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钢事件的双输悲剧

【作者：伊西科 吴金勇 来源：商务周刊】

窗内是个世界，窗外是另一个世界。

透过70岁老工人王春和家模糊的玻璃，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通化钢铁厂片区，兴钢路、愿景路、诚信路、共鸣路、同心路……从北向南依次排列的道路名称，呈现了几分和谐向上的气息。7月24日，刚刚上任的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就是在位于同心路和共鸣路之间的焦化厂办公楼内遭围殴致死。

连日来窗外的喧嚣一直在敲打着王春和的心灵。往日，他总是在厂边的广场与其他离退休的老哥们唠嗑、下棋，而近来，他更多的是在家中听听《梁祝》、样板戏，或在废旧的《通化日报》上练练毛笔字。

7月、6月、5月、4月、3月、2月、1月，王春和掐指数着。7个月前，通化钢铁公司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工人锤杀。“短短半年多，一个厂长、一个总经理，多可怕的干群关系，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吧。”王春和长叹一声。

1944年，6岁的王春和随父母举家从朝鲜迁到吉林通化。1958年，通化钢厂成立，1969年，30岁的王春和从部队转业到了通化钢厂，爱人曾晶与他同龄，也在本厂工作。

几十年来，通钢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甜美回忆，而今则令他百感交集。

爱厂如家的年代

通化位于吉林省南部，与朝鲜隔江相望，这里是高句丽文化、满族萨满文化的发源地。1958年，通化钢铁厂开始兴建。几十年来，通钢人走过了艰苦的创业阶段。王春和的老伴曾晶回想过去的艰难岁月时，眼睛总是闪着光：“建炼铁厂和焦化厂的时候，工人们一天一块五毛七的工资，吃的是苞米大碴子饭和萝卜咸菜，付出老大的辛苦，但那时人人干劲都很高。”

41年来，工厂始终机器轰鸣，企业规模也持续扩大。“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乱到那种程度，通钢都没停产过。”曾大妈说。

在企业经营最困难的1992、1993年，王春和一家及其他上万个职工家庭一起与工厂共渡难关。那两年，企业需要职工集资，已经退休的曾晶两次集资都参与了。“其他退休的工人也都和我一样做，我们非常体谅企业的难处。”随后的几年，钢材价格不好，厂子效益差，工人常常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他们当年的集资款直到2005年才还了本息。“13年中，大伙都没有怨言，工人们没有为此闹事的，都是为了企业嘛。”大妈言辞坦然。

这期间，通钢的改革在循序渐进、全面出击。1990年代中末期，通钢由工厂改革为有限公司；2003年，公司开始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剥离办社会职能和整体改制，企业把34家辅业单位剥离出去改制为民营企业，同时员工、干部的身份置换也开始进行。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2005年，作为吉林省省属最大的国有企业和唯一的大型钢铁企业，通钢的钢产量已达到400万吨，总资产100亿元，销售收入80亿元，实现利润8.5亿元，成为一家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动力、运输、机械制造、冶金研究设计等于一体的综合配套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同时也是全国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和国务院确定的520户重点扶持企业之一。

改革行至中局，通钢在2005年又开始资产重组。新体制下，通钢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可是谁没有想到，听上去如此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居然像埋在通钢体内的一枚炸弹。这一年秋天，通化钢铁厂的工人们记住一个名字——建龙。1999年创建于河北唐山的建龙集团，到2008年底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9.81亿元，企业遍布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浙江、北京、湖北、四川等省市。

早在2001年，建龙钢铁集团就进入吉林，当年5月1日租赁了吉林市明城钢铁有限公司，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02年7月20日，吉林建龙70万吨带钢生产线建成投产，从此结束了吉林地区无热轧窄带的历史。

