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管毛泽东叫“老毛”

　　

　　以下关于毛泽东的内容均摘自《生活的勇气》，200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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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芳的《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片断回忆》里说，周恩来跟党内党外的朋友都打成一片，大家都叫他“周大哥”，有时干脆就叫“大哥”。实际上，周恩来就是以“江湖大哥”的形象赢得广泛爱戴的。现在，有些朋友不理解我管毛泽东叫“老毛”，管胡锦涛叫“胡哥”，或者以为我对他们不尊重，或者以为我跟他们套近乎，这都未免以己度人了。毛泽东尽管伟大，也犯了不少错误，伟大中有凡庸，叫声老毛提升不了咱，也贬低不了他，有啥不可？胡锦涛是当今主席，也就是全党全国的“大哥”，虽然离“伟大”尚远，但最近干的几件事还算比较得民心，叫声胡哥不过是代表江湖兄弟向他表示一下勉励而已，难道因此有关部门还会找我麻烦？定俺的罪名？俺党虽然腐败严重，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宁肯得罪百万贪官、亿万工农，也不愿得罪这百十个孔庆东吧。正像《龙江颂》里唱的：“咱怎能，听任江水空流去，忍看那，似火的旱情在蔓延？”呼儿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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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期《今古传奇》张颖的《“红都女皇”事件真相》一文，以当年翻译和陪同的身份，回忆了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女教授维特克的过程，内容基本可信。但一个中层工作人员的视角，不足以推断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动力系统。海外学界认为此事是周恩来利用江青的政治幼稚，成功地离间了毛江的关系。周恩来先纵容和鼓励江青跟美国女教授大谈个人生活，江青以为这是为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妇女的人性魅力，就开始了人来疯。中途周又指示少谈个人，多谈革命历史，江青就铺开地图大谈解放战争，并且强调她个人被压抑了的功劳。后来经过讨论，周“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认为江青的谈话不妥，资料封存。可是香港却出现了一本《红都女皇》，周呈给毛，毛一见，大怒，从此江想见毛一面都难。毛可能也未必完全不知内幕，但江青的文学少女般的个性也实在令人头疼，毛写给江青的信，是严厉的批评中含着无奈的深情。不过这种说法也证据不足，也可能周恩来确实是事后才知道的。周恩来始终掌握着党的核心情系统，稳扎稳打地在1972年之后成为党的二号人物。周恩来卓越的个人才干、庞大的干部网络和极高的国际声望，就足以保证他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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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谈毛泽东与《红楼梦》里透露，毛泽东曾说：“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革命家。”说贾宝玉是革命家，我同意；但说他是第一个，夸张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对贺龙说，谁要没看过三国、水浒和红楼梦，就不算中国人。贺龙嚷道：“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徐海东说看过三国水浒但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曰：“那，你算半个中国人！”老毛的标准未免太高了，按照这个标准，今天的北大中文系里，至少有一半不是中国人。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但《金瓶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毛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也是自成一家。他说蔡元培的索隐式的研究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指出批判胡适“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毛自己读了至少五遍《红楼梦》，他要求许世友也读五遍，真是苦了我们许和尚。老毛做学问，一是细读文本，水磨功夫，二是高瞻远瞩，四面打通，三是单刀直入，擒贼擒王，所以能够在繁忙的国务党务工作中，屡有学术创见。要是不让他当领导，专门当学者的话，恐怕等不到反右和文革，就让那些嫉贤妒能的家伙给迫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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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7月24日，终于读完了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本来春天就应该读完的，因为出国耽搁了。书里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亲身经历。不过很多材料和观点也是我早已熟悉的，文笔不大好，啰嗦话和重复引用材料的情况很多，80多岁的老人了，也确实不容易。写作态度极其认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长期担任张闻天的秘书和助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张闻天的历史地位鸣冤叫屈，不放过别人“委屈”张闻天的只言片语。但是由于把张闻天讲得太好，特别是人格上太君子，反而令人怀疑张闻天是否存在深层的“韬略”的一面。我个人是对张闻天比较有好感的，我也认为遵义会议之后的最高领导人应该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但我不觉得张闻天真的是个“书呆子”，而觉得他是个“识时务”的贤者。