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三)

　　

　　　文□杜继平

　　

　　
台湾的统独之争涉及的当然不单是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还关涉到对岸的大陆。对“为什么要统一﹖”与“台湾独立有可能吗﹖”的问题﹐若不深入探讨大陆的过去与未来发展趋势显然不可能有恰当的答案。以下我们将接着讨论大陆的情况。

　　

　　在台湾的统独之争中﹐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一直是个受到关注的焦点﹐至今也仍是个聚讼未决的问题。李登辉与台独右派经常拿反共八股的教条来恐吓台湾民众﹐胡说什么大陆犹为共产体制﹐若与大陆统一﹐台湾人民的财产将遭共产﹐陷于“共惨”的悲运﹐以此煽动反对统一的恐惧情绪。怀有中国民族情感的右翼眼见中共的经济改革走向市场经济﹐私有经济也蓬勃发展﹐愈来愈与台湾模式趋同﹐已逐渐减轻对统一的疑虑。在左翼阵营中﹐对“中共是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大陆还是社会主义体制吗﹖”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从而造成“统”与“左”的分裂。认为中共未背离社会主义路线的﹐主张“统”“左”并举﹔断定中共正变质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则力言“左”优先于“统”﹐不必与强调中华民族主义却日益偏离社会主义路线的中共同声相应。《左翼》第四号的《连结》文章代表了后一种观点﹐而第八号中汪立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台湾问题初探〉则代表了前一种立场。

　　

　　汪立峡支持中共邓小平路线的论点遭到大陆左派朋友萧喜东﹑苏杰在《左翼》第九号的反驳。双方的争议主要是﹕何谓社会主义﹖根据何种标准判断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中共的“补课论”能不能成立﹖

　　

　　萧喜东在《左翼》第六号与第七号的〈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及第九号的〈回复汪立峡﹐兼谈“中国特色”〉诸文中﹐一再提到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为大陆与统一台湾的政策纲领﹐汪立峡则将新民主主义等同于邓小平路线所标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足见新民主主义是双方争论的核心概念。可惜﹐萧喜东对“新民主主义”语焉不详﹐而汪立峡则误解“新民主主义”﹐混淆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

　　

　　何谓“新民主主义”

　　

　　根据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新民主主义论》﹐自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逐渐变成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即﹕第一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反帝反封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异常软弱﹐又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与农村的封建地租剥削也有密切联系﹐这就注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无法由资产阶级领导﹐只能靠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来完成新式的﹑做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第二步﹐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阶段﹖那是因为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内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密切结合﹐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发展﹐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生产力极为落后﹐不像欧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备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话说就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下﹐打破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枷锁﹐解放生产力﹐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其经济方针即是孙中山所提的“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在具体做法上﹐　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成为私有者﹔　没收国民党的垄断资本﹐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保护民族工商业﹐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总目标则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253-1256页﹚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态度。先引两段毛泽东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目前发展。”﹙〈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60-1061页﹚

　　

　　“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份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绝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他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告〉﹐《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1-1432页﹚

　　

　　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在私人资本主义仍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时﹐一要保护﹑利用﹐二要限制﹐以避免其过于壮大﹐具备操纵国民生计的能力。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涵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新民主主社会只是个过渡阶段﹐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仍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运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包含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五种经济成分显然都将发生变化﹐例如﹕在农民中再出现两极分化﹐而私人资本主义也可能由中小资本茁壮为雄厚的大资本﹐如此等等。因此﹐如果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善加引导﹐则新民主主义经济可以改造﹑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反之﹐若政策上失误也可能倒退为资本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正如列宁晚年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并存﹐两者处于既联合又斗争的状态。毛泽东很清醒地看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2页﹚因此﹐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同上﹐第1433页﹚。

　　

　　欲使新民主主义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政治上﹐要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经济上﹐国家要掌握经济命脉﹐在工业﹑商业﹑金融﹑交通各个方面占据制高点﹐并取得农民支持﹐巩固工农联盟﹐否则资产阶级不可能轻易就范。中共在五○年代能快速推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七年内基本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理由在此。

　　

　　讨论过‘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汪立峡对‘新民主主义’的认知﹕“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呢﹖其核心思想不外是﹕新民主主义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目标﹐而同时它又把社会主义‘暂时’描述为从资本主义吸取经济活力的发展过程的保护者。……是以资本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服务。”汪立峡接着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表述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说﹕“‘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力图寻找资本主义发展的‘同等物’﹐使其不仅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还同样能符合本国自主发展﹙富国强兵的民族解放﹚的需求﹐有什么必然站得住的理由认为它已偏离社会主义而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呢﹖”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汪立峡先是错把‘新民主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再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中共所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完全是误解‘新民主主义’所致。

　　

　　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中共党内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共过早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本人多次表示﹐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长时期内﹙或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发挥其积极性。甚至在一九五三年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也还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数据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已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1990: 405-406﹚孰料﹐中共的革命气势如虹﹐使亿万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深获民心﹐各项政策的推动﹐势如破竹﹐至一九五六年底即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速度之快﹐连毛泽东也不太能置信﹐担心是否过急过快。不过﹐毛泽东眼见大批干部﹑群众干劲十足﹐认为民气可鼓不可泄﹐还是接着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于是引发了中共党内多次的路线斗争﹐逐步升级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

　　

　　一九五八年以后的路线斗争有复杂的国内与国际因素﹐此处无法详论。但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又受到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封锁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成的答案﹐苏联模式也不可照抄照搬﹐实践的经验可谓极其贫乏﹐一切只能通过自身的摸索﹑实践。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的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毛泽东1999: 300-302﹚“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者为了确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不拔之基﹐为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而发动的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宏大实践。虽然最终遭到了挫折﹐但仍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人类迈向社会解放的伟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今天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何以未竟其功﹖其失败的国际因素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什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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