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对外工作的辉煌历程

　　

　　伊 锐

　　

　　原载：旗帜网

　　

　　
我们伟大祖国即将庆祝她的六十华诞。喝水不忘挖井人，对毛泽东等老一代领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耗尽毕生心血的丰功伟绩深深怀念，永志难忘。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是怎样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雄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个时代的外交活动，波澜壮阔、叱咤风云，建功立业、辉煌璀璨、永载史册。

　　

　　但是，有人说，那个时代，中国闭关自守，是一条封闭僵硬的老路子；有人说，那时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为了回答这些奇谈怪论，有必要拿出真实的史料。

　　

　　新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在外交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众所皆知，旧中国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家。自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以后，美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德国、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国群起效尤，接踵而来，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等共达一千多个，给中国带来一场又一场的深重灾难。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山河破碎，人民遭殃。

　　

　　蒋介石时代，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加上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屠杀，人民同样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累累疮痍，斑斑血迹，这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前，一部不堪回首的近代史。

　　

　　弱国无外交。1949年11月8日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满清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下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外交也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开国头三十年，新中国的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毅等老一辈直接领导、参与下，在外交战线群星璀璨的老一辈外交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的外交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和霸权主义的不断挑衅的严峻考验，为捍卫共和国的独立自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要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就必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高层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国际环境，或者说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是一种复杂多变的世界范围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国际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组合和矛盾、联合和斗争。国际政治涉及到国家的独立、主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共处、互助合作或与之相反的渗透颠覆、干涉侵略，等等。从而形成一个时期的战略格局。

　　

　　毛主席等老一代领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南，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高瞻远瞩通观全局地正确地分析和把握了当时的国际战略大局和变动的国际形势，避害取利，绕过险滩暗礁，确定了每个时期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精心具体地创造性指导了外交实践，言传身教地培养了一代外交队伍，创造性地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风格。

　　

　　老一代领袖们虽然已辞世，但他们创建的新型外交的基本原则、制度基础，至今仍然是我们外交工作的财富。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历时近三十年，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实践可圈可点，可歌可泣者无数，只能略举一些大事，勾划一下大致的轮廓。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三个历史时期为：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中期（1949—1955年），我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开创建立新型的对外关系，进行艰苦卓越的复杂斗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够站稳脚跟，在遭受百年凌辱之后，站起来走向世界舞台。

　　

　　这一时期，在国际舞台上，于二战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严峻对峙。美国在中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失败后，仍然不断进行战争挑衅。

　　

　　新中国外交开国壮举以“三大决策”为主的六项方针任务：即“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周总理在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和1952年4月30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对这些都作了详细说明。

　　

　　对“三大政策”中的“一边倒”政策，有些同志存在不同看法，认为：“‘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对这个问题需要讲清楚。

　　

　　“一边倒”政策在当时面临内战尚未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挑衅和严密封锁的状态下，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领袖们雄才大略做出关系国家危急存亡的正确选择。

　　

　　《孙子兵法》讲：“夫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当时，中国外交上的重大决策，正是如此。

　　

　　对这个问题，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美国《华盛顿邮》认为：这是中国一个“惊人的胜利”。

　　

　　美联社说：“中苏条约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后台”；

　　

　　一位美国参议员说：“这个同盟严重打击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法新社则说：“这个条约必然成为反殖民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

　　

　　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否使新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当然没有，这个条约的主要条款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制止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遵照平等、互利、互助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与这个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协定；关于苏联货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交给中国；苏军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设备移交给中国；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货款作为中方购买苏联机器设备，以及苏方放弃其在新疆一些合营公司的权益等等。

　　

　　有人以“一边倒”政策和后来“一条线”战略构想为依据，石破天惊地扬言：“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因为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并不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直到1982年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有明确表达。”

　　

　　这种说法，荒唐透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早有官方文件可查。1949年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上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毛主席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充分证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

　　

　　新中国建国后，开始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迅速走向国际社会。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同时，同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后建交。

　　

　　新中国开国伊始即面临一场大规模战争的严峻考验，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把战火烧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要维护巩固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一场伟大英明的战略决策。

　　

　　这场战争对我国的威胁极其严重，决不能坐视不管。但如何应对，却是一个极端为难的问题。

　　

　　当时，我国的国内解放战争，尚在向南方挺进；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濒于崩溃的经济使人民无法生活；已解放大片国土秩序有待整顿。真可谓是百业待兴，用当时高层的话就是：好比前后挑了两筐鸡蛋，弄不好都砸了。

