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里夫自述　　

　　前言　　

　　自从人类步入阶级社会，每当社会制度变革的历史时期，必然经历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而残酷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两个代表各自不同阶级利益的敌对的党。尽管在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两党曾为共同利益有过数次“合作”，但它们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经过数次国共合作，及为了各自的不同利益，国共两党内部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貌似复杂的情况，其实非常简单。只要能够去伪存真，真相就会透过假象显露出来。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明确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简单几句，精辟地道出了问题的本质。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宋庆龄，既是孙中　山的　夫人，又与国民党后续领袖蒋介　石的　夫人宋美龄是亲姐妹；但她却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她仍然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政策，处处与蒋介石卖国集团为敌，九一八后，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蒋抗日工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这段历史，因为暗藏在中共内部的敌特分子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些敌特分子中的许多人，已经当上了共产党的高官。这些高官的领袖是康生。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与宋庆龄共同领导反蒋抗日工作的林里夫，从那以后，饱受康生一伙的迫害数十年。　　

　　

　　在宋庆龄100周年诞辰之际，林里夫曾奋笔疾书，写下了“宋庆龄和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出版时已被部分删节）一文。那以后，宋庆龄纪念馆（故居）内，她的年表上才添上了相关的一句话。　　

　　

　　由于康生一伙在党内繁殖多年，力量强大，且长期占据党内高位，许多历史真相，在短期内很难为世人所知。林里夫生前曾委托笔者，在他百年之后，将他生前不能面世的历史真相公之于世。　　

　　

　　林里夫，一生追求真理，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为宣传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矢志不渝。正因如此，那些暗藏党内的阶级敌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对他的迫害也一直持续了数十年。几十年来，对立面更换面孔无数次，根子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康生一伙和他们的爪牙。实际上，在我们党内，受如此长期迫害的人的数量又何止千千万万，许多人远不如林里夫那样幸运，没等到新中国的成立，就被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夺去了生命。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林里夫集》出版了。这是他百年之内被允许公开出版的唯一文集，文集出版时，他已经去世6年多了。　　

　　

　　明年的　11月26日　，是林里夫同志诞辰100周年。下面录入的，是他多年前亲笔手书的，已经收入《林里夫集》中的部分内容，是珍贵的史料。　　

　　

　　

　　 林熊熊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林里夫　　

　　

　　

　　一、寻求真理　　

　　

　　我（林里夫），辽宁省西丰县人，　1909年11月26日　生于一个思想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林树棻（字梅阁），从事教育业，在西丰县立女子中学校做教员。我在小学时受过爱国主义教育，“不自由不如死”的思想，养成了我的为真理和正义不怕死的性格。1923年，我离开家乡到沈阳，考入日本人创办的南满中学堂；随着感性知识的增长，愈益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实行的民族压迫。1925年，在我16岁时，毅然决然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间接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罢课斗争，接着就办了退学手续，转入国人自己办的学校。　　

　　

　　1926年，在北伐战争期间，我受到共产党员的影响，在我以后的入党介绍人崔仲远的影响下，接受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从此走上了自觉的学习马克思理论的道路。　　

　　

　　二、考入北京大学，接受进步思想　　

　　

　　我是192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北大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发源地，从五四运动起，这里就成了革命的摇篮，很多青年人受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同年蒋介石发动了“　4.12”　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同样笼罩着北大，“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只要稍有共产党嫌疑或进步思想的人都有可能被杀头、坐牢，读马克思的书也要杀头，革命正处在低潮。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郑侃，他是我同学郑依平（郑佩）的哥哥，年级比我高，是共产党员。我和郑依平住同一宿舍，郑侃经常来我宿舍，我们经常交流进步书籍。在郑侃的影响下，我学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宿舍变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场所，后来他还给我介绍共产党的情况，找一些共产党领袖写的文章给我看，甚至给我宣读党的文件。　　

　　

　　学习了马、恩的两部著作，我认为自己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逐步坚定起来，决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尽管革命处于低潮，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脱党，我却提出要加入共产党，组织上认为我年龄小，应该在斗争中经受考验。　　