从另一个层面看，建龙入吉，也结束了吉林钢铁产业一个旧时代，数以万计钢铁工人的职业生涯和精神家园也随一个更大规模的收购而出现了转折。

工人的精神悲剧

2005年12月30日，建龙参股通化钢铁成功，新通钢集团正式挂牌。

重组后的新通钢集团总资产139亿元、资本注册达38.81亿元，形成国有、民营、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其中建龙钢铁出资8亿元现金，加上吉林市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6亿净资产，一共持有新通钢集团36.19%的股份，吉林省国资委拥有46.64%的股份，通钢集团的债权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14.6%的股份，通钢经营层为2.57%。新通钢集团董事会由7人组成，原通钢集团方面3人，建龙钢铁2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人，企业管理层1人，董事长由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出任，通钢总部搬至长春，而位于通化市的钢铁厂，作为集团子公司更名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改制后矛盾即生。“没有任何人否定国企改制是今后一段时间永恒的主题。”通钢的一位中层管理者对《商务周刊》说，“但寻求战略伙伴要有原则，得强强联合吧，可是建龙有什么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或者说资源什么的？没有，他们的本事和伎俩，这几年下来，我们很清楚。”重组之后，建龙集团尽管只持有36%的股份，但通钢集团的总经理、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通钢集团和通钢股份公司的财务部门等要害岗位已经逐渐换成建龙的人。“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基本上被架空了，建龙的人实际在管理通钢。”这位通钢股份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对《商务周刊》说。

陈国君就是出自建龙集团的管理者之一。2005年，陈开始担任通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6月升任总经理。“用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陈国君很能干。”王春和说到。但曾晶大妈对陈国君印象较差：“这个人不好，他训斥职工就像训斥儿女一样，工人们都没有起码的尊严。”听到这里，王春和对老伴的话又进行了补充：“人也不算太粗暴，但我认为让他来管理通化钢厂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不太合适。因为陈国君没有文凭，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职称，也不是党员。按企业干部的四化标准，他是不合格的，与通钢半个多世纪积累的许多人才比有很大差距。”

工人们总结出的陈氏管理并无先进之处。

“建龙入股后，通化钢铁厂的工艺、设备，基本都是老样子。他们的管理就是‘整人’，公开说法叫‘减员增效’。民愤就是这么来的。”王春和这样认为。

据本刊了解，建龙管理团队入股通钢后，确实首先进行了人员调整。据当时参与并亲自操刀的通钢一位劳动人事干部向《商务周刊》介绍，当时的员工退休及补偿政策的制定，即满30年工龄的实行“一刀切”，不管工人还是干部全部退休，给予一定的补偿金后一概与通钢再无瓜葛。“当时我也是‘愚忠’的心态，省里决定的事，我们就积极配合了。”这位人事干部如今有些自责。

2005年11月20日，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在接受采访时候称，通钢改制成功，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交给社会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方面调整机构，把34个机构压为18个，原来35000名职工留在主业中的为19606人。

“近一半的工人被赶出工厂，年龄最小的才46岁就让人家下岗，有人气病了，有人跳楼了。”王春和介绍，从那时开始通钢人的上访路就开始了。通钢的员工改制转岗和内退自2005年10月开始，其后陆续几个批次，而其中争议较大的还有2006年二十七八个处级干部的内退风波。

经过政府的多方努力，一批批工人和干部的不满情绪得到了抚慰。然而，新的减人计划仍在不断出台，许多年轻的工人也面临下岗。“通钢从1958年至今51年，我们是老老少少三代人都工作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然而，现在我们的儿女也要下岗，他们没有像我一样的退养待遇，而是直接裁员，我们孩子都难以生活了，我们活得能有意思吗？”从失落到无奈，愤怒开始在工人们心中滋生繁衍。

“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降低一些人工成本来增加经济效益，这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这得有个度。”这位人事干部说，“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建龙入股之后，将许多厂子原来的党群部门合并到了生产科，这样的机构精简太可笑了。这也是目前通钢干群关系严重恶化的原因之一。”

减人增效实施后，在岗工人也未尝到甜头，据那位人事干部透露，2005年置换身份结束后，通钢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1440元，如今是1000元左右，“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的中层管理干部的年薪则成十倍几十倍地增加了”。

“我们管这叫，黑爪子（工人的手）挣钱，白爪子花。”曾晶说。

简而言之，“高薪拉拢中层，压迫工人，分化工人群体”，是通钢工人们总结的建龙另一主要管理手段。这些作法终于带来了恶果。2008年12月27日，通钢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27岁的年轻员工用铁锤当场砸死。“外界说宋凯之死是小摩擦导致的，其实内因是建龙这种粗暴和独裁的管理积累下的愤怒导致的。”王春和说，“我们工人不是机器，是有灵魂的人。这一点被这些所谓民营企业家们忽略了。”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改制后的三年中，通钢的规模和实力出现了跨跃式发展，2008年，在总结通钢50年成绩时，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说，改制后通钢的年生产能力由2005年的300万吨达到700万吨，这三年的增长速度是前三年（2003—2005年）的4倍。他当时预计2008年底通钢的利润将达到30亿元，同比上年底的12.7亿元增长了1倍多。

