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帝国主义垄断的本质特征以及寄生、腐朽、垂死的一般特性未发生根本改变，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就仍是分析和判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把握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实质的科学方法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探析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研究”（21&ZD00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辨析与构建”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当今世界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处于列宁所指明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21世纪帝国主义面临一系列危机与变革，正契合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主义垄断的本质特征及寄生、腐朽、垂死一般特性的当代呈现构成了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以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正逐步瓦解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形成了大变局的演进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面临系统性危机、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变革调整和金融帝国主义全球控制力下降等困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特征。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过渡的必然性、长期性与曲折性是大变局演变的规律和趋势。

　　［关键词］列宁帝国主义 论资本主义 金融帝国主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在深刻剖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系统性理论。该理论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与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指出帝国主义是以垄断为本质特征，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特殊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不仅为我们分析和理解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和趋势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也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实质、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大变革、大调整、大动荡，正契合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理论框架，以帝国主义大变动解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们探讨、认识大变局提供了全新视角。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是马克思所指明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具体来讲，也是列宁指出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科学预测了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百年来，帝国主义垄断的本质特征和寄生、腐朽、垂死的一般特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垄断尤其是金融垄断，是帝国主义不变的经济基础和本质特征，金融寡头统治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实质，后者进一步巩固了金融寡头在经济上的垄断。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资本日益科技化、精英化、虚拟化和国际化”。这些新变化虽在一定程度上隐匿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一般特性，但同时累积了更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加速了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演变。帝国主义特征的当代呈现，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一）帝国主义垄断形式更为高超隐蔽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已然形成，最大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并展开了激烈争夺。在经典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大力扶持巨额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输出和军事殖民方式，实现了对世界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的结合日益密切，私人垄断资本实现了向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转变。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基本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控制。通过实行经济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逐步实现了对相当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垄断控制，完成了对社会主义阵营以外世界的再次“瓜分”。

　　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垄断金融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自由流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资本输出等途径基本控制了全球的商品生产。跨国公司作为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标志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主要承载者，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这种高级垄断组织将原料、技术、生产、商品、市场在全球空间中统一起来，使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区别于简单商品生产垄断，一种全球商品生产体制就此建立起来并成为具有主导性的垄断形式。这种全球商品生产体制和世界市场体制成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垄断金融资本权力的实在性基础。然而，这种全球经济垄断行为却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掩盖了其帝国主义本质，阻碍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正确认识，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还通过操控金融部门、输出知识产权、制造金融危机、利用高科技手段等更为高明和隐蔽的方式调节和控制本国和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绝对利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成为当代帝国主义最新的财富掠夺工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平台系统、知识产权等方式攫取垄断了全世界的信息、知识和数据等数字资源，并借此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上的劳动时间和平台用户的注意力时间，进而通过垄断高端产业链、利用平台收取虚拟地租等非常隐蔽的方式攫取巨额财富。

　　（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

　　“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优势地位，在国际关系等领域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挑动胁迫外交，构建由美国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维护其寄生腐朽的生存发展模式。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如此，当代金融帝国主义便体现为美国为了促进国内垄断资本积累，借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联合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和金融化等手段占有其他国家剩余价值，并辅以政治和军事等手段控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在各领域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方面，美国以美元霸权为根本，利用国际垄断金融组织保障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并通过由其构建的贸易体系或以美元贬值等方式疯狂掠夺他国财富。政治方面，美国积极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以直接武装干预、经济制裁、支持政变、扶植代理等方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利用网络获取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高科技手段对世界多国领导人进行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文化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强推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企图同化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泯灭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垄断金融资本的后盾和保障，冷战结束后美国多次在海外动武，先后发动或参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区域战争，向各国兜售军火，继续维持庞大的海外驻军，背后谋求的均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通过一系列霸权主义行径，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世界霸权地位，实现并保障了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但同时也造成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加重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系统性危机。

　　（三）帝国主义垂死性特征更加凸显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20世纪末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消解反而加剧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孕育了21世纪世界形势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动荡。

