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北进大渡河畔，曾派出两支渡河先遣队，一为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红一军团工兵连（连长王耀南）、炮兵连（连长赵章城）组成的第一先遣队，经冕宁的大桥、拖乌等地向安顺场渡口前进；一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一军团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所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团长张振山、政治委员谢友勋[1]）、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所率的军团侦察连（连长刘云彪）组成的第二先遣团（队），经泸沽（今冕宁县属）、冕山（经喜德县属）、小相岭、越西、海棠（今甘洛县属），前往大树堡渡口（今汉源县属）。第二先遣队于5月23日进抵大树堡渡口，并开始实施渡河佯动；第一先遣队因“彝海结盟”的耽搁，24日夜方夺取安顺场渡口，并于次日强渡成功。第二先遣队完成渡河佯动后又经平坝、竹马垭口、洗马姑转向安顺场渡口，循主力之后向泸定桥前进。

　　现如今的县、州、省的有关红军过境的史志——包括笔者参与执笔的《红军长征在四川（修订本）》，都是这个叙事。

　　这个叙事当然没得问题，但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一个史实：经泸沽（今冕宁县属）、冕山（经喜德县属）、小相岭、越西、海棠（今甘洛县属）路线北进的，除了第二先遣队之外，还有红三军团——第二先遣队占领大树堡渡口的当天，中革军委又电令红三军团“准五团路线”以“每天须走一百二十里”的行军速度向大树堡渡口前进。

　　该电全文如下：

　　彭、杨、董、李、罗、何、左、刘：

　　A.刘、聂率我第一团于昨日在冕宁北五十余里处之袁居海边，为夷民之罗儿、老五、咕鸡三族所困。经交涉，咕鸡与我为盟，老五中立，罗儿截去我工兵一部器材及枪三十枝后，为我击溃。咕鸡夷王允今二十三日护送我一团经拖乌、筲箕湾赴岔罗。岔罗到纳耳坝渡口则为汉族居地。一军团主力今晨已准一团后跟进。军委纵队及五军团拟今夜向大桥、拖乌续进。

　　B.我第五团续向大树堡前进，今晚到达宿营地后，应即电告下列各事：

　　⒈当前及富林敌情。

　　⒉渡河及架桥可能条件。

　　⒊由海棠通洗马港道路是否夷民地区。

　　C.三军团应准备于明二十四日一时起，准第五团路线向越嶲、海棠、大树堡前进，期以三天半行程到达大树堡。每天须走一百二十里，但今夜须待军委最后电令再行动。

　　D.九军团明二十四日应进至起龙地域，后卫营留在礼州，并向西昌侦察刘敌动静。

　　E.三、九军团均应依军委电令规定，立即开始搜集渡河器材，特别是竹子。

　　朱

　　二十三日[2]

　　这个部署的A段是情况通报——除通报“彝海结盟”的情况后，也再一次提到了第一先遣队要夺取的渡河点纳耳坝——仍然是“第一选择”。B段是对左权、刘亚楼所率第二先遣队的部署，除侦察大树堡渡口情况及对岸敌情外，还要求弄清“海棠通洗马港（姑）是否夷（彝）民地区”。而“海棠通洗马姑”这条道，实际上是能与刘伯承、聂荣臻所率第一先遣队准备去纳耳坝的那条道相交会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中革军委首长正在考虑让继进部队绕过冕宁这片麻烦区域的迂回路线。而这个考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刘伯承与果基约达喝了血酒结了盟，但那天先遣队上路后仍然遇到了别的黑彝家支武装拦路要钱：“汉官不给钱不让过”。先遣队不得不退回来准备了一些银元和衣物送给沿途彝民，这才得以顺利通过。

　　最重要的是C项——对红三军团行军路线的部署。这个部署的内容是：红三军团不再循刘、聂首长率第一先遣队的路线跟进，而改取左、刘首长第二先遣队的路线北上。这意味着中革军委正在考虑将第二先遣队的“佯动”改为“真动”，或者在“佯动”与“真动”之间可适时作取舍的“机动”。而“真动”的地点指向，还是——纳耳坝。

