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骄阳　　

　　 一　　

　　六月的风刮过之后，七月场里进入了一个特殊地平静时期。我们的反击大字再次出现但出乎意料地没有受到围攻，其他的大字也减少起来了。好像六月里的热潮只是一次偶尔的光顾，一切似乎又在恢复原来的面貌。形势真的如此吗？　　

　　

　　变化还是有的，只是在悄悄地进行。　　

　　

　　七月初，从市里和局里就先后下来了两位都姓杨的调查人员，凡是六月里比较积极的人，都找到去谈话。而不分你站在哪边。我们几乎都被叫到了，而且也愿意借机宣传我们的观点。他们的态度是少说多听，耐心诚恳，没有我们估计或是见到的那种官老爷态。只是后来他们走了，不知道结论是什么。　　

　　

　　　7月12日　，场里召开了一个参加人员很有目的性的一次大会（其特点是，我们这些给场里贴了大字的人员都设法找来了，比如一般党团员被通知开会，可这次还加了工会委员，那样我就也参加了）。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个文件——内容是有关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安排，简单说是目前转入学习阶段，四大暂停，运动要等到与四清结合。随后，又传达了天津市市委书记万晓塘的同题讲话。传达完毕，我们这些来听会的就清楚场里的意图了。可是领导们意犹未尽，还要借题发挥一下。在事后的分组讨论时，我“正好”和二把手、场长路明桥分在一组，平时言语不多地路场长这次却谈兴很浓。在重新复述一遍文件精神之后，他接着就对万晓塘的告表示赞叹。随后就自问自答地说，有人说为什么万书记讲话和中央的精神那么一致？那就是领导和组织的政策水平了。接着话锋一转说，任何人都得服从组织。可有的人偏不这样，自以为是，结果又如何？我看有的意见作用不好不如不提，提意见也得有事实，乱扣帽子可不行。他暗示的是谁在场的人都是清楚的。在他的的带动下一位老党员发言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你不能只相信毛主席一个人。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你必须无条件的相信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本单位的党组织。我开始发言了，我说各级党组织应当相信，可是也得看他们是否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不能一味地无任何条件地服从。路场长当即反驳我说，在场党总支没有解散前，我必须服从他。我也立即回答，如果你在北大呢？无论陆平多么对抗党中央你都服从吗？场长语塞，竟然说出了“我是扶舵轮的出身，不懂得那么多理论”。我说，我虽然进场年头少，也算修舵轮的，可无论干什么都得学习毛泽东思想。对不对场长？接着，主持兼记录人就说，讨论结束。　　

　　

　　会后，我们参加会的伙伴们碰了一下，一致认为，斗争只是转移到了新的形式，谁也不会结束——首先是场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这些“犯上作乱”的异类的；当然，我们也盯住了他们的问题。而随后局调查员继续找我们谈话，又使我们感到运动不会“黄鹤一去不复返”的。但它在何时再来呢？　　

　　

　　一天我歇班回家途经一个木材厂，一阵阵地口号声使我不由得驻足而听。很像是声讨大会，可离会场太远，终究听不清楚。我立即感到，这是运动没有结束的一个证明，于是马上联想到了我们场中途搁浅的运动，几时我们会有这么一天呢？心中泛起一阵激动。但是再一想，我又冒住了另一个念头——那个厂要是领导组织的斗群众呢——对那些给领导贴了大字的，再抓些籍口？想到这里，又好像看见了铺天盖地围攻我们的大字。心里有些黯然了。但是，转念又一想，革命者是无私无畏的，无论会遇到什么打击。当天的日记里我记下了这时的心情：“也许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来斗我们，这我吃得住吗？但是扭头一看，一幅《青春红似火》的电影宣传画出现在面前，伟大的王杰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粉身碎骨，而我们和牛鬼蛇神斗争时会害怕斗争会吗？”　　

　　