的写作立场，基本是认同英美式民主和市场经济，全盘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把新中国历史说的几乎一团漆黑，对于毛泽东，除了军事之外，几乎是挖空心思地加以批判和否定，对于一切党史人物，包括邓小平刘少奇等，均以是否靠近毛泽东来划线，对于胡乔木等不肯全盘否定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史的学者，极力攻击甚至暗示其人品不好。按照的逻辑推论，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完全错误的，当初干脆“顺应世界潮流”，跟着英美甘当殖民地，今天就可以跟日本和“四小龙”混在一起喝汤吃肉了。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大街上一堆一堆的，只有自己以为是“找到了新的真理”。问题是许多像这样十五六岁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现在都一窝蜂似的这样想，这恰恰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正说明毛泽东早就看出的“老干部”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走资派”是多么准确锐利。这些人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动机不纯，是来革命队伍里“投资入股”的，是要到革命公司里来实现他们“民主自由梦”的。所以一旦发现革命的种种严酷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革命道路上的错误、挫折和内乱之后，又很容易“浪子回头”，转身投奔到另外的“绝对真理”的怀抱中去，而心态依然是认为“找到了真理”，所以批判起别人来，十分的理直气壮，有时还很刻毒。这些人的好处是真诚可爱，缺点是肤浅偏执，对于自己把握不了的复杂理论问题，往往采取感情用事的方法，看似使用了大量的材料，其实都是以自己的好恶进行取舍推测，在讲出一种道理的同时，不能理解其他道理存在的缘由。不过此类人士永远是大量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所以，中国革命的严重误区之一，可能就是企图彻底改造这些人的思想，采取了过于急迫和严峻的手段，结果适得其反，把很多革命的同志和同路人，都给推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圣贤是不能制造的，只能靠各人自己修养。绝大部分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圣贤的，革命的目的，应该是让这些普通的人和比较优秀的人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如果革命者要求大家都跟自己一样“大公无私”、“洁白无瑕”，那跟法西斯还有什么区别？更何况，哪个革命者能够保证自己就是圣贤，就真的做到了超越个人欲望的“洁白无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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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信息周刊》转《文摘》10月13日文，云毛泽东年青时就钦佩胡适陈独秀，40年代毛泽东多次致意胡适，而胡适反劝毛泽东放下武器。胡适成为蒋介石文化走卒、政府要员后，毛泽东仍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到1956年，毛泽东仍然挂念胡适为什么呆在美国还不回来。这时已经批判胡适两年了，而书店中仍有各种版本的胡适著作在卖。曹聚仁曾经替中共劝说胡适，但胡适称曹聚仁是个“妄人”，并把曹聚仁的来信交给台湾情部门作为“匪情”资料。现在很多人以为胡适是所谓“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但看他在国民党面前的表现，就知胡适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捞取政治筹码的作秀。幸亏胡适没有回大陆，他要回了大陆，手中有了一点权力，不知会演出何等肉麻的御用好戏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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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成亮的一篇《龙江颂》诞生记颇有价值。该剧取材于1962年闽南地区的真实故事，从芗曲到话剧，观众反响强烈。后来改编为京剧，江青指示把一号人物换成女性。于是在《杨门女将》中扮演穆桂英成名的李炳淑又一次脱颖而出。李炳淑多次到农村体验生活，表演非常出色。谢铁骊奉命将这出样板戏搬上银幕，江青特意组织剧组观看墨西哥电影《冷酷的心》，从中学习色彩拍摄技巧。所以电影《龙江颂》的色彩极为美丽，山水草树和舞台布置都有创造性的突破。江青把彩霞改为蓝天白云，把大太阳改为光芒，不但突破政治模式，艺术上也确实高明。《龙江颂》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在样板戏里属于中游之作，但细节上不乏精彩，还是给观众留下了许多深刻印象。周恩来看后指示写上创作人员的名字，江青看后连连称赞，没有挑剔。毛泽东看后说：“这个戏很好，让水，不争水！龙江精神，这是共产主义风格！你们为五亿贫下中农演了一个好戏。我们国家将近六亿人口，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老毛一高兴，又建议把结尾的庆丰收改为开打。但剧组改来改去都觉得不合适，就没听他的。老毛在电视里看了5次实况转播也没说什么。这个戏的生活气息相对比较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其中的一些台词来调侃。比如“支部书记在家睡大觉喝鸡汤”，“烧一窑砖就是两千块钱哪”，“一杯水也能救活几棵秧苗”，“巴掌山挡住了你的双眼”等。如今，农村一片凋敝，河流不是干枯就是污染，人心四分五裂，干群关系紧张，别说让水，就是争水，都没得几条臭水沟好争了。