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毛泽东时代的吃饭问题

　　

　　在当代人头脑中塑造一个“计划体制时代”的恐怖印象是不困难的，只需要有选择地截取若干当时的生活片段放到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和时下的“好日子”比较就行了。但是这种省事的做法却经不住推敲：将来的生活更好的人，会不会也把我们一些人认为还不错的二十一世纪初说成是“恐怖的市场体制时期”呢？如果他们认为需要这样说的话？还是让我们设想自己的年龄足够地大，寿命足够地长，以至于可以经历自1949年起一直到今天以及以后的日子。

　　

　　“民以食为天”是个古老的说法了，中国历来就重视粮食的生产，但是在大陆基本解决吃饭问题，被说成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大成效，这是违背事实的。改革前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中国的粮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吃饭问题的解决，经过了三个重要步骤：防灾减灾、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技术。

　　

　　第一是减灾防灾（修水库和防洪堤、排灌站）

　　

　　这时主要精力放在减灾防灾上面。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修水库和大堤是非常积极的，成绩很大，计修筑了座水库和上万公里的大堤，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其间经历文革和大跃进时期，所修堤防和水库到今天还在受益，现在长江大堤的高度就是那一时期留下来的，98年长江大水，湖北嘉鱼牌洲湾溃口受灾人数是4万而不是400万乃至上1000万，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把大堤修成网格状。

　　

　　这一时期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却是一系列的运动，人民公社大锅饭养懒人的时期，这是极不正确的总体印象，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那些年农村的平均人口大约6亿，座水库意味着每7500人就要修一座，而中国当时人口构成轻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小，在7500人中，劳动力大概只有2000人左右。而且在缺乏技术人员和可信的水文资料的情况下，为确保工程安全就只有提高安全系数，这更加增加了水坝的工程量。那时，每年冬天，村子里就只有些老头老太太，每家只能留下一个大人照顾小孩，其他人一律上水利。(老田)小时候经常听说的一些地名：张榜、大同、太平、白莲河等都是水库工地。每年冬天农民都得挑上铺盖、口粮和工具，步行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筑水坝，有些地方太远往往一天还走不到，有些吃奶的小宝宝也要跟着妈妈去工地。到春节才有几天假回家，过完春节继续上，到春耕季节才下马，就是把人力资源调动到这样的极限状态，也是用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过程。今天从统计数字看，大陆占40%的水浇地提供70%的粮食产量，但达到这个40%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

　　

　　第二从70年代初期起，这一时期主要着眼点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建设大田大地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第一和第二步在七十年代末已经完成，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第三是提高播种面积，主要是造田和提高复种指数（推广双季稻和间作），推广优良品种，化肥和农药的大量应用。

　　

　　第三步在七十年代末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当时大陆已经有超过1100家的小化肥厂在运作。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记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普及合作医疗、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这个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 同时国门对外，大量的进口粮食。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年份 中国粮食产量 (万吨) 增长(%)

　　

　　1969　　
1974 　 　　30.5
1979　　　　 20.7
1984 　 　　22.6

　　

　　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并不是一年就完成的，最初从落后地区开始，一直到新的一次理论突破，就是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可以联产承包，这就已经到了1983年了，从数据可以看到，没有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以前，15年的时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的奇迹增长年代是 1970年代而不是别的时代，是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是别的制度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现在分析1978-1984年的农业的改革，其成绩的取得看不出于分田到户有什么关系：粮食增长与化肥增多和品种改良同步前进，与粮价的上涨以及过去深挖洞广积量的余粮出清部分相关；并造成大量的赤字，84年以后就不管农村了。这个效果立杆见影，农村城市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从吃地瓜、窝头，开始大量的吃馒头。

　　

　　实际上，八十年代以后，在农村所做的工作非常之少，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从10％降到不到1％，从整体上讲，经济建设的中心业已转移到城市了。从城市立足的视野里，活跃的城乡集市贸易使城里人的菜篮子丰富起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一阶段解决了少数城里人的“吃菜”问题。

　　

　　从这个50年的大周期理可以看到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用粮食的生产周期来比喻，就是前30年开荒，耕地，播种，生长期，这段时间需要大量的劳动经济投入，但是收获是没有的，后20年是收获蒸馒头的时期，劳动投入很少，但是收获很大。但是必须记住，不能忘了下一轮的耕地、播种、生长期。吃馒头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想想粮食是从哪来的呢？

　　

　　现在就到了这个关键的时期，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民要加大合作力度，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

　　

　　高兴的是，中央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在近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出台的一号文件，决定开始向农村和西部倾斜。

　　

　　
谈谈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 老花镜 ] 于2007-02-26 16:15:41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看到数学网友给直言了网友上课,提醒他的历史认识也是存在偏见的.这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所以我也有些技痒,也来说两句供直言了网友参考.