这些数据的背后自然有建龙的贡献，但对通钢的普通工人来说，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翁的精神世界却因建龙的到来而改变。“现在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年轻人‘研究’老辈人，同辈的担心同辈人会‘整’自己。”那位人事干部痛心地说。

宋凯死后两个月，2009年3月初，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向大家宣布，建龙要撤走了。“我们不清楚原因，但是看到建龙的人搬走，厂区和宿舍区全都放起了鞭炮。”王春和说。

建龙的管理者走后，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张志东代理通钢股份公司总经理。平静的4个月过去了。然而，让所有工人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7月，随着国际国内钢铁行业回暖，陈国君带着建龙已经控股通钢的文件又回来了。

陈国君之死

据《财经》杂志报道，2008年宏观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后，钢铁行业一度出现全行业亏损，通钢改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呈现出来，改制成败也争议再起，劳资摩擦时有发生。今年以来，企业亏损前景愈加明显，于是建龙提出增资并实施控股，否则选择分立退出。今年3月，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初步达成分手意向，随后双方进行具体方案谈判。但谈判期间，钢铁业形势好转，亏损的通钢集团也在6月份实现盈利4279万元。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达成新的协议，由建龙控股通钢集团。根据新方案：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持股66%，吉林省国资委直接持有的通钢股权降至34%。

“早在7月22日，我就听到消息说，通化钢厂附近已经在部署警力了，也听说建龙要重新入股通钢的传闻。”那位人事干部对《商务周刊》说。

7月23日早晨7点多钟，这位人事干部接到通钢资产管理公司的部长刘志杰的电话，通知他9点到公司来参加建龙二次入股通钢的座谈会，会议由省国资委主持。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通钢退休、退养（内退）的原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及退休工人，大约十五六人。当他走到公司大楼门前时，许多工人已经围在那里。一个老工人提醒他：“你们这些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注意，一定要坚持正义，千万不能让建龙控股（通钢）啊。”

会场设在公司三楼，与会领导有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省企业改革处处长何启刚、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孙毅及“建龙那边新提的副总经理李云祥”等。王喜东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情况，然后是让代表们发表看法。“两名退休工人在表示完反对意见后，原公司组织部长王乃千说了自己的看法：“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王喜东回答到：“根据新的《公司法》，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

新的《公司法》确实规定，股东权益变更需要召开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过后，属于国有企业的还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而通钢的员工在2005年国企改制时已经进行了身份置换，并且按照国家政策每个人都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这笔经济补偿金已经转入通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于是，就建龙二次入股事宜，只是在22日召开了通钢的经理级会议，23号上午召开处级干部大会和一个内退人员座谈会，当天下午则是一个老干部座谈会。

在王乃千发表意见后，其他与会人员也都从建龙入股通钢这几年通钢的发展、建龙的一些管理不当等方面表达了反对意见。会议持续到中午11点40分左右，王喜东总结说，这个事情省委会议已经讨论决定下来了。据称省委常委会决定后，委托吉林省常务副省长与通钢高层沟通，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当即提出辞职。

决定的事，还让大家座谈什么，许多参会人员感觉受到了愚弄。事后他们才知道，就在三楼开座谈会的同时，五楼会议室正在召开一个宣布建龙控股通钢的发布会。

7月24日早上，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到工厂办公楼前，并打出“建龙滚出通钢”的条幅。参与集会的多数是退休人员，还有一部分在岗职工。中午11点多，职工们开始吃午饭，一些人听说陈国君在焦化厂那边开会，工人们就又向焦化厂集中。中午时分，通钢的6个高炉已经全部停产了。“文化大革命时乱到那种程度，我们通钢都没停过产，可见工人愤怒到什么程度了吧！”曾晶感慨说。

一些工人们反映，陈国君到焦化厂是宣读免职决定去了，焦化厂的四个厂长免掉了三个。言语争执很快上升为殴斗。“被打的陈国君起先挣脱了出来。”王春和听说，陈当时跑到了焦化厂二楼一个办公室里，一个工人为了保护他，将他藏在办公室的铁皮工具柜中，然后还锁上办公室门。