　　

　　面对这样的困局，毛主席和中央毅然下定决心，出兵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3日，毛主席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总理去电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可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打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抗美援朝突出地体现了新中国在对外事务中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精神和不畏强暴、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抗美援朝既是军事斗争，也是外交斗争，在这两条战线上，党中央都做出了经典的决策。

　　

　　在进行了几次重大战役，使美军受到重大打击之后，如何审时度势，捕捉和谈机会，结束这场战争？

　　

　　对此，张闻天同志提出重要建议。张闻天同志1951年春出任驻苏大使，也正是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扭转了局面，国内抗美援朝热火朝天的时候，对于这场战争中央原先的思想准备是坚持长期作战，而广大群众在战争胜利开展中，普遍关心的是如何取得更大的胜利，有的甚至希望一举把美军赶下海。张闻天虽远在莫斯科，但根据对各方面材料的分析，认为美国不敢冒世界大战的危险，无在朝鲜打赢的信心；而朝中也很难把美国军队完全赶出朝鲜，根据战争状况和世界舆论，他提出和谈的最好时机，向中央送了《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告》，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深思熟虑后，果断决定打到三八线以后停止不前，抓住机会，以谈判结束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企图利用台湾这个不沉的航母牵制中国。从此以后，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些年来，有人认为抗美援朝得不偿失。如果我们不出兵朝鲜，美国就不会侵占台湾。他们的理由是，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曾发表声明说：“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的途径。”其实美国这种姿态，旨在离间中苏关系，哪能当真？美国早已卷入中国内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就是证明。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和前后，新中国还受到另外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有同志指出，整个毛泽东时代历时二十七年，老一代领袖都是在这种险恶严酷的环境中度过的。这种险恶严酷的环境中有冷战：中苏、中美关系之间的斗争；大战：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小战：舟山群岛之战、万山群岛之战、上海反大轰炸之战、海南岛之战、东山岛之战、一江山岛之战、炮击金门、挫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图谋，“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西沙之战，以及国内剿匪、西藏平叛、中印边境保卫战、中苏边界冲突等等。历经艰险，争取新中国的独立和和平来之不易，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内政外交，就不能脱离当时的这个处境。

　　

　　朝鲜军事冲突停止后，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依然存在，朝鲜停战协定规定的政治解决程序遭到破坏，战火随时可能再起。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战争随时有扩大可能。为此，有关各方提出在日内瓦开会，寻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举行。

　　

　　会议对于第一项提议，关于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破坏，未取得任何结果。

　　

　　关于会议的另一项议程，解决印支问题，于5月8日开始谈判。由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谈判非常艰难。5月初开始，直至6月中旬，尚无实质性的突破。这就是耗时近三个月的世界著名的马拉松式的日内瓦会议。

　　

　　会议表现出的错综复杂矛盾，主要表现在：法国八年前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财力耗尽，想扩大战争，难以支撑；想脱身，但需要一个体面的下场。美国对印度支那虽想插手干涉，但当时影响有限。英国力图保持在马来半岛的传统权益，害怕美国渗透介入印支、马来等地区，希望印支局势能稳下来。这是与会几个西方大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印支半岛在法国入侵后，情况比较复杂。历史上的安南（越南）曾多次把柬、老纳入自己的统治下。法国为了分而治之，也让越南人参与柬、老的管理。其后，在印支抗法战争中，越南军队已有一部分进入柬、老，不想迅速全部撤出。而柬、老在战前虽在法国统治下，但原来的高棉（柬埔寨）、寮国（老挝）均为政治实体，有明确的边界，想在法国撤军后独立。

　　

　　于是在印度支那又存在另一种分歧。越南以胡志明为首的共产党希望法国早日撤出印支。越南独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撤出柬、老军队则希望逐步解决。而柬、老并没有出现推翻王国政府的力量和诉求。

　　

　　以上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各有各自的诉求，使会议陷入僵局，难以取得成果。以周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为世界瞩目。周总理以其超人的政治敏锐，看出与会各国在法国撤出印支这一点有共识，可能达成协议；至于越军撤出老、柬有些实际问题需要逐步解决，因此，对撤军问题存在分歧。

　　

　　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抓住主要矛盾和各方的共识，提出一个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当然也包括越南从柬、老撤出的总方案；至于越南人撤出柬、老，尚有军队集结和边界问题，可另有细则方案，逐步解决。

　　

