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征文]　　

　　试论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性和崇高性[上]

　　

　　——他为人民谋幸福　　

　　 探险勇者原创 　　

　　

　　 综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例如，我国在封建社会中，封建伦理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华近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价值认同。“君子谋义，小人谋利。”谋利是被人蔑视的，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更不是荣誉集团。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谋利是正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开厂经商，追逐利润，既是经济自由，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也是人权的体现。其次，在同一社会阶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对价值的认同也不一样。比如，美国在1968年之前，还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制度。三K党每天晚上灭杀黑人，这种灭绝人性的行经，是得到白人政府的默认和社会的广泛认同。而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制度与政策，人权状况比美国好得多。再者，在同一社会，不同的阶级说不同的话，认不同的理。我国自解放后，就实行了国际劳动法的每日八小时工作制。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外资与民营企业实行十二至十五小时的工作时间，严重侵犯了工人的合法的劳动权利。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缺乏工会领导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与制衡[很多企业没有工会，有工会的不作为]。政府是眼开眼闭，并不依法管理。国际劳工组织也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资料：《世界知识》杂志，中国工会没有加入世界劳工组织]。欧美国家以此为依据，频频发起“反倾销诉讼”。中国工人与资本家在劳动权利，人格平等，企业民主，都没有共同的认同。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普世价值受到阶级利益的挑战。尽管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强化本阶级的思想意识，并且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两者互相支持，互相匹配，但是，与统治思想文化极其核心价值观相对立的非主流思想文化极其价值观将长期存在。剥削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　　

　　

　　 具有五百余年历史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他的普世性又是如何呢？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其矛盾性与虚伪性　　

　　

　　人道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在古罗马时期引申为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十五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人道精神的精华，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幸福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根据这种理论，无情地批判了封建教会视肉欲和世俗生活为罪恶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拥有享受人间一切快乐的权利，从而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进行自由创造、争取个性解放以及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等等进步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专制的革命的思想武器。　　

　　

　　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的人道主义者 ，大多是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提出或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道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直接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并为即将胜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描绘蓝图，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在法国大革命胜利以后，作为法国第一部宪法序言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胜利的记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家的创业自由，经济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实现，伴随着几百几千倍的雇佣工人当作劳动工具，与机器一起成为生产线，完全丧失了创业自由，经济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权力。资本家有了社会地位和尊严，雇佣工人却处于鄙下的社会地位，任人支配，忍声吞气，丧失人格尊严。资本家依靠资产阶级的法定权利即私有制所有权获得对工人的支配权，压迫权和剩余劳动的占有权，垄断工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存在平等与公正的基础。而人道主义恰恰是维护这种制度的，所以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本身不可能找到真正解决矛盾的出路。这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矛盾性。 　　

　　

　　从理论实质上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考察人时，完全脱离了社会关系，把人只看作自然人，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证人的追求和向往。这就使它陷入抽象的人性论，具有超阶级、超时代的假相。然而，在这种抽象人性论中追求的自由和享乐权利及公正的社会制度等等并不抽象，它们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体现的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鲜明地表明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过程也是侵略，掠夺，贩卖黑人和种族歧视，贩卖毒品鸦片，奴役屠杀殖民地人民等一系列反人道主义的罪恶过程。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反人道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达尔文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自然进化理论引人社会理论，使弱肉强食兽性法则上升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扩展到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包括国际关系。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所推行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政策就是遵循这种法西斯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灭杀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屠杀两千万中国人民，集中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反人道的本质。直到21世纪，高举“人权”大旗的美帝国主义，去攻打与他没有利害冲突的伊拉克，推翻合法政府，处死伊拉克总统，造成伊拉克人民的人道主义灾难，公然践踏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可悲的是，美帝国主义反人道行径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止，事后还得到联合国的追加认可——通过关于《伊拉克重建的决议》。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民性和崇高性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吸取和发展其合理内容。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把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解放的目标，而且指出了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所需要的具体条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才能达到人人平等，社会公正，广大劳动人民得以尊严，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而获得真正的幸福。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一种全新的价值观，这就是革命人道主义。　　

　　