　　

　　三、参加革命　　

　　

　　北京大学在清朝叫京师大学堂，后来改为北京大学。那时的北大，充满了民主的气氛，　任课　老师由学生会聘请，聘到的老师都是学术水平高、思想进步的。“4.12”政变后，蒋介石为加强统治，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多起惨案。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大部分都被杀害，党的活动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　　

　　

　　1928年，蒋介石赶走了奉系军阀，占领了北京。国民党酝酿要取消北大，将包括北大在内的9所大学合并，改名京师大学校，目的是要禁止进步思想在北大的传播。老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赶出北大校门，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老师被迫离开北大。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下，出台了并校方案，把北京大学改为北平大学院。并校的主要目的是扼杀学生的进步思想，禁止传播马列主义。当时，看马、列的书被认为和共产党有关，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学校里充满了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北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开展复校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并校政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郑侃是我党的早期党员，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在这次复校运动中，郑侃是我的直接领导。在他的领导下，我贴过标语，散过传单，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如果被国民党抓住，就会被当作“赤色分子”杀头；如果被国民党怀疑贴标语、散传单，同样有掉脑袋的危险。在复校斗争中，我出生入死，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从1928年起，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置生死于度外。在当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并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观，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主义事业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践，成为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东渡日本　　

　　

　　1928年，在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能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毅然离开北京大学，去了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是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最多，马克思主义学说流传最广的国家。　　

　　

　　在日本东京，我参加了中共留日学生特别支部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识了很多共产党员。经过组织审查和批准，于　1929年9月1日　举行了入党仪式，我成为中共中国留日学生特别支部（简称“中国特支”）的一员，同时在它的领导下担任小组长和《赤花》的编印工作。　　

　　

　　 　1929年9月4日　，中共中国留日学生特别支部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共同决定为纪念国际青年节举行游行示威，我在游行中被捕，在日本的监狱里住了一年三个月，1931年1月出狱，3月回到北平。　　

　　

　　

　　我参加科学研究活动的简历　　

　　

　　林里夫　　

　　

　　

　　1929年,我在日本东京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担任小组长和《赤花》的编印工作。　　

　　

　　1932年上半年，我在上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常委研究部长。直接负责劳动大学和中国公学等“社联”小组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参加社联代表大会，在“一·二八”后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总结告会上，向代表王明路线的观点进行了斗争。指出了告人离开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观点，只看到了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忽视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间的矛盾，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的矛盾的发展。在这一期间，翻译过拉皮都斯、奥斯特洛维疆诺夫政治经济学工资一章。　　

　　

　　1932年下半年，我在担任中共北平市文委书记期间，负责北平市“社联”、“左联”、“教联”、“剧联”、“乐联（左翼音乐家联盟）”……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我在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曾通过左翼文化团体的关系，有计划地邀请左翼教授侯外庐、王思华、许德衡、马哲民、鲁克明和鲁迅等在各大学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成立十月革命研究会，开展革命历史的研究工作。　　

　　

　　1933年，我在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期间，曾代表中共天津市委动员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反帝同盟和左翼文化团体，把组织领导抗日运动，支援察哈尔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为此，继续和王明路线的盲目坚持者进行斗争（他们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空喊，而拒绝参加支援察哈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运动）。翻译过米高扬的《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货膨胀经济学》　　

　　

　　1934～1936年，我在担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党团书记兼该会宣传部长期间，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克服来自王明路线的左倾思想的影响而斗争（王明路线表现为：要参加革命，不要参加抗日，要参加共产党，不要为完成革命任务而斗争，或者采取脱离群众的少数干部的冒险主义）。我反对把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立起来，把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理论和实践；反对把解散党所领导的一切赤色群众团体和停止一切阶级斗争，尤其是解散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停止为实现“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而斗争，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的理论和实践；反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在蒋介石坚持“抗日必先剿共”、“在剿共期间，不准奢言抗日，奢言抗日者斩”的政策之下，只有坚持“反蒋抗日”，为实现《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而斗争，才能实现逼蒋抗日（及以后的联蒋抗日）。　　

