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一道闪电

晚明士大夫主张民本主义，要求天下为公
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为公，不以一己之私来掩天下。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坚持己见，认定立太子是事关天下的大事，要争国本，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迫使万历皇帝改变初衷。
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上奏万历皇帝时，这样写道：“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东林党主张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为公”。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龙《高子遗书》)。万历二十一年 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知县樊玉衡上疏 ：“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要求延期册立太子，首辅沈一贯竟然将皇帝的圣喻奉还。 万历皇帝为废立太子一事前后和群臣争执了二十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协，万历皇帝只好认输。 （读了万历三大案特别是东宫之争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史界把满清和明皇帝作对比，这是不公平的，从万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权制度和指导思想和满清根本不同。明代主要是内阁制，文官制，而满清则是极端的君主专制，皇帝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万历年间还有封建社会奇怪的现象，大臣以大骂皇帝为荣，详见“万历年间骂皇帝”。以上樊玉衡的上疏，言语之间竟然还敢藐视皇帝和皇贵妃的尊严。万历年间有关册立太子还发生了三次离奇的案件，俗称“万历三大案”。
以《妖书案》为例，开始时的确有人用《闺范图》，篡改为《闺范图说跋》，明里暗里诽谤郑贵妃，说她图谋改立太子。事关皇室名誉，但是万历仅仅处分了两名官吏，还说不必深办，这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甚至可能被投入大狱，而在满清简直不可想象。
妖书再发是万历三十一年，有人用洒传单的形式，大骂郑贵妃和万历试图改立太子事，上次没有追究，这次变本加厉，并且假托阁臣朱庚，十分卑劣。
这类事情极端蔑视了皇家威严，但是三大案，万历皇帝一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决办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两代皇室作风大不一样。
明末“民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传统，也成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才有崇祯皇帝多次发“罪己诏”，在下的诏书中宣称“天下为公”。（倪元璐在奏疏中，引用崇祯的圣旨有：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崇祯皇帝在走头无路，自杀时留下的遗言是：“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在明亡后，明末思想家对君权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末是“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一次高潮。 “行先知后”，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去指导实践。 黄宗羲等人的民本主义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考察了明末政治的现状做的总结。晚明皇帝的权利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皇帝的无限制的享乐、为所欲为也受到了限制。万历时期“争国本”以大臣们胜利告终，滥骂皇帝竟然不受严惩，由此必然让人对于君权神圣产生怀疑和动摇，自然思考君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自古以来君权是否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黄宗羲引古代三代的例子就是在为君权正名、正名分，按三代的标准，现在的皇帝仍然远远达不到标准。

明末士人结社干预朝政
复社人称小东林：张溥等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儒生，形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干预朝政，还把当朝首辅薛国观赶下台。
《复社姓氏录》有2025人。凡是东林的后裔都支持复社，凡是逆党的后裔都反对复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陈定生都是复社成员。
结社分三个时期
1、嘉靖道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社集的萌芽时期。
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
3 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
结社有文社，有诗社，大江南北到处结社。士女们也要结社。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动辄千人。当清兵南下时，这群士子由诗酒之逸情，一变为杀敌灭仇的壮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为国牺牲了性命。（参见《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考》）。

明末实现了舆论自由，明末统治者受制于舆情
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废立太子的企图被迫放弃，矿监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发，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到南明时大权就直接转到大臣手上。
大臣们尤其是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击，只好向皇帝递交辞呈，当时的复社就能赶跑首辅薛国观。明朝的舆情来自官方和民间，特别是复社等民间组织势力很大，上通朝臣下达百姓。俨然以在野党自居。明代舆论的方式主要还不在于集会，当时利玛窦神父就发现中国人喜欢读书，一本印刷品远远比布道授课作用大。而且这类小册子流传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很快就能形成舆情。可见当时的印刷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为社会新思想传播提供条件，这是启蒙时代的特点。西方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出现不会是梦想，资产阶级壮大了自然能影响舆情。之后的出现改良运动也并非不可能。

