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时常提到“国际话语权”，那么，什么是“话语权”呢？

　　

　　“话语”，通俗来说就是指人（群体、组织、阶级、群类、国家等等）通过“说话”、发表“文章”、订立“规则”、制定“法律”等等方式对人类社会的事物提出看法、意见、要求的行为。“权”，基本来讲就是“权力”，在这里就是指影响或支配的力量。

　　

　　所以，“话语权”就是一个（一些）人（群体、组织、阶级、群类、国家等等）通过“说话”、发表“文章”、订立“规则”、制定“法律”等等方式对人类社会事物、观念、行为作出规定，并使其他人（群体、组织、阶级、群类、国家等等）被影响或被支配的力量。

　　

　　人都想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并试图让这看法对别人发生影响，最终别人按自己的看法去做（实际上就是对别人进行了支配）——群体、组织、阶级、群类、国家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可以说，人类社会存在各种各样、轻重大小不同的“话语权”：个人话语权，群体话语权，组织话语权，阶级话语权，群类话语权，国家话语权，等等之类。

　　

　　这许多种“话语权”，其影响他者或支配他者的作用，有的可能是无意识的，有些或许是下意识的，更多的则是有意识的。比如现在操控“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黑社会式统治团伙，就在有意识地试图以“话语权”去影响进而支配其它国家和人群，以攫取自己的霸权私利。

　　

　　各种“话语权”，其影响和支配的广度和深度是不同的。这其中，国家话语权的广度和深度，相较其它“话语权”更显著。

　　

　　国家话语权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国内部社会进行影响和支配，另一是对世界其它国家进行影响乃至支配——这后一方面功能，又可称为“国际话语权”。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经常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谩骂攻击，而我国相关方面往往被动回应，而回应的内容却不能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这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利益。对此，有人归结为“我们没有国际话语权”。

　　

　　而我们怎样才能够“有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我国媒体要重视突发事件道”，要“千方百计地争取时效，赢得首发，以先声夺人”；有的说“要有创新精神”，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有的说“要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有的说“要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等等。

　　

　　应该说，以上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们还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而且只是单方面的行为，在当下西方黑社会式团伙以金钱收买加恐怖威胁的手段控制西方媒体（包括信息传播平台和“文化”、“文艺”、“宗教”等等工具）的现实下，单方面的技术手段的效果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对我们来说，以上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并非首要的、关键的东西。

　　

　　首要的、关键的是什么呢？

　　

　　概括言之，人（群体、组织、阶级、群类、国家）获得“话语权”的方式不外以下几种：以暴力压服的方式取得；以塑造或改变思维观念的方式取得；或者，以上二者结合兼用而取得。从以上可以看出，一方获得对另一方的“话语权”，主要就是靠“硬”的（恐吓威胁对方）与“软”的（改变对方思维观念）两种方法。比如，当年日寇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后，在学校里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和膜拜“天皇”的教育，是想以威吓与训化的手段获取对中国人的“话语权”；“美国”等西方国家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采取“和平演变”手段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侵蚀，最近几十年来尤为猖獗，就是企图靠改变思维观念来取得对我国的“话语权”。

　　

　　所以，我们要打碎外部对于我们的“国际话语权”，首先就要具备强有力的军事手段，能够制止或惩罚一切侵略企图或行为；同时，防止外部的思想文化渗透，坚持和发展人类最高贵优秀的中华文化。实现了以上两点，就打下了建立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的基础。

　　

　　建立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主要是两个：

　　

　　其一，要具有坚定的自主和自信心，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即中华大同思想的现代表现）和中华文明理念来观照一切世界事物，评判一切世界事物。

　　

　　其二，要有大无畏地说出对世界事物的看法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坚决反对西方霸权和掠夺，捍卫中华利益和人类正义。

　　

　　当年，新中国在内部经济基础差、外部封锁遏制严重的情况下，依靠上述两点，旗帜鲜明地对世界事务发表看法，赢得广泛的关注和学习，从而在西方争夺殖民利益的两次大战、以及中华民族长期不屈的反侵略斗争取得胜利后变化巨大的世界上获得了很大的“国际话语权”。例如：

　　

　　“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启发与激励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西方殖民者，争取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新型、文明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

　　

　　“三个世界”的理论，指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

　　

　　“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世界妇女解放运动最简明而响亮的政治口号。

　　

　　西元1970年5月20日，我国政府公开发表毛泽东主席修改确定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史称“毛主席五二零声明”）这极大地激励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

　　

　　……

　　

　　这些“话语”，极大地彰显了我国的道义力量和国际话语权，许多至今仍然在世界上传播，对国际事务发挥着理论指引作用，从而使新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国际话语权”。

　　

　　当今之际，我们的媒体和对外发言部门应该经常性地明确地讲说我国体制和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和正义性，同时还应该明确地分析指出西方资本体制和文化的人道缺失、功能低下和贪婪凶残，并广泛传播。这样，既是为了教育挽救国内一些被西方观念奴化的群类，实现国内“话语权”的应有功效，也是为了让外国的人民听到文明正义的声音，了解先进高尚的思想观念，受到文明的驯化，从而由我们来建立文明正义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我们要能够“有国际话语权”，首先的、关键的是必须公开讲出来（而不是像某对外部门发言人时常表现的那样被动接受外国“记者”的攻击性“提问”，说话含糊回避，理不直气不壮），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在世界上展示抑暴安良的道义力量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