　　究竟会不会害怕，还需要看实践。然而感谢老天，终究没有走到到这一步。——其实，据后来多方调查证实，我们特别是我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场领导的极度恐慌和仇视，他们整理了围攻大字的材料并加上对我日记的歪曲，已经把我内定为“极右分子”，——完全按照1957年的模式，并且已经上，还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和“反动资本家”刘宏海同台批斗！——如果这一切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实现，那么当时20岁刚过的我，未必可以承受的住那样的灭顶之灾——说不定在灾难来临的最初就会逃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轻一点也许会是精神错乱。然而1966终究不是1957，这就是我的幸运。这也是我走到今天的一个起点。　　

　　

　　斗争确实没有结束。很快，6月里贴过大字的姜玉江找我来了。对于这个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深受迫害的复员军人，我满怀同情地接待了他，而且也想在了解事实的过程中核实某些细节。姜玉江来自农村，文化不高，表达能力也不强。可是在他的哭诉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他的巨大委屈。而且无论如何，对于这个因侥幸才有第二次生命的人，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作假。反而按照当时的社会氛围认定他受到的迫害，不仅仅是褚忠良对于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阶级复。至于褚的工人出身又如何解释呢？那就是蜕化变质了。姜玉江的泣不成声逐步使我转化成一种新的情绪——那就是对于褚忠良和他的包庇者魏志远的恨。而且认定，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　　

　　

　　然而就在此时，场部的一纸调令把褚忠良由保养车间调往场工会担任主席。这个特殊时刻的特殊调令显得比过去的任何调令都引人注目，不懂得组织原则的普通工人也都看得出：调令一是使他离开保养车间这块敏感危险的是非之地，二是表明这是一种信任的升迁。在对他的问题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场领导再次显示了他们的权利，这是对于一切反感和怀疑褚忠良的人的威慑。多年来他们一向认为工人只有无能为力和敢怒不敢言。可这次，他们为自己的判断付出了代价。　　

　　

　　姜玉江的经历使我们都很震惊也很气愤，我们表示愿意帮助他解决问题，至于什么时候，那就不好说了。记得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就是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革命不革命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我们必须要和最基层的工农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因此，在姜玉江之后，我也主动地找到了一些老工人了解情况，他们也都很愿意接待我们。他们谈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往事，无一不使我们感到文革势在必行。特别是直接受到前车间书记史荣祖迫害的老师傅汪义祥的控诉更使我们心如潮涌，他谈到无意间发现史和某女工的暧昧关系之后，他的厄运就接踵而来。他不愿意逆来顺受，开始向场领导反映，结果是迫害在继续；找到了公司，依然不解决问题；最后找到了局党委的一位女书记，开始也接待，可过了好久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于是文化不错的汪师傅连续给女书记写信，一封、两封、八封、十几封……终于书记回信了——他就把原信交给了我，我一看开头就是：你的信我都收到了，全交通系统4万多人，不见得你的问题最重要，最当先……结果当然还是没解决。一路告状，使他从满怀信心到彻底失望，一口气下来全身浮肿。一连歇了四个月。望着他那依然没有彻底恢复的身体，我更感到自己路的正确和下定了更大的决心。　　

　　

　　一个月前开始过的运动好像有一个巨大地惯性，它的突然停止（转向）倒使人们不自在起来。想到生活不能有空白。我便开始重操旧业——恢复了美术组的活动——它一向是属于场工会松散领导、由我直接组织负责的业余小团体、目的在为场里搞宣传。这次画笔重操却使我意识到，它和以前历次给场里搞宣传大不相同了：过去往往是场领导或工会直接布置，干好了还要表演鼓励一番；然而如今，你宣传搞得再红火，干的再玩命，也别指望任何领导的肯定和赞许了。想到这, 自己却又增强了一种自立意识：我们不是为你们干，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为了教育群众。于是我开始临摹一套舍生拦惊马献身的英雄战士刘英俊事迹的挂图，原作是水墨画，非常生动。我想一定要画得更好。然而没有想到落笔不久，突然感到手生得很，本来一下子就能勾出的轮廓，几次都不准。一想，毕竟是两个月没摸画笔了，这是多年是很少有的事，若这样下去水平要大倒退了！这使我心里一惊。但一转念又仿佛看见张思德、欧阳海的笑脸在望着我，还有刘英俊那英俊的面庞，我又心神安定了。一切看人民的需要吧，我相信还会有重拿画笔那天的。　　

