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考验将使中国发展模式的生命力进一步彰显
金融危机的考验将使中国发展模式的生命力进一步彰显
当今世界面临着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了深入研究这场危机的原因、特点、性质和影响以及我国"化危为机"的对策，《国外理论动态》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宇教授。下面是他与记者的谈话。
记者：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成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和走向，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再次显示出了它的强大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那么，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张宇：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有着不同的认识。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总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自然和理想的经济组织形式，因而，它们或者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或者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和行为的偶然失误以及某些外部因素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否认政策和行为的失误以及外部冲击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它并不满足于对于经济危机的这种现象层面的解释，而是试图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爆发危机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演变趋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暂时的阶段，而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最终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的根本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和强制性解决，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然形式。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在这一制度中，资本与劳动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要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压低工资的增长，这样就形成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狭小的矛盾，需求的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的增长，从而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2.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社会化使各个企业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要求资源在它们之间的分配或配置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经济的运动是受私人利益支配和市场竞争调节的，这样就产生了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这是产生危机的重要条件。
3.信用和股份制是资本积累的强有力杠杆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伸缩性，使生产和消费可以超出自有资金的限制而获得跳跃式的增长，但是，它们在促进生产和消费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创造出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大量的虚假需求，因此，信用和股份制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增加了危机的破坏力。
4.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使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相对人口过剩；另一方面使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出现下降的趋势，导致资本过剩。生产的过剩、资本的过剩和人口的过剩之间互为补充、互为因果，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特征。
5.经济危机与货币危机相互交织。一方面，经济危机使资本正常的循环和周转过程受到破坏，造成信用关系的紊乱、银行的倒闭、货币流通的紧缩，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危机还没有发生的条件下，银行、交易所和金融部门的投机活动也会导致货币危机的独立发生，这种货币危机反过来会对工商业发生反作用。
6.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使资本具有冲破一切空间限制向全球不断扩张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成为世界性的了，经济全球化把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和更广的范围，世界经济的各种矛盾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集中暴露出来。
7.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使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遭到破坏，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到强制性的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得到暂时恢复，为新的增长奠定基础，直到下次危机的爆发。固定资本的更新则是这种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经济危机周期性地不断产生和重演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规律。
8.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不断加深的趋势。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的能力不断扩大，生产的集中和垄断日益加强，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资本力量的加强，财富占有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垄断组织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冲突的加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从而也使经济危机具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9.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驾驭社会化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如加强国家干预和建立福利制度等，以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消除经济危机，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
记者：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张宇：对于当前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人们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许多种解释，如消费过度透支、货币政策失误、金融衍生品被滥用、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不力、金融资本的贪婪、世界经济的失衡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现象，当前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战后重建全面展开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广泛实施等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持续性的资本积累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出现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问题面前失效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上个世纪后20年里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重要的转变。一是经济结构的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服务业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体。二是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具有了全球性。三是资本虚拟化或金融化，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四是新自由主义化，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为核心的政策获得了支配地位。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信息化技术赋予资本以高度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为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和缩减了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逐利活动的各种限制，为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全球化和金融化则使资本摆脱了国家主权的制约和物质形态的束缚，为资本的运动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和更有效的形式。与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相适应的是政治的保守主义化或保守主义运动，克鲁格曼把这一运动的核心概括为“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把美国带回到大危机前由少数富豪统治的时代。上述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或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一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80年代以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现象都十分突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并无明显增加，而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四倍，001%最富的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七倍。实际工资增长的停顿和家庭收入增长的乏力，严重制约了作为美国经济重要推动因素的个人消费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繁荣泡沫破灭之后，通过抵押住房获得消费现金流就成了促进消费流行的方法，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比从1990年的8722%迅速提高到2000年的10789%，以后这个比例更高。但是，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虚假的消费繁荣破灭之时就是经济衰退之日。
2.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政策上获得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希望恢复19世纪的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主张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和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上述理论和政策体现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被广泛推行，从而使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同时也使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空前加剧。
3.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所谓经济的虚拟化和金融化，是指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急剧膨胀，经济关系和社会资产越来越表现为债权股权等金融关系和金融资产，从而利润越来越多地于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70年代以后，制造业部门利润的持续下降导致资本积累过剩，大量过剩资本涌入金融部门。随着美元与黄金的脱钩，货币、信用与资本日益虚拟化，加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强力推动，导致了金融资本急剧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的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为0257倍，而在1980-2007年迅速增加到0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的比例，70年代为40%多，而90年代则接近90%。1970年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还是非金融部门的五分之一，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70%左右。金融化不断膨胀必然导致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和加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4.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成为国际结算、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从而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美元的霸权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一种被称作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格局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是：美国主要生产没有实物支持的美元货币和金融产品，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则生产可以用美元购买的物质产品；美国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购买大量消费品，形成巨大贸易逆差，亚洲国家则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形成贸易顺差；亚洲国家把从贸易中积累的盈余用于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各种资产如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而美国则依靠世界各国提供的信贷形成虚假的需求，反过来拉动世界的消费和增长。这样一种严重失衡的世界经济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可以大肆举债，透支消费，从而累积了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美元长期过度供给，另一方面推动了美国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和虚拟资本大幅膨胀，从而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
记者：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危机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这与传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有很大不同，而且美国出现的问题是借贷消费或消费过度而不是消费不足，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前的现实，应当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张宇：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究竟源自金融市场本身的矛盾，还是源自实体经济资本积累的矛盾呢？弄清这一问题是我们正确理解危机根源的基础和关键。从现象上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如1982年、1994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2002年阿根廷债务危机、2008年越南货币危机以及1987、2001年美国股市崩溃等。金融市场本身的不稳定性、羊群效应、欺诈动机，再加上有利于投机的金融体系、过剩的流动性，导致了危机在金融过程的某个环节爆发，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不过，我们不能忘记，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正是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严重脱节以及70年代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持续性的资本积累过剩和利润率低迷，构成了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关键因素。