　　

　　价值体系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只有透过价值体系的“眼镜”，人们才能认识历史现象。对历史的研究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不同，自然现象不涉及价值，而人类文化现象则必定涉及价值，必须从价值的观点来考察，李凯尔特说：“没有价值，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 既然历史不过是价值体系的演变史，而我们个人又只能体验这个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小片断，那么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就不过是用自己现有的价值体系来评价历史，评价以往的价值体系及其演变史。历史学家不是天外来客，他的价值体系也要受制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化过程。作为专家，历史学家的价值体系可能会更高明，但他仍然摘不掉价值体系的眼镜，他必须而且只能从自己所能达到的价值体系出发来估量历史事件的价值；因而研究历史的人们要想发现真正的历史真实，就要对自己的“眼镜”有所认识，尽可能地找一副合适的“眼镜”。

　　

　　然而不少人没有意识到这副“眼镜”的存在，他们自以为是用纯客观的眼光来考察历史事实，而其实呢，他所看到的历史真实不过是用流行的价值体系对历史事实进行一番检视。他们认为自己的评价标准是绝对的终极的标准，看不到这副“眼镜”的演变，更没看到它的缺陷，于是便狂热地坚持自己所发现的“历史真实”。

　　

　　有没有客观的历史呢？19世纪的德意志历史学家兰克认为是有的，他在自己的成名作《拉丁和条顿各族史》的序言中声称：“本书的目的不过是要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同上。，以他为代表的19世纪史学被称为“实证主义史学”，他们埋头于回忆录、日记、外交档案和当事人的原始陈述之中，对这些可靠的资料进行批评考证，客观的叙述，其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之下，大量的历史资料整理出版了，以往的历史几乎全部被重写过了，而且是在精确考证史实的基础上重写的。这些史学家们深信，随着他们的努力，不用多久，历史的全部真相就会大白于世。

　　

　　但是，历史刚刚进入下一个世纪，在这些历史学家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历史发展的全部真相的时候，否定实证主义史学的人们就出现了。克罗齐认为，历史是什么，“历史即哲学”，一个历史学家应当也是一个哲学家，而不单纯是一个文献搜集者。一位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哲学的头脑、理论思辨和分析的能力，他对文献再熟悉，搜集的资料再多，搞出来的也只是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的历史，柯林武德称这种历史学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与“历史即哲学”这一观点相联系，克罗齐的另一个观点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种现在的兴趣引导我们去研究过去的历史，确切地说是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它。“古希腊、罗马人在墓室里躺了近千年，对中世纪人来说，他们是不存在的，是死历史或并非历史。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突然想起了他们，并唤醒了他们，使湮没千年的古典时代重新活在人们的心灵中，变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当代史。为什么？因为这时生活本身发生了变化，欧洲人的精神产生了新的要求，被中世纪人遗忘的古典时代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所以这部分特定的历史就对他们复活了。”

　　

　　在历史学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再来看历史的客观性，我们就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历史分为认识和本体，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每时每刻所知道的历史，只是我们所达到的历史认识，而不是历史本体。历史学家总是要戴着价值体系的“眼镜”来研究历史，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永远是主观的，不可能是从纯客观的史料、史实出发，而总是受某种问题引导，按照某种价值体系去选择史料、解释史实。所谓的历史真实，也就是要求历史学家尽量地戴上一副完善的“眼镜”来观察历史。正如卡西尔说的那样：“历史学家必须摆脱他对各种事物和事件的偏好才能观看到它们的真相。”所谓的摆脱偏好并不是完全的清心寡欲，对一切世事都漠然置之，而是要具有更广博的同情心、更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更完善的价值体系。历史学家应当超越当下的社会价值体系而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深刻性和强烈性。否则他的著作就一定是死气沉沉平庸无力的。”“如果历史学家成功地忘却了他的个人生活，那他就会由此而达不到更高的客观性。”同上。必须具有了更充分发展的价值体系，历史学家才可以发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历史真实，再现历史的客观真实。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客观性是作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作为一种状态开始的；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因而随着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历史便一遍又一遍地被改写，逐步地接近历史真实，接近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完美统一。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皮亚杰看来，就是一个不断的解除自我中心化的过程。由于价值体系如此的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就应当对自己的价值体系“眼镜”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越是处在皮亚杰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之中的人们，便越是对自己的历史知识天真自信，也就越是远离历史真实，因为他们受制于自己在无意识中接受的价值体系，戴着扭曲的“眼镜”来看历史。

　　

　　历史的认识价值归根到底是要作用于现代人的生活，塑造人们的价值体系，从而影响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强调文以载道，也就是要传播那种正常的健康的价值体系，引导人性的健康发展，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维持了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坚持了一种健康向上的价值体系，《史记》和《资治通鉴》便是典范。读史为什么能使人明智，就在于它可以借助于史实的媒介，潜移默化地把“道”移植于读者的心中，因而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历史人物的翻案文章做得很热火，先是有人出来对周作人、汪精卫等汉奸进行重新评价，后来，岳飞也被发现有不少毛病，算不上是民族英雄，再后来慈禧、李鸿章也被重新评价一番。是不是人们又从地下挖出来了什么新的史料，足以让人们重新检视以前的定论呢？没有，某些人不过是钻一钻普通人不再钻的故纸堆，把老故事重新编辑演绎一番，然后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为什么史实依旧，结论却变了呢？这是因为研究者的价值体系变了，不是变得更全面更完善了，而是更糟糕了。某些热衷于为汉奸卖国贼翻案的历史研究，只能是把研究者自身的片面狭隘的价值体系传播开来，误人子弟。前人曾说过，“亡人国者，先亡其史”，这句话很深刻，但仔细推究起来，一个民族的历史怎么能消灭得了呢？人们所能改变和消灭的只能是这个民族昂扬向上的价值体系，人们所要“亡”的只能是这个民族的正气，要想灭亡一个民族，就要在这个根本上下功夫。那些热衷于否定毛泽东的人，其目的无非是要否定毛泽东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正气，从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一群待宰的猪羊。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些“历史学家”就是居心叵测，但却可以断定，他们仍然处在自我中心主义的迷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