　　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理论赋之实施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与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核心是人的幸福与快乐——占中国国民的极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工农大众和劳动知识分子]得到有史以来首次的人道主义享受，其内容极其丰富，实施极其深刻，影响极其深远。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遥遥领先世界各国，这种幸福和快乐建立在大众化即人民性和崇高性的基础上，请看事实。　　

　　

　　幸福之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的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摆脱了一百余年被奴役，被压迫，被欺辱的历史，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民族。毛泽东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英勇卓绝的浴血奋战，推翻殖民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一，推翻殖民主义统治，中华民族获得民族自豪，尊严和幸福。解放前，上海外滩公园门前，挂着一块告示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何等的屈辱！外国军舰在我内河横冲直闯，外国军队和警察在我土地上，肆意践踏我国主权。这是怎样的欺辱！解放后，除港，澳，台以外的中国土地上，扫除了一切殖民主义势力，收回主权。中华民族从此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地站立在世界东方。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打出了国威，打掉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宣告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历史不再重演，宣告了我中华民族恢复了强悍的民族性格。民族独立与民族强悍之路，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尊严和幸福。推翻殖民主义的统治的胜利, 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体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正确性，也体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性。　　

　　

　　第二，推翻封建地主宗法统治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使得工农大众翻身解放，建立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创造人人平等[ 除少数专政对象外]的社会环境。工农大众和劳动知识分子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获得自豪，尊严，幸福。在农村，摧毁了封建地主宗法系统极其族权，地主富农成为专政对象，被强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除少数罪大恶极者被镇压]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经济独立，彻底砸碎了封建剥削和依附关系的枷锁。政治上，通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成为政权的支柱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在完成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小农经济的自发势力被抑制，两极分化的道路被堵住，从而使产生人剥削人和压迫人的农业社会经济基础被彻底清除。毛泽东成功地引导农民走上了平等，民主，趋向共同富裕，互助保障的集体化金光大道。在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完成以后，建立了平等的经济制度。政治上，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以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得工人阶级有史以来首次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鞍钢宪法》的推广，确立了企业职工在企业民主管理中的主人公地位。工人阶级以及城市平民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享受自豪，尊严和幸福的生活。　　

　　

　　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人民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遍地英雄下夕烟”；“人民万岁”……对人民的肯定，赞美，尊重，使社会洋溢着劳动神圣，劳动人民神圣的风尚。优秀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被选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选为人民代表；被授予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以及各级党政领导经常性地接见劳动模范和英雄，极大地激励着劳动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教育倡导干部“两个务必”；坚决而不断地清除官僚主义作风；倡导干部平民化，干部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践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倡导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倡导干部树立平等地对待群众的思想意识与工作作风，干部必须自觉地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地探索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民主形式和制度建设，强化群众的监督权力和机制。毛泽东主持的干部建设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两个方面强化了社会主义平等民主的制度和思想文化，1976年达到了顶峰（对文化大革命要一分为二，任何简单地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均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文有专门章节从人道主义角度评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首创了全世界大众化平等民主的社会制度（苏联虽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干部的官僚化和专断化十分严重）。从而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平等民主的社会环境中追求个人幸福，个性解放，走向高尚，自觉，尊严的劳动者之路。

　　幸福之二，妇女解放。解放后，毛泽东领导了妇女解放运动，促使妇女获得一切平等的权利，撑起“半边天”，过上自豪、尊严、幸福生活。具有二千年封建统治传统的中国，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指政权、族权、神权——编者）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三——三四页。旧中国，妇女由于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迫，歧视与无条件的支配，使得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鲁迅先生的小说《祥林嫂》反映了旧中国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曹寓的话剧《日出》深刻地揭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吞吃妇女生命的罪恶本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发出了“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新中国妇女》杂志的题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新中国妇女》创刊号）的号召。解放后，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主持下，党和政府大刀阔斧地制定针对解放妇女的各项法令和政策，改革一切套在妇女身上的层层枷锁，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意识上领导妇女开展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　　　

　　

　　第一，清除色情业，剥离旧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特殊商品属性，将色情从业妇女从黑社会魔掌中解放出来。1950年，全国各大城市几乎在一夜之间，清除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色情业，色情从业妇女经过学习以后，告别屈辱的卖淫生活，融入健康的社会生活，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成为自豪，尊严和幸福的劳动者。妇女的身体和精神作为特殊商品从此在中国消失了三十余年。　　