　　帝国主义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正愈演愈烈。20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炮制出“华盛顿共识”，为拉美和独联体国家制定了“休克疗法”经济转型方案，向全世界推广其减少政府干预、发展自由市场的美式主张。然而，“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并未让这些国家实现自由与繁荣，反而导致经济下滑和社会动荡不安，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华盛顿共识”和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是拉美国家货币崩溃、失业增加、工资下降以及贫困发生率上升的罪魁祸首。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更是造成了南北发展严重失衡。在全球资本大循环中，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掠夺对象。利用在资本、技术、信息等领域的垄断地位，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能源、劳动力、地租等资源加工初级产品，通过不断降低初级产品价格、提高制成品价格来获取巨额利润，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冷战结束后，以北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一度出现离散倾向。受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乏力，各国间经济摩擦频发、内部分歧突出、利益争夺激烈。特别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奉行“美国优先”原则，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在如何应对中国快速崛起等地区或全球重大事务上，资本主义国家间难以协调一致甚至出现了明显裂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指出“北约正在经历‘脑死亡’”后，又于2022年3月17日在介绍自己竞选纲领的大型记者会上补充道，俄乌冲突“给了北约一次电击”。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既有分歧与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两制矛盾持续加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继续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视政策，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长期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等。进入21世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不断上升，资本主义力量呈衰落趋势。但应注意到，当今世界“资强社弱”的两制格局并未根本改变，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和竞争从未停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动力

　　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一般特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历史性地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日新月异，当代金融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日益加剧并不断激化。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正在逐步瓦解当代金融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根基。

　　（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

　　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是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之上的，“一是资本家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二是作为一种自主的经济支配形式和经济力量，资本主义可以成为新帝国的殖民方式”。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疯狂追求利润，凭借强大的科技、军事等综合实力，快速建立起垄断的金融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初期，垄断资本依附于帝国而生，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机器扮演着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在全世界开辟盈利空间的“马前卒”和保卫者角色，同时，资本主义强国也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全球统治。“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金融资本的贪婪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仍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财富的利器，也是帝国主义自我毁灭的武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日渐壮大，逐渐获得了超越国家权力的自主性行动力量和自保能力，在全球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开始损害帝国主义国家利益。这就打破了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一致关系。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就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拒斥。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垄断资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大量制造业转移至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生产资料，享受当地优惠政策，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相应地，国际垄断资本只在母国保留部分管理、产品研发设计等核心部门。这不仅导致国际垄断资本所在国损失大量就业岗位，尤其是普通就业岗位，造成大量中低产阶级失业，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而且还导致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产业去实体化问题日益严重，酝酿着随时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瓦解帝国主义秩序的重要力量。世界多极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用自身廉价劳动力和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迅速发展，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产业体系，探索出区别于帝国主义体系的适合本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逐渐成为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外部力量。这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机遇，在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品牌和国际竞争优势，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垄断地位，逐渐改变自己在全球经济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不利地位。新兴市场国家前所未有地快速崛起，使得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占据垄断地位的不平等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正不断失去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

　　列宁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进步与帝国主义垄断的密切关系，“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也就是说，垄断促进了生产及科技进步的社会化进程，发展了的社会化的科技在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同时，也将不断消蚀资本对科技的垄断。纵观帝国主义发展史，随着科技进步及社会化的不断拓展，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益成为瓦解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根本力量。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主要矛盾，其腐朽性和垂死性更为凸显。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了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助推国际垄断资本建立金融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形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加剧了全球贫富两极分化。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帝国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的科技霸权和垄断金融资本，垄断全球大部分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知识产权，将发展中国家规锁在产业链的底端，让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承担主要劳动，自己则轻松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同时，垄断金融资本也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加紧了对国内民众的剥削，产业发展长期脱实向虚，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1%”与“99%”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国家治理危机日益加深。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当代金融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并不断推动自己走向灭亡。

