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波的文章说明，改开教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边疆的发展繁荣

2009年7月9日发表的流波的文章，《流波7.5事件谈民族问题》，这是一篇访谈式体例的文章。这篇文章，以大量详实的历史事实说明，西藏边疆的今天，是改开教给带来的。

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还是看权威的回答，下面是新华社2009年3月2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部分内容。

——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也是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实现和平解放，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与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十七条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强调“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但是，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但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支持下，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根本反对改革，顽固坚持“长期不改，永远不改”，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在西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是西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巨大进步。

——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式社会形态。关于旧西藏的社会形态，1904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有详细的记载。他说，当时的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注1)旧西藏社会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政教合一，宗教上层和寺庙势力庞大，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拥有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说，“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注2)据统计，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当时西藏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数一度超过1.6万人，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4.7万多克(1克相当于1亩)、牧场450个、牲畜11万头，占有农牧奴6万多人。

——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另有约5%的“朗生”是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约有耕地300万克，其中30.9%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此后，三大领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相当于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牛羊300头，氆氇175卷。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其中价值数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多件。

——三大领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旧西藏地方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被收回牲畜、农具、差地，沦落为奴隶。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可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成，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15两藏银约合一块银元)，另外，他还把400名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3000品藏银(1品约合50两藏银)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正如当时的民谚所说：“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农奴的婚姻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不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森严的等级制度。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上等人是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员、下级军官以及三大领主的代理人；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法典》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其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仅为草绳一根。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记载：1953年，堆龙德庆县一个铁匠的后裔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身边做事。当十四世达赖喇嘛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代后立即将其赶走，并命令凡是出身金银铁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是下等下级人，不能在政府里做事，不能和其他等级家庭通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指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

——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当时的西藏地方法典规定：农奴如果“触犯”了三大领主的利益，“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儆效尤”。农奴“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械击之；不受主人约束者拘捕之；侦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拘捕之”。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也大不相同。当时西藏的法典规定：凡仆人反抗主人，而主人受伤较重的，要砍掉仆人手和脚；如果主人打伤仆人，医疗即可；如打伤活佛，则犯了重罪，要挖眼、剁脚、断手或处以各种各样的极刑。20世纪初到过拉萨的俄国人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书中写道：“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最重的处罚自然是死刑，办法是将人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萨如此)或从悬崖上抛下去(在日喀则如此)”。(注5)英国人大卫·麦唐纳在《西藏之写真》中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加之以解体干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5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肢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

——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

——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从此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西藏的主人。

——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第一次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焕发出了空前的生产和生活热情，迅速改变了西藏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条件。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成长为基层干部。

为什么要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前的西藏什么样，民主改革后的西藏什么样，这里所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的内容应该做了很好的回答。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旧西藏是何其的黑暗，何其的腐朽，何其的反动啊！旧西藏人民的命运又是何其的痛苦，何其的残酷，何其的悲惨！这些是丝毫不容质疑的，这可是铁证如山啊。

毛泽东解救了西藏百万农奴，砸碎了他们身上的铁锁链。毛泽东时代，解放了的西藏百万农奴当家作主扬眉吐气，他们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这叫广大的西藏人民怎么不拥护热爱毛主席，拥护热爱共产党，拥护热爱金珠玛米(解放军)；这叫西藏人民怎么不放声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唱金珠玛米。毛泽东时代的西藏是稳定的发展的，也是欣欣向荣的，这样的形势，有任何国内外分裂势力生存的土壤吗？

然而，就是这样的形势，改开教就是不喜欢，怎么能让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这三大领主受苦受罪呢，怎么能让多数人翻身呢？应该为少数人嘛，所以他们要改革。怎么改革呢？

【流波：这就牵涉到当时的整体“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了。上次不就谈到了刘毅华《李锐为何拔高胡耀邦》一文，其中披露说胡耀邦与万里到西藏考察，指责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于是撤销当时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的职务。后来，小平、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回藏执教；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小平说太少，先回来1000人，并且鼓励说，不要害怕。耀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政策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虽然是后来胡耀邦任命的领导人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却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几乎每隔十年就在拉萨搞一次大骚乱。因此，我上次就总结说，西藏问题其实质也就是后来全面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在另外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回忆感悟西藏》)里说到：十年前拉萨发生了骚乱，人民日报驻拉萨的记者刘伟西采访群众，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想不通”：…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昨天去办事处，有的市民就骂我们干部，连家属也遭受邻居冷眼。唉，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刘伟西记者当年在文章的结尾问了一句：长此下去，拉萨会不会再有骚乱呢？

