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安

　　

　　2001年初奉新华通讯社派遣，我作为首席记者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

　　

　　这年的12月初，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向阿根廷提供应急贷款，阿根廷国内出现挤兑银行存款和资金外流狂潮，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社会抗议浪潮席卷全国，一场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随之全面爆发。两周内共换了5位总统，举世震惊。

　　

　　危机期间，这个世界主要粮食、牛肉和葡萄酒生产和出口国之一，这个只有3600万总人口的国家竟然有数百万人食不果腹，处于饥饿状态。几乎天天都有贫困家庭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道。一位当地朋友在与笔者交谈时十分痛心地说道：“我的国家这是怎么了？”说完，痛哭失声。

　　

　　在阿根廷工作期间，为弄清这场危机的前因后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政策，笔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和媒体将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的现象归结为“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学者还认为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典型。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全面回顾分析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不能这样简单地类比。拉美国家独立200年以来，一直在探索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本国和本地区情况的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这是导致出现战略和政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与其收入达到的水平并无内在的关系。

　　

　　半数人口陷入贫困

　　

　　历史上，阿根廷是拉美国家中发达程度最高和最富裕的国家，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阿根廷人均GDP就已经达到1000美元以上。80年代初达到3000美元，90年代初突破7000美元，90年代末达到8000多美元。按今天的标准，可以说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然而，历史的进程显示，这些可观的数字并没有保证阿根廷成为一个公平的社会，而是恰恰相反。

　　

　　70年代初，阿根廷还是拉美国家中社会公平方面最好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1974年的基尼系数为0.345。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20%高收入的富人与20%低收入的穷人相比，两者在社会总收入中占的比重之差约为6倍。这两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的水平都相差无几。那时的阿根廷人常常自夸阿根廷是“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80年代起这两个数字开始大幅上升。到了90年代末，基尼系数达到0.47，2002年上升到0.56；而20%高收入的富人与20%低收入的穷人之间的差分别达到13倍和15倍。

　　

　　导致贫困化加剧的直接原因，是长期经济增长缓慢，特别是1998年以来持续3年的经济衰退，结构性高失业率，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收入下降。2002年危机期间，大批失业工人丧失生存手段。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被誉为南美巴黎的大都市里，有数万穷人流落街头，有的乞讨，有的拾荒为生。更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加入各种犯罪组织，盗窃抢劫绑架，甚至杀人放火。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产阶级贫困化，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在过去10年沦为贫困人口。许多本来衣食无忧的退休老人，因为过低的养老金多年不提高，又无其他收入，物价飞涨，无法维持生存，只好到社会团体举办的救济食堂吃些简单的饭食。

　　

　　受危机影响，阿根廷股市几度崩盘，国内消费下降13.4%，投资下降37%，数百亿美元资金外流。

　　

　　危机使这个最富裕的南美国家陷入空前的历史大倒退。2002年经济GDP下降10.9%，人均GDP从前一年的8550美元下降到3000美元。通货膨胀率达41%，失业率最高时达22.5%，半失业率18.6%，即近一半人口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贫困率达到55%，全国一半人口，即约2000万人陷入贫困化状态。

　　

　　政治腐败加剧

　　

　　这场大危机大动荡是在长期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条件与背景下发生的。但，导致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刻的社会大动荡的直接因素，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贫困化和政治腐败。

　　