　　周总理会外主动拜会英国与会代表艾登和法国代表、外长杜尔酝酿这个方案。终于在6月19日后会议通过这个方案，即著名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使印度支那恢复了和平。

　　

　　日内瓦会议，使人们看到周总理超人的智慧和魅力，使新中国的新型外交在全世界得到充分展示，取得了荣誉和赞赏。

　　

　　周总理1952年4月30 日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文中，特别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战略战术思想。他说：“国际统一战线也像国内一样，仍然是毛主席的战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至于战术：“针锋相对”、“弯弓不发：做出姿态，箭并不射出。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惜不发（韩愈《雉带箭》）“见机而作：有机则提出，无机则等待。有机则提出，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细水长流，功到自然成。”

　　

　　周总理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一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战略和外交艺术，形成中国新型外交的特色。

　　

　　五十年代中期，通过朝鲜停战谈判，围绕台海的斗争和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打败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个方面同时逼来的军事威胁，稳定了南北边疆的局势。

　　

　　中国在同苏联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又经历了在朝鲜、台湾、印度支那同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或间接进行较量以后，开始腾出手来，把积极开展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新领域、新任务。

　　

　　朝鲜停战期间，中国同锡兰、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开始有贸易关系，打破了美国对华禁运的缺口。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这个协定的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前三项是国家间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第四项是各国进行交流合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奉行了这四项原则，就能实现第五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普遍遵守，世界和平就可以得到维护。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在国际文件中出现。

　　

　　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总理应印度和缅甸总理的邀请，分别访问了这两国。访问期间，周总理多次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在访问印度结束时，周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双方重申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准则，并强调这些原则也适用于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其后，周总理访问缅甸，在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两国也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诞生，就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获得亚洲许多国家的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政府公开表态赞同。1955年4月在印度召开的有16个国家的225名代表的亚洲国家会议，在决议声明中，完全支持五项原则。

　　

　　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签订的关于双方关系的原则的正式文件中，都确认这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在处理国家相互关系中的运用，是新型外交的典范。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广泛运用，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内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批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开始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谋求国际和平并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4月18日，有40个亚非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亚非国家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此次会议因此以“万隆会议”名称载入史册。

　　

　　中国代表团在会前准备的发言材料，着重谈了亚非国家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关心的问题，真诚希望亚非国家加强团结，力求会议取得成功。

　　

　　但是，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有些亲西方国家的代表对社会主义有很大成见，轮翻发言，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特别点名中国，导致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如果由此挑起争论，会议肯定失败。有些记者已经散布会议遇到难关，并说周恩来将驳斥某些国家云云。

　　

　　中国代表团将怎样处理这样的局面呢？

　　

　　周总理一直坐在台下，耐心倾听各国代表发言并作笔记。在按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轮到中国发言时，没有上台讲话，而是当机立断将准备的发言稿作为书面材料在会上散发。随后，利用大会给予的有限自由发言，做了既坚持原则又充满和解精神“求同存异”的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中国代表本来可以提请会议讨论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也可以提请会议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但为了不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因此没有提出。周总理并充满深情地说，亚非国家共同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现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周总理并对所谓宗教问题、中国利用华侨进行颠覆活动作了简明的解释。周总理这一篇求同存异的发言，扭转了会议气氛，把会议拉回到加强亚非国家团结的预定主题上。

　　

　　在第二天会议上，周总理又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和求同存异的态度。在会议最后阶段讨论会议宣言时，由于有人反对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宣言，周总理建议可以套用联合国宪章序言中的“和平共处”写入会议宣言。

　　

　　万隆会议是二次大战后，亚非国家第一次大聚会，对广大亚非国家加强团结，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沉着冷静，见机而作，决策于千里之外。新中国独立的外交风格，至今仍为人们称赞和折服。

　　

　　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外交在短短的六、七年中，经历艰难险阻，立稳脚跟，走向世界，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正在崛起，她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二、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我国外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内有“极左”的干扰，可谓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外交战略上有重大调整，对外关系经受住考验后，继续取得巨大进展。

　　

　　这一时期开始，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对中国都有严重挑衅。

　　

　　从新中国诞生起，美国一贯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美军赖在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不走。1958年夏，美国在武装入侵黎巴嫩的同时，宣布在远东地区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台湾当局则乘机扩大事态，加强了对大陆的骚扰。1958年7月中旬，台湾宣布其军队“已处于特别戒备状态”。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军队打算大规模入侵大陆。8月8日，美国火上加油，美国海军参谋长扬言，美国也准备随时登陆。

　　