　　

　　第二，《婚姻法》的颁布，摧毁封建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禁止童养媳，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确立以感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制度，大大提升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地位，改善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的人权状况，使妇女有权按照本人的意志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反映了解放区的女青年小芹自主择偶，抵制父母干涉，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终于与对象小二黑喜结连理，获得幸福美满的婚姻。　　

　　

　　第三，毛泽东倡导并且创造条件促使妇女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军，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也是根本的地位。1958年，全国城镇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合作社，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如上海的集体事业管理局系统。1988年发展成为加工业，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进出口贸易以及金融业等庞大综合产业。各行各业活跃着妇女的身影,女理发师，女飞行员，女科学家，女医生，女律师，女工程师，女教师等，更有众多的铁姑娘队，登高架线，高空作业，开山劈岭，修水库，架桥梁，大规模地占领男性垄断的领域。“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毛泽东）。七十年代，上海几乎没有家庭妇女的存在。全国城镇妇女也是绝大部分参加工作。　　

　　

　　在农村，妇女更是一支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大寨大队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就是杰出的代表。李准的电影《李双双》反映了火红的年代中农村妇女李双双冲破夫权思想束缚，排除丈夫阻绕参加劳动，大显身手的精神风貌。　　

　　

　　男女同工同酬，分配的平等性强化妇女的平等地位。五、六十年代上海纺织，烟草行业的女工，（这些行业以女工为主）其工资甚至高于全市平均工资。　　

　　

　　第四，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和政治活动，锻炼才干，增强社会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政治、思想素质，妇女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逐年提高。从中央到基层，妇女干部群星灿烂，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现风采，这在旧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妇女无论在解放程度，（包括思想解放和人身解放）还是参与社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对社会作出的杰出的贡献都是引领了世界妇女解放的潮流。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妇女是有史以来最为扬眉吐气的时代。

　　

　　幸福之三，摧毁西藏农奴制度，百万农奴获得解放。西藏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优秀成员之一，在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做出过贡献。七世纪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唐、蕃和亲，十三世纪元朝时期西藏并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央政府统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西藏沦为半殖民地。十世纪以来，西藏处于比欧洲中世纪更加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90%的农奴依附于占人口5%的三大领主（农奴主、僧侣、封建政权），农奴主对农奴具有生杀予夺的处置权、严酷的剥削权；农业生产水平极其落后，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木锄头、木犁，粮食收获是种子三、四倍，百万农奴生活异常悲惨。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农奴主对农奴惨无人道地行刑，“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毛泽东）。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和平解放协议（十七条）。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和农奴主联合达赖喇嘛悍然发动武装叛乱，以对抗中央实施西藏民主改革运动。3月28日，驻藏部队平息叛乱，摧毁野蛮黑暗的农奴制度，百万农奴从此迎来扬眉吐气的春天，过上自豪、尊严、幸福的生活。五十年来，西藏人民唱不完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尽翻身解放的幸福。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的长明灯五十年长明不息。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确立3.28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最有说服力的民心表达。被剥夺特权的三大领主残余势力与叛逃的达赖喇嘛为了复辟西藏的野蛮黑暗农奴制度，分裂国家，里应外合，演出一出又一出丑剧。达赖喇嘛为此获得“人权奖”——对一个企图复辟农奴制社会复辟狂和叛国者的褒奖，可见帝国主义的“人权”“正义”“人道主义”是什么货色！　　

　　幸福之四，集体主义旗帜下的个人幸福。毛泽东时代，主要特征之一是集体主义，个人幸福是普遍存在的，是如何体现出来，又如何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呢？　　

　　