这类事情在满清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满清皇帝眼里，天下除了奴隶就是奴才。谁敢管我家的私事。
满清政权出于民族压迫，在君臣关系上把君主抬高到极端。雍正在《大义觉迷录》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很明显满清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 这里雍正还歪曲了“大一统”观念，把“大一统”扭曲成“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你们只要活着就要感恩带德。”。雍正自己写的对联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当满清的“薙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的上奏，对“薙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是“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薙发令”，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野蛮的“薙发令”，和他们落后的奴隶主思想不无关系。他们要的是奴才和奴隶而不是要人。
自古以来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满清如此暴政和中华传统是根本对立的，诚如孟子所言，是之为“独夫”也，所以顾炎武说“古人讲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薙发令”强制执行终于使中国人恍然大悟，这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啊，这不仅是民族压迫而是社会大倒退啊，我们不是在保大明而是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权的，已经投降的，纷纷揭竿而起。外国传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勇敢。
可见某些人把为明朝抵抗满清而战斗的英雄比作为朱明王朝殉葬是多么的无知和卑劣。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说：“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中国长期的皇权专制及缺少法治和个人自治传统，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存在。此种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却忽略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如制约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等，这些都使上述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很难成立。……还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献，认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独立于国家而自治。
一般认为，有一种士大夫阶层自治及异端的儒家传统，此种传统在17世纪明清之交的转折时期发展得最为充分。尽管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正如杰罗密·格瑞达所指出的，这是“尝试的开端，此尝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与汉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务于皇权野心的漠视决裂时为止”
所以我认为：儒家思想并非天然要和皇权合作。所以满清皇权选择了最有利于其统治的理学。非但如此还把持了儒学的解释权，实现了皇权和教权的统一，把儒学变为奴儒。
对此清末思想界谭嗣同说：“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仁学》）于是乎，在满清奴化下“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民力日苶,民智日卑,民德日薄”(严复《原强》)。

清朝--中国唯一道统治统完美结合的朝代

作者：渺渺愁予

“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康熙帝
　　
　　一般都认为，我国封建专制历史很长，而且专制程度相当高，几乎所有朝代都是一丘之貉。但其实历史上的君权并不是万能的，比如各个朝代，在君权之外，在“治统”之外，都存在着一个与“治统”并不完全统一的“道统”，皇帝所作的事情如果不符合“道统”，那就是不正确的。所以，官员们常常不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可以在朝廷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这是很多朝代屡见不鲜的事情。
　　
　　唯有一个朝代，真正达到了“道统”和“治统”完美统一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这个朝代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大清帝国。
　　
　　清朝是代明朝而立的，所以在很多方面吸取了明朝的教训，也改正了明朝很多不足的地方。明朝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廷杖制度。而明朝的廷杖，实际上和道统与治统的若即若离有很大关系。明朝的官员都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所以并不一定认为皇帝正确，经常和皇帝发生争执。弄得有时皇帝气急败坏使用廷杖乃至杀戮来对付他们，但这些官员依然义无反顾，而且即使被处罚，也获得了另一种光荣。整个文化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认为皇帝错了！
　　
　　大清显然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前无古人的大无畏精神，通过种种开拓性的艰巨努力，终于把道统收归到帝王手中，使道统和治统统一起来，维护了王朝的统一。
　　
　　如何收归道统呢？大清帝王们采用的是恩威并举的方式，又疼又打的做法，即一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这个没什么新鲜，只是程度加重了而已。另一手则新奇而绝妙，就是侮辱、痛贬道学家们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斯文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名臣”自居，更遑论像明朝官员那样动辄和皇帝争个长短较个高低了！
　　
　　清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员，出了一道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让他们做现场作文，然后大发威风，当场羞辱这帮平时颇以才学满腹自居的文士们，其中，言辞所及，还包括了康熙帝的老师熊赐履，以及已经去世的一些名儒，甚至骂这帮人是“假道学”。在提倡道学的同时，又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最著名的道学家们，其结果，其目的，自然是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只能在皇帝手中！
　　
　　到了康熙晚年，他又连续找机会，对此时已经过世的熊赐履、对曾认真教过自己的老师进行羞辱，说这种人自以为得道统之传，彼此纷争，简直就是和市井之辈没什么区别。以堂堂帝王之尊，对自己的恩师进行讥刺贬损，周围的文士们自然吓得噤若寒蝉、大汗淋漓。
　　
　　康熙后继有人，雍正、乾隆继续发扬光大。比如一向附庸风雅自以为博物广知的乾隆帝，经常动不动就骂道学家们“欺世盗名”“假道学”，口气更加严厉冷酷，使文人们自己都觉得自己自卑。
　　
　　最恐怖的一件事是，道学家尹嘉铨曾出于对道统的一腔热诚，上疏皇帝，请求把“我朝”的一批“名儒”“名臣”从祀孔庙。这本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即使不答应，也不至于治罪。而乾隆帝竟然下令把尹先生“处绞立决”！这个单纯老实的尹先生，就这样做了皇上收归道统的牺牲品。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让天下道学家从此再也不敢以“名儒”“名臣”自居了！
　　
　　清朝帝王们的高明毒辣的手段，再加上文字狱，终于强行把道统从儒士们手中抢过去了。理学的解释权在皇帝手里，皇帝才是圣人，才是最好的思想家！全国读书人从此牢牢记住了一个铁的事实：道学是要讲的，是要顶礼膜拜的，但除了皇帝，没有人能当以道统自任的道学家，要通过圣上的意思去学道统！
　　
　　于是，我国历史上道统和治统的统一，到了清代，终于历史性地合一了，这是以前王朝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清一代，你能找到一个曾与皇帝据理力争的大臣吗？
　　
　　历史的余音：
　　
　　“（明代）求为正人者多……论劾蒙祸，濒死而不悔者，在当时实极盛，即被祸至死，时论以为荣。不似后来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帝以为罪人，无人敢道其非罪。”--摘自孟森《明清史讲义》