下午15点左右，通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崔杰来到现场，告诉大家暂缓执行控股的扩资协议。话言未落，矿泉水瓶就飞了过来，现场的情绪仍然极度暴烈。有人开始逐屋寻找陈国君，悲哀的是，陈国君的藏身之处被发现，有人拆下暖气片撞开办公室，将陈国君揪出，然后，一遍遍地打。

当日17点许，吉林省国资委的《通知》发到工厂，这份《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吉国资发直改[2009]105号）大意是：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省国资委经与多方战略投资者商谈，曾确定由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并控股经营。方案公布以来，很多干部员工及离退休人员不理解、不赞成。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员工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努力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促进通钢集团发展。通知还注明，“省国资委正式文件明天送达，请公司广大员工通知您的家属，尽快撤离现场，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但现场围困者还是先后堵住了两辆救护车进去救护陈国君，第一辆是最早赶来的是通化钢铁医院的救护车，第二辆被挡的救护车来自解放军206医院。

下午18点，工厂一号大门上贴出了吉林省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终止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同意吉林省国资委提出的请示事项，终止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的增资扩股方案。

晚上20时左右，吉林通化电视台播发公告称：“钢城广大员工和家属：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 23时，陈国君在医院抢救无效。

“哎！陈国君是一个牺牲者，从建龙集团的角度来，他是一个敬业的员工。”那位人事干部对记者说。

陈国君之死

叶文添

中国经营报8月1日讯 7月26日的深夜，通化这个北方的边陲小城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雾。在浓厚的雾气中，“通钢”的广告牌在路边若隐若现，在深夜冷清的街头彰显着自己的存在。

而就在两天前的夜晚，整个城市却因为一场悲剧，集体陷入了不眠之夜。7月24日，从早上开始，数以万计抗议建龙重组的工人聚集到通化钢铁公司门前，一度造成了通钢所在的二道江区交通堵塞。

面对着官方对通化钢铁未来命运以及个人命运模棱两可的答复，示威的人群开始愤怒，悲剧在当晚18时发生，丧失理性的工人将建龙的代表、公司总经理陈国君围殴致死，死状惨烈。而后吉林国资委紧急通过电视台宣布，“建龙永不再参与通钢重组”，聚集的人群才渐渐散去。然而，“7·24”事件却已经给这个拥有半个世纪历史的老钢铁公司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陈国君之死，似乎是个必然。在建龙与通钢合作4年来，无数矛盾已经积聚，而这些矛盾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就可以引爆。

在这起震惊全国的因国企改制而爆发的“极端典型”悲剧事件背后，建龙与通钢，这两个昔日曾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7·24”的一句话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让你们全部下岗。”7月24日，晚上6时许，当愤怒的工人将躲藏在通钢股份公司一间办公室铁柜中的陈国君拉出来时，他衣服已被撕烂、头发蓬乱，双目紧张而无神。

据现场的多位目击者对《中国经营报》记者称，他们均听到了陈的这句话，面对着在愤怒情绪驱使下已失去控制的工人，陈国君说出了这句看上去多少有些气急败坏的“气话”，这句“狠话”也成为了陈的最后遗言，片刻之后，陈国君命丧工人们的拳头之下。

一位曾经历现场的工人对记者回忆，在工人们将办公室的防盗门拆开进入之前，陈国君还在不断地用手机与外界联系呼救，此时，一个消防云梯已经架到陈所在的窗前，但云梯很快被楼下数以万计的工人围住，武警被人群隔开，陈望着云梯，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

“后来想想，他如果好好说话，不说下岗什么之类，估计就没事，一说下岗大家都急红了眼。”一位参与此事件的通钢工人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那句话让破门而入的工人们失去了理智。

7月27清晨，当记者来到现场时，一切似乎已经回归平静。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门前的广场，下了班的工人在下棋、打牌。一位老者给记者指出了陈国君生前曾经住过的房间，那是在广场一侧的一座近20层的高楼。陈生前的居所在17楼，工人们说，这只是陈到通化工作期间的落脚之地，平常的大多数时间里，陈居住在长春，那里是通钢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一位熟悉陈国君的人士告诉记者，陈是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的心腹，俩人相识多年，且是发小。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吉林省工商局查到的工商资料显示，陈国君现年40岁，家住河北遵化市遵化镇2987号，而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同样是河北遵化市遵化镇人，住所地址为1211号，两人相距颇近。

“陈国君是张志祥坚定的追随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实际上，他没有多大的权力，只是一个传声筒。”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张志祥极其信任同乡陈国君，每次来吉林，总是要与陈密谈很久。一位通钢的前任管理层如此评价陈国君，“业务能力一般，但性格倔强，对建龙忠心耿耿。”