　　

　　没想到，这天却来的这么晚。　　

　　 二　　

　　时间到了八月，表面上依然是平静。这暂短的沉寂说明双方都在观察和等待：谁也说不准明天会有什么情况。可社会形势在继续发展。月初，人民日刊登出武汉著名杂技演员夏菊花和工作队的斗争的事迹，她为了维护真理“宁可上断头台”的事迹大大地激发了我们，她的“两不怕”更是对我们的直接启示，而他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支持更使我们振奋。与此同时，天津也在动，尽管有一个文教的范围，有一个市委指定的批判对象——一个叫王金鼎的文教政治部主任（就是后来讲被“抛”出来的那种批判）。同时被抛出来的还有南开大学的娄平、吴大任这些“黑帮”，可群众的理解不会就在领导人划定的圈圈里面，市委前的大字和前去观看的人群不断增多。密切注意动向的我们，还在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上看到了我们希望和等待的消息——无线电一厂的革命职工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和厂里的“黑帮”（指被打倒的原领导）斗了起来。这不是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范例吗？我们开始怀疑场里七月传达的文件的准确。这时也许全国都在问——文化大革命还搞不搞？很快，就都一目了然了。　　

　　

　　 　　

　　

　　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可那个晚上依然显得那么清晰：这天是8月8日，我们几个伙伴坐在场院里一辆旧轿子车里乘凉，聊着聊着，从远处传来广播声。由于相距较远和风向变化，这声音时隐时现，可是偶而听出的词句和段落却使我们感到激动和振奋。大家不聊了，都用耳朵仔细搜寻着远方的声音，什么“一批本来不大出名的青少年”、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警惕有人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样极为新鲜的提法。大家还从中国第一播音员夏青那熟悉的男中音里确认到了广播的重要性。　　

　　

　　由于收音机、半导体在当时并不算普及（更谈不上电视），我们很难向今天这样能立即确定这条消息。但从已听到断断续续地内容来分析，都觉得可能是一篇极有份量的社论，甚至比社论还重要，那是什么呢？在欣喜和企盼中我们都没睡好，记得夜里在宿舍醒来我还想起一句。然而第二天——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栏套红标题赫然出现在所有纸上。它说：——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警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这个随之被称为“十六条”的文件，就是我们昨天听到的声音，它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记得当时我和何少然拿着纸，几乎是跳跃欢呼着跑回小组。“十六条”立即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它似乎是我们近两个月来一直在等待着和盼望着的最重要的文件。　　

　　 三　　

　　

　　

　　

　　读完十六条以后，我们这伙年轻人的共同感觉是：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来了！两个月来一股说不出的苦辣酸甜，一下子涌上心头。接着，8月10公布了毛主席来到北京中央群众接待站时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深信：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高潮，我市、我场的运动也将随之掀起，而场党总支前一段的阴谋也会暴露无遗和走向破产。大家根据“十六条”中把党的领导对运动态度对号入座的认为我们场属于第三种情况（即怕群众）、而且又有随时往第四种情况（抵制运动、镇压群众）过渡的可能。一位由司机转到内勤的张希民说，这十六条就像十六面镜子，把咱场的情况照的清清楚楚。我们深信十六条的公布必将给我们场带来巨大的变化，甚至一度想把十六条用大字抄出。如今两个月前的造反者都充满信心，而场里的大多数中间派也开始关心运动。同时，大家也都看着场领导怎么办。　　

　　

　　场里的态度却是若无其事。　　

　　

　　一向以“突出政治”为口号，而且特别善于布置繁琐讨论学习为能事的场领导这次却一反常态，一连好几天装聋作哑，不仅以看电影和安全讨论来占据学习时间，而且多少天来全场连一条拥护十六条的标语都没贴。很显然，这是被吓呆了的党总支的变相抵制。　　

　　

　　大家被激怒了。而当时红旗杂志社论抨击他们“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反对群众，压制群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面貌，还又给了我们极大的斗争勇气和力量。8月12日，也就是十六条公布的第四天，我们五个人（董、李、高、冯和我）在食堂醒目地贴出大字《这是为什么？》直接了当地对场领导地奇怪态度进行质问，然而党总支却依然一声不吭。　　