　　

　　1937年，我在延安陕北公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入门教育。　　

　　

　　1939～1945年，我在遭到康生的政治诬陷与迫害期间，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选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翻译过列宁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1947～1948年，我在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资料室主任期间，接收日本满铁调查部的研究人员，搜集东北解放前的满铁调查资料，并对北满、东满的国营经济进行调查研究，参加土改运动的检查工作，写了《黑龙江土改运动调查告》和《黑龙江省土改运动研究告》，揭露了打击面过宽，及批评了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编辑《东北经济》。　　

　　

　　1948～1952年，我在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后改名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后改名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调查统计处（后改名统计局）副处长（副局长）期间，接收满铁调查资料，组织和领导原满铁调查部的研究人员整理和编辑东北解放前的工矿企业统计资料；接收和招聘研究人员和翻译人员，编辑出版《国际经济》、《计划经济》、《统计工作》；创办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后改名东北财经大学）培养计划统计工作干部和经济建设的干部。在此期间，我为实现统计数字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及时性而斗争，坚持用统计数字代替估计数字；反对高岗用估计数字代替统计数字，甚至在年度计划执行完毕以后，用修改（降低）计划数字等方法掩盖计划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把没有完成计划说成是超额完成计划，向中央谎成绩等做法。为此，我不但遭到勒令“停职反省”的处分，而且还被扣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三顶大帽子。　　

　　

　　1952～1954年，我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期间，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观点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讲授，得到领导同志的支持，曾以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名义印发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也以教研室的名义印发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初稿》。在同一期间，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学习会上讲述过《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由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印发了告记录。　　

　　

　　1954～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政治经济学组组长兼《经济研究》常务编委期间，曾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讲授过《资本论》第二卷，曾应邀到天津市委干部学习班作政治经济学的专题告，也为北京军区某些单位讲过课。　　

　　

　　1955年，发表《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底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特别是恩格斯、列宁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说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论述了价值法则依然是决定我国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法则，剩余价值依然是决定我国资本家的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　　

　　

　　1956～1957年，我参加了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收集黎族、傣族、彝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的社会历史资料，准备从少数民族的经济史入手，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1958年以后，我从二十四史及其它历史书籍摘录经济史资料，做了大量的卡片，准备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根据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写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　　

　　

　　从1956年起，我为贯彻党的向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进军的路线，反对把全国青年引向“为副博士学位而斗争”的道路。在1957年毛主席、周总理批评了为副博士学位而斗争的口号以后，根据组织的要求，我写了《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文，经中宣部批准，发表在光明日。　　

　　

　　1958年，我参加了副岛种典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合译工作。同年，根据《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底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和《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篇文章，我被打成“右派分子”，长达二十一年之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不能公开发表文章。　　

　　

　　1966年以后，我以冤案申诉为中心写了一些亲身经历过的革命史料的片段；并准备完成一部《革命斗争回忆录》。　　

　　

　　长期以来，准备完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还准备写一部《资本论的辩证法》，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从他的《资本论》中抽出来，既帮助读者学习《资本论》，又帮助读者学习辩证法，由于平反后一直没得到应有的工作条件，这些研究和写作计划不能顺利进行。　　

　　

　　关于陕北公学的几点回忆　　

　　林里夫　　

　　　1983年7月23日　　　

　　

　　

　　陕北公学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兄弟学校成立的培养抗战建国的干部的学校。1937年9月初开学，它所接收的第一批学员主要是北平、天津等地各大专院校的流亡学生，及全国各大城市受过党的政治影响的思想进步的青年。修业期原定两年，课程设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第一期（9～11月）的教学计划完成以后，把修业期间缩短为两个月。这样，陕北公学就变成了具有干部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学校，课程和教学人员的配备也就发生了改变。　　

　　陕北公学刚成立时的负责人是：　　

　　

　　校长： 成仿吾　　

　　

　　教育处长： 邵式平　　

　　

　　科长： 陈璧如　　

　　