7月27日，记者来到17楼陈国君此前的住所外，发现大门紧闭，门把手上一朵不知被谁别上的小白花随风而动。

7月23日的总经理任命

陈国君悲剧的直接导火索，是7月23日从长春通钢集团总部传来的建龙二次入驻通钢，并将持有通钢集团65%股份的消息。

这一天上午，吉林省国资委部分领导、建龙集团部分高管到通化钢铁为此召开重组大会。此前，建龙集团曾于2005年入股通钢，并被当成吉林国企重组的样板。然而，2009年年初，建龙因经营不善等种种原因于2009年年初退出重组。

“23日那天的重组大会现场气氛特别不好，多数通化管理层人士强烈反对曾经退出的建龙重新入驻，并且取得控股地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7月23日，这个由吉林省国资委领导、建龙领导出席的会议上，通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凤成和三位副总经理当场宣布辞职以示不满。他告诉记者，当日会上约见的通钢集团管理层为7人，4人辞职后只剩下三人。

而另一位与安凤成关系密切的人士告诉记者，为了建龙重新入驻通钢集团之事，吉林省国资委曾经在7月份与安凤成进行过三次对话，让他接受这个事情，但安表现的颇为不配合，“他个人很反对建龙的再次进入。这也让国资委大为光火，即便安凤成不主动辞职，他的位置也要被更听话的人代替。”

安凤成等高管集体辞职的举动并没有动摇吉林省国资委坚持建龙入股的决定。这时，曾经在建龙退出通钢之前担任过通钢集团董事、副总经理的陈国君被宣布任命为通钢集团旗下的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也正是7月23日的这一任命，使得陈国君在一天后悲惨身亡。

23日会议的内容——建龙即将重新入股并将控股集团公司、4个管理层人士已经辞职的消息——开始在通化这个小县城扩散。7月24日上午8时左右，在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办公大楼下，已经有3000多名工人聚集，一位目击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起先工人们还保持理智，在队伍的最前排多数是70岁以上的退休工人，示威人群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的标语。

然而，随着更多工人的加入，场面开始失控。9时左右，聚集的人群开始向冶金区进发，工人们对1、2、3号高炉铁路运输线进行了封堵，随后，这三个高炉先后停产；而后，工人继续向工厂深处推进，致使4、5、6号高炉停产。到下午，7号高炉也被迫停产，至此，通化钢铁的7个高炉全部停产。

在事态进一步扩大之时，建龙集团部分高管到场调解。7月24日上午11时左右，陈国君来到位于通化二道江区的通钢机械厂、炼铁厂视察，并与工厂的管理层进行了对话，随后，陈国君来到焦化厂，他的行踪很快被游行的工人得知，随后，大批工人包围了陈藏身的焦化厂办公大楼。

一位已经从通钢辞职的管理层人士告诉记者，陈国君在建龙退出重组之前，就主要抓通钢股份公司的生产，建龙进入通钢之后产生的一系列裁员、减薪，陈均是当时的具体执行者，工人也因此与其矛盾颇深，把账都记在了陈的身上。

而在建龙2005年入股通化钢铁之后，陈国君先后把诸多的建龙系人士安排在了通钢的各个重要部门，原先的管理层大多被清洗出局，这也成为后来矛盾激化的一个因素。

上述人士对记者回忆了一个细节。“在食堂开饭以前，就座的工人都要先齐声高喊“陈国君滚出通钢”、“陈国君××”等，久而久之，这种举动竟成为饭前的一个固定流程。”该人士说，这足以见得陈国君与工人们矛盾已深。

“陈也不是一无所知，不过他很不屑这种叫骂，也不把它当回事，他曾对属下私下表示，‘他们除了骂街，难不成还能把我搞死’？”

7月23日，被任命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国君，在重返通化的一天后，一语成谶。

四年恩怨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四年前的2005年12月30日，建龙集团宣布正式收购原通钢集团部分股权，由此组建了吉林省省属最大企业新通钢集团，注册资本38.81亿元。在新组建的通钢集团中，吉林省国资委持有46.64%的股权，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14.6%的股权，建龙持有36.19%的股权，通钢集团管理层持有 2.57%的股权，从而实现了国有、民营、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