　　

　　当时已有一些学生来场串联，目的是联系车去北京。我们非常盼望他们来场点火和支持我们，记得正赶上星期六休息，我们就预备了茶水、脸盆和毛巾接待他门。转天，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公布了。　　

　　

　　　8月14日　上午， 我去医院看病，回场是看到门口有许多人在聚集。近一看有近百人在游行，大家打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呼着口号庆祝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发表。我发现董宜德也在其中，深知他起了组织鼓动作用。我立即加入了队伍。队伍走到场门口办公区时，正在值班的党总支书记魏志远没有出来。我们就在厂门口停了下来，我和董宜德都觉得这是教育和鼓动大家的好机会，于是他就向大家讲话。从十六条说到场里的问题，从社会形势说到场里的态度，说得大家群情激愤，随后大家就显示力量般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接着有人也让我讲话。除去没有准备以外，我还觉得这是进一步学习十六条的最好机会。于是我就取来头一天的纸向大家宣读人民日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对于最后一段，我念了两遍——　　

　　广大群众要拿起十六条这个武器，同本学校，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作比较。合十六条的就继续办；不合十六条的就要改过来；对于那些抵制十六条的负责人，就要揭发，就要批判。　　

　　社论给了更多的人以深刻的印象，不少人转变了对党总支的迷信，要不是为了生产大家还会继续停留，当时大家还都没有停产的意识。　　

　　

　　上午的游行给了魏志远很大震动，立即感到这样被动地拖下去终不是办法，于是立即派车找场其他领导人（那天是星期日，那时家庭电话几乎没有），决定下午也组织游行，并立即准备。中午我去场工会取标语纸，碰到了魏志远，他似笑非笑地对我说，小陈，你们的小活动搞得不错呀！我说这是群众自发的，并随即质问场里为什么不学十六条？他答，我们下午也组织游行啊！我突然灵机一动，那咱们去市委怎么样？没想到，这句话对双方都是提醒。　　

　　

　　随后我们一些人，有基本人员也有上午游行的积极分子开始研究起对策。大家预测了下午的游行路线，并准备适时地把队伍带到市委，如果能实现，那末就可以像当时许多单位一样，当众揭发场里的问题了。我们根据上午的经验，认为下午游行最多三百人，而我们的基本力量通过检验起码会有三十多人，如果在游行行进中这些人抢去队旗、标语牌（估计持旗的人多不会抵抗），那就可以引导大家。想到这里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一试。　　

　　

　　然而场方比我们准备的更充分。新任工会主席褚忠良亲自布置了仅仅绕场一周的游行路线，并指名挑选了十几名身强力壮而且非常总于他们的人担任旗手。甚至在拟定的口号里不准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当时最有实质性的口号。见此，我们只能放弃原来的计划。游行中,天下雨了，泥水中队伍仅仅在场附近象征地绕了一小圈，仓皇结束。 　　

　　

　　党总支的理亏心虚和拙劣手法，加上急骤发展的社会形势，使场内造反者的队伍无形但又迅速地扩大了。八月骄阳，灿烂辽阔，有如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情。　　

　　 四　　

　　事后党总支不得已装出布置“学习十六条”的姿态，但要求是：只许通读而不准结合本场情况讨论。这样他们的本意便被看得更清楚了。每天的小组会则成了我们这些青年进行宣传鼓动的极好阵地，许多群众深受感染。这不仅有我在的底盘组（锺文仁、何少然、高树田、冯连成都在此组），而且还有董宜德、王玉明在的修旧组，宫虎所在的配备组以及引擎、车工组等。场和车间领导也都感到了这种变化，为了保持影响，又布置了“评选学毛著积极分子”，本意在于抓住一部分听他们话的人，没想到我和董宜德却都被小组推选为候选人。我们很兴奋，这倒不在于什么“荣誉”，而却在于可以得到和各小组候选人接触的机会，从而扩大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没料到的局面，使布置选举的车间负责人极为尴尬和恼火，于是干脆撕下了“民主选举”的遮羞布，直接指定了他们早已安排好的五个人。可大家对他们的面貌也一目了然了。　　