　　政治处长： 周纯全　　

　　

　　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邓洁　　

　　

　　马列主义教员： 陈伯达　　

　　

　　政治经济学教员： 林里夫、王思华　　

　　

　　统一战线教员： 周扬、吴化之　　

　　

　　游击战术教员： 戴戟英　　

　　

　　（成仿吾也常作关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体会的告）　　

　　陕北公学的教学方法是：白天讲课，晚间分组讨论，教员轮流到各小组去解答讨论会上的问题。　　

　　

　　从第二期起，陕北公学正式变成了短期训练班，但从1938年下半年起，又增加了高级班，选留了一部分毕业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　　

　　

　　陕北公学是一所值得称赞的新型的革命学校：因为它用最少的教职员工教育了尽可能多的学员，并且不断地用最短的时间培养出抗战建国的有用人才。　　

　　

　　陕北公学完成了党所交给它的历史任务：因为它的毕业生的绝大多数，除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已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以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都已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并且继续作出着自己应有的贡献。　　

　　

　　

　　林里夫生前亲自校核过的生平年表　　

　　林里夫，曾用名：林云青、林立甫、老白。　　

　　

　　　1909年11月26日　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　　

　　

　　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　　

　　

　　1928年参加革命。　　

　　

　　1929年1月赴日本留学，　9月 1　日在日本东京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1年3月回到北平，5月任中共北平市西城区委书记。　　

　　

　　1931年“　9.18”　事变后，由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转往上海工作；同年12月，在南京任“北平各大学学生南下示威团”临时党团书记。　　

　　

　　1932年在上海“　1.28”　战争中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外兵工作委员会”日兵科长，后兼任该会主席（进行瓦解日军工作，帮助19路军抗战），战后任“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常委研究部长。　　

　　

　　1932年6月任中共北平市文委书记、“9.18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党团书记，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　　

　　

　　1933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　　

　　

　　1934年4月～1936年在上海任中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简称“武卫会”总会，宋庆龄任主席），为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国内战争，实现“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对党内外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1937年在延安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秘书、兼陕甘宁特区民主政府选举委员会秘书、陕北公学政治经济学教员。　　

　　

　　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秘书。　　

　　

　　1939年11月～1946年因被康生诬陷为内奸，被开除党籍，关进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遭到酷刑、迫害达七年之久。　　

　　

　　1945年中共“七大”专案组“审查结论”证实：不但所谓内奸罪状全无事实根据，相反肯定了林里夫领导“武卫会”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是有成绩的。　　

　　

　　1946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做出林里夫无政治问题的历史审查结论，由安子文以中央组织部名义恢复林里夫党籍。但康生又把新的栽赃诬陷作为“林里夫历史上的暂时保留问题”写进恢复党籍的决定中。　　

　　

　　1947年秋在哈尔滨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资料室主任。　　

　　

　　1948年～1949年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后改名为东北计划委员会）调查统计处副处长。　　

　　

　　1950年～1952年任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副局长，后兼任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副院长（现东北财经大学）。　　

　　

　　1952年～1954年10月任中共东北局党校政治经济学教员及教研室主任。　　

　　

　　1954年10月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55年2月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共同创办党的经济理论刊物《经济研究》杂志，任副主编。1956年兼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本论》教授。　　

　　

　　1955年因撰文论述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法则，于1957年被错误地作为政治问题遭到批判。　　

　　

　　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同年5月又被诬为“反党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后改称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取消工资、级别和干部待遇，监督劳动21年。　　

　　

　　1978年12月中共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做出“改正林里夫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的决定”。　　

　　

　　1983年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5月25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林里夫同志历史保留问题的复查平反结论” 的通知，撤消历史保留问题，推倒康生所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林里夫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于1958年，中国科学院把狄超白、林里夫定为“反党集团”，使林里夫同志受到冤屈，予以平反。　　

　　

　　1985年4月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分党组做出决定，重申“狄林反党集团”是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1989年12月离休。　　

　　

　　

　　《林里夫集》目录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参加科学研究活动的简历　　

　　