　　第一，集体主义与个人幸福的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俗话说，“大河满，小河盈”。国家的独立，民族兴起，社会的发展，都会给每一个个体带来利益和幸福，前提是社会公正。所在单位和团体的发展，给予每个职工的工作稳定，福利的提高如建设福利公房进行公正分配，职位的提升，以及个人的发展提供可能。在符合社会利益和部门团体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发展受到鼓励和保护。许多普通工人，经过刻苦学习和技术钻研，努力工作而成为工程师、厂长、经济师、科学家直至国家级领导。全国总工会前主席倪志福就是代表。相反，与集体主义相冲突，与社会发展方向相冲突的个人发展被限制。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个人的发财致富，此路不通。个体生产和个体经营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公有制的社会严厉限制个体经济的发展以防止公有制社会被侵蚀。个人主义在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等）都受到限制，特别在高层，个人主义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高岗、林彪两个篡党集团都是由于个人主义权力欲恶性膨胀而发展到篡党夺权，导致自取灭亡的结果。大多数人民的个体幸福，安定而努力工作，创造出新中国建设奇迹，积累厚实的物质基础。最明显的是粮食生产与供应。1949年，我国粮食生产无法满足五亿人口当年的需要，而1976年，除了满足按定量供应当年的八亿五千万人口以外，国库存有全国人民的净吃三年的储备粮，（这是由1963年至1976年间建立的大粮库）。这个奇迹是在全国人民参加艰苦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资料业、农业科学研究、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以及大规模农垦等形成综合农业生产力实现的。这有力证明了集体主义与个人幸福的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互助性决定。个人主义突出以个人为中心追求幸福。意识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具有排他性。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正是遵循了个人主义的排他性。互助性与之相反，视人与人的关系是合作、协同的关系，互助性同时表达为互相的利他性。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这种关系的经济基础，意识上“我为大家，大家为我”，“一人有难，众人帮”。有困难者被帮助度过难关感到温暖、幸福，帮助者看到同伴转难为安，显示了众人的力量也同样感到欣慰、幸福。因此，互助性是最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集体主义既保证互助性的实施，又使互助性升华为崇高、神圣。具有旧人道主义无法相比的优越性和崇高性。毛泽东时代的福利制度的设计正是体现了集体主义与个人幸福相统一的原则。比如医疗保障制度：医疗基金是由全体职工贡献的，用在生病者身上；国立医院是全民所有并且由政府财政拨款，生病者都可以接受治疗，甚至免费治疗。再如福利分房制度：福利基金是全体职工贡献的，建造的公房分配给居住困难者，不论贡献大小，职权高低。这些制度都体现了集体主义旗帜下的互助性。　　

　　

　　第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正性决定。社会的公正性的思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二千五百年之前的墨子主张“人人劳动”，“损有余，补不足”，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的政治纲领“等贵贱，均贫富”，闪耀着对社会公正的人道主义主张和理想，但是，私有制社会是无法达到社会公正的。在美国，私有制的垄断集团凭借经济实力对政府和国会施加影响，派出代理者打入国会、政府的决策层，收买国会议员，游说、政治选金等手段从而左右国家政策，致使垄断集团获得巨大利益。近三十年，我国各级官员被资产阶级收买的事例层出不穷，以百万计。工农群众没有能力与利益集团竞争，因此，私有制的条件下，社会公正是可望而不可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集体主义旗帜下的个人发展与幸福，是在平等公正的条件下实现的，没有牺牲其他个体的利益。毛泽东时代，消费品的生产的增长速度（每年递增9.7）虽然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每年递增1.8，1949年——1976年，我国人口增长70%，净增3.5亿，堪称世界第一）还是不富足，采用定量供应的办法，人人平等地享用粮食，棉布和部分日用品。消费品长期保持低价，保证人人都能过上基本、平等的生活。旧社会，富人家的狗吃肉，穷人大批饿死。两者相比，社会主义的公正性不言自明。解放后，全国学生考大学、中专，不分贫富贵贱，择优录取，免费学习且有每月13.5元的生活津贴。大批贫苦工农子弟从大学，中专毕业，彻底改变了旧社会穷人上不起学的状况。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公正的经济基础，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按计划、有比例地协调发展，限长补短，以强扶弱。这一原则向社会各个领域辐射。公正性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全国一盘棋”反映了集体主义旗帜下的人人各尽所能，各自发展，享受平等而幸福的生活。同时，也体现了全国各地均衡发展给各地人民带来大致均等的发展机会。

　　