　　中国政府严阵以待，在炮击金门、马祖和对“八·二三”事件进行斗争的同时，郑重声明坚决反对美国插手台海事务。9月8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美国在自己脖子上套上绞索的著名演说，动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活动。史学家说，“绞索思想”成了全世界反对美国侵略的精神武器。

　　

　　毛主席在对待一切反动派进行斗争中，有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博大精深，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反动派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反动派自己制造了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不听好话，不怕恐吓”、“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同时，又“善观风色、善择时机”、“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等等。

　　

　　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中国也主动采取了一些同美国缓和彼此关系的行动。利用外交接触，欢迎第三国的传话和斡旋，推动美国能缓和彼此关系。

　　

　　自1958年8月1日起，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了大使级会谈。至1957年12 月12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373次。由于美国方面降低谈判级别，谈判曾一度中断。直至1958年9月15日复会，但并无重大进展，历时几年的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新中国的对外关系风云多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者说，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反对美国霸权的斗争仍在持续，又遭到苏修霸权主义的挑衅。

　　

　　历史上，中共与苏共之间存在过一些宿怨和矛盾。例如自从1935年以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抵制了苏联对中共内部事务的干涉。1948—49年冬春之际，苏联热切希望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并企图阻止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去，等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基础上，耐心说服苏共。

　　

　　开国前后，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态度趋于明朗，中共确立了“一边倒”政策，苏联对我国进行了友好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党关系密切。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热衷于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向我国提出有关主权的无理要求，如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都遭到我国的抵制。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赫鲁晓夫公开声明站在印度一边。

　　

　　对赫鲁晓夫的霸权主义，我们党坚决斗争。当时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同志，与赫鲁晓夫有一场舌战，就是这场斗争中的精彩一幕。

　　

　　外交部原党史研究室主任裴监章根据档案资料，写出的“当代杰出外交家陈毅”一文中，对这场舌战，做了纪实。

　　

　　1959年10月2日，赫鲁晓夫在同我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时，蛮横指责我们炮打金门马祖是“好战”、“冒险”，污蔑我们反对印度入侵是“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陈毅当即驳斥说：“炮打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印度侵略我国领土，你却袒护，是何用意？”赫鲁晓夫被问得无言以对，恼羞成怒，语无伦次地喊道：“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是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听我的。”陈毅回敬说：“什么第一书记！你讲得不对，我就不听你的，这是两党在谈问题嘛！”顶得赫鲁晓夫理亏词穷，忙求毛泽东解围，谁知毛主席讽刺地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我也回敬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会谈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中国施压不断。

　　

　　有些同志对当时形势概括为：新中国遭到两面夹击，南有美国霸权主义的侵犯，北有苏联霸权主义的挑衅，在夹缝中求生存，唯有一代领袖们敢于横刀立马，英勇抗争，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抛出秘密告，大反斯大林，国际上出现反苏浪潮，中国从国际共运大局出发对苏联既有批评，也有维护。对苏联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和中国同东欧国家频繁往来加深关系，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60年开始，赫鲁晓夫进一步恶化同中国的关系。6月19日，赫鲁晓夫在兄弟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搞突然袭击，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纯粹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假革命”，等等。以彭真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上反击赫鲁晓夫，得到一些兄弟党的同情和支持。

　　

　　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7—8月，苏联在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边境纠纷。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并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了在华的1390名专家；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340多份专家合同；废除200多个科学合作项目，造成了中国的重大损失，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

　　

　　此后，中苏公开辩论不断，并日益激化。针对苏共的攻击，自1963年7月14日开始，中共先后公开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的文章，即历史上著名的“二十五条”和“九评”，开始了中苏十年大论战。

　　

　　这一时期，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不结盟运动应时兴起并日益壮大。中国在支持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58年9月22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并通过第三国向阿提供了军事援助；

　　

　　1964年11月28日，毛主席发表了《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对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国政府多次公开声明支持；1959年1月，卡斯特罗组织武装起义推翻了巴蒂斯独裁政权，建立了临时政府，中国政府迅速承认，并且以无息贷款和大量收购古巴出口商品支援古巴，对古巴挫败美国通过禁运扼杀古巴的阴谋，起到很大作用；1959年1月，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反对美国侵略干涉的斗争，等等。

　　

　　这一期间，毛主席频繁地接见亚非拉各国和地区来访的朋友和组织，并且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这一时期，新中国同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地区、组织、人士的广泛接触，为结成广泛的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周总理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中提出：“我们应该以团结人民为基础，这是基本的”，“基本上我们是团结世界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我们也要争取”，“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是落脚还是在争取人民身上，这是辩证的。”