“实际上，在引进建龙之前，首钢、鞍钢也对通钢表示出浓厚兴趣，而且，同是国企背景的这两个企业也比建龙更适合重组通钢，但最后这两家钢铁公司提出的方案都被当时的省国资委拒绝了，省国资委更看好民企出身的建龙。”前述已经离职的通钢管理层人士对记者回忆。

而此时，建龙实际控制者张志祥已经先后控股了新抚钢、明城钢铁等东北多处老钢铁厂。然而，这桩在吉林省国资委大力促成的姻缘从一开始就隐藏着重重危机。

一位已经退休的通钢老干部告诉记者，在新通钢集团成立之初，双方在评估环节就存在问题。“通化钢铁当时是按照账面资产评估的，这样就会造成通钢资产被‘低估’，而且进行评估的公司也在北京，是建龙找的，个中关系耐人寻味。”

据记者了解，负责此次评估的是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记者获得的2005年9月30日的“通化钢铁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显示，通钢总资产为38亿元，负债为10亿元左右，其中生产设备仅价值900万元，无形资产与土地使用权价值均为零。

“几个高炉加起来也不止900万元，实际上这种按照账面资产评估是不科学的，现在已经很少使用。比如当时有几个高炉就在评估中因为考虑折旧的情况，被估值为零，但这些高炉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大修，并更换大批零件，尽管使用年代久远，但由于维护和更新，依然保持了七八成新的样子，具有生产能力，但在评估中，它却价值为零，这实在让人想不通。”上述离职人员告诉记者。

而在通钢被贱卖的怀疑之外，还有人士对记者表示，建龙当初承诺的资金也从未到位。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辗转获得的一份“通钢集团公司整体重组方案”显示，吉林省国资委将以资产形式入股，金额为18.1亿元；华融公司出资为5.67亿元；而建龙集团将出资14.04亿元；管理层出资1亿元。然而，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建龙集团2005年入驻之后，资金并未到位。

一位曾参与审计工作的通钢人士对记者透露，在组建新通钢集团之后，建龙集团仅拿出了一笔6亿多元的资金，而这笔钱还是建龙在新通钢集团获得的利润提留。

对此，记者分别赶到位于吉林通化市的通钢股份公司和位于长春市的通钢集团进行采访，均被拒绝。7月30日，一位通钢集团办公室的人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明确表示，“这个时候不可能接受记者采访，对所有的问题都不能回答。”

随后，记者在新通钢集团的工商资料中发现，“6亿元”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在工商资料中显示，没有建龙资金进入新通钢集团的数据。在一份资料上显示，2006年，通钢的净利润为3.65亿元，可向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34亿元，“但为支持公司发展，不向股东分配。”

前述退休通钢老干部告诉记者，他曾就上述问题给相关部门寄出检举信，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半点反馈。

而让通钢人心生更多不满的是，在资产评估中是否存在贱卖、建龙注资不到位的种种猜疑之中，通钢的经营也开始走下坡路。

据记者了解，在与建龙合作的三个月后，新通钢集团的负债就由原先的10亿元迅速变成了20亿元。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到了2007年，情况进一步恶化，据记者查得的通钢工商局年检显示，2007年，通钢集团的资产为267亿元，但其负债已经达到惊人的186亿元。

在通钢集团负债急剧升高的同时，工人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收入锐减。一位一线工人告诉记者，2005年时，他的收入能达到2500元一个月，从建龙入主开始，在效益还没有减少时，工资就开始下降，到现在已经只有千元左右。“2008年9月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工厂当月的亏损就有30多亿元，我们开始轮流放假，放假期间的工资只有300元。”

而该工人告诉记者，在原通钢工人收入急剧下降期间，陈国君还从上海招了一批工人过来，给出的薪水高出本地工人，这直接激怒了老通钢人。“陈还说，要把在吉林扩建导致的失地农民也招到通钢来，后来我们坚决反对，还游行过，陈才没有那么做。”该工人依然难掩对刚刚死去的陈国君的不满。

而记者发现，在建龙入驻通钢的几年间，通钢工人已经迅速由原来的36000多人锐减到如今的12000人，“从2006年开始，我们的下岗工人去北京上访，小范围的游行经常发生。”一位工人告诉记者。

显然，在通化这个没有更多就业机会的老钢铁城市，陈国君成为了剥夺工人们工作机会的“坏人”。

当陈国君将代表建龙重回通钢时，他遭遇到了最激烈的反对，悲剧产生。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叶文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