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剖析资本主义，清除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影响
深入剖析现代资本主义阶段性特征，清除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影响
杨承训
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众说纷纭，有人停留在金融监管之类的纯技术层面，主张“少谈主义多讲对策”，不要触及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问题；也有人把危机的原因归之于个别官员的失误，为资本主义制度找替罪羊；有些原来一直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说，这不是自由市场的失败，而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过程，继续强调学习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鼓吹“少一些凯恩斯主张，多一点奥地利学派的主张”，甚至学着美国人的腔调指责中国引发金融危机。“治病要治根。” 要弄清病根就非得谈“主义”不可。
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蜕变的最新阶段
上世纪初列宁曾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判断，今天我们应当从当前危机的实际出发作出新的判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蜕变的最新阶段。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60多年的嬗变中大体经过了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5—1970），主要特点是同黄金挂钩的美元主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仍有较多的结合，虚拟经济渐占主体地位，形成外汇市场。第二个时期（1971—1980），主要特点是美元同黄金脱钩，并发生石油危机与“经济滞胀症”。第三个时期（1980—2000），主要特点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虚拟资本大幅膨胀，美国利用美元纸币盘剥世界，多次转嫁经济危机，制造多起金融风暴。第四个时期（2001至今），主要特点是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得经济泡沫超速膨胀，最终破裂，美国发生了80年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
60多年的历史表明，美国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强国”变为“金融帝国”再变为“虚拟经济——泡沫经济帝国”的嬗变过程，金融资本从与实体经济结合蜕变为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金融经济体系，成了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泡沫酵母，进而扩展为整体的泡沫经济。这是一个利用金融——虚拟资本和泡沫经济操纵市场、控制世界大发其财、最终泡沫破灭的进程。
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三大矛盾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经济高度虚拟化并最终走向泡沫化的过程中，少数垄断巨头大发其财，进而又在新层次上加剧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导致巨大的经济危机。
（一）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紊乱，违背了市场规律。专家估计，美国金融——虚拟资本造成的虚假财富达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50倍之多），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在美国，国内实体经济仅占GDP的3％）。这已经大大超出市场经济所能容纳的限度，使整个经济都建立在比沙滩更虚的泡沫上。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进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发达市场经济畸形化，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包装中加剧无政府状态，以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使少数垄断资本巨头大赚其钱。垄断大资本虽然自由地大把大把地赚到金钱，但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金融投机巨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引爆者索罗斯说：“这（华尔街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三）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加剧了与世界人民的矛盾。美国为剥削、压迫世界人民除了利用军事手段、技术手段和一般经济手段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控制、剥削世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三大武器，美国样样俱全、配合使用，金融是其主体，石油和粮食是两只手。正如西班牙的专家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所说：“现代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金融、能源、粮食这三大波及广泛的危机第一次同时发生，且相互影响并相互关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其它两种危机产生联动效应。”“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留下的可悲结果：三大危机纠缠不清”。
此外，从军事角度看，帝国主义与战争联系的形式也出现新变化，即由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变为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与冷战、准冷战并存交叉，且与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密切相关。
上述矛盾相互交错，将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高度杜会化与高度私有化的矛盾从深处酿成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其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是代表西方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观念。它与“民主价值观”一起，作为一种殖民政策和颠覆工具在世界推广(如“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颜色革命”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市场万能论”和“经济人”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国际化，完全适应了超级金融资本操纵市场大肆投机的需要，与经济泡沫化互为表里。这次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但这还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终结，经济形势一旦变暖，它还会东山再起。大概只要有大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社会经济领域就有新自由主义之类的理论观点泛滥，必须开展持续性的清理。
现在国内一些人仍然迷信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风行一时，大体有三个原因：第一，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在世界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我国搞市场经济没有经验，要借鉴他们一些成功的东西，有些人就很容易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崇拜西方；而西方列强又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宣传、渗透。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动摇了，转而接受新自由主义。第二，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几年，产生了一个暴富群体，他们希望在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争取更大规模的利益最大化。反映在学术形态上，新自由主义更适合他们的要求。第三，认识上的片面性。人的认识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我们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一些人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市场万能，完全可以自我调节，盲目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否定宏观调控。这种片面性使得一些人否定“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必要，以致否定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属性，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淆起来。正是因为这样，新自由主义迷惑了很多人。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要立足于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在西方的经济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比中深化对真理的认识，进一步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有很大的难度，一是市场经济具有多元性、多变性、周期性、国际性，二是经济体制方面还有许多障碍，三是我们缺乏经验，四是西化影响的冲击。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一些缺陷也难以完全避免。现在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在理论认识上，经常有两种倾向交错干扰：或者提出控制过死的主张，捆死市场；或者推崇完全放任，纯靠自发。那种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分割开来的思潮，不时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许多矛盾由此而发。一些人往往把完全的自发性当成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是一种误解和陷阱，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有些人在手法上有一个偷换概念的小技巧，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以改装，先去掉“社会主义”之睛，再冠以“自由”之帽，其公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样便完成了一种嬗变：把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根基，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因此，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澄清“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类观点的误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我国金融经济滞后，需要深化改革和大力发展，但决不可效法美国的模式。我们应当从国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管理体制与运行方式。比如，应当研究如何利用好虚拟经济，它需要占多大份额，应当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怎样正确进行金融创新等。对于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要正确引导。“人人炒股”、“人人投机”有很大消极作用，甚至会造成重大社会问题。
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处理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对于以“虚拟经济”为特征的金融霸权主义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要有科学的认识，应当尽快由外向主导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采取积极措施抵御金融风险与其他各类国际风险，在扩大开放中办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环球视野》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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