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一台”先后播放《浴血坚持》和《刘少奇》，看后深为感动！上个世纪的共产党人是民族危难时期挺身而出的坚定信仰者、更是民族英雄，他们不是苦行僧，不是极端分子；他们有着很科学的哲学工具；他们把民族、国家、人民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同样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是在国家危难时，他们明大义、克己奉公。这使我想到了下面的文章。阅后，我想，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社会道德水准为何下降了？我们大家都对上个世纪60年代、（一大二公）、极左路线、失去个性的年代有看法，但在现在物质资料丰富、个性驰张的年代为何有相当的人将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贪腐不问多少陷入了极端个人主义，封建腐朽思想重现、社会丑恶现象泛滥、屡屡冲击道德底线。官本位意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相当“人物”的头脑里扎根？还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错,可是相当一些先富的人在私下讥笑我们的社会法制和道德规范;改革没有错,但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有滑脚!国人确实应该反思了……。这里，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不能简单对比，否则真的无法“识别”了。我们现在需要触及社会利益分配，触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关系协调，再次触及理想信念等一些（被某些人称为“飘渺”）高尚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那个伟大而光荣的称呼！！！

他们这样识别“共党分子”
董寅生
于20世纪上半叶争斗的国共两党，单从力量对比看，二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一个是实力雄厚的垄断组织，一个是白手起家的草根集团。按一般常理，如此弱小的共产党是绝难战胜强大的国民党的。
可就是这样弱小的力量却最终战胜了那么大的势力，取得了政权。这里头当然有许多原因，可共产党人道德的感召与示范作用，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胡适先生反对共产党，那是不消说的，但就是他，也不能不对共产党人献生理想、勇于牺牲的精神深表叹服。他在1926年给好友张慰慈的一封信里写道：“他们的理想也许是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共产党人的勇于牺牲不只是指关键时刻不怕死，更多的体现为平常时期的俭朴刻苦。对此，范文澜的一段故事可作注脚——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当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来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1936年一次吃饭时，范文澜说自己平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说电影是现代文明的结晶，怎么可以不看电影呢？
无独有偶，国民党的主将杜聿明将军也与陈立夫先生有着相似的直觉。1948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实际指挥东北（辽沈）、徐蚌（淮海）两大会战。这期间，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隐患。他怀疑国防部作战厅里有共产党的耳目，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厅长郭汝瑰。说起来，郭也是他的黄埔同学，而且在抗战时期屡建战功，深得蒋介石、陈诚等人的器重，曾任18军参谋长等要职。1947年3月，任国防部作战厅长后，郭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大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颇受器重。对如此一个正在得宠的同僚如此猜疑，他杜聿明凭什么？
根据杜聿明自己的回忆，他疑心郭汝瑰，起因于到郭家的一次探访。在郭家，他惊奇的发现，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其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杜聿明自揣：我在国民党里已经算是够“清廉”的了，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杜聿明心里认定了郭汝瑰有重大嫌疑，于是多次用不同方式要求他的“校长”不要把自己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作战厅。可尽管如此，他的许多谋划还是通过郭汝瑰交给单线联系人---任廉儒等人，及时出现在了共产党人的指挥部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郭的位置及地位，他可以提出一些听上去颇有道理的建议，而实质上却令国民党军队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国民党徐蚌会战的全面失利，与郭汝瑰应该有很大的关系的。美国人盖瑞·J·伯奇研究淮海战役，也对他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淮海战役以后，郭引咎辞职，不久改任军长。1949年12月11日，时任国民党第72军军长的郭汝瑰率部在四川起义，西南数十万蒋军手忙脚乱，顿成瓮中之鳖。国民党当局不知所措，大骂郭汝瑰是“共谍”，后来检讨“戡乱”失败原因时，他们把郭汝瑰的起义归结为其中之一。
无论是陈立夫还是杜聿明，且不说当时他们政治面目如何，仅就操守而言，他们二人在国民党里真还算得上不很贪浊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成员。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女士曾经是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一员，国共分裂以后被迫脱党，但杜聿明并未因此改弦更张，夫妻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陈立夫虽然号称四大家族之一，但那些巨额的财富主要是国民党的党产。他和其兄陈果夫并没有大肆侵吞据为己有，更没有转移到国外的银行里去投资升息。逃台以后，陈果夫染病，一度无钱住院治疗；陈立夫被排挤到美国后，一度靠经营养鸡场艰难度日。就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这两位在财、色两方面要比那些国民党的其他高官干净。
可就是这两个“党国”重臣，在面对比他们还能艰苦的范文澜、郭汝瑰时，却也不能不觉得吃惊。尤其令人好笑的是，事实上范文澜、郭汝瑰两位在被他们怀疑时，还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1929年，中共地下组织根据郭汝瑰的表现，决定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员，但1930年东瀛求学后脱党了），都只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已。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党人在当时的道德优势是多么的强劲。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优势，所以共产党人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局面时，才总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总能振臂一呼应着无数、众志成城。1946年的四平之战，东北民主联军蒙受重创。在又是国民党军的迫击下，这些败退的部队很可能要全线崩溃。关键时刻，先前一直保密身份的共产党人自觉站了出来，主动承担断后的责任，主动帮助战友背枪、洗脚，把一场败退变成了一次无比珍贵的大锤炼。东北局势的最终扭转，一定意义上是从四平的大撤退开始的。
共产党人能打天下，就在于共产党人好“识别”，人所应有的优秀品质，他们都应该具备。好“识别”就会有向心力、凝聚力，这个党也才能变得强大有力量；反之，如果共产党人当年一开始就不好“识别”，与普通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普通人，就断不可能有后来的结果。杜聿明等人的“识别”方法很对头，这种“识别”方法所包容的东西，似更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