　　科学技术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的同时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兴起，不仅为金融帝国主义统治提供了更为先进的工具，也为广大无产阶级的觉醒和革命理论的传播提供了迅速而便捷的途径，有利于世界各地零散的“社会主义复兴的幽灵”得以重新凝聚并焕发出更大力量。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并不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和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世界各国竭力谋求的发展目标和成果。部分发展中国家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在消化部分产业技术后，开始逐渐实现技术创新，并在部分关键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确立了国际垄断组织把持的技术之外的新的技术标准，对金融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食利模式造成致命打击。当下，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高精尖技术发展迅猛，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些科技领域齐头并进，有可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从而爆发出更为强大的生产力，构成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绝对威胁。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特征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着系统性危机，金融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正逐步走向瓦解。质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帝国主义世界秩序逐步走向崩溃、世界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过渡阶段，不同层次的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图谱。

　　（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面临系统性危机

　　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金融化特征，金融资本成为统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职能资本的总资本，后者处于对金融资本的依附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具有对金融资本更强的依附性。金融资本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创造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获取了绝大部分的利润和收益，并以超越国家经济增速多倍的速度实现了资本的增殖。资本的快速增殖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破坏了正常经济结构的完整性，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深化使得帝国主义多重矛盾愈发深刻而不可调和，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这些危机正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爆发出来。在经济领域，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性爆发的重要形式，导致经济严重下滑、工人大量失业等。在社会领域，随着经济金融化、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贫富鸿沟越来越大，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种族矛盾不断加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分歧不断加大，政治极化现象日益突出，政党政治沦为“否决政治”，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和信任逐渐下降。在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强势崛起，表现出不可小觑的政治影响力，并逐步开始参与国家政权，引发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以金融垄断为本质的帝国主义庇护了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而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又造成了帝国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使帝国主义“从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变为逆全球化的急先锋”。此外，在文化领域、生态领域也爆发了一系列危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愈发明显。在后疫情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各类矛盾集中式常态化爆发，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综合来看，这一系列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改良也只能导致从一个危机滑向另一个危机，从而陷入危机的恶性循环，帝国主义正从其内部走向瓦解。

　　（二）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变革调整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培育出了不依靠美国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仅能够建立和发展内向型经济（即使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维护其国家经济主权，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加速崛起，是帝国主义发展百年来所未见的。这些国家呈现出全方位崛起的趋势，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政治等各方面实力不断增强，这成为当下世界形势发展演变的重要特征。“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全球力量对比趋势更加明显，国际格局更趋均衡。

　　金砖国家和“新钻十一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详细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这一增速优势在21世纪更为突出。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使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这些新兴经济体转移，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的力量。其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一直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30%。

　　除了在经济层面实现快速发展之外，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国家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开始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既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对金融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且引领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复苏和振兴，逐渐改变着“资强社弱”的两制格局。

　　（三）当代金融帝国主义全球控制力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满足垄断资本的全球投资扩张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帝国主义国家主导建立了以巩固其全球垄断地位和持续获得垄断利益为目的的帝国主义体系架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一系列国际规则和体制机制。这些权力架构对维护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当代金融帝国主义的全球控制能力显著下降，具体表现为全球治理的严重失衡。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大为下降，却仍然把持着现行国际体系架构中的大部分权力,甚至是决定性权力。相反，广大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更强的意愿和日渐增强的能力参与全球治理，但在现有国际组织和机制中拥有的制度性话语权却远远不足。这种国家力量与权力分配对比之间的失衡，导致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低效甚至无效运转。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帝国主义矛盾的不断激化，全球公共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相互交织，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全球气候变暖、传染性疾病以及区域性的核武危机、战争冲突、恐怖主义等问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当下，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议题，对金融帝国主义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构成重大威胁与挑战，日益凸显出金融帝国主义全球统治的不可持续性。

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趋势与规律

　　社会形态的更替遵循“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金融帝国主义出现系统性危机以及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不仅客观上加剧了帝国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而且培育出独立于帝国主义的外部力量。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并形成合力，加快了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演变。在此意义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上是金融帝国主义大变局。这不仅再次证伪了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的论断。