　　幸福之五，引导人民开展改造大自然的斗争，激发人民的创造性，使人民充分享受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劳动的快乐与幸福。人道主义认为：人可以也应该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和幸福，甚至认为这是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的源动力。人道主义理想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讨论，我并不认为按照理想推动社会进步是唯心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吗？人之所以为人，不单是被动地适应世界而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结果。征服自然，改造世界是人的天性，是人获得快乐与幸福的源泉，更是人的发展依据和条件。毛泽东指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用高昂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引导，激励中国人民参与大规模的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斗争，开展技术革新创造性劳动成为世界奇观。　　

　　

　　第一，愚公移山，征服自然。解放以后，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把黄河治好！”“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长达二十六年的水利建设。1958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身先士卒，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记录片记录了72岁的朱德与60岁的周恩来搭档拉人力车运土，劳动一天的真实场面）北京四十万人参加水库义务劳动，建成二十八座水库。全国建成八万七千座大中型水库，以及众多的灌区和配套设施。土方量三千六百余亿立方，建成灌溉耕田面积七亿一千万亩，占全世界灌溉总面积的25%，是美国的二倍多。实现劳动积累按当前价格合计二百一十六万万亿元（基本由农民承担劳务，全体人民应当牢记农民这一巨大的贡献）。相当于08年GDP的7.2倍。（按三亿立方的三峡工程总投资一千八百亿元折算）记录片《红旗渠》记录了林县二十万人民用了十年时间，削峰填豁，开山筑渠，结束了林县缺水的历史。“林县人民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仅仅一个小县的民力建成三亿立方的石渠，可谓奇迹。（万里长城总工程量为2.7亿立方，经历五百余年）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水利建设和和农田基本建设，是世界任何国家不能匹敌的当代奇迹。　　

　　

　　在《愚公移山》精神的鼓舞下，在改造大自然中，涌现了无数个感天地，泣鬼神的当代愚公。昔阳县大寨大队农民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治服七梁八沟，建造层层梯田，在虎头山上树起一面值得全国人民学习的旗帜。　　

　　

　　第二，1958年，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普通工人，学文化，学技术，参与技术革新，改进工具设备，开发新产品，探索新工艺，发明新技术。在创造性劳动中展现当代工人的聪敏才智，感受成就、快乐、幸福。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出众多的革新能手，如蔡祖泉，一个只有小学三年文化的吹玻璃瓶工人，在党的支持下，不断向电光源科学冲刺，发明数十个新灯种，成为中国顶级电光源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爱迪生”，为新中国电光源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袁隆平，湖南省偏远山村的农校教师，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科学实验，在华国锋的支持下，1975年获得成功，推广到南方十三省大面积播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作出巨大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毛泽东时代，群众参与技术创新，没有门槛。也没有门阀，只有鼓励与支持。“为国争气，为国争光”，有了这种精神，“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　　

　　

　　如此大规模地去实践人道主义关于征服自然，改造世界和技术创新的活动的理论，如此高昂、激情地演义愚公移山的神话，也只有毛泽东时代被活生生地铭刻在青史上。

　　

　　

　　幸福之六，残疾人和弱势群体受到的人道主义关怀。毛泽东对残疾人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平等观、劳动观结合起来，通过行政权力保障残疾人就业，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上海某低压电器厂、某制伞厂是盲人工厂，全民，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街道生产组都有残疾人参加工作，残疾人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而与常人一样享受平等、尊严、快乐、幸福的生活。残疾人中，有的自学成才；有的入党，成为干部；有进入大学深造；有的获得各种荣誉；更有涌现出常人难以匹敌的先进典型。《把一生献给党》的吴运铎就是残疾人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曾经激励千百万青少年特别是残疾青少年发奋图强，自强不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残疾人在学习、工作、生活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平等、尊严、发展、贡献是世界任何社会，中国的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比的。当前，残疾人虽然也得到人道主义的关怀，但是，他们被剥夺了成为劳动者的权利，丧失了溶入社会的机会，平等、尊严、发展、贡献已经成为梦想。　　

　　

　　弱势群体受到人道主义的关怀。1958年，农村实施五保户制度，养老院养老制度，城市无收入的孤老养老制度。使这些孤苦老人在政府和集体的关怀下安度幸福的晚年。

　　