补充 ：
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你猜乾隆这个暴君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彻底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纪晓岚这样的没有半点廉耻和人格尊严的奴才和倡优。这样的情形在明代是难以想象的，对照一下正德皇帝要下一个江南，被文官集团层层阻挡的情形，正德皇帝本人也因为和文官的对抗而被肆意丑化。

========================================================

从两段“儒家名言”被误读，试看满清之黑暗

一道闪电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常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的用以揭批宋明理学，当作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 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一句戏文。
那么在先秦时，人们到底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以下是《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
题目是：“晏子不死君难。”。
（齐国大夫）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 」曰:「独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曰:「行乎 」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归乎 」曰:「君死安归 君民者,岂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 将庸何归 ”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左传》是儒家经典教材， 儒家对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
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怎么会有“君让臣死，臣就必须遵守臣道去死呢？”
《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义。
《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曾子的父亲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向父亲赔罪：“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孔子教育曾子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并非孔子主张，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若说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羞辱。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回答说：“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 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还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学经典，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已经成了某些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实行封建专制家有天下的铁证。常常被“清遗分子”引用来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悠远流长，替满清开脱。
实际上这句诗出自《诗经·北山》，应该结合上下文来读，是表达一个小官吏对王事繁多的抱怨。
孟子解释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但是还是有古人违背孟子儒家教义，歪曲引用，以迎合统治者家天下、奴役百姓的思想要求。 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用以迎合汉武帝“阴法阳儒”的“大一统”学说。但这层意思与儒家正统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明代，王夫之就说：土地非王者私有。“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天下和君王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点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识的。樊玉衡曾上疏万历提醒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

那么两段话流传至今，被广泛误解又是怎么回事？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毫无顾忌的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
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东华录》卷五十一） 。 从此满清皇帝成为活着的圣人，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彻底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教主”。皇权在手，真理也就在手，权力就是真理，彻底败坏了儒学思想。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源于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要感激涕零的去死。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也就不奇怪了。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更新的内涵。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把这句诗、把大一统歪曲到这种程度，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 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很明显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
当代满遗尤为可恨的是：为了给满清开脱，把“满清奴学”强按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万恶之源的替罪羊。
一道闪电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常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的用以揭批宋明理学，当作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 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一句戏文。
那么在先秦时，人们到底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以下是《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
题目是：“晏子不死君难。”。
（齐国大夫）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 」曰:「独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曰:「行乎 」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归乎 」曰:「君死安归 君民者,岂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 将庸何归 ”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左传》是儒家经典教材， 儒家对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
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怎么会有“君让臣死，臣就必须遵守臣道去死呢？”
《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义。
《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曾子的父亲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向父亲赔罪：“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孔子教育曾子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并非孔子主张，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若说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羞辱。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回答说：“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 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还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学经典，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已经成了某些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实行封建专制家有天下的铁证。常常被“清遗分子”引用来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悠远流长，替满清开脱。
实际上这句诗出自《诗经·北山》，应该结合上下文来读，是表达一个小官吏对王事繁多的抱怨。
孟子解释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但是还是有古人违背孟子儒家教义，歪曲引用，以迎合统治者家天下、奴役百姓的思想要求。 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用以迎合汉武帝“阴法阳儒”的“大一统”学说。但这层意思与儒家正统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明代，王夫之就说：土地非王者私有。“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天下和君王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点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识的。樊玉衡曾上疏万历提醒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

那么两段话流传至今，被广泛误解又是怎么回事？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毫无顾忌的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
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东华录》卷五十一） 。 从此满清皇帝成为活着的圣人，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彻底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教主”。皇权在手，真理也就在手，权力就是真理，彻底败坏了儒学思想。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源于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要感激涕零的去死。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也就不奇怪了。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更新的内涵。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把这句诗、把大一统歪曲到这种程度，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 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很明显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
当代满遗尤为可恨的是：为了给满清开脱，把“满清奴学”强按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万恶之源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