　　（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当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局部爆发，而是金融帝国主义自身矛盾的结构性爆发。美英等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已站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走向法西斯主义或进行资本主义渐进性改良都无法彻底摆脱其固有矛盾，只有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近年来，在金融危机及资本主义系列危机的联合冲击下，西方右翼民粹主义融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演化出激进的新法西斯主义。部分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代表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趋势，在一些中低产阶级民众的支持下执掌国家政权。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底层白人的支持下成功当选总统，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体现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要求，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倾向。金融危机影响持续深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不止、种族冲突和社会分裂日益严重等问题对金融帝国主义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严峻的挑战，资本主义渐进式改良道路陷入困境。

　　在此背景下，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帝国主义国家所面对的系列深层次危机。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确立人民至上原则，不断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逐步解决资本主导下完全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问题，并实行和平合作的对外政策，从而摆脱金融帝国主义发展中的当代困境。目前，世界各国左翼力量正在探索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争取参与国家政权，或成立新的左翼政党、青年阵线等组织，或积极对国际热点问题表明立场和态度，扩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也为全人类探索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可靠的经验借鉴和可行的制度选择。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演变的光明方向

　　国际垄断资本在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垄断和对全球战略资源、交通要道等世界经济发展命脉的控制，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体制机制，以最大程度保障其垄断利益，并让世界大多数国家遵守其垄断的“游戏规则”和制度框架，从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这套秩序的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居于从属地位，是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次要受益者，甚至是受害者。发展中国家从中得以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却以大量牺牲本国资源为代价，产业结构单一且经济基础薄弱，多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位置，极易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和公共安全问题的冲击，日益沦为帝国主义国家获取巨额垄断利益的牺牲品。整体而言，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是一种不均衡、不平等、霸权性和支配性的世界秩序。进入21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秩序面临着一系列危机，并有趋向瓦解之势。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人类社会迫切需要一套新的理论和实践方案，以化解金融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顺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推动世界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一“世纪之问”体现了有责任有担当的国家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对此，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凸显整体意识和全球思维，强调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倡导各国树立“共有、共享、共赢”理念，摒弃个别国家“独占、独有、独霸”思维，以实现全人类利益、共同构建和谐共存的美好世界秩序为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全方位、深层次的超越，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人类社会也越来越朝着相互依存、彼此依赖的世界历史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可期的现实可能性。

　　（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长期性与曲折性

　　当今金融帝国主义的发展已表现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过渡的时代趋势，但其演变过程必将是长期且曲折的，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恩格斯也于1895年提及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没能取得成功，在于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列宁始终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但同时指出资本主义仍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不能因为帝国主义的腐朽垂死特性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态势。因此，在确认帝国主义演变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不能忽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身规律。美国作为当下金融帝国主义的代表，仍然在经济、科技、军事、教育等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尽管表现出相对衰落的迹象，但其霸权垄断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撼动。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胜利不会自行到来，垂死的帝国主义会更富于进攻性”。为维持在各领域的垄断地位，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开始主动出击，将中国、俄罗斯列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全方位遏制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国通过经济制裁、贸易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渗透、干涉他国内政、挑起区域性矛盾和冲突等方式，扰乱中俄等国的发展进程。美国还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在欧洲利用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国际战略生存空间；在亚太地区不断巩固强化自己的政治安全同盟，推出“印太”战略，强迫印度、新加坡等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以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围攻堵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保护主义逐渐兴起，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强势逆流，美国竭力打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科技发展，试图从整体上减缓帝国主义衰败的速度。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反扑只会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矛盾，从而加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进程和帝国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进程。

　　只要帝国主义垄断的本质特征以及寄生、腐朽、垂死的一般特性未发生根本改变，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就仍是分析和判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把握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实质的科学方法论。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探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演进动力、内涵特征和规律趋势，自觉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遵循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上是当代金融帝国主义大变局的具体呈现，是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下，实现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21世纪资本主义出现的系统性危机及其变化动向，对于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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