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社造反派宣布接管社。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解放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社。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中由电机系二年级以李振言为主的几十个同学组织的“捉鬼队”精心设计的一个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他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据蒯大富回忆说：“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周恩来秘书)就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全国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将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转给周恩来。

　　

　　刘少奇在信中写道：“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在信上批道：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泽东

　　

　　1月6日

　　

　　1月7日晨，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八一团红卫兵”的负责人贾健、董临平(女，父亲为军队将领——笔者注)、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等。

　　

　　以“八一团红卫兵”为主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要刘少奇到该院做检查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并在1966年8月2日、3日多次对建工学院的“革命团”、“八一团”等组织和一些辩论会上讲过话。

　　

　　周恩来在接见贾健等人时说：

　　

　　“主席让我来见大家，有件事情很重要、很急，要马上处理。你们学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要中央在7日零时将刘少奇交给他们，主席见到后很着急，把我叫了去，让我转告你们，中央不能把刘少奇交出来。我只好把工作放下赶快来见大家，我向有关方面做了了解，知道你们是建工学院的主流派，就把你们请来，告诉你们中央不能将刘少奇同志交给你们，主席不同意嘛!”“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你们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中央不能将刘少奇交出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在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不要揪刘少奇。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的精神是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见不到刘少奇也能批深批透嘛!”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接见新华社人员，专门谈陶铸的问题。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文汇》，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毛泽东还说：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毛泽东最后又说：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1月9日，《人民日》全文转载 《文汇》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上海《文汇》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和《解放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9日这一天，江青终于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闫长贵。她对闫长贵说：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解放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文汇>、<解放日>发出<紧急通告>》。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毛泽东

　　

　　1月10日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送给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谭震林又问：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解释说：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说：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的喊道：

　　

　　“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告说：

　　

　　“毛主席来了。”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好，好。”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他又告诉周恩来说：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的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天，《人民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12日，《人民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

　　

　　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最早出现在“十六条”下发以后。那时候，中央秘书局为了接待全国各地来京群众，在中南海西门外设了一个接待站，不久就引发了内部矛盾。中央秘书局党委在1966年8月21日全体会议上，公开点名要机要室的张良源、张振昆和“后楼”的邢进立、郝锡良等8人停职检查，并将他们赶出中南海。信访处闵耀良等6人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在11月25日首先贴出了题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大字。而信访处洪雪竹等9人则针锋相对的贴出了题为《秘书局八月二十一日的全体会议好得很》的大字，反驳闵耀良等。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字式的争论，并出现了近20个造反派组织，后来逐渐形成了以闵耀良为代表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和以洪雪竹为代表的“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派群众组织。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得知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就派秘书去把刘少奇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江青在侧。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句话是：

　　

　　“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这才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刘少奇一落座就问道：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

　　

　　毛泽东说：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他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念道：

　　

　　“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的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着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不服气地说：“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

　　

　　毛泽东生气地说：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依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刘少奇也忍不住还要发牢骚，他说：

　　

　　“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他依然如此说话，便沉吟不语了，不住的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又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两句老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1月16日，《人民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的回答了一句，他说：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我看打不倒。”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王恩茂打不倒。”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要保护朱德!”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召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况，他说：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傅崇碧说：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

　　

　　“朱德同志的大字还有没有”

　　

　　傅崇碧答道：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看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毛泽东气愤的说着。他侧过身子，又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利害。”

　　

　　“怎么个斗法”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叉叉。”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道：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毛泽东听后说：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1月21日下午，海军上将陶勇投井自杀身亡。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 ‘畏罪自杀’ 的结论，同时上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以原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负责人支持下，成功的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说：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江青说：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毛泽东说：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1967年1月21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告》中明确批示道：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泽东说：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徐向前也站起来吼道：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1月23日，《人民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告。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告了徐向前昨天汇的内容，他写道：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送毛泽东。

　　

　　1月25日，《人民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第三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全十卷共六册450万字，只收工本费230元包邮,淘宝网址： 东方直心，联系方式：，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