官吏应当随时可以撤换的原则的实现。

　　

而这个障碍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不能得到实现的最大的障碍。因为，言论自由和撤换官吏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批评和监督尽管并不是都为了要撤换谁的职务，但是如果批评和监督不能够直接通向罢免和撤换，它就没有力量，也就不能起作用，就是花拳绣腿或者摆设。

　　

但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每一个的私人利益和利己的要求。每一个公务员都万万不愿意失去国家这个老板的工资，这个庞大的集团集合起来的这种私利，必然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简单地说，谁愿意被撤换？没有谁愿意。

　　

因此，要想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必须突破这个阻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官吏从公务员这个集体中分离出来。要把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吏和执行公共管理事务的公务员分离开来。因为需要随时予以批评监督并且随时可以予以撤换的，并不是执行官吏命令的一般的公务员，而是在宪法上组成各级政府的官吏。这是一种宪法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一般的公务员就不受监督和批评，也不是说他们就永远不失业，而是要把这种失业的风险特别地加到承担宪法责任的官吏的头上，迫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吏更多地由那些甘愿承受随时被批评并随时可能被撤换的风险的自愿者来担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到处是裙带关系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

　　

　　

11

但是这种随时撤换再也不能像文革那样使用派性斗争甚至武斗的办法了，而必须使用宪法的程序，这就是要使随时可以撤换不被歪曲成为随便撤换。

　　

承担宪法责任的官吏是必须随时可以撤换的，但绝对不能是随便就可以撤换的，必须经过宪法上的弹劾和罢免的程序，才能够予以撤换。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扭曲成为无政府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赋予人民批评、监督、示威、游行的言论自由方面的权利，但又不能够把任何一种批评监督都简单地变成对官吏的罢免。而必须给它设定法律的条件。

　　

现在上访的人很多，实际上每一个上访的诉求都明白或隐晦地包含着对特定的官吏的撤换要求，但不是每一个上访诉求都是合理合法的。群众本身，并不等于阶级，一个工人，并不等于工人阶级，一个农民也不等于农民阶级。具体的工人的要求，很可能根本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对于群众要求，肯定不能够听风就是雨，也肯定不能够把撤换官吏的权力直接地赋予群众。但必须在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的界限内给予群众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例如，应该放开对集会、示威、游行权利的限制，集会、示威、游行实际上是和言论自由紧密联系的权利。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跑到北京去上访？一个原因，就是群众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够宣泄他们的不满。也不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地方官，只好求助于上级，直到求助于中央。

只要这种不满和宣泄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着获取诺贝尔和平奖而鼓吹资产阶级的专政，就应该给予最大的自由。共产党为什么要害怕这种人民的自由权呢？共产党不但不应该害怕，还应该鼓励自己的党员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行动，用马克思主义来影响这些群众的行动。一方面也要在法律上为集会、示威、游行的时间地点方式作出详细规定，防止出现暴力的打砸抢烧犯罪活动。

　　

但我们现在却不是这样，群众没有地方可以畅所欲言，一切不满都被堵在心里，这是什么，这是防民之口，甚至还有地方官员动用专政的力量来对付人民，把发表意见的人抓起来关起来，重则判刑，轻则处分，总之就是不许群众说话。不是引导和激发群众具有无产阶级自觉性，教育群众分清是非，而是把越来越多的群众赶到资本主义的阵营里去，变成资产阶级的粉丝。

　　

还有一种现象，却又是极端的软弱乡愿，不分是非，只想息事，拿国家的钱为自己消灾。不敢承担责任，不敢主持正义，不敢严格执法，却拿国家的权力去和群众私了。特别是在出了人命的那些民间纠纷上，一旦有人闹起来，就吓得不行，几大班子一起出动，强迫进行私了。这种事情使司法的威信大大受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