　　幸福之七，人道主义积极人口发展思想与政策使人民享受的天伦之乐，使中华民族迎来朝气蓬勃的时代。中国是人口大国，但是人口发展并不顺利。1840年中国人口为四亿，由于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榨，国内战乱等因素，增长不快，1949年底为五亿四千万。平均年新增人口495万。毛泽东时代，平均年新增人口1148万，平均寿命从36岁延长到68岁。这一成就是毛泽东各项人道主义国策的综合表达，是举世无双的奇迹，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中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积极人口发展思想的人道主义崇高性。　　

　　第一，积极发展经济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超过人口增长。“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400页。）、“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事实按照毛泽东论断的方向发展。1949年粮食产量人均202公斤，1978年人均319公斤，1982年人均400公斤。粮食产量的增加超过了人口增加，棉布、日用品等都远远超过人口增长。毛泽东以辨证动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决定了他的积极人口发展思想的科学性。当然，这也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政策、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的结果。相反，自1983年以后，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均粮食下滑，2003年人均333公斤，这些年，我国依赖粮食进口，粮食安全形势严峻。说明综合农业生产力发展相对人口增长是后退的，当然是错误的指导思想、路线、政策造成的后果。　　

　　

　　第二，毛泽东的人道主义积极人口发展思想尊重妇女生育权，婴儿出生权，父母对子女数量的决定权。卫生部门在1950年4月20日制定和颁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卫生部又制订了面向全国人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7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同意实施计划生育，但是仍然坚持他的人道主义积极人口发展思想，尊重人民的生育意愿，排除强制政策，而是以宣传与自愿节育并举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　　

　　

　　第三，非常珍重人民的生命权。生命权极其保障，是人权的先决条件。生命的存在与否决定其他一切权利的去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解放后，人口死亡率下降，由1949年的2%下降到1976年的1.1%，儿童死亡率由30%下降到5%。死亡率的下降引起人口增速加快，人民利益的增长和幸福指数的上升在人口增长中清楚实在的。　　

　　第四，人口高速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丰富的并且有文化的劳动力，人口年轻化，推迟人口老龄化的进程。1957年，我国已经达到六亿人口，按照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的关于控制人口目标六亿的主张，全国的老龄化比当前的上海还要严重很多——一个死气沉沉的过度。　　

　　

　　1979年以后，粗暴否定毛泽东的人道主义积极人口发展思想，强制性地实施反人道主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将造成中华民族的人口灾难。人民一旦养成一胎化、零胎化生育习惯与文化，将难以逆转。我国汉族将会步日曼耳族、法兰西族人口逐年下降的后尘，走向衰亡——一百年以后，全国城市到处老人与空巢。

　　幸福之八，人民享受健康长寿的幸福生活——毛泽东的救死护伤，实施革命人道主义的医疗卫生思想指引下，取得医疗卫生的辉煌成就。　　

　　