【可讽刺的是，果然在1998年后的拉萨骚乱后十年的2008年3.14号又发生了拉萨打砸抢烧和杀汉族的严重暴乱(此前最大的就是1988年拉萨骚乱，也就是年年小乱，每过十年大乱)。西藏如此，新疆又何尝不是这样，从效果来看，7.5乌鲁木齐骚乱规模又大了许多，造成的死亡达140人，难怪汉族质疑成为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的牺牲品是有道理的！】

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三大领主对广大的农奴实行挖眼睛，削腿肉，割舌，剁脚，截手，推坠悬崖，溺水，杀戮，甚至是更为残酷的抽筋，剥皮。就是这样的反动腐朽势力，改开教邓少富胡乱邦就是要给他们平反，他们“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毛主席时代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把曾经的阶级敌人，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请出来，当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

只给他们平反当然不行，事物往往是有两面性的，他们还让那些翻了身的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让他们工作、收入无保障，让当年跟着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他们打击正直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花费国家巨额的金钱，大力扩张宗教活动场所，制造新一轮宗教狂热，使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人数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这是宗教自由吗？不。这是宗教狂热，这是制造宗教狂热。人民创造的财富不是用在人民自己的身上，而是用在制造宗教狂热上。可见这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假共产党是多么的愚蠢可笑。宗教是什么？宗教说到底，是一种封建迷信，是一种精神鸦片。宗教活动场所扩张及宗教人数增加的结果，是民族化、宗教化倾向的加强，从而从思想、文化、宗教上人为制造和加大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膜，加大少数民族与汉族与国家的离心力，最后必然为西方反华势力和分裂主义所利用。

他们终于让旧西藏的三大领主扬眉吐气了。可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西藏翻身解放了的广大农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改开教动辄说，“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决不容许倒退”，莫非，这就是社会进步？

这样的改革，能够说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吗？能够说是代表了社会正义吗？能够说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吗？能够说是为了边疆的发展稳定与繁荣吗？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的改革呢？为什么要解放那些曾经骑在人民头上的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人士，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分子，监督改造的分子？为什么要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为什么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只有一种解释，人民当家做主，改开教胡乱邦们看不惯，他们要全面否定毛主席时代，要把中国革命的成果一笔勾销，他们就是要把毛泽东时代颠倒的再颠倒过来，你毛泽东要肯定，他就要否定；你毛泽东要否定，他就要肯定。一句话，他们就是要为旧西藏骑在人民头上的三大领主翻案，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依靠他们重用他们，让他们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共产党这样搞，究竟是“拨乱反正”，还是“拨正反乱”？究竟是改革，还是胡折腾，倒行逆施胡作非为？

流波在回答昆仑网友提问时不理解，说：我曾经在西藏工作近八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去的，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拉萨骚乱，而且是两次直接面对了骚乱，深有体会。我当时也非常纳闷，怎么好端端的，就变得乱蓬蓬起来了呢？当时的“老西藏”(在西藏工作了很久的汉族同志)告诉我，说毛主席时代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汉藏关系非常融洽，藏族同志对汉族非常尊敬，汉族同志对藏族也是赤诚一片，故当时汉藏通婚的也不少。

是啊，善良的人们都不能理解，好端端的西藏，好端端的民族关系，怎么在改开教的折腾下就变得乱蓬蓬起来了呢？

这些改开教“精英”，自以为自己有多么的聪明，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够把西藏新疆的事情办好，可结果，把一个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边疆，搞的乌烟瘴气。如果不是改开教错误的改革，今天的中国，任何国内外分裂势力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气候的。从实际效果看，改开教“精英”的所谓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边疆的发展稳定与繁荣，不是为了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幸福。如果人们说，改开教“精英”的改开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就是为了要祸国乱邦，就是为了要搞乱边疆，搞乱国家，恐怕是一点也不会冤枉他们的。西藏新疆搞成今天的样子，说到底还是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是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为多数人边疆就发展就稳定，为少数人，边疆就动乱就倒退，就不得人心。

西藏立法机构2009年1月19日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宣布，出席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382名代表一致表决同意，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表决前，列确分别用藏语和汉语宣读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草案)》。什么叫改革，这才是改革，什么叫民心，这就是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