　　

　　边区各乡各区民政府选举运动的总结（《解放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1937年10月30日　）　　

　　

　　论国家企业实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东北经济》第五期，　1948年8月15日　）　　

　　

　　论编制物价指数的新方法——综合公式（《统计工作》第二卷，第四期，1951年2月）　　

　　

　　关于统计与计划、业务的关系问题（《统计工作》第三卷，第一期，1951年3月　1951年4月17日　）　　

　　

　　我们的社会统计工作的基本特点（上海《新闻日》，　1951年10月8日　）　　

　　

　　政治经济学讲义（1953～1954年）　　

　　

　　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底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经济研究》1984年第2期）　　

　　

　　再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984年2月，未发表）　　

　　

　　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一场关于经济法则的论争的回顾与展望（　1985年3月20日　，未发表）　　

　　

　　

　　哀悼不幸早逝的吴恩裕同志（《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期）　　

　　

　　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战斗在南京（《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8期，1983年7月）　　

　　

　　关于陕北公学的几点回忆（　1983年7月23日　）　　

　　

　　我在北平工作的两年（《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11期，1983年10月）　　

　　

　　对敌斗争的实践使我确认：陶凯孙是革命的战友，康生是革命的敌人（《陶凯孙纪念文集》1987年）　　

　　

　　鞠躬尽瘁坎坷一生——狄超白传略（《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宋庆龄和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上海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王纪华与武装自卫会（《王纪华纪念集》1995年）　　

　　

　　

　　主要著作目录　　

　　

　　年表　　

　　

　　

　　后记　　

　　林里夫已于　2001年4月16日　去世。他与敌特份子和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想斗争了一辈子，从不任何私仇。但是他去世后，却有许多卑鄙小人谣言惑众。　　

　　

　　罗银胜等人在处理林里夫的故友顾准的遗稿时，在书中对林里夫胡说八道；而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参与迫害林里夫的吴敬琏居然也凑上去为顾准的遗作写序；继而又有个叫裴毅然的家伙，根据上述的胡说八道，写出一篇名为“顾准的恕道”的文章，且继续造谣，死不悔改。三人中，两人属跳梁小丑一类，而吴敬琏却是个“大家伙”。　　

　　

　　50年前，吴敬琏还是个小人物，不知如何混入的共产党，当时已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支部的一名成员。　　

　　

　　众所周知，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后，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准备逐步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而大部分人则坚持要重建剥削制度。你死我活的斗争，至今没有停止。想当年，中国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只是一小撮，势单力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的是绝大多数。中国革命是在一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那时，真正读过马克思的书的人很少，读过原著的极少，特别是当时《资本论》中文译本中的错误很多，能读得明白的人就更稀少了。　　

　　

　　当年经济研究所的党支部中，专家型的老革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研究并讲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使吴敬琏等人不满。　　

　　

　　从延安到北京，康生几次三番没能消灭林里夫，始终是块心病。那时机会来了。因为康生的心腹们已经把持了中宣部、科学院，再加上吴敬琏一伙的里应外合，没有多少时间就把一个好端端的经济研究所的党支部、团支部连锅端了。“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的成员们，一下子被专政了20多年。　　

　　

　　流血牺牲、打天下的老革命们都被干掉了，还捎带上了一些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年轻人。吴敬琏一伙剩下了，20年后，成了“精”，把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引入了“繁荣娼盛”的资本主义死胡同。　　

　　

　　在共产党内，正派人从不拉帮结派，但心怀叵测者总是结成团伙。这是无数正直的共产党员不断地被“各个击破”，并被清除出党的原因之一。坏蛋虽少，但形成团伙并掌权后却十分厉害，能够起到祸国殃民的作用。好在我国的无产阶级队伍30年来不断壮大，劳动者的文化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人们对歪理邪说的分辨能力在不断增强。照妖镜下，“精怪”们正在一个个地原形毕露。　　

　　

　　愿全世界无产者早日联合起来，战胜共同的敌人！　　

　　 林熊熊