　　

　　然而，十六条的巨大影响还使场领导日益不安。到了8月17日，党总支再次传达中央文件，有意思的是参加会的居然还是上次的那些人，于是我们再次“荣幸”地成了场里的“骨干”。这次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简称“补充八条”，它的中心就是厂矿企业的文革必须“等四清”，和十六条的感觉完全不同。而负责传达的总支委员、场长路明桥要求大家“把补充八条和十六条结合起来讨论”。乍一听，还以为这八条是对十六条的补充。但是细心地一查，不对了，这补充八条却是　7月22日　发的中央文件。它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于　8月8日　公布的十六条的“补充”。场领导害怕十六条格外重视这“八条”，其实质就是要以“等四清”为借口取得喘息机会。回想7月传达文件，这当然是故伎重演了。　　

　　

　　但厂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如何搞几时搞，十六条也没具体说明。于是事后，我们开始给朋友写信询问八条传达的时间，后来觉得不及时，就骑车直接去找朋友，记得到河东贾沽道钢丝绳厂时，我的新自行车沾满了泥。可是得到的回答也含糊。于是又直接给中央文革去信，想得到解释。我起草了这封信，七八个人签了名。信刚寄出不久，在我们内部又展开了争论。　　

　　

　　一种看法是应按十六条所讲“一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由谁来搞？中央已明确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了，而那些明令被整的“党内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也当然不会“自身革命”，只有依靠本单位的群众了；另一种看法显然是受了“补充八条”影响，认为需要“等四清”。两种观点，争执不下，虽然多数（包括我）为前一观点，可后者却包括董宜德，也不好忽视。实在争执不下怎么办只有找中央了！　　

　　

　　年轻气盛的我们决定派两名年轻的使者直接去北京。事前由我起草了一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倾诉了我们的心情（这时已有十六人签名了）。他们带了干粮（这是现在无从想象的那个时代的产物），车费当然大家掏（记得我和黄勇祥掏出全月奖金）。当晚送他们到车站已经是夜里12点了，这天是8月19日过了立秋，天已有了凉意，可大家心里暖烘烘的，真有“送君送到大路上”的感觉，而两个年轻人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激情和使命感。就在这一天，全国纸电台道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在北京接见了百万红卫兵的重大消息。　　

　　

　　他们会几时回来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　　

　　 五　　

　　　8月21日　凌晨，在宿舍睡梦中的我们被叫醒，睁眼一看竟是去北京的高树田和冯连成回来了，再一看表才三点多锺。其实我们才分别四五十个小时，可这时却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我们手拉手地去了美术组(它成了我们投入文革的基地)。他们进屋后马上汇，说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对我们问题的回答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按十六条办！哎呀，这回答就是肯定了我们的第一种想法，至此连持第二种想法的人也不再犹豫。大家仿佛立即都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兴奋极了，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连这两个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的使者特仍没有睡意。当我们强把他们按到床上时，远处的天空刚出现了一片淡黄色的曙光，有如我们的希望。　　

　　

　　不久，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有“问题”的不发)地发下来了，望着扉页上的毛主席画像，我真是心潮澎湃，我随即在第一白页上录下了他老人家的咏梅词——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我想，这是当时千千万万个的中国青年的共同心境。　　

　　

　　应当干的前提解决了，可怎么干呢场里存在走资派欺压群众和镇压文化大革命的事实。而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号召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开火，应当起来干是毫无疑义的。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把我们少数人的行动变成全场多数人的群众运动。　　

　　

　　我们仔细地分析了并归纳出以下几方面情况：　　

　　

　　第一个是褚忠良迫害姜玉江的事实。最初在姜玉江六月底的大字里提起此事，虽经多年，但终未解决。在群众里也有影响。我们后来又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更具体的情况，我们确信这是党内走资派迫害复员军人的严重事件，对他表示同情并愿在合适的时候尽力帮助他。而他也寄希望在文革中解决这起沉积多年的冤案。另一方面，场领导一直全力包庇褚，致使姜玉江多年控告不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今年褚的问题被公开揭露后，竟然又把他从车间书记提拔成场工会主席。这种态度不仅是对姜本人的进一步压制，而且也是向其它群众的示威。与褚忠良类似的“史家朝廷”史荣祖问题，影响更大，反应的人很多，受到迫害的也不仅是汪义祥一人。场领导的态度也是包庇到底。　　

