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与文化重建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　　

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有什么客观的因素（如经济）决定着中国人非依照苏联的方式组织国家不可呢？（20年代的国民党及黄埔军校也是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条件下或改组、或接受援助而壮大起来的）分析到最后，我们恐怕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化的力量。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从十九世纪末叶便不断地从西方传到了中国。由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偏于大群体，近代知识分子比较容易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所吸引。这种观念一旦征服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然便进一步成为他们行动（革命）的指南针。……社会主义被理解成“天下为公”一套道德理想；资本主义则被看做一种代表“自私”的经济制度。稍稍熟悉中国传统的人当可看出此中关键所在。中国知识分子拼命摆脱传统、拥抱西方，但始终未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放眼全世界，我们到处都看到宗教力量在复活，民族主义在抬头，这些都是‘文化’推动历史的证明。伊朗的宗教力量和由之而来的“革命”更显然是对所谓（西式意识形态）“现代化”的一种反动（但不反科技，科学无疑是‘文化超越’的最好见证，它使人超越自然的限制。）美国应该算是最“现代化”的国家了，但是美国立国精神仍是宗教——清教，今天美国的宗教力量大得出人意外。（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一种退保的自我防卫意识）　　

文化要求理性和情感的平衡，而现代中国则恰恰失去了这个平衡。　　

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列国阶段是任何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形紧张而最富创造的阶段。有了列国单键竞争的局面，多少可以减轻个性潮流陷入放荡享乐的危险；有了个性的伸张，多少可以维持国家最后活力的来源。同时，距离封建阶段尚不太远，个性潮流的推进得到“贵族遗风”的熏陶，多少也可免登时“庸俗化”的危机。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的一个文化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峰就是列国蜕形、个性发展与贵士遗风三大元素恰得调和状态的岁时。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国共合作》：

在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　　

　　

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还经常是一种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政治纲领，它的话语形式包裹在“经济”的范畴－－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反对国家干预、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经济秩序的中介组织的功能，等等－－之内。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所称道的市场关系从来都是一种理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的－－抽象，其实质是通过这一抽象将经济与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过程与社会过程－－彻底分离开来，进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实践排除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种建立有关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努力。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对于政治性的排斥丝毫不能掩盖这一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力及其政策的内在的联系，例如，在战争和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等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几乎从来没有掩饰它的政治性，虽然这种政治性经常包裹在诸如“主流文明”之类的伟大神话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不仅是跨国公司和国内经济集团，而且常常是民族国家本身。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能等同于赞成国家的过度干预或反市场，关于这一点，我将通过历史分析加以展开。（引文见皮埃尔·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中国知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 没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对中华帝国的冲击和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对中国知识人的刺激，是不可设想的；但若没有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某种精神资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也难以设想的。　　

对于“法先王”的儒家来说，儒家既不需要现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需要现代的资本主义理论，仅有内圣外王之学就够了。马克思主义化的现代儒家不也可以嘲笑“原儒”者们的法先王不时时务，要他们背上使儒教精神僵死的历史罪过？任何思想系统或流派中都会有左、右派之间的打斗现代儒家内部有左右派打斗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荀子指斥思、孟一路“不知隆礼义”，判为“俗儒”，称知类、统类，“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才是大儒。马克思主义化的现代儒家不也可以指斥熊子和牟子一路为“俗儒”？宋儒先觉涵化佛教义理，“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教义”（陈寅恪）。现代新儒家继承此遗业，涵化西方义理而能大成，但儒教偏重的政治制度遇到的挑战，承宋学的现代新儒家并没有能力应付。“法后王”的荀子吸纳现代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历史观（辨证-历史唯物论），因应现代政治组成教团，未尝不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儒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有何不可？马克思主义化的儒家像荀子斥思、孟为“俗儒”那样，来一番批孔孟之道的运动，又会难理解到哪里去？批倒孔孟，可崇的儒教圣人还多的是——禹、汤、文、武、周公，未见批到他们头上，怎么说批孔孟之道就不是儒了？孔自继承周公使命，开创中国政教纪元。如今现代性“天翻地覆慨而慷”来了，中国进入新的世界，要继承周公使命，不革掉孔子之命怎么行？周公的使命不就是革前代的天命而来的？　　

　　

重读“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因为中国和印度崛起，他们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及他们对地球资源的潜在需求，让很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物质文明是没有办法在全球范围复制的，尤其是美国消费主义，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的话，我们就需要6个地球，而不是一个地球来维持这一个物质文明。后进国家没有选择，被迫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来解决公正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美国的虚胖是建立于美圆殖民体系之上的军控金字塔）——朱云汉：大转折--从金融危机谈四重历史新趋势的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