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矛盾论还是制度论　　

　　

　　左派在反驳对方观点、维护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不自觉地全盘接受了对方观点所赖以存在的理论范式，这个理论范式，不是对立统一观点的矛盾论，而是现今非常流行的制度论、系统论，这是一种孤立、静止、机械、非历史的、不注重研究矛盾的理论范式。　　

　　

　　左派往往说："斯大林尽管有其缺陷，斯大林模式尽管有其缺陷，但确实使苏联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这样的论述根本不是从苏联社会制度的主要矛盾出发，而是合二为一，将矛盾用"缺陷"来掩盖，而不去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内部矛盾在哪里？而"斯大林模式"本身又是和谁矛盾着、对立着而存在？　　

　　

　　反之，以矛盾论的观点看苏联，就不会把包含着矛盾双方的制度整体去加以评价，而是问：矛盾双方的斗争如何？人们在斗争中，解放了没有？进步了没有？　　

　　

　　制度论（或系统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人类社会可看作是自然演变或人工设计所造成的制度；　　

　　

　　二、不同的社会制度互相独立地、平行地运作；　　

　　

　　三、不同制度之间可以展开竞赛、可以评判哪个制度更优越，评判的标准一般是产出物质财富的能力，因而标准是客观的、普遍的；　　

　　

　　四、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更具有优越性、怎样发挥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是一个智力问题，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智力问题，设计出最优的、最有效率的制度蓝图；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　　

　　

　　五、不优越的、次优越的制度，可以向已被证明是最优越的制度"转轨"，"转轨"后人人得益，皆大欢喜。　　

　　

　　我非常赞同历史决定论而BS自由选择论。所以我也反对输出革命。按照书本子来搞革命，跟按照书本子搞民主一样是可笑的事。当然很多时候人们并不能像后来人那样知道历史发展的条件，而只能通过实践去试错。　　

　　

　　正如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只有自由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市场体制，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计划调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一个先天优越的体制，背离它就叫倒退。　　

　　

　　对立统一观点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不会为这个"看不见的手"或"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作辩护。从辩证观点考察事物，首先看到的不是一个制度，而是冲突、变化，是一个体系内部的基本矛盾。　　

　　

　　从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看问题，对于一个脱离了人的因素的、孤立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化的制度，谈不上赞成或反对，而只有对制度内部矛盾中的两方，才谈得上赞成和反对：要赞成的，是矛盾两方面中新鲜的、进步的、具有生命力的一方，要反对的，是陈旧、保守和反动的一方。　　

　　（二）实践论还是设计论　　

　　

　　和制度论相联系的另一个流行思维方式，就是设计论，它认为：只要在纸上完成学术上的理性设计、解决了智力上的问题，一个制度是否能正常运作、是否优于其它制度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一旦设计出来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的制度，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它实施于人间，从此完事大吉。　　

　　

　　和这种书生气的设计论相对立的，是实践论，它认为：建设新社会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实现的，体现在与天斗、与地斗特别是与人斗的实践中。　　

　　

　　假如说，制度论、设计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就是按照蓝图盖房子、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结构，是对自然的机械性的改造，那么，矛盾论和实践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是博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战略交手，其指导思想是兵家辩证法。　　

　　

　　在实践论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总体布局，还是微观管理的安排，都不是仅仅靠在纸上预先解决智力问题，然后机械地付诸实施的。任何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念，只能在具体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在智力上一次性地、预先设计出"最佳"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实践总会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因而也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具体的、个别的智力问题，因而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地革命。　　

　　

　　设计论者认为学术、知识等等是理性的、价值中立的、和权力无关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一位设计论者的朋友经常劝导我们：左派也应该象右派那样，搞出高学术水平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方案，才能说服听众。我们的回答是：右派所生产的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是和他们所垄断着的信息渠道、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无法分开的，让左派和右派展开学术上的奥林匹克竞赛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无关宏旨的。　　

　　

　　一个最反映制度论和设计论心态的提问方式就是："假如你上台你推行什么政策？"这个问题的肤浅性在于：不懂得经济纲领和社会政策是对过去的斗争历史路径依赖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那要看我是怎么上台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上台后和新中国领导人上台后的纲领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欧领导人上台主要依靠外力而不是群众运动，而新中国领导人是靠革命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而执政的；制度安排是斗争力量对比和博弈较量的结果，而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从上至下地布置出来的。究其根本，制度论和设计论反映了一种轻视群众、把社会过程视同物的管理的精英心态。　　

　　

　　其实这也是中国经验和苏联经验的重大区别之一。毛泽东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精辟地道破了这种分歧："把群众斗争只看作［经济计划］'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三）历史决定论与非决定论　　

　　

　　决定论认为，历史与未来乃是必然。所谓必然，意义就是：面对一种既有的现实，无论人怎样选择，或者也无论要不要作选择；在终极的意义上结果总是相同。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接受或不接受，这就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愿意走的，命运领着走。不愿走的，命运拖着走。这就是作为历史观的决定论。决定论哲学的根本点在于对历史中所存在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规范性的承认。　　