　　

　　第二点，场领导自文革以来，组织围攻给他们贴大字的群众性质恶劣、疑点极多。可问题是：在工厂里大家判断领导有无问题往往注重是否迫害好人，包庇坏人，或者是否有经济问题。而对组织围攻投入文革的群众这点（即后来讲的“执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却难引起更大的重视。这是工矿企业和文革开展较早的学校、文教单位大不相同的地方。　　

　　

　　第三点，此时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开展起来。红卫兵已杀向社会大扫四旧，许多当权派被纷纷罢官。这对我场群从肯定会产生大影响，况且　8月14日　游行表现出的情绪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估计。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们的结论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若以姜玉江受迫害为突破点，强烈要党总支罢褚忠良的官，继而要求揪出史荣祖，必将能唤起群众、掀起全场的文化大革命。认识统一了，随即开始行动。应当说在这个八九个人的策划（这个词当时是贬义，如今说确是实情）中，我是起了主导作用的。　　

　　

　　行动马上开始：由锺文仁、高树田、何少然去串联观点接近单位的复员军人；我和何少然帮助姜玉江重写大字，我对张的原稿稍加修改，由何少然抄写至深夜。其他人分别去各组发动群众写支持。　　

　　

　　　8月22日　早晨，姜玉江的大字在职工来往最多的食堂醒目贴出，题目是《一个复员军人的血泪控诉》，除去叙述褚忠良对他的迫害外，还向党总支明确提出要“罢褚忠良的官”。一整天，食堂人来人往，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觉得场里会有变化，可是场领导没有任何反应。　　

　　

　　第二天，天很热，一早晨就骄阳照人。食堂里赫然出现了十四名复员军人联名支持张玉江的大字，明确提出“打倒褚忠良”口号，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群众，包括不少尚未出车的司机。接着保养车间许多班组“支持姜玉江，打倒褚忠良”的大字相继贴出，大家不约而同的提出了限党总支“三天罢官”的期限。形势急速发展。　　

　　

　　对此，一方面我们觉得群众已经起来了，同时又感到面还需要扩大。于是我又帮助姜玉江写了《再次呼吁》，中心是向大家表明“对于第一次呼吁中所提到的事实，我敢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褚忠良对质辩论。”应当说，这既是对大家心中疑虑的一种消除，也包含着对姜玉江的追问。随后为扩大影响，我又写了一张题《分水岭，试金石》的评论贴出。当晚苏先宏等复员军人又将姜玉江的呼吁和他们对他的支持刻印，并散发到场外。　　

　　

　　就在这天的下午，场里一反常态，突然又叫我脱产了——其实，这是对我在生产小组里在大家的支持下随意搞运动的一个限制，而我从表面上，也无任何理由拒绝。脱产的工作就是写大标语，学习贯彻十六条之类。这确实也是牵制我的一个办法，对此，我也只有走着看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临近，大家都紧张地想着下一步。　　

　　

　　三天罢官能实现吗？党总支不答复怎么办？忙碌中我们脑子里更加紧张急速的运转着。我对此当时的想法是：借助形势，我们这两天要全力发动群众，若有外援更好；但无论如何，到了第三天，最迟到了25日中午到了期限时，如党总支仍不答复，我们就再组织群众队伍（我深信这次一定会比8.14规模更大，而且目标明确），到党总支门前叫魏志远等人出来。这个局面一形成，我们便以褚忠良、史荣祖的问题和他们镇压文化大革命的事实和他们辩论，这时一定会有更大的群众压力，那末就提出“罢褚忠良的官”的要求，至此文化大革命就展开了。应当说，这个设想布局大多来自我们在市委等处的观察，当时那里是全市文革的晴雨表。　　

　　

　　然而，事实的发展却超过了我场任何人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