想起江水英唱的：“在今日，牺牲一块高产田，可赢得，那后山，九万良田得水浇灌，稻浪随风卷……”才知道，共产主义并不一定在我们的前方，而可能早就局部实现过，如今像唐诗宋词一样，远远地飘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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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9期香港《明》月刊有一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其中李泽厚的《集帝王、叛逆于一身的毛泽东》写得态度比较平和。李泽厚的立场是右派，但是他能够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革命军事战争中发展形成的”，不像很多小人那样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心理变态的结果。李泽厚能够区别毛泽东跟斯大林的运动方式，指出毛泽东决不是抄袭斯大林，斯大林消灭敌人，而毛泽东要“改造思想”。但李泽厚认为毛泽东是“民粹空想”，有些简单化了。李泽厚能够从历史脉络出发，认为反右派不是什么“阴谋”和“陷阱”，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看待文革，李泽厚也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不是什么迫害知识分子论。李泽厚准确指出人民群众“对十七年来党的官僚统治的不满”，所以才“砸烂党委闹革命”，这与当下群众冲击政府是相似的。李泽厚还非常客观地承认毛泽东革命的胜利，“的确带来了一个独立、统一和社会平等的中国，产生了一个不受洋人欺侮、不再内战频仍、没有巨大贫富悬殊和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中国的确“站起来了”。李泽厚在这里表现出了一个大学者的见识和理性。他所批评的毛泽东的封建帝王意识也非常有道理，我也认为这是毛泽东内在的最大思想局限。毛泽东的正面遗产今天正在缩小甚至消失，而负面遗产还在延续。另一篇戚本禹的《毛泽东选集》编辑过程纪事，很有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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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了秋石客的内部著作《让林彪魂归故里》和《新思潮》。以前在网上读过他若干文章，此次集中阅读两书，颇有启发，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个成熟的革命理论家的素养和责任感。许多观点是我所赞同或者长期思考过的。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应该是对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卖国害民嘴脸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文革”的阶段划分，林彪事件对人民革命性的打击等。但我认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仅仅根源于当时的局势，也与他一贯的帝王意识和大部分革命者都有的乌托邦理想有关。有时候林彪的思想可能是更忠于“革命”本身的，或者说林彪比毛泽东更“大公无私”，而毛泽东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为了底层穷人的利益可以打碎任何政党控制的国家机器的中国“大掌柜的”，可能会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犹豫。所以虽然林彪是毛的最“亲密战友”，但是在政治上，毛宁肯把实际的行政大权交给被他亲自打倒的而且他也看出不可能“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因为毛知道，不管左派右派，都是老革命出身，邓小平再翻案，也不会再卖一个香港给帝国主义，更不会让成千上万的矿工屈死在暗无天日的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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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3期《百年潮》上王文正《审判员智斗姚文元》，写姚文元回答审判员的问题时滴水不漏，为自己的辩护有理有据，态度不卑不亢，只认错，不认罪。文章想说姚文元不好，但却恰恰透露出审判者罗织不力，任意株连的窘态。姚文元在那种绝对悬殊不利的泰山压顶的境况下，沉着冷静，有守有攻，依靠法律，依靠证据，表现了一代文章大师的智慧和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度。是自己的错误就坦白承认，不是自己的错误就不能为了讨好审判员而胡乱承认。姚文元虽然是个书生，这个人性的底线守得还是正确的。我曾在别处看到，90年代取消粮票肉票后，姚文元在狱中很为国家经济担忧，特别致信党中央说，可千万不能这样啊，当年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就是这样吃垮的。这个书生之见虽然可笑，但那颗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毕竟令人感动。现在那些因为贪污腐败而入狱的共产党员们，你们不用跟人家孔繁森比，也不用跟陈良宇比，你们就跟同样栽了大跟头的姚文元同志比一比，你们比得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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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期《国外理论动态》发表德里克评毛泽东的发展理论。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德里克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富有远见的发展理论，能够避免当前世界上主导性的发展模式的很多弊病。这种理论关注自力更生，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今天中国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对全球市场的过多依赖，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加剧和生态危机等问题，需要重视毛泽东在发展理论上的有远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