　　

　　睦邻友好是中国对外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同周边邻国友好相处。

　　

　　这一时期，新中国同周边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的若干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例如，自1956 年11月开始着手解决中缅边界问题，1960年1月28日正式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使中缅两国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通向印度洋，保持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通道；

　　

　　1960年3月21日，同尼泊尔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1963年10月12 日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边界协定；1963年11月22日同阿富汗签订了边界条约；1962年11月同蒙古签订了边界条约，以及同印尼妥善解决了华侨国籍。对中印之间不幸发生的边界冲突，中国也以两国人民友好大局为重，着重于和解，使冲突得到控制并很快平息，这些使中国在亚非周边国家中长期保持稳定友好局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我国加强了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中法建交，在加强同西欧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中日人民增加了民间交往，最终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在此期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干扰了外交工作。曾任当时外长的姬鹏飞在《新中国外交的一代楷模》一文中，以亲身经历做了回顾。他指出，当时林彪和“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诬蔑建国以后的外交战线是什么“三降一灭”和“三和一少”，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斥为“右倾”。他们四面出击，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了多次严重涉外事件；王力“五·八七”讲话后，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等等。

　　

　　周总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挽救危局，纠正许多极左行为，千方百计保护陈毅等老同志，使外事工作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竭尽全力把外交工作引上正常轨道并出现了新的转机。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新中国外交有了更加广阔的开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三、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是我国外交大踏步前进时期，我国的对外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进入七十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

　　

　　1964年10月16日，苏联宣布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集团执政，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勃列日涅夫集团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加强军事部署；支持越南侵柬反华；出兵占领阿富汗。这三者构成了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中国的态势。

　　

　　勃列日涅夫集团还采取一系列活动，制造摩擦，恶化中苏关系。1965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三月会议”，会前苏联拒绝同中国党就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进行协商，遭到中共、朝鲜等兄弟党拒绝出席，仅有苏、波等国与会，标志国际共运在政治和组织上公开分裂。会议期间，苏联军警曾镇压在红场参加反美示威的中国留学生。中苏两党关系至此完全破裂，中国正式结束了同苏联的结盟关系。

　　

　　1968年春，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公开谴责苏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

　　

　　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事件”，并在中苏边境发生多起武装挑衅活动，边境紧张局势加剧。

　　

　　同年9月，西方媒体盛传苏联可能袭击中国的核基地，9月11日，周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时，严正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面对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的疯狂挑衅，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毛主席即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组成战略问题小组，对国际形势加以研究。四位老帅从1969年3月1日到10月18日历时半年多，经过25次反复探讨，提出四份告。陈毅之子陈小鲁在《陈毅与中国外交》一文中，把这四分研究告，归纳为：一、从对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分析，美苏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针锋相对，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现实的利害矛盾，因此，他们单独或联合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二、美国战略重点在西方，把中国看成“潜在的威胁”，而苏联则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

　　

　　三、建议中央选择有利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陈毅外长还口头向周总理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问题和有关问题。双方均不以对方主张为前提，也不提附加条件，只要中美能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陈毅说：“这一做法‘不合正规’”，但估计美国会接受。

　　

　　在这个基础上，毛主席对他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到“一条线”的设想正式提出，并着手调整现存的战略格局。

　　

　　对“一条线”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内涵和巨大意义，有必要加以历史性回顾。

　　

　　早在1946年，毛主席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中间地带” 的理论。其后，陆定一同志在《对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中加以说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极其辽阔的地带，是指处在亚、非、欧三洲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中间地带。就其性质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前途无非是两种，即：不是倒向资本主义一边，便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1957年11月6日，毛主席在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再度使用了“中间地带”的说法。1958年9月8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说：“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

　　

　　1962年1月1日，毛主席在同日本友人谈话时提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

　　

　　1974年2月，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表述为：“美国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此后，毛主席又多次强调，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绝不谋求霸权。

　　

　　毛主席所说的“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划分，其战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有些史学家认为：“中间地带”的提出，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又多次见于毛主席对外谈话中。经过十多年的酝酿，毛主席又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对毛主席有关于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思想，老一代领导人做了明确的阐述，认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中间地带”、“第三世界”，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之一。

　　

　　1958年1月，陈毅外长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有些人轻视亚非国家的倾向，强调指出：“亚非国家是天平上举足轻重的一个码，这个码子放在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就重，我们轻了；把它们放在我们这边，我们就重了，他们轻了。”