　　

　　实际上，经济学离不开决定论。在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有一个暗涵的前提，就是一切经济现象、经济运行有超越主体意志的自身法则和秩序。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观察、表述和作出预测的。而这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点。 　　

　　

　　决定论的反理论是选择论，即自由选择论，也就是哲学意义的自由主义。　　

　　

　　非决定论认为，历史及未来似乎是可以自由创造和选择的，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所被先验地设定的必然，就是历史活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阶段。这一基础由一个社会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创造，它的进步依赖着不断地积累的、微小的技术创新。经济基础不是随心所欲地出现的，也无法被自由选择、弃置或改变。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必然性中，技术与制度，比物质的实物更重要。它们是物质发展过程中积累于传统中被不断提炼的文化精华。即使物质的东西被毁灭了，这种技术进步和制度还是可以按相同的模式重新复制和生成。（《德意志意识形态》）　　

　　

　　应当指出，关于可能性与现实性和必然性的这种决定论观点，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在这种决定论面前，任何历史浪漫主义毫无存在的价值。　　

　　

　　黑格尔平生极其蔑视关于理想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切抽象性空想。他曾这样说：　　

　　

　　"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要知道国家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存在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已经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国家必须在它的制度中贯串着一切关系。例如拿破仑想要先验地给予西班牙人一种国家制度，但事情搞得够糟的。其实，国家制度不是单纯被制作出来的东西，它是多少世纪以来的作品，它是理念，是理性东西的意识，只要这一意识已在某一民族中获得了发展。因此，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单由主体制造出来的。拿破仑所给与西班牙人的国家制度，比他们以前所有的更为合乎理性，但是它毕竟显得对他们格格不入，结果碰了钉子而回来，这是因为他们（西班牙人）的文化还没有发育到这样高的水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91页，商务版）　　

　　（四）如果没有毛泽东　　

　　

　　历史决定论很难让人接受。因为事实上历史是由人自由选择和创造的。如果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被某种神秘的历史力量所预先安排和决定；那么人类的努力又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此外，你该如何评论那些伟人？正是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常常具有非凡的影响。例如，如果1934年毛泽东被留在江西而未参加长征，那后来就不会有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至中共就难以纠正来自莫斯科的左倾路线和政策，中共也许就难以夺取政权。那末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毛泽东死于1964年，那么是否还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就具体历史事件来说，历史是出于人类的自由创造。也正是由于历史事件仿佛是人类的自由创造物，所以历史总是具有非常有意趣的审美价值。　　

　　

　　人类历史中那些魅力超凡的伟大人物：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凯撒、拿破仑、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个人生活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历史创作，从审美角度也可以说具有非凡的魅力。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就历史的总体结构与实体进程来说，历史过程又绝对地是一种宿命和必然。既然承认自由选择，那么又认为这种选择被决定于某种必然——这是矛盾的。　　

　　

　　如果没有毛泽东，1934-1935年红军很可能在长征中被消灭。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也可能早被击败，蒋介石可能投降。但二次大战仍会发生。战后中国仍会与同盟国一同获得胜利。（泰国、印尼等小国不就是如此吗？）战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仍会是国民党。中国仍会经历工业革命的进程，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但在经济上会成为可能增大对美国的依附性。但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终归不会使中国人永远甘居于一种依附的地位。中国还是要走向独立。还是会成为亚太区域的中心。在美苏冷战时代，中国也还是会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对象。 　　

　　

　　没有毛泽东，肯定不会发生文化革命，不会发生韩战，不会发生越战。但是，世界历史的中轴主线不会因此而改变。根据20世纪中期的全球地缘战略形势，仍会发生冷战，仍会有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时代全球两极化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冷战的结局可能不同，可能会有更长期的对峙。也许苏联阵营会更早地瓦解。最终仍会出现资本主义金融革命主导下的当代全球化，从而出现将资本主义由产业主体提升为金融主体的新阶段。世界历史的基轴进程以及演进序列，作为必然性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但中国由于没有毛泽东，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政党的命运会大为不同。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所居的地位和位置也会大为不同。　　

　　

　　历史中确实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历史由人自由创造。而人类又的确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但另一方面，历史的终极结果却是必然的，是有序的，是被先验条件所预先设定的。　　

　　

　　比如长江，它的江水中的一朵朵浪花，是随机的，偶然发生的，似乎也是由奔腾中的水流所自由表现的。但是长江的流势、总的形态和流向，是非偶然的，是由中国大陆的地理形势（西高东低）和陆地结构造所必然地决定的。这种必然性精确到可以通过严密的数学模型对水速和流向甚至于浪水涌现的概率和模态，通过数学建模和计算机作出极准确的描述和预测。 　　

　　

　　历史也是如此，人以及人所创生的事件就是江河中自由表现的浪花。而人所身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等等，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就是决定历史总走向的非自由的历史生态和结构。（风之谷[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