　　可见，中革军首长对于第一先遣队在北进途中是不是还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没有把握，所以得开始考虑两个问题：一、继进的部队是否可从情况相对乐观的越嶲那条路线作迂回绕行？二、第二先遣队的方向和任务，是否可以从原定的“佯动”改作“真动”，或在“佯动”与“真动”之间可适时作取舍的“机动”？

　　那么中革军委的这个电令是否付诸实施了哩？

　　从中革军委1935年5月26日（安顺场渡口强渡成功之后）的“夹河而上夺取泸定”的部署电中可以判断出，军委5月23日电的部署是付诸实施了的：

　　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邓、蔡））、左、刘：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准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四[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朱

　　6.26.[3]

　　由该电可见，军委该电发出时，红三军团已经按军委23日电指定路线——泸沽、冕山（今喜德县属）、越西，进抵海棠（今甘洛县属）附近，红三军团先头十一团已由海棠向大树堡方向前进。可见，因安顺场强渡已经成功，军委改变了23日电红三军团进抵大树堡的原定部署，而令红三军团由海棠转向安顺场渡口前进。而实施佯施佯动的第二先遣队则继续在大树堡实施佯动，于28日原路折返海棠附近，在红三军团之后转向安顺场继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对这段史实有所陈述：

　　红军通过彝族区后，立即向大渡河急进。遵照中革军委23日命令，红三军团从24日1时起，沿红五团路向越巂（西）、海棠、大树堡前进，每天行军60公里，在3天半内到达大树堡地域。抵达后，军团命红十一团协同红五团实行佯动任务，日夜砍树扎筏，伪装架设浮桥，以迷惑、牵制对岸富林的敌人。27日，红三军团又遵命转至洗马姑、擦罗一线，并在擦罗补足五天粮食，然后向安顺场进发。[4]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及其他相类的史籍，一般都是宏观概述，都没有详陈这段史实的细节（很多史籍是在这些文电公布前撰写的）。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于各地方打造当地的长征文化景观，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困惑。比如红三军团经过的喜德、越西、甘洛的史志工作者们言及红军长征过境史实时，就仅限于左、刘所率的第二先遣队，却有意无忽视了在第二先遣队之后跟进的红三军团这支中央红军主力，以为过境的红军仅有第二先遣队——而第二先遣队和红三军团加起来的兵力可能接近万人。

　　经笔者查核考据，红三军团经过喜德、越西、甘洛的的序列为（团以上干部）名单为：

　　

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经过喜德、越西、甘洛期间的战斗序列（团以上干部）

　　（1935年5月～7月）

　　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

　　代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伍修权政治部代主任刘少奇

　　作战科科长李天佑侦察部部长许建国

　　执行部部长杨奇清组织部部长欧阳钦

　　宣传部部长刘志坚破坏部部长伍晋南

　　政治保卫局局长张纯清

　　供给部部长周玉成供给部政治委员邱创成

　　卫生部部长饶正锡卫生部政治委员刘惠农卫生部副部长曾育生

　　直属队总支书记甘渭汉

　　教导营营长彭绍辉政治委员李志民（黄克诚，在德昌被降职任命）

　　党总支书记唐亮

　　第十团团长黄珍（原团长张宗逊因伤在中央休养连休养，未随三军团行动）政治委员杨勇（5月23日后接任）

　　第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治委员张爱萍参谋长兰国清

　　第十二团团长谢蒿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卢绍武政治处主任苏振华

　　总支书记王喜

　　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干辉王平（5月23日后接任）

　　政治处主任江华刘随春（5月23日后接任） 总支书记 胡耀邦

　　注：

　　1.黄珍于中央红军长征结束的1935年10月21日在陕北吴起镇作战中牺牲。

　　2.邓国清于长征结束后离队回老家。

　　3.兰国清于1939年投敌叛变。

　　以上是笔者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的战斗序列表并参照其他史料以及相关当事人回忆录整理而出的名单。

　　笔者在执笔《红军长征在四川（修订本）》时，也忽略了这个问题：作为地方史志，对于这段史实是应该详陈清楚而不应该忽视的。应该值得检点和反思。特向各位读者和这三个县的史志工作者们致歉。

　　

注释

　　[1]张振山、谢友勋均于长征胜利后在陕甘作战时牺牲。

　　[2]《朱德关于我军先遣团通过彝民区情况及向大渡河前进的部署（1935年5月2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2～第3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1935年5月2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5～第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第369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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