　　阿根廷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透明国际公布的反映各国现象指数的透明度排名中，阿根廷2001年排名第57位，2002年第70位，2005年退到第108位。笔者在阿根廷工作近6年，对此也深有体会。2000年～2005年期间，阿根廷反贪局检举的官员腐败案件共1401件，案件数量之大，涉及官员人数之多，令人吃惊。这些案件大多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发生的。其中，在此期间执政了10年之久的梅内姆政府，被举告存在各种贪污受贿罪行的省长和部长级的官员竞达60余人。涉及案件有走私、逃税、洗钱、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等。但是由于司法体制和法律方面的漏洞，大多数案件不能及时结案，许多臭名昭著的腐败官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长期逍遥法外，甚至仍在政坛呼风唤雨。政治腐败导致民众对政治人物和政府的信任丧失殆尽，愤怒的情绪往往如火山爆发，出人意料地引发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2001年底的抗议浪潮中，每天上街的人数多达数万至数十万人。在总统府的五月广场的冲突中，枪声不断，许多人被捕，数十人被警察打死打伤。示威者提出的要求很多，主要是提高工资，要求就业，要求停止或推迟偿还银行贷款，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反对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反对冻结存款，反对国家偿还公共外债，抗议贫富不均，政府腐败，物价上涨，司法不公，警察镇压，等等。

　　

　　参加抗议活动的，不仅有生活在最底层的穷人，也有城市中产阶级，政界、经济界和社会中上层人士走上街头。

　　

　　特别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强烈反对这个国家实行了约10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反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干涉本国内政。他们把阿根廷今天遭受的苦难统统归因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发展战略失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导致阿根廷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因素对阿根廷经济影响很大。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都对阿根廷产生极大冲击，从1998年下半年起阿根廷经济进入衰退，从此一蹶不振。此外，世界经济衰退，国际利率上升，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下跌等因素，导致阿根廷在国际市场举借外债困难，还债负担加剧，出口收入下降，支付能力下降等。

　　

　　但是，从国内因素来讲，这场全面危机却是这个国家战后几十年来政局动荡和发展战略失误的结果。就前者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和多数拉美国家一样，阿根廷长期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之中，先后经历了6次军事政变，军政权曾长期实行独裁统治。经济发展进程多次被反复打断。就后者而言，则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

　　

　　其结果是，1950～1990年的40年中阿根廷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1%。不仅低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平均增长水平，也大大低于拉美国家4.4%的平均水平。1977年～1990年，受债务危机的影响，阿根廷经历了长达13年的经济危机，经济持续负增长、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无法承受的偿债负担，一直是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的挥之不去的阴云。其中，80年代平均增长率为负数(-0.7%)，198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4900%的天文数字。

　　

　　9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使经济由衰退转为增长，并实现了多年来未有的较高速的增长率。但好景不长，1998年再次陷入衰退，2001年底爆发危机，直至2003年才得以复苏。

　　

　　发展战略方面的失误是多方面的，各个时期也有所不同。但最大的失误，一是1970年代起实施的举债发展，导致债务负担过重，多次陷入债务危机，至今无法解脱；二是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新的结构失衡，贫困化加剧，陷入所谓“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

　　

　　1990年～1999年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阿根廷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其中有5年超过6%，两年超过10%。10年中经济总量增加50%，人均GDP增长42%。为战后60年以来社会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增长最快的10年。

　　

　　然而，这10年正是贫困化急速恶化，贫困化与增长同步发展的10年。官方数字显示，90年代初阿根廷的贫困率还不到20%，1999年上升到29.4%，2001年突破40%，2002年53%，2003年更达到54.7%。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达到0.56的危险水平。

　　

　　其原因是，政府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模式时，忽视社会公正，牺牲社会发展，在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扶贫诸多方面均出现重大失误。这种失误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沦为贫困人口。贫困化不仅导致社会危机，犯罪加剧，同时也造成内需不足，市场萎缩，经济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贫困化成为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

　　

　　此外，在金融体系改革与监管、汇率制度、对外开放、财政税收制度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国际国内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几届政府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和政策，错失改革和发展良机，以致陷入危机不可自拔。这些都是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其他国家应从中汲取的教训。

　　

　　2002年阿根廷危机爆发，标志着这个地区实施了1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多数拉美国家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改善民生，不断探索更适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从2003年以来多数拉美国家实现了连续6年的较高速增长，并比较成功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早地走出危机，实现复苏。□

　　

　　(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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