　　

　　1959年，他又说：“中间地带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欧洲有中立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中间地带……是当前决定世界命运的重要环节之一。所以毛主席说，中间地带大有文章可做。”

　　

　　对“三个世界”思想，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时指出：“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今后各国革命人民的任务即是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向霸权主义作斗争。”

　　

　　鉴于苏联对我国的威胁大于美国，1973年毛主席在同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他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连结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对抗推行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膨胀的苏联。

　　

　　有人指责，“一条线”就是对美国妥协退让，就不是独立自主的外交。

　　

　　这种看法没有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战略高度看问题，所以是错误的。应该说，“一条线”的战略为当时形势需要，不能离开当时这个实际来评论。

　　

　　1949年11月8日，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联合，一面斗争。就联合这方面说，同我们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战略上是反对，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

　　

　　1972年8月1日，周总理在同四国大使述职时说：“二战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苏联的变化，如果苏联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世界形势就大不相同了。苏联跟美国争霸，学美国，亦步亦趋，美国的武装力量到什么地方，它跟到什么地方，争夺大陆、海洋、空间，无所不争，所以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周总理说：“我们同修正主义的这场斗争是世界性的斗争。我们说反对帝修反，就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都要反对。但在一个时期，要有一个主要目标。现在主要的最大的威胁还是苏联修正主义。”

　　

　　党中央在提出“一条线”战略构想的同时，经过中美之间慎重的外交接触，决心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就美国方面而言，他同苏联争霸已处于不利局面，更严重的是陷于侵略越南战争的泥坑中精疲力竭。

　　

　　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协议，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历时八年的侵略战争。美国认为法国撤出印支有机可趁，开始不断向越南南部渗透，大力扶植西贡政权。1961年，美国发动一场“特殊战争”，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出顾问，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

　　

　　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继抗美援朝之后，援越抗美，为帮助社会主义的兄弟之邦，中国再次承担了国际主义的义务。

　　

　　美国尼克松政府，面对国内人民反对越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加上财政支出上难以支持，想从越战中早日脱身，需要同中国接近。

　　

　　毛主席和周总理敏锐地注意到时局的变化，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加快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最终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9年之久的不正常关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向前同志，在1993年9月在“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战略思想”研讨会上，对打开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概括为：一、缓和了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二、使中国摆脱了长期的孤立状态，重新走上广阔的世界舞台；三、将中国的对外方针建立在世界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四、创造出一种新型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和形式。

　　

　　周总理1972年8月24日在一次同兄弟党领导人谈话中说：“我们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人家说，你美国可以和中国来往，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中国来往呢？”

　　

　　这一时期，另一件大事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我国进行了长期斗争，终于在1971年第26界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开国以来外交上广泛活动，特别是对广大民族主义国家长期工作的结果。当年参加26届联大的同志，至今仍为当时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的代表长时间鼓掌、跳跃、欢呼，并争着同中国代表拥抱的动人场面记忆犹新。他们说，中国是被民族主义国家抬进联合国的。

　　

　　这一时期，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不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支持巴基斯坦的抗印斗争；支持中东人民反对1967年以色列发动的“六·五”战争；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反对苏联在安哥拉、扎伊尔、非洲之角等地干涉这些国家内政、扩张势力的行径；反对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和军事占领，等等。

　　

　　这一时期，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援助大量增加，例如在亚洲对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老挝、柬埔寨都有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在非洲，援助马里、几内亚、加纳、刚果（布）、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对非洲许多国家派出医疗队，修建体育场等等设施，帮助坦赞修建铁路，都在非洲人民中留下了广泛的赞誉。

　　

　　这一时期，中国还广泛发展同西方大国的关系。同日本建交并缔结了和平友好合约；同英国、荷兰建立外交关系；加强了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和经济往来，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互访大量增加。

　　

　　中国支持西欧国家联合自强和独立自主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同东欧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和改善。

　　

　　这一时期，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海阔天空，我们的道路更宽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有事实为证：开国之初，同我国建交的先后为18个；七十年代初为25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底猛增到124个。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经过多次调整，已经形成一条科学完整的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方针、政策。这条外交路线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似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二、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根本立场；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的基本准则；
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的立足点。

　　

　　1976年，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相继去世，毛泽东时代结束。对这个时代的对外关系和外交工作的回顾也应该告一段落。

　　

　　往事并非如烟无痕，历史就是我们走过的日子，老一代领袖创业的辉煌永不磨灭，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