　　一、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成果
评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这个社会某一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有三条标准：一是社会人群的发病率，特别是流行病与传染病的发病率的升降；二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生病，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三是国民的体质是增强还是减弱了，平均寿命是提高还是下降了。勿庸置疑，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进步。
1、迅速消灭或控制了严重威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
以下列七种疾病为例：一是鼠疫，仅云南省自1772-1949年的一百七十七年间，就发生流行200次，波及88个县，死亡人数达百万；解放后经过大规模的群防群治，到1964年便完全控制了鼠疫在人间流行。二是霍乱，自1921年由印度传入云南，仅1939年至1942年两次大流行（第一次流行波及26个县市乡，第二次波及64个县市乡），据不完全统计告，两次的死亡率分别为51%和74%；此病于1957年得到了彻底控制。三是天花，解放前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传染病，染病者或死亡或留下“麻子脸”；到1960年云南省西盟县永西寨发生最后一例病人，这既是云南省最后的一个病例，也是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告消灭了天花的时间和地点。四是血吸虫病，据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统计，全国疫区多达12个省、市、自治区，面积为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受此病威胁的人口有一亿多，1200万人感染此病，其中许多人丧失了劳动力；1955年冬毛主席发出“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将原定15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改为七年，结果在流行最严重的江西省余江县，1958年6月就完全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看到《人民日》的导，兴奋地彻夜未眠，欣然命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送温神》七律两首。五是疟疾，是全国性的流行病，云南省是高疟区，当年我军进驻云南边疆时，许多村寨因疟疾流行，人口大批死亡或逃离，许多连队指战员疟疾发病率近乎百分之百；当时西南军区很快组成了抗疟大队，他们在当地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两、三年的奋战，这个恶性流行病便得到了控制，创造了有史以来的奇迹。六是性病，解放前卖淫嫖娼的社会恶习，导致了性病在这类人群中广泛流行，据解放初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性病患者达百万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采取断然措施而查封了妓院，解放了大批妓女，为患者进行了根治，并为她们安排了正常工作。七是结核病（俗称痨病），解放前无论城乡发病率、死亡率都比较高；新中国成立后，其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了控制。
2、城乡大多数人的医疗基本有了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就业率很高，基本消灭了失业；广大农村经“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不久又走上了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城市里的国家干部和职工中，便实行了公费医疗制，他（她）们生病不论门诊或住院，都不要个人缴费；其家属和未成年子女享受半公费医疗（也就是办个公费医疗证），生病无论门诊或住院，不再交费。1950年，政府培训了20万卫生员分配到各地农村，并且在乡镇建立卫生院。农村人口基本免费住院治疗。60年代前期，毛主席发觉当时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重城市”和“轻农村”，便严厉批评国家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6.26”指示。在“6.26指示”的号召和鼓励下，军内外医务人员掀起了分批分期下农村的热潮；与此同时，农村大办合作医疗（1969年底统计，95%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边治病、边参加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世界联合国卫生组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并在全世界范围宣传推广。
3、国民身体素质增强和平均寿命提高
旧中国由于“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许多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贫病交加。有着“东亚病夫”之辱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劳动人民翻身和当家作主，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不仅少生病了，而且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再加上毛主席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全民体质”，大多数人的体质明显增强了，从此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们平均寿命增加32岁以上，平均寿命为68岁。此外，还要特别提到婴儿的死亡率，解放前婴儿死亡率30%，而解放后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1976年为5%，不少地区都降为零。

二、辉煌成果源于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极其路线和卫生工作方针政策
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也始终面向大多数人。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最早的卫生工作的题词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十分强调“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抗战期间，为追悼白求恩同志的题词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延安卫生展览会的题词是“为全体军民服务”。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第一条便是“面向工农兵”，　1965年6月26日　，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卫生工作的方向。由此可见，建国后我国卫生工作取得光辉成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主席为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制定了一条“为大多数人们服务”的正确路线，而我们军内外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卫生工作路线，才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从而取得了光辉的成果。方针与政策是路线的具体表现。一九五四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是我们深入贯彻与落实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正确指针。
第一条方针“面向工农兵”，这是由我党的宗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告诫我们在工作中永远不要淡忘或背离这个方向。第二条“预防为主”，这是毛主席军事上“打主动仗”思想在我国卫生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由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因预防是对疾病的主动进攻，使大多数人受益。第三条“中西医结合”这是从我国同时存在着传统医学和西方传入的现代医学这两种医学并存的现实出发，因为中医与西医分属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各有长短与优劣，而将这两种医学结合起来，就能更好的发挥各自的作用，更有利于人民的健康事业。第四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和运用，也是我国卫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因素，而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更是有力贯彻这一方针的生动体现。此外，毛主席还十分重视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十分强调“医生一定要政治挂帅”。他在一个相关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结合，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在这里还特别要提到，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便为我们广大医务人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学样榜样，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他要我们广大医务人员学习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和“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都以白求恩为榜样，军内外均出现了白求恩式的先进医务工。显而易见，在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由于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人道主义医疗卫生思想和路线，切实落实了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从而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果。　　

　　

　　毛泽东在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指导思想中，民本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医疗机构具有公益和赢利的双重性，新中国将医疗卫生机构改造成为单一公益性组织，剥离其商业赢利性一面。突出人道主义的防治疾病为唯一目标。改革后，又恢复了医疗机构的赢利性，付钱治病，无钱等死。1978年实施分田到户，摧毁合作医疗体系，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受到重创。背离毛泽东的民本思想的医疗卫生路线。（本章引用吴金玉《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成就，略有改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