7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遇到困难，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扩张性政策会加剧通胀，而紧缩性政策又会使生产过剩恶化。为了摆脱困境，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信息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从生产扩张向金融扩张过渡，资本开始了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以金融资本为载体，通过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操纵和控制，实现其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殖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化。金融化使金融部门的自主性越来越强，相对于实体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以及企业、国家和个人等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从而生产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对金融部门的依赖越来越强，实体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金融的增长，金融成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金融部门毕竟是以生产和流通为基础的，它不进行价值的创造而只进行价值的分配，因此，脱离开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最终是难以持久的，全面性的金融膨胀之后必然是全面性的金融危机，进而造成全面的实体经济的危机。事实上，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全面向实体性经济危机转变，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衰退之中，消费缩减，需求下降，信用中断，货币紧缩，企业倒闭，失业增加，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日渐浮出水面，真正的经济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日益加剧。因此，生产过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生产过剩和资本积累的过度推动了金融资本的膨胀，为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膨胀创造出了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大量的虚假需求，加剧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记者：对于当前这场危机的性质和影响，学术界的认识不尽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情况，经过调整，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危机沉重打击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很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的重要标志，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张宇：不同时代和不同形态的危机，其性质和影响是不相同的。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这场危机可能是30年代大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危机爆发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来势凶猛，影响广泛，并且囊括了生产危机、金融危机、制度危机和全球性危机等所有的危机形态，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以及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从这些方面看，当前的危机可能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或全面性危机，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支配了世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终结，因此，对于这次危机的复杂性、深刻性和长期性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体制或一种政策，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断言资本主义正在灭亡或即将灭亡可能为时尚早。
危机表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持久繁荣，更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相反，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一切生产力的发展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发展，它必然会加剧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生产过剩、两极分化、经济动荡、失业和贫困。
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法继续驾驭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面对自由市场的巨大危机和风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拿出数以万亿计的美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干预市场行动和国有化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日益走向了破产。
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具有固有的二重性：一方面，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过渡；另一方面，私人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与现代信息技术、自由放任的政策、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全球化的市场相结合，必然使金融市场中的投机、赌博、欺诈、操纵、掠夺空前泛滥。
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它使资本主义成为了列宁所说的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各种矛盾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集中全面地暴露出来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弊病表现得淋漓尽致。
记者：当前的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张宇：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开始进入下滑的通道，经济增长幅度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失业人数增加，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和严峻的挑战。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又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危机说明80年代以后形成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和模式陷入困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的经济模式则经受住了考验，显示出了它的优势和力量。特别是被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批判的所谓中国体制的“落后性”，如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对资本自由化的控制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等因素，正是中国抵制金融危机并走出困境的重要保障。
第二，危机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中国经济模式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很早就有了认识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思路和解决办法，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各方面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缺乏迫切性和主动性，这次危机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明确，措施更加积极有力，因此危机就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第三，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因素并没有因为危机的影响而有根本的变化，比如巨大的市场需求，稳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良好的人力资源，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等。在全世界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面临普遍衰退的条件下，中国的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尽早走出低谷，同时还将会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和竞争力，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价值和意义。
第四，危机发生后，党和政府推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和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从而加快了制度创新的步伐。这些措施着力于扩大内需、关注民生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自主创新、改善体制机制，这不仅能使中国经济尽快从危机中走出来，而且为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推动中国经济模式的不断创新和完善。
第五，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在一个相对来说已经确立的世界体系或秩序中进行的，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对中国来说基本是一个“外生的变量”，这次危机动摇了旧的世界秩序，改变着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力量对比，从而使世界体系的变化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在世界体系的调整和重构的进程中将日益发挥重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体系或秩序的变化对中国来说开始具有了“内生的性质”。
记者：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呢？
张宇：对此，既要有扎实有力的具体措施，更要有长远而全面的战略性选择。
第一，完善基本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部分金融机构进行的大规模的国有化本身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也不意味这样做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它却证明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应对当前的严重危机，首先必须继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自主创新和实现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继续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特别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破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障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鼓励就业，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二，保障社会公平。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与资本、工资与利润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使社会生产能力在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费被限制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需求的增长经常落后于生产的增长，从而造成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必须改变这种对抗性的经济关系，把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结合起来，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建立完善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三，加强宏观调控。事实证明，市场经济越发展，越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对市场的有效监管，绝不能接受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国家干预最小化和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错误主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既不能局限于维护秩序的“守夜人”和市场竞争的“裁判人”，也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总量政策的调节，而必须从社会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并针对当前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发展计划和发展战略，依托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和有效的调控，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要加快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促进国民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和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第四，实现自主发展。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应当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以我为主考虑和制定正确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战略；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努力提升国内产业的层次和水平；始终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走内需主导的发展道路；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探索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对国内储蓄和国内资本的有效利用，并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
第五，保持金融健康。信用和金融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源的有效利用，给生产和消费带来了极大的伸缩性，使其获得不受限制的跳跃式增长的巨大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会放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在促进生产和消费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创造出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虚假需求，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加速危机的爆发，增加危机的破坏力。因此，我们要辩证看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既要看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又要看到它的破坏性，深刻认识金融资本所具有的掠夺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使金融业的发展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服从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分膨胀，盲目发展，损害实体经济。
做好上述几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严峻的挑战转化成为历史的机遇。经过大危机的考验和洗礼，中国发展模式的意义和生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条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